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

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審琦卒，封琅琊郡王；高懷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傾心興朝，宣力藩鎮，故榮之以茅土也。

其佐命功臣，惟趙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濟陽郡王而已。（普後加封韓王）

至徽宗時，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確汝南郡王，封爵始濫。時宰相何執中卒，封清源郡王；鄭居中卒，封華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貫亦生封廣陽郡王，名器猥褻，莫此為甚。

南渡後，

武臣封王者，韓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後追封靳王；張俊生封清河郡王，後追封循王；楊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後追封和王；吳璘生封新安郡王，後追封信王。其死後追封者，吳玠涪王、岳飛鄂王（寧宗時封）、劉光世安成郡王（孝宗時封），又加封鄜王。

文臣封王者，秦檜生封建康郡王，後追封申王；史浩追封會稽郡王，又加衛王；韓侂冑生封平原郡王；史彌遠生封會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鄭清之亦追封魏郡王。

諸武臣多戰功，疏封尚有說，文臣以權寵得之，亦太猥褻矣！

此外則后族有封王者，

其始皆子孫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審進為京兆郡王。真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鄭王，郭后弟守文譙王是也。章獻明肅劉后父通，追封魏王，則以后垂簾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隴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

惟仁宗張貴妃（追冊溫成皇后）父堯封封清河郡王，此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

仁宗慈聖光獻曹后，乃曹斌女孫，神宗時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韓王，父吳王，后弟佾亦封濟陽郡王，則並及四代矣。

英宗宣仁聖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繼勳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后弟士遜、士林、姪公紀、公繪皆為王。

神宗欽聖向后弟宗回永陽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時封。

哲宗孟后父彥弼咸寧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則高宗時封。

徽宗王后、鄭后無封。韋賢妃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淵平樂郡王。

欽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則欽宗所封也。

高宗吳后父近吳王、弟益太寧郡王、蓋新興郡王。孝宗郭后父瑊榮王、弟師瑀永寧郡王。皆子為帝後所封。

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則光宗時封寧宗楊后弟次山永陽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寧宗時封。

理宗謝后三代皆王，則度宗時封。

宋待周後之厚

宋太祖為軍士擁戴，既登極，遷周恭帝及符太后於西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廟於西京，遣官遷其神主，命周宗正郭以時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穎拜嵩陵（太祖）、慶陵（世宗）。建隆三年，鄭王出居房州。開寶六年，鄭王始殂，距禪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諡曰恭帝，命還葬慶陵之側，陵曰順陵。

仁宗嘉祐四年，詔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歲時奉周祀。尋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詔周世宗後，每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詠為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並給西京周廟祭享器服。

神宗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思恭等為三班奉職。熙寧四年，崇磁公柴詠致仕，子若訥襲封。

徽宗詔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後為宣教郎，監周陵廟，世為三恪。（顏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陳）并夏後（杞）、（殷後）宋為三恪也。」）

南渡後，高宗又令柴叔夜襲封崇義公。

理宗又詔周世宗八世孫承務郎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此皆見於本紀及續通鑑長編者。蓋柴氏之賞延直與宋相終始，其待亡國之後，可謂厚矣。

宋郊祀之費

宋制：每三歲一親郊，大小各官皆得蔭子。趙思誠疏言「寒士在部，須待數年之闕。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十年之後，須萬二千員，則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選者。」是郊祀恩蔭已極冗濫。

此外又有賞賚，計每次緡錢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絹絁紬平其直給之。

景德郊祀至七百餘萬，東封又八百餘萬，祀汾上又百二十萬。丁謂為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自後歷代郊祀，常以為準。

仁宗享明堂，並增至一千二百萬。後以西夏用兵，國計日絀，乃詔裁減郊祀所賜銀絹，舊三、四千者，減一千；一千者，減三百；百減二十。特著為令。然寶元元年，會計京師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萬，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以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過多云。則亦未為大減也。（俱見食貨志）

神宗時，司馬光曾疏請「聽百官辭南郊賞賚」，不許。

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貴於恩澤之多？乃浮費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為百官倖恩之端，真屬無謂。且歲一親郊，古今大禮，今反以浮費之多，不得不改為三歲一舉，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

按范鎮疏云「賦役繁重，轉運使又於常賦外，進羨錢（賦稅之盈餘）以助南郊，無名斂率，不可勝數。然則南郊之費，大概出於外僚科斂所進之羨餘，是又因百官之濫恩，而朘萬民之財力，立制抑何謬耶！

宋制祿之厚

宋史職官志載俸祿之制：

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月二百千，綾十匹、絹三十匹、綿五十兩，其下以是為差；節度使月四百千，節度觀察、留後三百千，觀察二百千，綾絹隨品分給，其下亦以是為差。凡俸錢並支一分見錢，二分折支，此正俸也。

其祿粟，則宰相、樞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權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為差；節度使一百五十石；觀察、防禦使一百石，其下以是為差。凡一石給六斗，米麥各半。熙寧中，又詔縣令錄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兩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

俸錢、祿米之外，又有職錢。御史大夫、六曹尚書六十千；翰林學士五十千，其下以是為差。（職錢惟給京朝官，外任者不給，因別有公用錢也）元豐官制，行奉錢稍有增減，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如大夫為郎官者，既請大夫俸，又給郎官職錢，視國初之數已優。

至崇寧間，蔡京當國，復增供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視元豐祿制更倍增矣。

俸錢、職錢之外，又有元隨、傔人衣糧，（在京任宰相、樞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隨身，餘止傔人）宰相、樞密使各七十人；參知政事至尚書左右丞各五十人；節度使百人；留後及觀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為差。

衣糧之外，又有傔人餐錢，（中書、樞密及正刺史以上，傔人皆有衣糧，餘止給餐錢）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諸司使副等官九等。

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麵羊口之給。

其官於外者，別有公用錢，自節度使兼使相以下，二萬貫至七千貫，凡四等；節度使自萬貫至三千貫，凡四等。觀察防團以下，以是為差。

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之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團以下，各按品級為差。選人、使臣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

建炎南渡，以兵興，宰執請俸錢、祿米權支三分之一。開禧用兵，朝臣亦請損半支給，皆一時權宜，後仍復舊制。此宋一代制祿之大略也。

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祐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徇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然給賜過優，究於國計易耗，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

宋祠祿之制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

自真宗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後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也。

在京有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以宰相執政充使。（王曾以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以樞密使領景靈宮，班在曾上。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為玉清昭應宮使，乃班利用上。見王曾傳。充使者俸錢：玉清昭應宮，月百千；景靈宮七十千；祥源觀五十千，見職官志）丞郎學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等各食其祿。初設時員數甚少，後以優禮大臣之老而罷職者，日漸增多。

熙寧中，王安石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著令宮觀毋限員數，以三十月為一任。又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仙靈觀，置管幹、提舉等名，以此食祿，仍聽從便居住。又詔除宮觀者，毋過兩任；其兼用執政恩例者，毋過三任。

紹興以來，士大夫之從駕南來者，未有闕以處之，乃許承務郎以上權差宮觀一次，（月得供給，各依資序，降二等支）不限員數。後以陳乞者多，又定令稍復祖宗條法之舊，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紹熙五年，慶壽赦令，宮觀、嶽廟已滿，不應再陳者，今因慶壽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許更陳一次）京官二年；選人三年，皆於優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見職官志。

宋恩蔭之濫

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

文臣自太師及開府儀同三司，可蔭子若孫，及期親大功以下親，並異姓親，及門客；太子太師至保和殿大學士，蔭至異姓親，無門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蔭至小功以下親，無異姓親。武臣亦以是為差。

凡遇南郊大禮及誕聖節，俱有蔭補。宰相執政，蔭本宗、異姓及門客、醫人各一人；太子太師至諫議大夫，蔭本宗一人；寺長貳監以下至左右司諫，蔭子或孫一人。餘以是為差。

此外又有致仕蔭補。曾任宰執及現任三少使相者，蔭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蔭一人。餘以是為差。

此外又有遺表蔭補。曾任宰相及現任三少使相，蔭五人；曾任執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蔭一人；諸衛上將軍，四人；觀察使，三人。餘以是為差。

由斯以觀，一人入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大者並可及於門客、醫士，可謂濫矣！（俱見職官志）然此猶屬定例，非出於特恩也。

天聖中（仁宗），詔五代時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告身：唐以後官員的任命令）子孫聽用蔭。則並及於前代矣！

明道中（仁宗），錄故宰臣及員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孫授官有差。則並及於故臣矣！

甚至新天子即位，監司郡守遣親屬入賀，亦得授官。（見司馬旦傳）則更出於常蔭之外矣。

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二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蔭者也。

李沆卒，錄其子宗簡為大理評事，婿蘇昂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王旦卒，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數十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向敏中卒，子婿並遷官，又官親校數人。王欽若卒，錄其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此以優眷加蔭者也。

郭遵戰歿，官其四子，並女之為尼者亦賜紫袍。任福戰歿，官其子及從子凡六人。石珪戰歿，官其三子。徐禧戰歿，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優恤者也。

范仲淹疏請「乾元節恩澤，須在職滿三年者，始得蔭子。」則仲淹未奏以前，甫蒞任即得蔭矣！

閻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離童齔，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給。」（職官志：凡蔭嫡子孫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弟姪須過二十。此蓋續定之制）龔茂良亦疏言「慶壽禮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幾何？」是甫蔭即給俸矣！

朱勝非疏述宣和中諫官之論曰「尚從竹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則甫蔭得服章服矣。

熙寧初，詔齊、密等十八州及慶、渭等四州，並從中書選授，毋以恩例奏補。則他州通判皆可以蔭官奏補矣！

金安節疏言「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為市。」則恩蔭並聽其鬻賣矣！（以上俱見各本傳）

其間雖有稍為限制者。神宗詔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孫。（見職官志）又詔任子自一歲一人者，改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者，改為六歲一人。孝宗詔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不得蔭補。又詔終身任宮觀人，毋得奏子。此雖略為撙節，然所減損，究亦有限。

朝廷待臣下，固宜優恤，乃至如此猥濫，非惟開倖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經費，竭民力以養冗員，豈國家長計哉？

宋恩賞之厚

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

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此以宰執大臣也。

雷有終平蜀有功，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既歿，宿負千萬，官為償之。此以功臣也。

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鎮大臣也。

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闕，即各賜錢三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御史，賜錢三十萬；魏廷式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搏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班僅庶僚，非有殊績，亦被橫賜。

甚至魏震因溫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二千兩，毋亦太濫矣！

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同列上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宜用乾興故事。（乾興元年，真宗崩，出遺留物賜近臣、宗室、主兵官）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助山陵費。」不許。此可見宋代恩賞之大概也。

南渡後，吳玠卒，賜錢三十萬；蜀將郭浩、楊政，各賜田五十頃；魏勝戰死，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吳璘卒，高宗已為太上皇，賜銀千兩。蓋南宋幅員狹而賦稅少，匪頒亦稍減矣。

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

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

王禹偁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見禹稱傳）

楊億疏言「員外加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為常參，不知職業之所守，祇以惠澤而序遷。」（見職官志）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無定員，一冗也。州縣不廣於前，而官倍於舊。請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俟闕官時計員補吏。」又曰「使相、節度為費最多，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眾享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見祁傳）

范坦亦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見坦傳）

按向經傳，方鎮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多優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費也。

徽宗時，盧策疏言「皇祐（仁宗）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英宗）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神宗）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終日矣！」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員既少，而耗費更多。

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陝一軍而不足。川陝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內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兵。」（見剛傳）此軍官之冗費也。

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緡；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兩匹。」（見應辰傳）此堂吏之冗費也。

舉此類推，國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無藝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恭儉，吏治亦淳，尚無甚病民之事。

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見蔡幼學傳）然猶為富國強兵起見也。

至徽宗時，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

是時賦稅之外，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裒斂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糶本錢。（亦見蔡幼學傳）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給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

甚至花石綱之擾，運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緡。而東南又大困。

南渡後，因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

有所謂經制錢者，本宣和末，陳亨伯為經制使，創雜征之法，因以為名。建炎中，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嘗設此制，宜仿行之，以濟緩急。」於是課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憲臣領之，通判掌之。紹興五年，孟庾提點財用，又請以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總制錢。州縣所收頭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悉入總制。乾道中（孝宗），又詔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總制錢。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項通謂之經總制錢。

又有所謂月樁錢者。紹興二年，韓世忠軍駐建康，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供億曹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

又有所謂板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為消除而抑納。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

淳熙五年（孝宗），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詔財賦十分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額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民力凋敝，實無從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朘削之害也。（以上皆見食貨志）

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咸平中（真宗），馬元方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先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於是以兩縑折一縑之直。」（見大中傳）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趙開總四川財賦，盡征榷之利。至大變酒法，麴與釀具，官悉自置，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時張浚駐兵興元，期得士死力以圖克復，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於食貨，算無遺策，供億常有餘，而遺法訖為蜀中百年之害。（見開傳）

至賈似道創議買公田，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令民以私家之租為輸官之額。（見似道傳）

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宋軍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過，軍律久弛，喪師蹙地，一切不問。周世宗鑒其失，高平之戰，斬先逃之樊愛能、何徽及將校七十餘人，於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關，所至必勝也。

宋太祖以忠厚開國，未嘗戮一大將，然正當興王之運，所至成功，固無事誅殺。乃太宗、真宗以後，遂相沿為固然，不復有馭將紀律。

如太宗雍熙四年，劉廷讓與契丹戰於君子館，廷讓先約李繼隆為援，及戰，而繼隆不發一兵，退保樂壽，致廷讓一軍盡沒，廷讓僅以數騎脫歸。是繼隆之罪，必宜以軍法從事，而太宗反下詔自悔，而釋繼隆不問。

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將傅潛，擁步騎八萬不敢戰，閉城自守，部將范廷召求戰，不得已，分兵八千與之，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又乞援於康保裔，保裔援之，力盡而死，而潛之援兵不至。帝僅流潛於房州，是時錢若水謂「潛既不能制勝，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請斬之，不聽。

仁宗時，夏人寇塞門砦，砦中兵纔千人。趙振在延安，有眾八千。砦被圍已五月，告急者數至，振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於賊。龐籍秦劾振，乃僅貶白州團練使。（俱見各本傳）

兵凶戰危，非重賞誘於前，嚴誅迫於後，誰肯奮恐決勝？乃繼隆等擁重兵，坐視裨將之覆軍喪命而不顧，軍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宋科場處分之輕

唐時有通榜例。

陸贄知貢舉，以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凡肅、元翰所薦，皆取之。（唐書贄傳）如崔群以梁肅薦為公輔器，贄遂取中是也。（群傳）

韓愈負文名，遇舉子之有才者，輒為延譽，並言於知貢舉之人，往往得售，故士爭趨之。（文獻通考）

然通榜必視其才，時尚無糊名（彌封）之例，見名甄拔，果當其才，人亦服其公，而無異議。

其以徇私得中者，

唐錢徽知貢舉，段文昌屬以楊渾之，李紳亦託以周漢賓，及榜發皆不中選，而取中有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舉子多不知出處，被黜者：孔溫業、趙存約等十人，遂貶徽江州刺史，李宗閔劍州刺史，楊汝士開江令。（舊唐書錢徽傳）

是唐時科場之處分本輕。

至五代時，

鄭舉進士，數不中，張全義為之屬有司，乃及第。（見歐史傳）

桑維翰應舉，亦張全義言於有司得第。（洛陽縉紳舊聞記）

崔梲將知貢舉，有舉子孔英者，素有醜行，宰相桑維翰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喻其意，反疑維翰屬之，乃考英及第。（見薛史梲傳）

此以勢利舞弊者。

後唐清泰中（末帝李從珂），盧導知貢舉，將鎖院，劉濤薦薛居正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為相。（宋史薛居正傳）

李度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樞密使王樸錄其句，薦之知貢舉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李度傳）

此亦通榜之餘風。雖非以勢利起見，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

聶嶼與趙都同赴舉，都納賂於鄭，報明日當登第，嶼聞不捷，乃大詬來人以恐之，懼，俾俱成名。

是竟以賄賂得第矣。五代亂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習以為常，固無足怪。

其有稍示懲罰者，

同光三年（後唐莊宗），禮部侍郎裴皞知貢舉，所取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干物議，特詔翰林學士盧質覆試，王澈改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無黜落，裴皞免議。

周廣順中（太祖），趙上交知貢舉，有新進士李觀不當策名，物議喧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黜之，並謫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見上交傳）

顯德中（世宗），劉濤考試不精，楊樸劾之，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黜者七人，濤坐降謫。（見濤傳）

又劉溫叟考進士，得十六人，有譖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溫叟左遷。（見溫叟傳）

是五代時，雖有科場處分，不過降秩。

宋初因之，

開寶中，李昉知貢舉，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帝怒，特命覆試，多黜落者，昉責授太常卿。（見本紀及昉傳）

真宗時，三司使劉師道以弟幾道舉進士，屬考官陳堯咨，時已糊名考校，乃於卷中為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詔幾道落籍，永不預舉。師道責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責單州團練使。

此五代及宋科場處分大概也。

惟王欽若知貢舉，有任懿者託素識欽若之僧惠秦賂以白金二百五十兩。會欽若已入院，僧屬其門客達於欽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書懿名於其臂及白金之數，以告欽若。遂得中。後事泄，欽若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遠貶。（見欽若及湛傳）

以有贓賄，故處分較重。然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亦太弛縱矣。

清康熙六十年，會試副總裁李紱用唐人通榜法，拔取知名之士。下第者喧鬨於其門，被劾落職，發永定河效力。

定罪歸刑部

宋太祖嘗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遂著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見本紀）自有此制，天下重獄皆須候部覆覈，宜無有擅殺者矣！

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詰問得實，即命斬之，觀書如故。（見及傳）

張詠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枷不得脫。」詠即命斬之。（見詠傳）

范正辭奉詔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憚行，以刃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鼓院上訴，太宗以正辭有威斷，特擢之。（見正辭傳）

王濟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濟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實斬之。（見濟傳）

呂公弼知成都，營卒犯法，扞不受杖，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乃杖而斬之。（見公弼傳）

文彥博知益州，方宴擊毬，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見彥博傳）

舒亶為臨海尉，有民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殺之，不服，亶起手斬之，投劾去。（見亶傳）

定罪既歸刑部，乃尚有擅殺如數公者。按鄭疏謂「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餘當奏朝廷。」然則軍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條。如張詠在益州，正當王均、李順等叛亂之後，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頑。其餘亦皆軍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處之歟！舒亶以小吏而擅殺逆子，雖不悖於律，而事非軍政，官非憲府，生殺專之，亦可見宋政之太弛也。

宋遼金夏交際儀

金史有交聘表，凡與宋、夏、高麗和戰慶弔之事，開卷瞭如。然宋之與為鄰者，比金較多，則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無之。此修史者之疏也。

大概兩國交際，每重在儀節之間。

宋遼

澶淵之盟，宋為兄，遼為弟，故遼使常稍屈。宋史程琳傳：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坐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則真宗初定和議時，宋使至遼，燕享之禮較尊於遼使之至宋矣。

然遼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師孟使遼至涿州，契丹來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設宋使席東向，師孟不肯就坐，叱儐者易之，乃與迓者東西相向。（見師孟傳）

吳奎使契丹歸，遇契丹使於途。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舊時兩使相見，必重輕適均。至是契丹使服紗冠，奎乃亦殺其儀以見。（見奎傳）

沈立使契丹，適其國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否則見於門，立曰「北使來南，未嘗令其變服，況門見耶？」乃止。（見立傳）

哲宗崩，遼使來弔，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見宗炎傳）

遼道宗遣使，以己像來求徽宗畫像，未報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復以為請，宋使張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諭之曰「昔文成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來。（見昇傳）

此宋遼兄弟之國，使命往來故事也。

至宋與金交際之儀，則前後不同。

據金史，使張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馬欲北歸。宋主乃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書詔拜起皆如儀。（見金史張通古傳）然宋史本紀，通古至，帝以方居諒闇，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以進。又檜傳及王倫、李彌遜、勾龍如淵等傳，皆言金使來，朝議洶洶，檜迫於公議，屬王倫力言於通古等，聽檜就館受書，以省吏朝服導引，納其書禁中。自是當日實事，而通古傳所云拜詔如儀者，或通古歸自詡之詞也。

至宋孝宗與金世宗重定和議，則改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凡報聘皆用敵國禮。（孝宗紀）然金使至宋，宋主尚起立受書之儀。金完顏仲初為報問使，仲奏請與宋主相見儀，世宗曰「宋主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如禮。（金史完顏仲傳）

孝宗嘗欲改受書儀，遣范成大至金陳奏，世宗不允。後金遣完顏璋賀宋正旦，宋使人就館取書而去。璋還，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肅來詰問，宋仍以書謝。（見金史完顏璋傳）次年，劉仲誨來賀正旦，宋仍欲變接書儀，仲誨不可，乃仍用舊儀。（按此事宋史有錯誤處，孝宗紀云：璋來賀正旦，以議受書儀不合，詔俟改日，別以太上皇旨姑聽仍舊。是璋初未嘗失禮也。而金史璋傳以使事失禮歸杖黜，則在宋虧禮之處，自是實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詔姑仍舊禮者，蓋次年劉仲誨賀正旦之事，誤記於璋至之日耳）

已而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會慶節，要孝宗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請帝還內，令使者明日隨班上壽。（見宋史孝宗紀及允文傳）蓋又因宋就璋館取書之事，故欲宋加禮以為報復，而孝宗遽起入內，亦一時機變也。

又金黃久約為賀宋生日副使，適宋館伴正使病，欲以館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約曰「倘副使亦病，則將以都轄掌儀等行禮乎？」竟令正使獨前行，已與館伴副使聯騎。（見金史黃久約傳）蓋兩國交際儀節，有關國體，故各不肯自屈耳。

至兩國使臣朝賀時，則皆有山呼舞蹈之禮。金海陵愛宋使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見金史蔡松年傳）是宋使至金山乎也。金張暐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殯，受賜不舞蹈。（見金史張暐傳）是金使至宋，非國喪亦舞蹈也。

又兩國彼此有避諱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軍為通化軍，光州為蔣州。金章宗以完顏匡為賀宋正旦使，命權易名弼，以避宋諱。（見金本紀，以避宋太祖趙匡胤諱）此又彼此避諱故事也。

西夏與宋遼金

至西夏之於宋，

初李繼遷、德明父子本臣屬於宋，自元昊自立為帝，不復稱臣。後議和，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者，譯言吾祖也，宋以詞不順，未之許。後再定和議，宋冊為夏國主，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然使至常館於宥州，不令至興靈，而元昊自帝其國中自若也。（宋史楊告傳，告為西夏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自尊，告徙坐賓位，元昊不能屈。此蓋初冊封時之事）

其於遼、金二朝亦稱臣，而交際之儀稍異。

金世宗問張汝弼曰「夏、高麗皆稱臣，我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則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顏襄曰「遼、夏本甥舅國，夏以遼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遵用遼禮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數十年，不可改也。」世宗從之。（見金史張汝弼傳）此可見西夏之於遼、金，雖稱臣而受其使拜，與宋所定與使臣賓主相見之禮不同矣。

及金哀宗時，重與夏國議和，則夏並不復稱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書稱弟而已。（見金哀宗本紀）

劉豫

劉豫受金冊為齊帝時，金宗翰等議，既為藩輔，奉表稱臣，則朝廷詔至，當避正殿，與使者抗禮。金太宗曰「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問起居。及歸時，有奏則起立，餘並行帝禮。」此又劉豫為子皇帝之儀注也。

舞蹈，朝拜儀節。史書僅載「舞蹈」者，惟不詳其狀。

舞蹈之禮，初見於隋書及北史。隋制，正旦及冬至，皇帝即御座，群官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隋書禮儀志）隋文帝廢太子勇，勇再拜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北史、隋書勇傳）宇文化及弒煬帝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許善心獨不至，化及遣人執至，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曰：「此大負氣。」遂害之。（北史、隋書善心傳）百濟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使者舞蹈而去。（隋書百濟傳）以後唐、五代、遼、宋、金、元、明仍之。大抵再拜、舞蹈、山（三）呼萬歲，皆為朝拜相續之儀。惟至清則無之，僅三跪九叩禮而已。

朱子語類謂「朝見舞蹈之禮，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舞，然恐或是夷狄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