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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到派出所下了户口

作者: 未知 时间: 2024-04-30 阅读: 39 次

1969年元旦以后,学校早已不再上课,在教室里,同学们慷概陈词,纷纷向学校表决心,表示要服从分配,争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边远的山区去,已经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动员大会以后,我曾

多次

想过:要下乡,最好还是找比较要好的人,下到

一个生产队,相互之间能有个关照。

未曾想,我们班上唯一的共青团员,陈永华,他

今天

倒是挺主动地来约我:

石头,我倒是很希望,你能和我下到一个生产队。如果你同意的话,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到学校的上下下乡办公室去登记,正式报名。

正好,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算实不谋而合。

在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崇拜他个头比我高,力气比我大,学习成绩也比我好,他一直就是我的偶像。如果真能和他下到一个生产队,我肯定是吃不了亏。最起码在干点重活儿,挑点水,劈点柴

需要出力气

的活儿,他会帮我做的。

既然陈永华主动提出,

我很爽快就表示同意

我立刻回应道

“那好,我们就算说定了。不改了。咱们两个

一起走,马上

向学校申请,争取下放到一个生产队。

陈永华当时在我们班里是唯一的共青团员,从

1964年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学校开始长期停课期间,我们一直是同桌,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历来都是名列前茅。人个头长得很高,他的身高在班上算前几名,体力好,力气大。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学习榜样。我觉到自己能交到这样一个好朋友而感到庆幸。心想能和他下放到一个生产队,将来在农村里做体力劳动,肯定能得到他不少帮助,我在内心深处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依附感。

我和我的同桌好朋友陈永华,两个人手拉着手。一起来到学校上山下乡报名处的办公桌前,学校就根据我们的申请志愿,认认真真地登记。的确把我们两个安排到一个生产队,并且张榜公布。榜上面写着:

罗坝公社光荣大队第一生产队,

陈永华。石建华。

我当时还看得非常清楚。为了这件事,我还暗自高兴了好几天呢。

上山下乡正式报名不久,我就从学校总务科,领到一张到当地派出所下户口的书面通知书,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不在家。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收音机里天天都在讲,学校里也反复讲过多少次,说句通俗的话,耳朵都听出老茧了,每天都在听广播,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反正下农村当知青,已经是铁板定钉的事了,既然躲不过,早晚都必须得下,那晚下反倒不如早下,最起码我还能落得一个积极响应号召的名声。

当时我自认为:既然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在全国

深入人心了,上山下乡的行动,肯定是

属于

革命行动,

既然是革命行动,那

父母

定也会支持我的。而且在

69年元旦以前,家里也

曾经

做过沟通,对我将来下乡要下到

儿,最起码

有一点,

我还是知道

,我爸爸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时候的我,毕竟还是太年轻,心里想的很简单,

认为

只要是革命

行动,那爸爸妈妈就一定

不会反对

。当时

确实

一点也没有顾及到爸爸妈妈的感受

反正

头脑一热

便自作主张。

从学校跑回家以后,立即从缝纫机下的抽屉里,三两下就翻出了户口本,带着爸爸的私章,又是一路小跑步,气喘吁吁地到当时地处府南河畔的万福桥派出所,心甘情愿地去办理下户口的手续。

在派出所里,一位老警察走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接过的那份书面通知书,他紧锁着眉头很快地流览了一下,然后用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睁着一双大眼睛,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压低了嗓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年轻人,你真要下户口哇?可真的要想好哦,下户口倒是很容易,你想再要上户口可就难了。”

我当时的表现可能显得太革命,挺胸收腹立正,把头一扬,潇洒地说:

“我就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今天到这里就是来下户口的,我马上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

这位老警察看着我,轻轻地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长叹了一口气:

“好吧,你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一坐,稍等一等,我马上就给你办好。”

过了一会儿,他交给我一张回执单和两张卡片,要我返给学校。

离开派出所以后,我信步来到派出所围墙外的府

河边,踏上了停靠在河边的渡船,那个摆渡船的老人,手里撑着一支长长的竹蒿,渡船随着这位摆渡老人不断地改变动作,在河面上不停地变换着方位,在府河的两岸来回穿梭忙碌着。每个人要坐船过河,只需要给两分做过河的船钱,价钱又不贵,河面大概有

100多米宽,这里的河水清澈见底,站在这个渡船上,就能非常清晰地观赏到

可爱的

小鱼和虾群

看着他们在

河里

游来游去的

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经常到河边来玩儿,时常

用中午睡午眠

时间,跑到河里

游泳。

我们并排

站在渡船的船头,扑通扑通地往河里跳。这位摆渡船的老人,生气地横握着

一根长长的

竹竿,不准我们上他的船,更不准我们

他的船头往河里跳。

我们这一群半大小子,就像

一群

浮在河面上的野鸭子,发出叽叽嘎嘎地笑声和尖叫声,任凭强烈的阳光照射,赤条条

油光光

脊背

挂满了

黄豆大的

水珠,

大家都躲在船舷下,

围着船帮

转圈圈

,和这位摆渡的老人捉迷藏,他在这边拦挡,我们就从那边翻身上船,

特意等到这位老人拿着竹篙赶过来,我们立马

扑通扑通地往河里跳。反正既要从

船上往水里跳,又不能要他

住我们。

我们戴着红领巾的时候,也常常来到河边,在离开渡船不远的地方

提着小水桶来

捉小鱼和河虾,如果运气好,还能捉到小螃蟹,就是光着脚在河边走,有时候也会被河里的螃蟹夹住脚。现在要下乡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在能回来。以后这河里还会有小鱼

小虾和

螃蟹

吗?

这会儿

渡船上

人很少,在等人的时候,我和这位摆渡船的老人,有一句无一句的聊着天。无意中告诉这位老人,过不了几天,我就要下乡,到洪雅当知青去了。这位老人低着头,叹了一口气,把头扭向了河对岸,用衣袖擦了擦眼睛。

过了好一阵,他才用沙哑的声音淡淡地说了一句:

“是啊,你们

这些小鸭儿,现在都

长大了,也不会再来我的船上

捣蛋了

,我再也挡不到你们

来我的船头上

跳水了。

一拨一拨地小鸭儿,看着都长大了,翅膀长硬了,该出窝了。

你们

一走,我的船头上就

清静了,

没有那么闹热了。年轻人,下农村,你可要吃苦头了。不过话要说转来,锻炼锻炼也好。这话要倒过来,你到是离开家,到乡下挣工分去了,你的父母可就该遭罪了。

离开了这条渡船,在街上转悠了好一阵,看见很多学生模样的人,拿着户口本,急急忙忙地往派出所走。看样子,也是到派出所下户口的。跟我一样,都是下农村,当知青去了。

回到了家里,天快黑了。家里还没有开灯,我看见爸爸妈妈坐在家里默默无语。我把已经下户口的事情,向爸爸妈妈讲了,他们都无言而对。过了好一阵,爸爸才说:

“这几天,我们一直怕你想不通,正想着该怎样和你说,你下乡的事情看来是必须的事。真没想到,你已经走到我们前面,把户口都下了,下就下了吧,反正早晚都得有这么一天。”

几天后,我把派出所里出具的回执单和两张卡片交给了学校,当天就在学校的总务科,我领到了

30元的下乡动员费。回到家,妈妈什么话也不说,就用这30元动员费给我买:一个单人蚊帐,一个洗脸盆,一双胶鞋,又托封大娘给我做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三个衣兜的黑色学生装。准备着要下乡的行装,充满幻想的我,心早已经飞到广阔天地去了。

要下乡了,至于乡下的农村是什么模样,我一无所知,过去只是在电影《槐树庄》《李双双》等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过。影片和小说中农村,在我们的头脑里,所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画卷,一幅幅山清水秀花好月圆的绚丽景观。

在我的内心深处,农村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很多的小说描写中,都把农村描绘的风景如画,不知道我要去的那个生产队,也会有令人陶醉的美景吗?那里会有神秘的丛林,该不会有什么野兽

?生产队里能让我们吃饱饭吗,主食是什么,有大米吃吗?队上的狗不

咬人吧?是不是也会有麦苗青来菜花黄的美景呢?

几天后,学校正式发出通知,要求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人员,把全校下乡知青的行李集中起来,统一送到火车北站的站台上,按照各自所要到达公社的顺序,提前逐件装进事前预定的知青专列的闷罐车厢。定于元月

22日上午,全校首批下乡的700多名知青,在火车北站集合,统一乘火车离开成都到夹江,然后从夹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洪雅各个公社,最后从各个公社步行到各自所要去的生产队。

爸爸帮我收拾行李,随后在大街上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的行李送到学校,交给经办的老师。当他看到:比我的个头还小的学生,还也要下乡。自己的儿子,身体状况不算是最差的。比自己儿子身体差的人,还多着呢。别人能下乡,他们都能行。自己的儿子也应当过得去。这么一想,好像他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些。

从小到大,长到十七八岁,我从来就没有离开父母,从来没离开过家,对于外面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在我的心灵深处,始终充满着各种各样神奇的幻想,从内心来讲,我也是的确想离开家,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啥样?。现在真的就要离开家,就要下乡了,至于在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我说不上来,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样的?我更加不知道了。在当初,年轻幼稚的我,心里直充满了将颜离开家的兴奋和绝对想不到那么远。

反正我是要走了,不久后的几天里,马上就要离开家了,到那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乡下生产队种地去了,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去了。要走就早点走吧

……

这段时间里,我心焦火燎地呆在家,想着拿本书来看看,书上的字密密麻麻地令人心烦;想着喝杯水,可端起来的水杯,不是太冷就是太烫,反正叫人喝不成;想去看看电影,可在电影院里除了新闻简报,其他的就都是样板戏,看得次数多了,也就烦了;在家里,不论做什么,心里都是毛焦火辣的;跟两个弟弟说话,也总像是吃了枪药一般,常把两个弟弟吓得不敢说话。

就要离开家了,我心事重重地站在窗台前,望着窗外漂浮在眼前高楼后面的蓝天浮云,面对着四面苍白的墙壁,无聊地翻阅着挂在墙上的日历,用一支红兰铅笔,在日历本上画杠杠,板着指头算着天数,坐立不安地等待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那一天的到来。

请看下文《踏上知青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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