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从12月12日到次年元旦，时间不到两旬，可是他在登极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大批授爵封王的命令，用以点缀新朝的开国气象，并拉拢当时在政治上具有影响的人物。
12月15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册封令说：“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二十七条特沛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袁既背叛民国，为什么要表扬辛亥革命之功？这是他自我解嘲的一套手法。第一，他在大清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嵌进一个中华民国，表示中华帝国是在中华民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不是篡夺大清朝的天下，而是得天下于中华民国之手。第二，他把辛亥革命与帝制运动结合起来，表示辛亥革命是人心所向，帝制运动也是人心所向，由民国变为帝国，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黎元洪既是民国元勋，又是帝国亲王，他自己当然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国的问题了。第三，他首先封黎元洪为亲王，目的在于鼓励一切参加辛亥革命的人们，不必心存顾虑，“你们过去参加辛亥革命是对的，今天参加帝制运动也是对的”。这个命令称黎为上将，轻轻一笔，取消了他的副总统的地位。他又根据约法条文封黎为王，看起来这还是中华民国的荣典，使黎受之无愧。更狡猾的是，他把赣宁之役归功于黎，进一步挑拨黎与国民党的关系，迫使他不得不死心塌地倒在他自己的一边。
命令发表的当天，袁命国务卿陆征祥率领在京简任级以上文官，上校以上武职人员，汽车排成一条龙，到东厂胡同黎宅去道贺。黎见到这个势头，倒弄得啼笑皆非。他只说了一句“无功不敢受爵”的话，就闭着嘴巴再不开口了。道贺的人见他神情落寞，只得懒懒散散地鞠躬而退。当天下午，袁又派人将预先制就的一套王服送去，黎也拒而不受。次日，袁又命政事堂将预先拟就的亲王官制表送去，黎宅收发人员误收误拆，被黎大骂一场，仍将原件退还。19日，袁又补下一道命令，叫他不要固辞王位，并且示意可以再加他一个什么“辅国大将军”之类的崇高名位，他还是那么死古板气地表示不就，袁也无计可施。黎的幕僚长饶汉祥劝他“明哲保身，勉受王位”，也受了一场抢白，并且从此不许这个酸秀才上门。
黎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军阀，并不忠心共和，为什么变得如此坚贞不屈了呢？原来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他跟进步党人比较接近，此时进步党人正在酝酿反袁，他也看出帝制运动早晚必将失败，将来他以副总统继承大总统，何等顺理成章。此时如果接受王位，便由“民国元勋”变为民国叛徒，他又何苦为洪宪王朝殉葬？而且袁是个猜忌成性的人，即使他甘心受其利用，将来也不会落得个好下场。这种利害关系，他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从9月上旬参政院讨论变更国体以来，黎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长，不到院办公，并请解除副总统之职，俾能“回籍休养”。袁总是给他个“恳切慰留”。他知道袁决不会放他离开北京，便又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请求迁居别处。袁这才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东厂胡同的房屋是袁早年赠给他的。10月1日，他一面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称自即日起，不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办公费，一面咨参政院请辞副总统之职。但两处均无下文。从此他就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那种态度，终日装聋作哑，不言不笑，就像木头人一样。
袁的第二个封王对象是清朝的倒台皇帝溥仪。12月16日，袁命步军统领江朝宗向清室总管世续示意，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溥仪为妻，并且封他为懿德亲王，位在诸侯王上。就在这时候，张勋打来密电，请求保存清室帝号，袁对这个脑筋简单的老粗，倒有几分畏惧，只得于次日下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同时，他还在优待条件下面写了一段跋文如下：“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帝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在此以前，袁派袁乃宽向清室交涉废除帝号、迁出大内和交出御玺等问题。“瑾太妃”召集宗室王公举行“御前会议”，讨论对策，大家相对而哭，谁也拿不出主意来。最后决定，清室对变更国体问题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迁出大内，可以根据优待条件迁居颐和园。曾任资政院总裁的溥伦不以为然，他认为国体问题不表示意见，袁一定不高兴，无以保障皇室的安全。大家听了这话，又不免慌了手脚，于是公推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表示清室赞成变更国体以及推戴袁为新朝大皇帝的态度。12月17日，清室内务府致参政院咨文说：“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12月钦奉孝定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袁见溥伦如此捧场，即于是日下令任为参政院院长以代黎元洪，并赏食亲王全俸以示优异。
袁的第三个封王对象是国民党的副领袖黄兴。袁试探地说：“黄克强如果愿意回国，而又不反对帝制，也可以封为亲王。”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之谈，不过自说自话罢了。
18日袁又下令：“满、蒙、回、藏优待条件，应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与此同时，袁又觉得在当代人物中，有些人是他的老上司、老朋友，或者是名重一时的先朝大老，“天子不得而臣”，于是又于18日发表“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的命令。他亲笔开了一张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耆硕王闿运、马相伯二人。命令写道：“……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现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时难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
19日，“大典筹备处”公开成立，其组织人员如下：处长朱启钤，处员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总务科主任沈铭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顾鳌，内务科主任阮忠枢，礼制科主任郭则澐，会计科主任袁乃宽，文牍科主任陈燕昌，警卫科主任张士钰。
“大典筹备处”根据袁的指示，以赤色为新朝的代表色，所有宫檐屋顶一律改用红瓦。太和殿改名承运殿，袁曾在此就任正式大总统，新朝皇帝也将在此举行登极典礼。殿内圆柱一律改漆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并饰以盘龙云彩。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上披绣龙黄缎。御座前设雕龙御案，案前左右两侧各列古鼎三座，古炉三座。御座后设九折雕龙嵌宝屏，宝屏左右两侧各设日月宝扇一对。皇帝所用龙袍共有两件，一件备登极用，一件备祭天用，均由北京著名服装店瑞蚨祥承制，代价共八十万元。皇帝所用平天冠，四周垂旒，每旒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珍珠一粒。皇帝所用玉玺，四寸见方，镌以“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代价十二万元。此外还有金印五颗，代价六十万元。除御用銮仪暂向清室借用外，以上各项设备连同登极、祀天所用仪仗、卤簿等费用，共达二千余万元。
根据袁的指示，中和殿改名体元殿，保和殿改名建极殿。新朝仍用五色国旗，上端加绘红日一轮，表示“五旗共戴一君”。
20日，袁又发表以徐世昌等四人为“嵩山四友”的申令。申令说：“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迹原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咨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于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
随后政事堂议决优礼“四友”办法五项：一、朝谒时免其跪拜称臣；二、入宫时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设矮几赐坐；四、赏穿特种朝服；五、每人给岁费二万元。
在“嵩山四友”之中，徐世昌是袁少年时期的老友，小站练兵时期的幕僚长，同袁的关系最深。清末官至内阁协理大臣。清亡后避居青岛，表示不入贰臣之传。袁废除内阁制改设政事堂时，请他出山担任国务卿。后来，袁自己要做皇帝，徐既不忍背弃先朝，又不愿矮下身材向老朋友下跪称臣，所以他一面向袁辞职，一面迁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以示与帝制无关。其实，这些都是皮相之谈。徐既做了国务卿，就谈不到贰臣不贰臣的问题，更谈不到愿不愿矮下身材的问题。袁、徐二人的关系，完全建筑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袁在由总统变皇帝的过渡时期，利用徐袍笏登场，其目的在于故布疑阵，使人莫测高深，所以当时清室复辟之谣，掩盖了他帝制自为的痕迹，并使清朝留下来的一批遗老重臣参加了约法会议和参政院，为他所策划的变更国体问题鸣锣开道。等到帝制运动逐步成熟，徐的工具作用已经消失，袁就觉得把这个老朋友摆在身边，不免碍手碍脚，因此就懒得再到遐瞩楼去访友聊天了，更不用说有关帝制的一切机密，绝对不让徐知道。徐见老朋友对他的的情意日益疏远，颇有“醴酒不设”[1]之感。自从杨度等发起筹安会以来，他才知道老朋友自己要做皇帝，这样一件好事，却把他蒙在鼓里，又见杨度的密友内史夏寿田早晚坐在袁的身边，参预机密大事，更加闷闷不乐。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平日喜怒不形于色，此时却也沉不住气了，有人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冷冷地回答说：“你们问夏内史去。”他于10月间提出辞职，袁命陆征祥代理国务卿。12月袁表示接受帝位后，就正式任陆为国务卿，而将他列为“嵩山四友”之一。
赵尔巽也是一个要为大清朝保全臣节的“大好老”。袁聘他为清史馆馆长，他说生为清朝之人，死作清朝之鬼，不做民国的官。但他随后又应聘到京，说他为清朝修史，报故君之恩，不算身仕二朝。自筹安会成立以来，徐相国罢了官，许多大员纷纷辞职出京，他不好意思再到馆办公了。
李经羲虽也是清朝的大官，却不以臣节为重，袁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先后做过政治会议议长、审计院院长，此时又荣幸地列为四友之一，他就心安理得地在北京定居下来。
袁在清朝做过总督，对有同等资格的老官僚看得最重，所以徐、赵、李三人都被列为“天子不得而臣”的故人。张謇是四友中唯一没有做过总督的，但他中过状元，做过袁的老师，又是全国闻名的“大名流”，所以也得名列嵩山，叨陪末座。他在“名流内阁”中担任过农商总长，这个内阁倒台后，只有他一人留任，并且还兼任导淮督办、水利局总裁等职。他制定了一套“导淮入海”计划，同美国签订了导淮借款条约，他说他不得不留任以观其成。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美国借款成为泡影，不久帝制问题发生，进步党人纷纷出京各奔前程，他也辞职南下，做他的南通土皇帝去了。
[1] 醴酒即美酒。这个典故出于《汉书》。古代王侯敬礼贤士，常设醴酒相待，如果不设醴酒，就是礼意疏淡，对方往往见机求去。
12月21日，袁又下令大封各省文武人员：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22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共计封爵的128人，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的七十余人。
事实上，各省军人封爵最早的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915年11月3日，驻沪日本总领事举行天长节庆祝酒会，郑乘汽车前往道贺，行至外白渡桥，被中华革命党人开枪击死[1]。10日，袁下令追封为一等彰威侯。有人讽刺地说，第一次封汉人的爵位就封了一个死人，当系不祥之兆。
以上命令发表前，内史厅开列了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的详细名单，由袁自行决定爵位等级。根据民国官制，各省将军均为平级，将军和巡按使也为平级。但袁根据清朝的官制作了不同的等差：以前大省驻有总督，大省将军就被封为公爵；小省驻有巡抚，小省将军就被封为侯爵。但也不是一律对待，某些大省将军由于资格较浅，也仅给以侯爵；某些边区小省的将军，则仅给以伯爵或子爵。大体上，各省军阀凡有“上将军”之称号者均被封为公爵，有“将军”之称号者封为侯爵，有“将军衔”或地位与之相等者则封为伯爵或子爵。各省护军使、镇守使及师长级的军官也有等差，资格较深和实力较大者可以得到伯爵，一般则只能得到男爵或轻车都尉。袁又把各省的巡按使看作相当于清朝的布政使（藩台），除个别资格较深或兼摄军务者给以伯爵而外，一般则给以男爵。袁在名单上硃笔加圈，凡有五个圈者为公爵，依次递减至一个圈为男爵。这样，就使各省将军之间有了等差，而巡按使则名符其实地下降为将军的僚属。不但如此，袁以前一再设计废省改道，废督裁兵，降低各省军阀的实力和地位，以求避免新朝开国后的藩镇之祸，此时则因做皇帝心切，完全抛弃了这个“强干弱枝”政策而专以实力为重了。
[1] 郑汝成被中华革命党人王小峰、王铭山抛掷炸弹炸死。两王当场被捕，12月7日被枪决。此案主持人陈英士，被袁命特务暗杀于上海萨坡赛路（淡水路）14号寓所，以资报复（1916年5月18日）。袁除追封郑为侯爵外，并给治丧费二万元，在上海及直隶原籍建立专祠，拨自己在小站的私产营田三千亩赡养其家属。郑死后，袁将松江、上海两镇守使合并，改称松沪护军使，即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兼任。
22日申令，内廷永禁太监，改用女官。
25日申令，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自明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改名奏事处，总统府护卫总指挥部改名大内总指挥处。
袁虽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但在筹备大典时期，除了一批狐群狗党兴高采烈而外，凡是不赞成帝制的人们，纷纷辞职或请假出京。袁怕他们离京造反，于是派出大批便衣军警守候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吏擅自出京。同时，密令各省当局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暴力镇压。其实，对内问题尚居其次，最使袁伤脑筋的莫过于外交方面又起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