舆论撕裂是反智主义的胜利吗？

作者阿儒

疫情带走的几十万条生命，令2020年被历史铭记。随之而来的除了全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的阵痛，还有发生在中国的另一道风景线：民众舆论的撕裂

自中国互联网诞生起，网络舆论就从未消停过。但从未像今年这样泾渭分明的撕裂为两大立场：粉红派和公知派。双方的厮杀几乎遍布了每一个公共事件，非常惨烈。从据理力争，到破口大骂。越来越不顾形象。

而很多旁观者，感受到的除了杀气腾腾的武斗，还有各种支离破碎的论证。为了挑出对方的毛病，证明自己的正确，把论据变得孤立，越来越直观。好像越是简单的常识、越是表浅的经验，越是显得有力量，可证明对方是多么无知和无脑。也就是比舆论分裂更夸张的：反智！

而且有意思的是，每当有围观者看不下去，亲下战场，准备拯救双方的智商的时候，很快就会反智逻辑打败。然后不知不觉的也开始跟别人一样的反智辩论。

上学的时候，总是有人谆谆教诲我们，讨论让人聪明。怎么现在的这么激烈的讨论却变成了尴尬？难道成年人的社会本来就是这么险恶吗？当看到发达的欧美国家都开始烧5g基站的时候，不得不怀疑，难道2020，是世界反智主义元年吗？新冠是老天给我们出的智力测试题？真是细思极恐，得赶紧找点正能量压压惊。

把时间调回到疫情之前，调到我们川大爷推特治国之前。这样可以把那些被逼营业，卷入舆论大战，被反智逻辑逆袭的无辜网民给剥离掉。回归到粉红派和公知派势不两立之前。会发现双方都长着一副无辜无害的可爱样子，各自玩耍：粉红派还没有被统一贴上标签。其中文雅点的喜欢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这些人身上的标签是“传统文化”；亢奋点的喜欢看各种热血新闻，大国精神，这些人身上的标签是“爱国青年”……。公知派，就显得更加老持成重，身份明确。占据着自媒体，向公众普及论证普世价值的重要性，试图告诉大家，美好的物质追求之外，更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双方的冲突，只是偶尔发生在中医无用论和传统武术打假这些不痛不痒的地方。并没有大面积蔓延。

其实阻止冲突蔓延，是一条“理性”防线。而且更多的时候，这条防线是由公知们构筑的。他们拥有更多的普世价值的知识，也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以及对发达国家的向往。用自身的使命感和传教精神来跟大众互动。把民众视为被解救的对象。公知在网络自媒体兴起的时候，是褒义词，代表了有知识、理性、视野，以及同情心。舆论撕裂中出现的反智现象，看上去更像是公知的理性防线失手了。那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条防线失守了呢？

早在2016年，就有评论说，公知在2009-2012年到达了影响力的顶峰。随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因为中国的进步和西方的衰落导致的（常凯申 知乎）。每当这两条线开始交叉的时候，就是公知倡导的西方价值观在国内失去市场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预测已经在这次疫情事件上强烈的体现出来了。只是比他预测的时间提前了十几年。当然，这个交叉点，也不会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段。

中国崛起，导致倡导西方价值观的公知衰微，这个很符合当下的舆论现象。而反智现象呢？真的是因为公知们无法接受现实，气急败坏，口无遮拦引起的吗？还是因为出身草根的粉红派天生的智商缺陷？这样的反智现象究竟要演化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不是什么高明的问题，只是反应了一个普通看客的焦虑而已。不同的立场肯定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而任何悲观的答案，可能都会带有恶意的成见。如果试着找点乐观的正能量来抚慰焦虑，那可以把中国崛起视为一种必然的背景（悲观主义者应该不会赞同），这个背景中可能会涌现出新的公共话题，打破双方争议，重新回归理性。

第一个是中国崛起背景下，人权观可能会被重新建构。

面对这次疫情，中西方的应对方式差异很大。舆论中，这是关于强大和落后的争论。但是抛开各自政府角度的管控效率的话，在民众层面，中西方最大的文化差异是关于“自由权”和“生存权”的分歧。明显中国人更“怕死”，为了减少疫情的感染和死亡，大家愿意忍受枯燥的居家隔离，严厉管制，以及大面积的停工停学。而欧美更关心自由，不愿意做大面积的强制隔离，以及感染路径的调查。甚至在戴口罩的问题上都要纠结很久。

可以说，这次疫情，是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推崇的“生存权”和西方政府推崇的“自由权”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此之前，生存权，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经济落后国家的基础权力。无法跟西方先进的自由观平起平坐。

这次舆论分裂的爆发点，就是大众对 “封城”的态度转变。

开始的时候，中国公知与西方的批评态度保持一致，认为这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属于属于一刀切的拍脑瓜决策，过度防控。是我们社会体制落后的集中表现。而这一观点，夹杂在大众对武汉人民的深深的同情之中，被默认了下来。一直到欧美疫情的爆发。眼看着西方各种“先进”的软硬件设施都迅速被疫情击垮，并大面积蔓延开来。国内大众才意识到当初的封城决策是如何重要。这就导致插在“封城”话题上的自由权旗帜被换成了更符合中国人价值观的“生存权”旗帜。

虽然后续舆论的厮杀刀光剑影。但是不管是粉红派还是公知派，都没有对“生存权”起过异议。也就是大家在“生存权高于自由权”这个观点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在西方抗疫的对照下，中国的疫情应对，已经从一次公共卫生事件，转变成了一次举国参与的“人权实践运动”。虽然很多人是高度不满状态下“被迫”参与的，但最后却在西方的抗疫对比中认同了这次“中国特色的人权实践”带来的结果。

表面上来说。关于生存权的问题，并没有成为舆论的核心。舆论撕裂更多的是围绕着“中国是不是足够强大”这样的话题展开的。生存与自由，也无法在中西文化差异下上升到“普世”的高度。但这不代表着这次人权观的交锋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因为两种人权观，除了“谁更怕死”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个重要的交集：责任——这应该是两种人权观第一次交锋的核心议题。

自由权，一直被中国人视为一种“高尚”的人权，代表着人类文明达到的高度。在西方近代史的人权实践中，已经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也顺其自然的成为了中国有精神追求的知识份子的理想。但这一次疫情，中国人在生存权的视野下，开始怀疑自由权是否在“责任”的问题上存在缺陷。有理由相信，即便是对自由权最铁杆的中国公知，内心里面可能都无法消除这个疑虑。

同样也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崛起还在继续。关于“责任”的思考、体会和实践，就会持续下去。而且这个过程，极大可能是伴随着西方自由权的解构和中国人权观的建构，将会引发对“普世价值观”一次深入审视。依然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揣摩的话，对普世价值观的批判性思考，可能比用西方价值观批判中国社会，更能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因为这才意味着他们最为推崇的精神状态：“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