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

唐代的文学运动

骈偶绮艳的文学至梁陈间，已经发展至最后的阶段，当时的文人已渐渐厌弃这种只有形式美的“靡靡之音”了。萧纲本是喜欢作艳诗的，也不满意当时的文风，他在其《与湘东王绎书》中批评当时文学的流弊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

这种言论在当时虽未发生若何影响，却很可表示对当时文坛的反感。

北朝向来是不大欢迎骈偶绮艳的文学。北周有一位武人苏绰，因为愤当时文风的浮靡，竟模仿《尚书》来作《大诰》，以矫文风之枉。

至隋文帝杨坚夺了周祚，更严禁华艳的文字，诏令天下公私文翰皆应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即以上书华艳，被付有司治罪。后来又有一位御史李谔曾上书请斥浮华之文，其言曰：

魏之三祖（即曹操、曹丕、曹叡），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遣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的理论显然是反对魏晋以来不讲致用的纯文学，他认定文学必以实用为主。同时有一位儒者王通，他的主张也和李谔相似。他说：

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王通是主张文学必以道德为依归的，他著了一部《中说》，其文笔全仿《论语》。

这是唐以前文学复古的趋势。

骈偶绮艳的文学，经过两晋六朝长期的发展，其风气已深中人心；虽受一部分文人的反对，以及隋文帝政治手段的压迫，结果亦不甚奏效。隋文帝的儿子炀帝就是喜欢写绮文艳思的一个。故至唐之初期，还是骈偶绮艳的文风流行着。当时的所谓“上官体”（上官仪）、“四杰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宋体”（沈佺期、宋之问），都不脱六朝文学的流风遗韵，都喜欢作骈偶文，都是由骈偶而陷于绮艳。

直至陈子昂起来，才极力提倡有风骨的朴实的汉魏文学，反对晋宋以后的颓靡文学。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序文里发表他的文学见解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李白也是一位复古论者，其言曰：

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自此，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继起，皆宗法陈子昂，继续倡导文学复古之论。至韩愈、柳宗元两大文豪起，古文运动乃底于成功。

韩愈是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命的人，他的文学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文以载道”四字。看他的《答李翊书》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又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原，终吾身而已矣。”可见他是以提倡古道自任的，自然要主张“文以载道”。他在一篇《进学解》上自叙其文章的来源说：

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亦与韩愈相似，其《答韦中立书》论做文章的目的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接着他又自述其文章的来源说：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之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韩愈、柳宗元都是反对美文学的，他俩都把自己文章的来源，远溯于三代两汉的经史及诸家，洗尽两晋六朝浮靡的风尚。

古文运动有韩柳二氏的努力而达于最高的发展。继之者有李翱、皇甫湜等，皆以才力、文誉不及韩柳，不足号召天下，古文之书遂渐衰。至于晚唐，绮艳的骈偶文学又复活起来，把古文打倒了。

以上是唐代文学运动的大概情形。从表面上看来，这个时代的文学运动，完全是复古潮流的文学运动。其实不然。他们口里虽喊着复古的口号，可是他们的文章并不如苏绰的死拟《尚书》，也不如王通的死拟《论语》；这条死拟古文的路是早已被证明走不通了的。（《周书》称苏绰“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唐代的文人只是以“复古”的口号来做幌子。他们要利用历史上的根据来号召人心，以期打倒六朝的绮艳骈偶文学，故高唱三代两汉之文。在实际上，他们的文章并不真是复古的。试看韩愈之言曰：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

他又说：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柳宗元说：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

李翱论韩愈的文章说：

公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

皇甫湜论韩愈的文章说：

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

李汉论韩文也说：

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

我们由这些话，可知韩柳的文章明明是“惟陈言之务去”“未尝效前人之言”；师古人之意，而不师古人之辞；内容虽为“周情孔思”，而外形实是“千态万貌”，“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并无所谓师法。

韩愈他们致力于文学运动，其目的无非想提倡一种有内容的实用文章，无非想拿文章来宣传孔孟之道，无非企图造成一个新的文派。他们用的文字，只求说理说得清，故都用的浅近文言。我们只要拿韩愈的文章来和苏绰《大诰》一类的文章比较，便立见苏绰所作的才真是模拟的佶屈聱牙的古文，而韩愈的作品乃是具有新风格的唐代文学。

由此看来，唐代的文学运动，不但不是复古运动，而且是实际的革新运动呢。

这个文学运动自然有许多缺点：第一是不应该以复古为名，埋没了文学进化的观念；第二是不应该以文学为载道的工具，忽视纯文学的价值。这两个缺点遗给后世绝大的恶劣影响。近数百年来文坛深受古文之毒，皆唐代树“复古”与“明道”旗帜的文学运动为之厉阶。

可是，由这个文学运动所产生的许多好处，我们更是不可忽视的：第一，唐代古文学运动的实际，乃是一种提倡朴实散文的运动。其结果乃产生许多富有文学价值的散文。这种散文虽不是南朝的文学一类，而实际是受了南朝文学的洗礼，归于北朝文学的质朴，是能够兼南北文学之所长的。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白居易、元稹来往的信札，很多是富有情调意趣的隽妙的散文作品。

第二，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阻遏了骈偶绮艳文学的发展。自晋宋以来，文人的作品无论文章诗赋，皆用骈偶为之，作风乃流于绮艳不堪。初唐犹沿其弊，文风亦陷于浮靡不振。迨陈子昂起来振臂一呼，提倡有风骨的朴实的诗文，自开元天宝至大历长庆间的作者，皆直接受着这个文学运动的影响，才不为浮靡绮艳的风气所蔽，才有可能产生唐代中期百余年光辉万丈的文学史。

第三，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因为反对空疏浮华不能致用的纯文学，乃揭出明经载道以为做文章的目的。因此文学观念乃流于实用主义一途。在诗歌方面遂开写实一派。这一派的作品以社会民生为题材，以悲天悯人为职志，遂使文学与人生发生最亲切的关系。后来白居易、元稹的文学主张，认定“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自然是受了这个文学运动的影响。

第四，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因为要矫正过去骈偶文学的堆砌藻饰、隐晦难懂的毛病，乃改用浅近流畅的文言来做文章。唐以后的诗文，受了唐文很深的影响，其流弊自然很多，但明白晓畅，实为一大特色。以上四点，是我们对于唐代文学运动的实际及影响应有的认识。

唐代的诗歌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就数量的发展说，唐诗之盛是很可惊的。单据《全唐诗》不完备的纪录，已有诗人二千二百余家，录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之多，即已超越过去一千多年诗史的总成绩。我们分析唐诗之所以发达，其最大的原因，乃是由于君主的倡导。初唐的太宗、女主武则天及玄宗，都是提倡文学，奖励诗人最力的。此外如宪宗读了白居易的《讽谏诗》，便召为学士；穆宗喜欢元稹的诗，征为舍人；文宗则因为爱好五言诗，特置诗学士七十二人，简直变成诗迷了。唐代的考试制度，本是以诗赋录取进士的；又加上君主们的特别提倡。哪个文人不想做官？要做官就得努力于诗。因此便造成唐代三百年诗坛的盛况。

唐诗不仅“盛”而已。诗歌至唐已是最高的发展，其成绩造诣实已臻于尽善尽美的境界。我们读了六朝骈偶绮艳的诗，再来读唐代的名家诗，真如从一个狭隘的囚笼中飞向海阔天空的地方去。唐诗是无奇不有的，仿佛是一个博物院；唐诗又是无美不具的，如同一个四季花园。论者哪一个不赞美唐诗？可是大家都不很明白唐诗的长处在哪里。其实唐诗最大的特色，只是在不讲模拟，不事复古，而富有强烈的创造精神，具有自由放肆的精神。唐代有才气的诗人，每一个都能自出心裁地在他作品里表现出作者特殊的个性和风格，呈露着浓厚的新时代色彩。经过许多优秀诗人的努力于创造工程，因以形成唐代诗坛的伟大成绩。

唐代的诗体，向来的论诗者都认定律诗和绝句是唐代的新体诗，都认定那是唐代的代表诗体。这个错误我们是要加以纠正的。律诗源出于六朝的骈偶，专讲声韵对仗，最束缚作者的意境情感，是最下乘的诗体。唐人的律诗就很少好的，绝不足以代表唐诗的特色。我以为能够代表唐诗的特色的诗体，乃是五七言歌行和绝句。唐代的诗人最喜欢作五七言歌行。他们的歌行，自由放肆，不受任何格律的拘束，句子可以长短不齐，用韵没有一定的规则，不讲对仗，不考究平仄。这可以说是从两晋六朝解放出来的一种新体自由诗。绝句虽与律诗同称“近体”，却不与律诗同源，它是从六朝的民间歌谣进化出来的。虽有声韵的限制，而不必讲对仗排偶，格律并不严。这是唐人运用最灵活最巧妙的一种新诗体。大概唐人作的好诗，都是用五七言歌行和绝句写出来的。这是我们读唐诗最要注意的一点。

向来读唐诗，都是依据明代高棅的意见，分为下列四种：

初唐（约618—712）

盛唐（约713—765）

中唐（约766—846）

晚唐（约847—906）

这种分期法本来很牵强，并没有什么正确的理由做根据。特别是把唐代中间一段发展的脉络一贯的诗史，强分为“盛唐”与“中唐”二期，最无道理。我以为唐诗的分期，只有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初唐的八九十年，那还是因袭齐梁以来绮艳作风的时候；第二期，是由玄宗开元（713）起，至穆宗长庆（824）止的一百多年，这是唐诗最兴盛最有价值的时期，我们可以统称为“盛唐”；第三期，是晚唐的六七十年，这时的作风已转入唯美主义的风气去了。这是唐诗大体上的三变。我们现在就分三期来叙述全部的唐诗。

第一期 初唐诗

初唐的诗，在形式上，是唐诗的初期；但其实质，完全是承袭六朝绮艳文学的遗风，还不能说纯粹的唐诗。

初唐本是太平盛世，文学自容易流于享乐之用。况且当代的几个君主，如太宗、高宗、武后，都是极力提倡骈偶绮艳文学的，因此初唐的诗风自然趋于艳靡一途。虽然我们也能在初唐中找得着几个作风较为朴素的诗人，如魏徵、虞世南、王绩、陈子昂等，可是他们的诗极少，并不是当代诗坛的权威者。被称为当代诗坛的权威者的，都是些以骈偶文学负盛名的作家。

在初唐最享文誉的，要推“四杰”。

王勃（649或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是四杰中之首出者。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少年，六岁即能文；未及冠，才名已扬闻于京邑，授为朝散郎。他文思极快，下笔成章，最著名的《滕王阁序》就是他在筵席中一气写成的。可惜多才薄命，当他二十八岁时，往交趾省父竟溺死南海中。他的律诗不足称，五言绝句则很有些写得好的，如《思归》：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王勃而外，其余三杰的诗均无甚可述。杨炯（650—约693），华阴人。少举神童，拜校书郎，终盈川令。他是一位骄傲的文人，以名列王勃之后为耻。其实他的诗在四杰中要算最下，无可举例者。卢照邻（约637—约686），字昇之，幽州范阳人。初为邓王府典签，邓王称之为“寡人之相如”。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居于太白山。后病益甚，不堪其苦，遂自投颖水死。年四十。他的七言歌行颇有些可读的。骆宾王（约638—684），婺州义乌人。曾为长安主簿。徐敬业举兵讨武氏，宾王为掌书记，作《讨武瞾檄》最有名。失败后，相传他遁至西湖灵隐寺为僧。他的诗亦无特别的成绩。

沈佺期、宋之问是继四杰而称霸诗坛的两个诗匠，是律诗的完成者。《唐书》说：“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五言律诗至沈宋而益臻成熟，七言律诗的体式亦至沈宋而创制完成。论诗者都称道为初唐律诗的圣手。但在我们看来，则诗至沈宋，可以说是遭一大劫。沈佺期（约656—716），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初为给事中，神龙中拜修文馆直学士。与宋之问同以善作应制诗齐名，唯才不及之问。宋之问（一名少连）（约656—713），字延清，虢州弘农人（一作汾州人）。武后时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后贬陇州。中宗时，召为修文馆学士。睿宗即位，被配徙钦州，不久被杀于徙所。之问本是一个无行的文人，虽薄有才华而专力于应制一科，故结果只是一个御用的辞臣，绝无高尚的成就。

与沈宋同时的诗人，有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号称“文章四友”；又有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四人，号称“吴中四士”。在诸人中最有名的是李峤，他的一首《汾阴行》，玄宗读后叹为“真才子”。杜审言过于恃才，诗实平平。贺知章（659—约744）则以七绝著称，其佳者如《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张若虚在初唐不甚著名，传诗亦少；然所作《春江花月夜》一首，语意回环，风调清丽，读其“愿逐月华流照君”之句，令人想见其风度。初唐中得此名贵诗篇，亦堪欣慰。又有刘希夷者，亦无赫赫之诗名，作《代悲白头翁》，写青春芳年的淹忽，白头鹤发之哀感，情韵最浓，绝不是沈宋一班诗匠所能作得出来的。其全诗如下：

洛阳城东桃李花，

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

行逢落花长叹息。

今年落花颜色改，

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

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

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

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

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

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

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

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

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

惟有黄昏鸟雀悲。

相传宋之问酷爱此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工，欲夺为己有，乃以土囊压死希夷。是则我们的诗人竟以身殉其不朽的杰作矣！

初唐的末年，陈子昂、张九龄出，一扫华艳的诗风。子昂作《感遇诗》三十八首，九龄作《感遇诗》十二首，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此外还有一部分白话诗人，如王梵志、寒山、丰干、拾得等，所作诗皆俚俗诙谐，可以说是初唐绮靡风气的反动。不过他们的诗，也只有通俗方面的好处，缺乏浓厚的艺术意趣，不值得我们过分去赞美。

第二期 盛唐诗

诗的发展由初唐至盛唐，正如由地平线突地飞升至喜马拉雅山的绝顶。这真是一个惊人的突飞猛进。盛唐本是文学风气极浓的时代，这时期的诗人，大抵都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都有旺盛的天才；第二是都具有极强烈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的精神已成为当时普遍的风气，故各个诗人都自己料理自己园里的花草，各不相沿袭，因以造成盛唐诗坛之茂盛与伟大。宋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有一段话讲到盛唐诗的好处，其言曰：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我们嫌严羽的话神秘了一点，明白地说，盛唐诗的好处，就是能不考究形式格律，而注重于诗歌内容的充实，故其妙处，能“言有尽而意无穷”。

盛唐诗歌，依他们描写的题材和倾向，可以粗略地分为四派，今依次叙述如下。

（一）边塞派 唐人边塞一派，显然是受了北朝新兴英雄文学极大的影响。这一派的诗在初唐中已很流行，至盛唐开元前后而极盛。这种诗的特色，是在能以豪放健举之笔，写悲壮慷慨的情思，一扫儿女温柔的故态，发为英雄洒落的壮歌。盛唐边塞派之最著者，有高适、王昌龄、岑参、李白诸人。

高适（约700—765），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蓨人。少年时落魄不事生产。过中年始留意篇什，数年间，已诗誉大著。初为封丘尉，累官至淮南节度使，刑部侍郎，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死于永泰元年（765）。高适的诗气骨高古，音节悲壮。他曾为猛将哥舒翰掌书记，故诗多咏边塞，最佳者如《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

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

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

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

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

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

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

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

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

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

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

至今犹忆李将军。

王昌龄（约698—765），字少伯，江宁人（一作京兆人）。开元进士，补秘书郎。迁汜水尉。因不护细行，贬龙标尉。后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他的诗最长于七绝，有“诗天子”之称。特别是他的边塞短歌，幽咽悲壮，旷世无俦。例如：

从军行

琵琶起舞换新声，

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

高高秋月照长城。

其二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闺怨

闺中少妇不曾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昌龄的诗亦长于抒写宫怨，其《长信秋词》最著称于世：

奉帚平明金殿开，

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

犹带昭阳日影来。

岑参（约715—770），南阳人 。少孤贫，笃学，登天宝进士第，官至嘉州刺史。杜鸿渐镇西川，表为从事，以职方郎兼侍御史，领幕职。卒于蜀中。参半生戎幕，奔走于戎马仓皇之中，备尝征旅行军的生活；故所作诗雄放宏壮，气骨遒劲。与高适齐名，号称“高岑”。其代表作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按此诗三句一换韵，实为作者的创体）

岑参天才横溢，不任受格律的束缚，其诗之迥拔孤秀者，悉在歌行。他的律诗实无可称者。但当时的人竟拿他比吴均、何逊，置之于律诗匠的队伍里，那就是全不懂得岑诗的佳妙了。

现在我们要讲到盛唐的伟大诗人，中国文学史上的耀星李白（701—762）。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本陇西成纪人（一说山东人），生长于蜀。初年隐居岷山，后漫游长江一带名胜，至于齐鲁，与孔巢父诸人交好，居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天宝初，因道士吴筠之荐，被召至京师。贺知章见着他称为“天上谪仙人”。玄宗也很爱重他的才华，但为宫庭宠幸所不容，乃请还山，浮游于四方。安禄山之乱，他拥护永王李璘，谋收拾残乱的局面，终于失败，流于夜郎。后得郭子仪营救，遇赦生还。从此，晚年的李白更肆意于游山玩水，寄情于诗酒了。相传他饮酒过度，竟以醉死于宣城。

李白是一个富有热情的浪漫诗人，是一个天才最活跃的作家。他胸襟空阔，气魄雄厚，才气磅礴；故所作诗皆自由肆放，如“天马行空”，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不可羁勒。他作诗的时候，不但不注意格律与修辞，连古人的诗式与作风也全不放在他的眼里。他只凭着自己的才气去创造，直有“抚剑独游行”“意气凌九霄”的精神。他的边塞诗是最能表现这种豪放精神的，例如《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

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作者的诗集中，壮美的边塞诗原是不少。不过，单是边塞一科，却绝不能完全范围着天才肆溢的李白。他的造诣是多方面的，他的作风有悲壮，有飘逸，有颓放，有香艳，有沉痛，有闲适……境界至多。总之，李白作诗是随着兴趣与灵感的，笔之所到，无不佳妙。今略举数诗为例：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李白最擅长的诗体自然是五七言歌行，但他的绝句也是唐代第一流的名手，其妙处能以神化之笔，状眼前之常景，读之余韵悠渺，意境无穷。古人称李白为“诗仙”，真是一个最恰当的美誉呢。

盛唐的边塞派，除上述诸家外，尚有王之涣、王翰、李颀诸人。王之涣以《凉州词》著称于世，其词写塞外萧条景象，最为凄凉：“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亦有《凉州词》，描写更为沉痛：“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李颀长于歌行，读其《古从军行》之“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句，则显然有非战之深意了。

（二）社会派 自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作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中原一带的繁华地皆陷落为大战场，从此战乱相寻，直至唐末五代。虽然中间也经过短期的安定局面，但歌舞太平的时代是没有了，开元的盛日是永远不再来了。大部分民众的生计都被蔓延的战乱所剥夺，无数的生命都为大战乱所葬送了，竟造成了一个惨不忍睹的黑暗社会。这样黑暗的社会，给富有热血的诗人看见了，自然要痛恨，由那伟大的同情心驱使着他们，自然会把他们的诗献给大众社会，替民众们去歌唱辛苦。这是盛唐社会派诗歌的成因。这一派诗人之最著者为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张籍诸人。

杜甫（712—770），字子美，号少陵，襄阳人。少时贫不自振，奔走于吴、越、齐、鲁之间。至三十九岁，始以献《三大礼赋》，得着一个右卫率府胄曹的小官。安禄山之乱，他曾陷于贼中。脱险后，至凤翔行在，肃宗授为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后辗转入蜀，居成都浣花溪。严武节度剑南时，表他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死，他避乱居夔州。直到他死前的一年，始出川，经过江陵等处，入洞庭，沿湘江而上，至衡州。相传他是饥饿之后，吃了过多的牛肉而胀死的。一代的诗人，遂终身落拓，困苦，流浪而终！

杜甫与李白同为中国诗史上的双圣，替盛唐诗坛吐万丈的光焰。他俩的友谊也是很好的。但是二人的个性与作品，则完全不同。李白是一个酣睡在“象牙之塔”的乐天主义者，是艺术派的诗人；杜甫则是一个站在“十字街头”的救世主义者，是人生派的诗人。李白的诗是主观地抒写自己的胸襟与灵感，作风接近浪漫派；杜甫的诗则是客观地抒写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作风接近写实派。李白的诗出之以天才，不假雕琢，下笔千言，而流于豪放；杜甫作诗则出之以经验学问，辛苦吟咏，极力锤炼，以入于深刻。我们读了李白的诗，如吟啸于天上，诵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之句，真令人飘飘欲仙；但读了杜甫的诗，则活绘出丑恶的人间，诵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乃令人凄怆欲泪。这是李杜诗分别的大较。至于他俩的优劣，我们实无从去评判，而且也不必去求评判。正如两种美丽的奇花，都是天香国色，听各人去赏玩好了。

杜甫诗的精神和特色，从上面的李杜比较论中，已可亲切地认识了。他的诗的大部分，都是发于至情，抒写实感，最能动人。今举数词为例：

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

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

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

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

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

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

一箭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

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

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

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

欲往城南望城北。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是一个有天才、有学问、有热情、有经验，而又能献身于诗的诗人，他能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苦精神去作诗，故诗的造诣至高，古诗与律诗都作得好，尤其是他的新乐府最多名贵之作。论者称之为“诗史”“诗圣”。

杜甫死后，大历、贞元间没有什么大诗人，号称“大历十才子”的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李端、卢纶、夏侯审，他们的诗皆无可赞美者。直至元和、长庆之际，白居易、元稹诸家起来，宗奉杜诗，社会派的诗乃大盛。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人。贞元中进士，宪宗召为翰林学士，拜左赞善大夫，后贬江州司马。文宗立，授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居易本是一个乐天主义的闲适诗人，可是他救人救世的心思尤其强烈，故终成为一个替民众呼吁的社会文学家。他的文学主张很极端，他认定文学是不应该拿来“嘲风雪，弄花草”的；他以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意思就是，文学必须有益于人生。他觉得一个理想的诗人，必须“篇篇无空文，皆歌生民病”。这种文学主张的坏处，是容易流于浅薄的功利主义的发展，把文学当成了一种工具，其弊自不待言。但当时白居易一般人能够认清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总算是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居易的社会诗，有许多是很名贵的，例如《新丰折臂翁》：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

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

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

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

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

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居易作诗爱用俚俗语言，最受当世一般民众的欢迎。他的《与元稹书》上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由此即可见居易诗歌的社会价值了。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九岁即能文，登“才识并茂，明于体用”科，除右拾遗，出为通州司马，官至宰相。最后以武昌军节度使卒于武昌。元稹和白居易的友谊是很深挚的，犹之杜甫之与李白。他的文学主张也和白居易完全一致，诗名亦与白并称，时号“元白”，即当时所谓“元和体”也。其诗亦很流行于民间。例如：

田家词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

六十年来兵蔟蔟，月月食粮车辘辘。

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

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劚。

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

愿官早胜雠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遣悲怀

昔日戏言身后意，

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

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

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

贫贱夫妻百事哀。

论诗才，元稹似不及白居易。

张籍（约767—约830），字文昌，东郡人（一作和州乌江人，又作苏州人）。贞元中登进士第，为太常寺大祝。官至水部员外郎，世称张水部。他是与韩愈、白居易同时的诗人，人格和文章皆很高，韩白都异常敬重他。白居易有《读张籍古乐府》云：“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籍虽半瞎，但他的社会经验很丰富，他的社会问题诗有很多高明的。

废居行

胡马崩腾满阡陌，

都人避乱唯空宅。

宅边青桑垂宛宛，

野蚕食叶还成茧。

黄雀衔草入燕窠，

啧啧啾啾白日晚。

去时禾黍埋地中，

饥兵掘土翻重重。

鸱枭养子庭树上，

曲墙空屋多旋风。

乱定几人还本土？

唯有官家重作主！

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彭城人。贞元中进士，又中宏词科。初为监察御史，后屡遭贬谪。会昌中官至检校礼部尚书。他的诗爱讽刺时政，屡失欢于执政者。白居易推为诗豪，谓“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其《金陵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及《石头城》之“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可称绝调。同时他也致力于民众文学的创作，写了许多俚俗的短歌，流行于民间。例如：

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

其二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按，“晴”与“情”双关）

白居易、刘禹锡以后，诗风又趋于华艳，这种社会派的诗便消衰了。直到五代，只有一个韦庄用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个字写成一篇《秦妇吟》，叙述当时中原的乱离状态，可以说是这一派的巨大继响。

（三）自然派 盛唐诗人，有许多是受了当世大战乱的刺激，遂走向以救济民生为主的社会文学的路上去，如上所述。同时还有一部分的诗人，他们虽也遭逢战乱的时代，却并不影响他们的思想与人生观。他们厌恶实际的社会，遁逃至自然界的山林泉壑中去求啸傲自适；他们以做官用世为拘束无聊，以隐逸放浪为高尚自由，养成一种“独自怡悦”的性情，养成一种“超出尘世”的人生观。这显然是受了道学和佛教的影响。这一派的诗自陶潜、谢灵运以后，至盛唐乃成为一大宗派。李白也是这一派的人物，除了他一部分的边塞诗以外。其他的诗人如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都是自然派诗人的健将。

孟浩然（689—740），襄阳人。隐居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方游京师，应进士不第，飘然而回。李白称其“白首卧松云”。他的诗风调高雅，读之如临清流，如卧云中。例如《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王维（701？—761），字摩诘，河东人。开元中进士，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他是一位通音乐、善绘画的美术家，他作诗常寓以画意，笔调清悠，开创全新的山水派。尤其是他晚年隐居辋川时候的作品，特别饶有自然风味。如：

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的朋友裴迪、储光羲，都是自然派的山水诗人，常与维相唱和。储光羲的田园诗有很多高明的。同时的诗人元结，他的山水诗也很著名。

韦应物（约737—791），京兆人。建中初，官比部员外郎，迁左司郎中，贞元中出为苏州刺史。世号韦苏州。他为人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其诗闲澹简远，人比之陶潜，号称“陶韦”。白居易、苏轼都赞美他的诗。例如《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的朋友顾况、刘长卿，也是大历、贞元间有名的诗人。顾诗多诙谐讽刺，刘诗多陈叙愁苦，已不是闲适的自然诗人了。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人，世称“柳河东”。第进士，授校书郎，拜监察御史，坐党王叔文贬为永州司马，徙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他和韩愈是很好的朋友，同为当代的文宗。他的散文游记，精妙绝伦。诗则清幽隽逸，接近陶派。我最爱他的一首小诗题名《江雪》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此外诗人之偶有几首歌咏山水田园的作品者，则其例不可胜举了。

（4）怪诞派 元和、长庆间的诗坛，显然分成两个派别：一派是在前面已经讲过的，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的通俗畅达的白话诗；又一派乃是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贾岛等的怪诞诗。他们这一派的诗歌，无论用字、押韵、取材、作法和思想，皆以奇僻怪诞为其特色。今分叙如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其先世居昌黎，故世称为韩昌黎。第进士后，累官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吏。后官至吏部侍郎。韩愈是中国古文家的头一个权威者。他的诗誉也很高，其特色是豪放。论者说他专学杜甫的奇险处，爱用怪字，押险韵，失却诗的神味，只能说是“押韵之文”。诗如：

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

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

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

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

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

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

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

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

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

岂必局束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

安能至老不更归！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年过五十始登进士第，官只试协律郎。为唐代诗人之最潦倒穷困者。他作诗陷于苦吟艰思，至有“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之语。韩愈说他的诗是“横空盘硬语”，又说“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盖亦一爱作奇僻诗之诗人也。诗如：

闻砧

杜鹃声不哀，断猿啼不切。

月下谁家砧，一声肠一绝。

杵声不为客，客闻发自白。

杵声不为衣，欲令游子归。

卢仝（约775—835），范阳人，隐居登封县之少室山，自号玉川子。征为谏议不起，死于“甘露之变”。他是一个以作怪诞诗著名的诗人，其最著名的《月蚀诗》《茶歌》等作，皆以奇特的笔调，写怪妄的思想。韩愈很称赞他。我们随便举一首小诗就很可以看出作者的怪异风格，例如：

村醉

村醉黄昏归，健倒三四五。

摩挲青莓苔，莫嗔惊著汝。

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人。七岁能辞章。宪宗朝，为协律郎。死时年仅二十七，为唐代著名诗人中之最短命者。他为人孤僻，不与俗人合，多情善感。常旦出，骑小驴，从小奚奴，背古锦囊，得句即投其中。所作诗，辞多奇诡，人称为“鬼才”。然其情韵浓厚，富有诗趣，并非韩愈、卢仝一流。诗如《将进酒》：

琉璃钟，琥珀浓，

小槽酒滴真珠红。

烹龙炮凤玉脂泣，

罗帏绣幕围香风。

吹龙笛，击鼍鼓；

皓齿歌，细腰舞。

况是青春日将暮，

桃花乱落如红雨。

劝君终日酩酊醉，

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贾岛（779—843），字浪仙（一作阆仙），范阳人。初为僧，名无本。后还俗，举进士，坐诽谤谪长江主薄。时称贾长江。他的诗也是由辛苦推敲而成的，尝自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作诗的费气力可见。他的诗格也是属于怪僻一流，寒涩难读。只因曾做过山僧，也偶有较近自然的幽逸诗，如：

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怪诞奇僻”本不是诗的常格，其最大的短处是缺乏诗的情韵。以韩愈的大才气，尚不能有很高的造诣，其他作者自更难于此中求良好成绩了。

以上是对于盛唐诗的粗略叙述，此外未及提起的诗人，尚有崔颢、常建、丘为、贾至、李益、张继、戴叔伦、王建、姚合等，亦皆有诗声于当时。女诗人则以名妓薛涛及妙尼鱼玄机最有名。

第三期 晚唐诗

至晚唐，经过长期的战乱，政治无法清明，已经是唐代一切文化学术衰落的时期了，诗歌的灿烂时期也已经过去了。

晚唐诗坛的主潮，是反对俚俗朴实的诗歌，而返乎六朝唯美主义的文学倾向，以典雅绮丽为宗。这时期中可述的诗人只有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寥寥数位，点缀着衰落的诗坛。

杜牧（803—853），为晚唐诗人中之佼佼者。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历殿中侍御史，内供奉，会昌中迁中书舍人。人称为小杜，以别于杜甫。他为人颇浪漫不拘，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艳语。论者都说杜牧的诗豪迈，我则以为其诗的特色在于秀丽。他的七绝最多杰作，例如：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念昔游

十载飘然绳检外，

樽前自献自为酬。

秋山春雨闲吟处，

倚偏江南寺寺楼。

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初为弘农尉，官至检校工部郎中。他的诗以华艳著称于世，为“西昆体”的祖师。但多隐僻难解之作，有人说是写他自己的恋爱史，故多讳饰难详。今举他一首七绝为例：

花下醉

寻芳不觉醉流霞，

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

更持红烛赏残花。

温庭筠（生平详见后章）的诗，与李商隐齐名，号称“温李”。不过他的文学成绩重在词的一方面，其诗不免因之减色。例如《杨柳枝》：

馆娃宫外邺城西，

远映征帆近拂堤。

系得王孙归意切，

不关春草绿萋萋。

此外晚唐诗人以艳诗著闻者有韩偓、段成式；爱作白话诗者有杜荀鹤、聂夷中、罗隐；其他著名诗人尚有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李群玉、李频、郑谷、许浑等。郑许二氏的七绝有很好的，例如：

寂寞

郑谷

江郡人稀便是村，

踏青天气欲黄昏。

春愁不破还成醉，

衣上泪痕和酒痕。

谢亭送别

许浑

劳歌一曲解行舟，

红叶青山水急流。

日暮酒醒人已远，

满天风雨下西楼。

唐代的歌词

词本是一种乐府诗，它的形式，因为协乐的缘故，往往是长短句；它的韵律，也因为协乐的缘故，比诗更严格。但其实质却是与诗一样的，以情感为它的灵魂，可以说是诗的一体。只因这种新诗体成立以后，非常地发达起来，且其形式韵律也与过去的诗体殊异，便另名为“词”，为“诗余”，为“长短句”，以别于诗。

词是怎样起来的？简单的答复，词乃是乐府歌曲的产儿。

我们在前面说过，唐代的乐坊中人喜欢取文人的诗来协乐歌唱。在最初，文人作诗与乐曲并无必然的关系，文人自作他的诗，乐工自作他适合乐曲的歌词。文人的诗只是给人欣赏诵读的，所以他们写的都是整齐的五七言诗；乐工们的歌辞是要应音乐的需要的，所以他们依曲拍填成长短句的歌词。但是乐工不是十分能文的人，他们的歌词往往作得俚俗不雅，故喜欢拿文人作的诗来作歌词，以抬高歌唱的价值；文人方面也乐得自己的诗给歌伎去唱，以广布自己的文名。双方相互为用，关系便发生出来了。我们看开元前后的诗人，多以自己的诗给伶人、妓女歌唱为荣。到了大历、长庆间，则乐工们竟以贿赂来求文人的新作了。那些著名诗人，如李益、李贺、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的诗，都给伶人、妓女们去唱了。文人与乐工的关系更密切了。于是懂得音乐的文人一方面自己写诗给他们去唱，一方面也会提起兴趣，依着乐调的曲拍来试填长短句的新歌词，或者模拟乐工们的俚俗歌词。一两个文人尝试了，其他的文人便跟着来尝试了，渐渐地风行起来，因此造成数百年词的发达。

词起来的时代，向来有很多的说法。黄昇的《花庵词选序》说：

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阕，为百代词曲之祖。（郑樵《通志》亦有此说）

徐釚的《词苑丛谈》说：

填词原本乐府。《菩萨蛮》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前人言之详矣。

汪森的《词综序》说：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这三位古人把词的起源，一个比一个说得远。你看：他们从唐代的李白，说到梁朝的梁武帝、沈约；从梁朝的梁武帝、沈约，竟说到悠远的先秦时代去了。这真是错误得可笑。原来我们讲词的起源，是要追寻一条词的发生的线索脉络出来的。如果说词起源于先秦时代，而事实上词的发展又晚在晚唐五代，中间竟孤绝了一千年，这如何讲得通？即使说起源于梁朝的梁武帝、沈约，中间也隔绝了二百多年，毫无线索可寻。这些讲词起源的古人，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只认定词是长短句，从长短句中去求词的起源，因此把词的起源越说越远。不错，“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照他们的说法，则诗的起源即是词体的起源了。不更是笑话吗？我们若严格去考求词发生的源头脉络，则不但那些远征悬拟的词起源说不可靠，即说李白的《菩萨蛮》与《忆秦娥》为词体之祖，也是错误的。向来传为李白作的《菩萨蛮》与《忆秦娥》，实不是李白的作物，证据很多。

第一，苏鹗《杜阳杂编》说：“太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鬓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查至太中时，李白之死已近百年，是李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题，何得预填其篇耶？

第二，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遍录晚唐诸家词，而不及李白。欧阳炯作《花间集序》亦只称李白有《清平乐调》应制词四首，（查李白只有《清平调》七绝三首，此外并无其他的应制词）而不曾提及他有《菩萨蛮》《忆秦娥》等词。

第三，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遍录李白的乐府歌辞，并收后来的《调笑·忆江南》诸词，而独不收《菩萨蛮》《忆秦娥》二词。

最早认定《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作品的，始于南宋人黄昇编的《花庵词选》。《花庵词选》本是一部不甚辨真伪的书，自不可信。上面所说的都是很强的证据，证明这两首词并不是李白的作品，实在说，当时不但李白不曾作词，大历以前的作者并没有一个作词的。他们只有整齐的五七言歌词，没有长短句的歌词。相传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的诗，为伶工、妓女所争唱，全是五七言的绝句；王维的诗亦为梨园所盛唱，而所传唱的歌词如“红豆生南国”“秋风明月共相思”，一系五言，一系七言。其他如杜甫、孟浩然辈，则未尝著名于乐部教坊，歌词极少。直到大历长庆间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起来以后，才有长短句的歌词。韦应物的歌词不多见，惟《三台》与《转应曲》（一名《调笑》）流传。今举他的一首《转应曲》为例：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白居易的歌词则相传甚多，形式是长短句的，有《忆江南》《如梦令》《长相思》《花非花》《一七令》等调。但这些词多不载于《白氏长庆集》者，我们只好存疑。可以确定是白居易的作品的有《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刘禹锡曾依此词的曲拍为句，填《春去也》词，传唱一时：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据《草堂笺》所载，刘禹锡尚有《斑竹枝》词；《古今词话》载戴叔伦有《转应曲》；《太平广记》载韩翃有《章台柳》。此外，长庆间尚有一位不甚著名的作家张志和，有一首很好的《渔父词》：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有了大历、长庆间许多名诗家来写长短句的歌词，词体便确立了。到了晚唐便产生了大词人温庭筠。

温庭筠（约801—866）是最初一个词的专家，他是迟白居易不到四十年的作者。原名歧，字飞卿，太原人，寄家江东。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为人不修边幅，终身放荡潦倒，官止国子助教。《旧唐书》称其“能逐弦吹之音，为恻艳之词”。他虽也能诗，但他的诗远不如其词造诣之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他“工于造语，极为绮靡”，黄昇《花庵词选》也说“飞卿词极流丽，宜为《花间集》之冠”。其词如：

忆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更漏子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温词最长于抒写艳情，他创调极多，在词史上要算是一位开山大师。五代的词人受他的影响极大。

温庭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站在诗词盛衰的歧点。在他以前，还是诗歌的最盛时代，诗人不过偶尔填词。自温氏专力于词以后，词的发展的趋势逐渐造成，入于五代，便是词的时代了。

唐代的小说

中国小说虽滥觞于两晋六朝，然至唐代的文人始自觉地创作有结构的小说，短篇小说的体制至此始行确立。胡应麟《笔丛》说：

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唐代文人也许还是抱着看不起小说的观念，可是他们能够“作意好奇”去作小说，则小说在文人的创作中已成为一科，小说在文学的领域中已占着一个小小的地位，以徐图未来的发展。

至言小说的作风，亦至唐代而一变。唐人小说，所抒写的皆系可歌可泣的艳情和可惊可叹的仙侠故事，取材尽属新奇，情节亦复凄惋，故论者皆称唐代小说为“传奇”。加以当时小说作家，多是著名才人，文辞华丽凄艳，韵味无穷，实远胜于两晋六朝的初期作物。故洪迈说：

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唐代本是文学的灿烂时期，徒以诗歌特著声誉，其他文学之名遂为所掩。实则唐之小说在文学史上自有其特殊位置的。

唐代小说之流传者，今皆存载于《唐人说荟》（一名《唐代丛书》）与《太平广记》二书，别其性质，略分三类：

（一）豪侠类——

《红线传》《刘无双传》《谢小娥传》《虬髯客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

（二）艳情类——

《游仙窟》《霍小玉传》《李娃传》《会真记》《飞烟传》《章台柳传》《杨倡传》《长恨歌传》

（三）神怪类——

《秦梦记》《枕中记》《任氏传》《柳毅传》《南柯记》《离魂记》

这个分类系就大体而言，细辨之，如豪侠类中的《谢小娥传》亦涉神怪；艳情类中的《章台柳传》亦言豪侠，《霍小玉传》兼志怪异；神怪类中的《任氏传》及《离魂记》亦属艳情。固不可以严格分类也。此外如题为韩偓作的《海山记》《迷楼记》与《开河记》，题作曹邺作的《梅妃传》，皆属宋人伪作，《太真外传》亦宋人乐史撰，故皆不叙录于此。今略将上列作品及其作者叙述如下。

（一）豪侠小说 记载豪侠故事始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然幻设为小说，则始自唐之中叶。唐自安禄山作乱以后，藩镇强横，拥兵恣肆，私蓄死士刺客，以图仇杀异己，因是豪客侠士横行一时，而豪侠小说因之以起。

《红线传》，袁郊作（旧题杨巨源作）。郊字之仪，郎山人。昭宗时为翰林学士，尝官虢州刺史，著述甚富。《红线传》载于他的《甘泽谣》中，叙一女子红线为潞州节度使薛嵩的青衣，时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惧，红线乃夜往盗取承嗣床头的金合，嵩使人送还，承嗣惊骇，乃重修旧好。事后，红线飘然别去，不知所往。

《刘无双传》，薛调作。调乃河中宝鼎人，为翰林承旨学士。此传叙一宦家女刘无双幼许配表兄王仙客，因兵乱散失，无双被召入后宫，派往守陵园。仙客悲痛之余，往访义士古押衙求助，古生感其意气许之。然一去半年，全无消息。忽传陵园有宫女被杀，是夜，古生抱宫女尸至，乃无双也。灌以药，得复活。古生乃尽杀此案关系人，并自刎以灭口。而仙客与无双则终成眷属矣。

《谢小娥传》，李公佐作。公佐字颛蒙，陇西人。尝举进士，为江淮从事。所作小说今传四篇。此传叙谢小娥的父与夫为盗匪所杀，小娥独遇救。后梦其父与夫告以仇人姓名，小娥乃变男子服为佣保，辗转江湖间，果遇二盗于浔阳，刺杀之，并擒其余党。小娥报仇后，剪发披褐，修道于牛头山以终。

《虬髯客传》，杜光庭作（旧题张说作）。光庭字宾圣，括苍人。在天台山为道士，后事蜀之王衍为户部侍郎。有文集。此篇为豪侠小说中之最有名者，叙李靖去谒见杨素，素旁一执红拂妓识靖为英雄，夜亡奔靖，相偕遁去。途遇虬髯客，意气甚豪，相与甚欢。后客将其资产全数赠与李靖，使佐李世民兴唐，彼则率海贼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为王。

《昆仑奴》与《聂隐娘》，并为裴铏作（又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的《剑侠传》中）。铏著有《传奇》行世，此二篇最有名。《昆仑奴》系叙一黑奴名磨勒者，负崔生逾十重垣，与某大臣家妓相见，又负他俩飞度峻垣而出，终成情侣的故事；《聂隐娘》系叙一剑侠女聂隐娘帮助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与魏师田氏派来的刺客精精儿与妙手空空儿斗法的故事。这种作品实为后世剑侠演义小说的先驱。

（二）艳情小说 抒写艳情之作，亦至唐代始发达。唐人小说以这一类为最优秀。作者类能以隽妙的铺叙，写凄惋的艳情，其事多悲剧，其文多哀艳动人，不像后世的大团圆小说，结局皆无意味。今为分述如下：

《游仙窟》，张鷟作。鷟字文成，深州陆浑人，登进士第，官至司门员外郎。他为文浮艳，流行一时。所作《游仙窟》为艳情小说之涉于淫者。自叙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娘，宴饮调笑，止宿而去。文词甚亵。

《霍小玉传》，蒋防作。防字子徽，义兴人。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此篇叙大历间诗人李益与名妓霍小玉恋爱，后益母为订婚于卢氏，遂与小玉断绝音问。小玉念益成疾，而益终不复来。有黄衫客者强邀益至小玉处，小玉数其负心，悲恸而绝。

《李娃传》，白行简作。行简字知退，下邽人，白居易之弟，官至郎中。本篇叙李娃为长安名妓，有某贵公子因迷恋她而致堕落，流为乞丐。终得李娃之救，读书成名，结为美满婚姻。

《会真记》（亦名《莺莺传》），元稹作。稹是当代的名诗人，此记文章秾丽，极有名于世。叙张生君瑞因红娘的引线，与崔莺莺发生恋爱，其后崔委身他人，张亦另娶，终身不复相见矣。

《飞烟传》，皇甫枚作。枚字遵美，安定人。曾著《三水小牍》，此传即书中的一篇。叙步飞烟与邻居少年赵象恋爱，为夫所觉，横被笞死。象亦改名变服，远窜江南。

《章台柳传》（亦名《柳氏传》），许尧佐作。尧佐生平不详。此篇系叙诗人韩翃的爱妾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劫，侠士许俊以智力为之夺回的故事。

《杨倡传》，房千里作。千里字鹄举，河南人，官至高州刺史。此传叙倡女杨氏为岭南某帅所宠，蓄之别室。后为帅妻所觉，被遣北还。不久帅以气愤死，杨倡亦以身殉。

《长恨歌传》，陈鸿作。鸿字大亮，贞元中为主客郎中。因白居易作《长恨歌》，鸿乃为之作传，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

此外，值得举例的艳情小说还不少，但艺术价值之最高者，当推上面所叙录的《霍小玉传》《李娃传》与《会真记》数篇。

（三）神怪小说 唐人多信佛好奇，加以深受两晋六朝志异书的影响，故唐之小说，亦多言神怪。

《秦梦记》，沈亚之作。亚之字下贤，吴兴人。登元和进士第，终郢州掾。有文集。今存传奇有《湘中怨》《异梦录》及《秦梦记》三篇。《秦梦记》系自叙道经长安旅次，梦为秦官有功，时弄玉新寡，因尚公主，礼遇甚隆。后公主卒，秦穆公不欲再见亚之，乃遣之归。

《枕中记》与《任氏传》，皆沈既济作。既济为苏州吴人，官至礼部员外郎。《枕中记》（或题张泌作）叙道士吕翁行邯郸道中，见旅舍少年卢生自叹穷困，乃以枕授之，谓枕此当荣适如意。生即梦娶清河崔氏，累官至宰相，子孙满堂，年八十余而死。生至此乃醒，时旅舍主人蒸黄粱犹未熟也。生为之怃然而去。《任氏传》系叙一狐女任氏与郑六同居，能恪守节操，创立家业，后为犬逐毙。

《柳毅传》，李朝威作。朝威为陇西人，生平不详。此传系叙柳毅为拯救一被舅姑夫婿虐待的洞庭龙君少女，前往龙宫传信。龙女得救后，与柳毅结婚，终于成仙。

《南柯记》（一名《南柯太守传》），为《谢小娥传》的作者李公佐所撰。内容是说淳于棼在槐树下昼寝，梦为槐安国王的女婿，统治南柯郡三十年，后兵败，公主又死，因罢官被送回故乡。淳于乃醒，寻在槐树下发现一蚁穴，盖即所谓槐安国也。

《离魂记》，陈元祐作。元祐生平亦不详。此作记述张镒初将幼女倩娘许外甥王宙，后又订婚于他氏，王宙含恨而别。夜半，倩娘追至，乃相偕赴蜀。居久之，倩娘思家，乃偕归，至则倩娘方卧病家中，二女相见，合为一体，方知追随王宙者盖倩娘之魂也。

此外唐人神怪小说尚多，如《白猿记》《周秦行纪》《杜子春传》《蒋子文传》《李卫公别传》《杜林甫外传》《人虎记》《猎狐记》《灵异传》等。汇集成书者则有牛僧孺的《玄怪录》十卷、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五卷、薛渔思的《河东记》三卷、张读的《宜室志》十卷，是可见唐代神怪小说之盛矣。

唐代小说，大都出于文人的游戏笔墨，即偶有寓意，亦不外训诲人心，固说不上“表现作者生命”的要义。只因所作多出才人，事皆离奇，文复华美，故为后世所重视。特别是元以后的戏曲传奇，多取材于唐人的小说：如《西厢记》之本于《会真记》，《长生殿》之本于《长恨歌传》，《绣襦记》之本于《李娃传》，《倩女离魂》之本于《离魂记》，皆为最著者。其他以唐小说为资料的戏曲，尚不胜举例。由此即可见唐代小说之影响于后世文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