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五 明 夏良胜 撰
三重之义 【命官之制 审刑之制 田赋之制 兵戎之制 崇勋之制】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蔡沉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盖百揆者，所以统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统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总告之，使之各敬其职，以相天事也。考核，实也。三考，九载也。九载，则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可见，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赏罚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绩咸熙也。北，犹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窜徙之，使分背而去也。命二十二人之后，立此考绩黜陟之法，以时举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
《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陈澔曰：“监者，监临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权亦尊矣。一州三人，则二十四人也。”
臣良胜曰：“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若无所为也，然而代之以有为者，若星垣日月，度次分秒不能差忒，而后运化行焉。故内有公卿，外有列侯、州长，可谓专矣，而方伯领之；方伯帅州，可谓尊矣，而三监制之。职上于大夫，所谓王人虽微，列于诸侯上也。天子命一大夫，犹足以制方伯，逆邪心，窒乱源，体统益严，而天子之尊为何如哉？汉制，万户以上令，秩千石；郡守，二千石；刺史，十三州行部，才六百石，而六条检察，一治强宗豪右，其五皆治二千石不法。秩卑以期于进，权重以责其成，此《王制》三监之遗也。唐置观察，则尊官矣，而养尊自爱，卒与藩镇比而为祸。宋以前，宰相典郡，置帅，而以清望为监司，不过台省寺监官，藩臣一事不法，即按劾以行，犹汉制也。圣朝，守令统之于方伯，周制也；监司按察，唐制也；重臣抚治，宋制也；又以御史代巡守而监察之，亦七品官尔，则汉制之本于三监者也。是所谓斟酌历代之善而取其尤者，真万世常行之法也。”
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 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 又谢不知，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 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 平谢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帝称善。于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平专为丞相。
臣良胜曰：“自成汤之时，伊尹、仲虺为左右相，至周则设三公，如周公为师，召公为保，无独任也。至是以勃之谢病，止置一相，权专位重，其祸滋深。至宋太祖始置参知政事以分其权，而专决之政卒难改于其旧，故有如桧、如似道者，卒以殃人祸国如是也。大端宰相须用读书人，绛侯勃织畚人尔，宜其出陈平下也，而贻之隐忧亦至于此。其后董贤治哀帝丧，一无所知，太后乃召王莽，谓明习故事，遂信向之，代汉之事成于贤矣，人君置相亦慎之于始哉！”
汉宣帝诏曰：“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其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胡寅曰：“甚哉事之难乎核实也！史称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伪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显赏。后帝因问上计长史，既知其妄而不追改王成诏书，自是俗吏多为虚名，而综核名实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谓虚名者，乃人臣聋瞽君上之奸术也。为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远于千里，而况四海九州之大乎？故寄心腹于一相，而托耳目于臣邻，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笃实，则宰相务实而去华，在下者皆尽忠赤，莫敢诞谩，朝廷内外归于一实，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笃实而好名也，于是宰相尚华而废实，在下者靡然成风，为欺为诈，如幻如戏，朝廷内外归于一虚，而天下之理乱矣。实则聚敛而名曰理财，用实则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实则开边而名曰讨不庭，实则尚同而名曰一众志，移囚于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闻而称大有年，谏诤路绝则曰无事可言，贤才尽废则曰小人退听，人君乐其名良是也，使之夸颂太平，玩心宴安，而不知天变实章，地变实着，人心实离，虽祸乱自此而起，则虽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为天下国家者，贵实则益隆，虚则损，自古不易之道也。”
章帝诏曰：“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芳，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戴溪曰：“甚矣俗吏之为民患也！以办事为功，以称职为能，以刻为威，以察为明，以政化为高论，以风俗为迂阔。当其初也，百姓畏其威，令行禁止，所求者遂，所欲者得，有所任使，不避剧易，皆能成功，故朝廷之上，翕然以为能，以此驯致大位，典领方面，往往如是，天下之士争慕效之，翕然成风，离散民心，破坏国体，斫丧元气，而风俗自此耗矣。古之君子深嫉俗吏如仇雠者，恶其为民患也。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静不扰，悃愊无华，其政闷闷，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恺悌慈祥，宽洪广大，将以感动民心，扶持教化，薰蒸和气，与一世共跻于仁寿之域，舍斯人其谁与共治哉？”
唐太宗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取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范祖禹曰：“太宗以治乱在庶官，欲进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为才行者，不亦异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谓才者，君子之才也。后世之所谓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阳氏有子八人，天下以为才，其所以为才者，曰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礼作乐，孔子以为才，然则古之所谓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后世之所谓才，辩给以御人，诡诈以用兵，邪僻险陂，趋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乱，职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师之上六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未济》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创业垂统，敷求哲人，以遗后嗣，故能长世也。岂其以天下未定而专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无行之小人，无时而可用，退之犹惧其或进也，岂可先用而后废，乃取才行兼备之人乎？徵之学驳而不纯，故所以辅导其君者，卒不至于三代之治也。”
唐玄宗时，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相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 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 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
臣良胜曰：“玄宗以专任宰相，不预除吏，固为得体，然不自言于宰相，而与宦官言之为大失体矣。使力士变换其言，元之何所从质？方怀疑震惧之际，非去则死而已。此奸臣欲固权宠，必预结左右以刺人主之意，好恶喜怒无不知之，而先意承迎，如李林甫、卢杞、元载之俦，皆玄宗有以启之也。”
唐高宗时，少常伯裴行俭有知人之鉴，与员外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行铨注之法，又定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抵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宋真宗时，寇准为相，用人不以次，同类颇不悦，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
臣良胜曰：“寇准之却例簿，真宰相事也。而积日取贵，自汉以来便之以为苟禄，圣书崔亮始立年格，专以倚解日月为断，而薛琡上书曰：‘选曹惟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同列欲进例簿者，崔亮之格也；准之意，薛琡之议也。虽然，惟准行之，则可以，其无所私也，是以上信之，下服之也。其后王安石变法，吕惠卿辈以为不取众不悦者，骤用之，无以震动人心，一时少年新进，幸门大张，而作福作威之术，随地而布，故有不须用人，特防御前处分金字牌指挥纷然并出，而赏罚纪纲于是大坏，是又不可不虑也。故曰：资格以畜常调，闻望以待异才，二者并行而不相悖，此叙官之大要也。”
仁宗时，范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吕夷简不悦。
臣良胜曰：“人主之职在论一相，相择十使，十使择其刺史、县令之贤，此姚崇之论官人之最简而易者也。以汉宣之核于名实，未免王成之欺，至章帝而厌苦之，吏治之得人亦难矣哉！必若唐太宗、玄宗为命官之主，裴行俭、寇准当审官之局，又必有主张公议如仲淹者以正其后，如是而有官不得人，民受其弊，未之有也。”
汉灵帝时，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估令长郡县好丑丰约有贾，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初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
武后时，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槌侍御史，碗脱校书郎。” 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
臣良胜曰：“先是官爵之滥，故有曰‘烂羊头，关内侯，灶下养，中郎将’，又曰‘貂不足，狗尾续’，然未有拾遗、补阙、御史、校书等清要之秩亦滥至此。盖武曌以匪人窃位，惟恐人不附己，以兹清秩为饵人之具也。”
中宗时，安乐长公主及皇后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二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肃宗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伍者，一切衣金紫，至于朝士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驭天下，不可以虚名而轻用也。君以为贵而加于君子，则人贵之矣；君以为贱而加于小人，则人贱之矣。肃宗欲以苟简成功，而滥假名器，轻于粪土，此乱政之极也。”
臣良胜曰：“物之敝以渐而至也，官制亦然。始若汉灵君自坏之，次而后坏之，又次而近习坏之，其初犹官贵而货贱，有一官而至千万，至肃宗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则官轻而货重矣。”
《皇明祖训》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所用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处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臣良胜曰：“圣祖此训，所谓洞视千古，贻谋万世者也。但洪武六年，命编修张淮等十人入文华堂肄业，宋濂为之师，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光禄给酒馔，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给冬夏衣，时赐鞍马，盖有微意在也。文皇缘此，遂简解缙等七人入内阁，掌制诰，备顾问，参预机务，秩上五品。仁皇以后，加师保殿阁隆名，先臣丘濬谓不与以相之名，而与以相之实也。臣又尝闻宋儒胡安国曰：‘古者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禹自司空进宅百揆是也；宰臣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周公为师而位冢宰，正百工是也。’然则圣制宏远，盖将追复乎有虞、成周之盛，而秦汉以下不足法也。”
洪武四年，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圣祖谕之曰：“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民，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永乐元年四月，吏部尚书蹇义奏请明选官，上谕之曰：“尔等职专铨部，辨别邪正，但当揆理，不当任情。揆理，则以是非为进退；任情，则以从违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
文皇又谕吏部尚书蹇义、左都御史陈瑛等曰：“为国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贤，则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贤，当速去之。盖吏部选授出一时仓卒，未能悉其才行，必察其所行，乃见贤否。其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县官到任半岁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贪之实，具奏。”
永乐二年九月，上谓蹇义等曰：“往者虑各处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闻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役于官者询之，辄以为信，如此何由得实？如入其境，田野辟，人民安，礼让兴，风俗厚，境无盗贼，吏无奸欺，则守令贤能可知；无是数者，则守令无所可取矣。且询言之弊，非一端，好恶不同，则毁誉亦异。若只凭在官数人之言以定贤否，其君子中正自立，小人赂遗求誉，而即墨与阿之毁誉出矣。故孟子论取舍，必征诸国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贤否，皆令具实以闻。”
永乐十三年正月，遣御史吴文等分行天下，陛辞，上谕之曰：“百姓艰难，有司蔽不以闻，尔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咨访。凡朝廷所差人及郡县有贪刻不律者，执之；阘茸不职及老病者，悉送京师，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状来闻，毋枉毋纵，必合公道，军民利病，宜一一奏来，尔不恭命，尔则有罪。”
臣良胜曰：“守圣祖之谕，则选举之法无弗公明者也；守文皇之谕，则考课之法无弗精核者也。上下各尽所长，内外交修其职，如此而吏有弗称，民有弗安，太平之治弗能远绍于唐虞、三代之隆者，皆臣下守法弗饬之过也。若我祖宗立法之意，无以复加者，从古人君谕下，固亦多端，惟我祖宗独举其要，而唐太宗克举其详，然有互相发者，臣敢附录之以备考焉。其谕左仆射房玄龄曰：‘卿为百司之首，佐理阴阳，朕有不逮，宜矫其失。’吏部尚书侯君集曰：‘职在选举，发言朕听，宜屏黜不肖，进用贤才。’户部唐俭曰：‘朕情存兆庶，诚不懈怠，宜知其疾苦，体其虚实。’工部杜楚客曰：‘人君欲奇服异器以散府藏，当谏而勿为也。’鸿胪卿刘善固曰：‘今远方之人朝贡不绝，来数则烦迎送，拒之便绝通和，宜处之以道，令怀而不怨。’呜呼！由唐宗之详而执我祖宗之要，审官之道，几于《舜典》《周官》矣。”
右衍命官之制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蔡沉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谓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恶大憝，杀人伤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远去，如下文流放窜殛之类也，宥，宽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轻，虽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则以此而宽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朴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学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轻者。金作赎刑者，金，黄金也，赎赎其罪也。盖罪之极轻，虽入于鞭、朴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此五句者，从重入轻，各有条理，法之正也。肆，纵也，眚灾肆赦者，眚谓过误，灾谓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则又不待流宥、金赎而直赦之也。贼，杀也，怙终贼刑者，怙谓有恃，终谓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则虽当宥、当赎，亦不许其宥，不听其赎，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轻，或由轻而即重，盖用法之权衡，所谓法外意也。圣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尽之矣。虽其轻重取舍，阳舒阴惨之不同，然钦哉！钦哉！惟刑之恤之意，则未始不行乎其间也。盖其轻重毫厘之间，各有攸当者，乃天讨不易之定理，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则可以见圣人好生之本心也。考此经文，则五刑有流宥而无金赎，《周礼・秋官》亦无其文，至《吕刑》乃有五等之罚，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盖当刑而赎，则失之轻，宜赦而赎，则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贫者受刑，又非所以为平也。”
《噬嗑》：亨。利用狱。
朱熹曰：“物有间者，啮而合之也。为卦上下两阳而中虚，颐口之象。九四一阳间于其中，必啮之而后合，故为《噬嗑》。其占当得亨通者，有间故不通，啮之而合则亨通矣。又三阴三阳，刚柔中半，下动上明，下雷上电，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阴居阳，虽不当位，而利用狱。盖治狱之道，惟威与明，而得其中之为贵。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则应其占也。”
臣良胜曰：“天下之患，皆自间而生之也。近莫若夫妇，以妾媵间之，而失其夫妇者多矣；亲莫若父子，以嬖幸间之，而失其父子者多矣。至于君臣，其势既远，而所以间之者日有至也，则君臣之保全能几何哉？故《噬嗑》之象，取于治间，治间用狱之大者也。若幽王之褒姒、晋献之骊姬，不特附喉之瘿，其何能治？平、勃之于产、禄，五王之于诸张，太子重俊之于三思，其成也亦大幸矣。必如是而后明威之用为广，岂但敕罚议狱之足云哉！”
汉文帝除肉刑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导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陈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难犯也，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为可畏，易之以笞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轻用之，下之人轻犯之。按《刑法志》，文帝肉刑之除，乃在于刑措之后，自是而下，以至人轻冒法，而文书盈于几阁，不足以胜奸矣。”
臣丘濬曰：“三代以前，所谓肉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五者是也。至汉时仅有三焉，黥、劓、斩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少女缇萦之言，始下诏除之，遂以髡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自是以来，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断肢体，刻肤肌，万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文帝之德大矣。”
景帝减笞法诏曰：“加笞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既减笞法，笞者犹不全，乃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棰令。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谳狱诏曰：“狱，重事也。人有知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臣良胜曰：“史称景帝刻薄任数，得于晁错为多。今观其减笞法、定棰令、下谳狱诏，务先从宽，其本心之仁者，文帝之遗也；其用刑之刻者，晁错之过也。君子谓秦用商鞅法以毒天下，而子孙自受其毙，则朝服东市之诛，亦错自服其辜也与！”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致，凡以此也。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词也。惟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
臣良胜曰：“狱吏之苛固然也，所以使之至是者，宣帝明察之过也。不然，赵、盖、韩、杨之狱，亦吏之为哉？善乎刘德威告唐太宗曰：‘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尔。’噫！吏之弊也久矣，独汉唐为然乎？”
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及受禅，命刘文静等损益律令，武德三年颁新格五十三条。太宗诏房玄龄复定旧令，玄龄以为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除断趾法。
唐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必从宽恕，有司覆一狱，必求深刻，作何道理？今得平允。” 侍中王珪曰：“但用公正善人为法官，则奸伪自息。” 帝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后大辟罪结正，更取公卿议之。”
帝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五脏皆近背，针灸失所，其害致死，叹曰：“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 诏曰：“罪人无得鞭背。”
胡氏曰：“太宗诚有意于养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于民，禁笞囚背，亦可谓善推其所为矣。”
宋太祖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 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状闻奏，付刑部覆视之，著为令。”
仁宗诏曰：“狱者，人命之至重也，所以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方盛夏长养之时，有司其蠲烦狱，出轻系，以奉天时。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岂所以称哀矜之意？”
孝宗诏曰：“比年以来，治狱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随意援引，而重轻之，卿等其革巧习之弊，明审克之，使公奸不隐情，罚必当罪。”
圣祖吴元年，命中书省定律令。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惟元不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历郡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长详定，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卿等宜尽心参究，凡刑名条目，逐日来上，吾与卿等面议斟酌之，庶可以为久远之法。”
圣祖谕台官刘基、章溢、周祯等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所以振纪纲法度，则在台宪。尔等执法，上应天象，少有偏曲，则纪纲废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为能，苛察以为知，若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之徒，巧诋深文，恣为酷虐，终亦不免。若于公阴德子孙，乃至贵显，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臣良胜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代之政，因时损益，有不可泥焉者也。昔郑铸刑书，而叔向贻书子产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臣窃谓叔向、子产皆春秋之季人也，议或如是，若盛王之世，创制立法，以酌乎前而垂于后，刑典有可废乎？虞舜之时，象以典刑，固亦明示之也。《周礼》悬法象魏，安得谓独无刑章也？况世衰道微，吏守于令，民征于法，而高下其手，其害滋深。自汉高入关，萧何定律令，张苍定章程，历代因之，但通变宜人，固有随世而更者。圣祖受命之初，首事乎此，频经更定，一协于中，又以继元紊法之后，不能一日安于烦苛之政，故也。是谓法天立道，孰大于此者？至于谕台臣者，明举善恶之应，以为劝戒。呜呼！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其在斯乎？”
刑部奏决重刑，圣祖谕之曰：“朕尝命尔等凡有重狱，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则刑法滥及，而死者不可复生也。故必欲详审。今尔等概以重刑来奏，其间固有渎伦乱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时过误，情可矜者，必当分别。若一概言之，则轻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毋概言也。”
淮安府山阳县民有父得罪当杖，请以身代，圣祖谓刑部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厉天下，其释之。”
永乐六年，三法司言大辟囚三百余人，已覆讯皆实，请决。文皇令行人持节谕之，有冤抑者许自陈。又召五府六部六科官谕之曰：“三百余人，未必人人皆得其情实，有一不实则死衔冤。尔等更从容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三日、十日亦何害，必使其无冤。大抵人之实情，难得有言语便捷，辄驾虚辞掩实者，有讷于言语，怀实情而口不能发者，须详悉以听，亦不可以刑迫之。”
都督程达有罪，文皇特宥之，命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遂敕晟曰：“都督程达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从尔立功。盖其才足当一面，其余文武官有罪发立功者，各量罪之轻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当其才，成功可必。” 既而顾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极恶则不宥，有小善亦不弃。人孰无过，论小过而弃大善，则为善者怠；亦孰无才，若录小才而免大恶，则为恶者肆。故恶之难容者，乃不论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略其小过，如此，则善善恶恶皆不失矣。”
臣良胜曰：“繄我祖宗之祥刑也，其立法也明慎若此，其用法也平恕若此，而矜疑弼教、审讯惜才，往往行乎其间，无俾大舜专美有虞，为法吏者能守立法之常，而推广用法之意，信乎天下无冤民矣。”
皇明祖训曰：“朕自起兵至今日十余年，人情善恶、真伪无不历涉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等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当用。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敢有请用此刑者，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臣良胜曰：“制法有经，用法有权。故虞书象以典刑，经之谓也；周官治乱国用重典，权之谓也。圣祖承前元之乱，权以用法，拨乱反正之义也，而经常示后有如此训，创业垂统之仁也。是以圣子神孙，休平翔洽，至我孝皇，又删定明例，以辅律令，率用平国中典之意，所以衍宗社灵长之庆者，端在于此。臣故结言之以申重祖宗好生之德，因以警夫兴事之臣，辄请严刑以济督责之术者。”
右衍审刑之制
《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朱熹曰：“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臣良胜曰：“耕获之益，益在下也；贡赋之益，益在上也。惟下之益上，乃益矣。”
《禹贡》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蔡沉曰：“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赋之事，故谓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总，刈禾曰铚，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谓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为近，非惟纳总、铚、秸，而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独于秸言之者，总前二者而言也。粟，谷也。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种而纳谷；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
臣良胜曰：“此贡法田赋之制，止于王畿五百里，则远于五百里有土贡，无田赋矣。至后秦汉，漕粟关中，率二十钟而致一钟，盖有赋之于千万里之远者，无复以五百里为限矣。”
《公刘》诗曰：“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臣良胜曰：“周之兴也，自豳始也。《易》于《剥》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于《益》爻曰：‘利用为依迁国。’然则非《剥》不迁也，非《益》不迁也。公刘居邠，迫西狄之祸，匪居匪康，其剥甚矣。今而迁豳，相土地之宜，为田宅之利，为益大矣。若其测景以正位，相冈以候气，就灌溉之源，立井田之法，三军之赋于是焉定，百亩之彻于是焉立。虽迁国邑，而居然经制有天下之略，有万世之规在。故后文王作丰，曰：‘丰水东注，四方攸同。’武王迁镐，曰：‘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周公体国经野，田以是食，赋以是兵，彻法之行，率循公刘之旧。至于相度之宜，亦遵用而不能废。其卜洛则曰：‘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大司空土圭测验，则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是故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之遗也。若卫文望楚与堂，降观于桑；韩献子谓郇瑕土薄水浅，有沉溺重膇之疾，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又周公卜洛之遗也。惟我圣祖龙飞淮甸，而刘基曰：‘凤阳虽帝乡，然非置都之地。’乃卜金陵，则郭璞所云‘江东分王三百年’之应也。文皇迁于北都，虽因潜邸，适当朱熹所谓冀州风水之域。盖山脉自云中发脊为祖，脊以西水西流入于河，脊以东水东流入于海，华山耸右，泰山耸左，嵩山居中，而前又前列淮南诸山，又前列江南诸山，又前列五岭。按图审势，今所都为最协。或曰：熹所云盖古冀州，则又曰：‘河东地形极好，乃尧舜禹之故都，今河中府是也。’呜呼！圣王继统立极，固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者。南都之建，先天者也；北都之迁，后天者也。相度之宜，亦公刘、周公之遗法也。臣叙田赋而牵比及于迁都者，贡法甸服皆以王畿为中，而禹都朔南暨声教讫，则五百里亦存其法制之常，非必四方均正如是，今所都犹禹制也。商制无所考见，而公刘度田本乎商助，又为周制彻法之始，故牵连书之以存其故焉尔。”
初税亩
《公羊氏》曰：“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履亩而税？古者十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十一大桀小桀，寡乎十一大貊小貊。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用田赋
《左氏》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朱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朱熹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区，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受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均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者，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则又轻于十一矣。窃料商制亦当类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不过十一也。”
臣良胜曰：“三代之制，足民以田，足国以赋，中正之道，此其大略也。然自宣公税亩而十取其二，哀公用赋而军足于农，赋民之政坏矣。至战国时，诸侯兼并，恶经界之病，已有去其籍，则受田之制坏矣。由赋政之坏而有郑子产之丘赋，魏文侯之增租；田制之坏而有李悝之尽地力，商鞅之开阡陌，天下后世无复先王之旧矣。臣于冉求有追责焉。鲁国之政，惟在季氏，桓子之卒，遗言必召仲尼，康子乃召冉求。今而加赋，必命以访仲尼，则其心有慕而不安于所为也。哀公又问于若，亦心有所疑而不安于所为也。使求于季氏能申仲尼之意而善道之，则田赋之用已矣。且哀公之谓用不足者，非直以年饥也，以是为名尔。鲁国分于三家，季氏尽征其二，叔孙臣其子，孟氏臣其子弟之半，而贡于公，固宜公之有不足也。有若对以盍彻，则正赋治彻，于是焉一举而正私家，张公室，乃仲尼所谓周公之典在，则宣公之失可救，而后之效尤者亦或省矣。知不及此，而徒以加赋附益为能，此仲尼所以曰非吾徒也。臣故曰于求有追责焉。”
汉光武相关诏令及事件
汉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稍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臣良胜曰：“赋民之薄，未有甚于汉制者也。然自汉文恭俭，国用以饶，故或赐民田租之半，或通赐焉，而当时家给人足，都鄙京师，粟陈贯朽，塞下积贮。人行晁错之策，而边食足支五岁，率以受爵免罪，取充于田赋，无与。至景帝而三十税一以为常，议者或谓非中正之道，不可以常然而君子之取民也，与其失之厚也，宁薄。”
光武时，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时诸郡各遣使奏事，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帝诘吏，由吏不肯服，只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皇子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尔。” 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 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如东海公对。
臣良胜曰：“以光武起自民间，周知物情，而核田之令，吏恣欺罔，有如此者，则在其极闇弱，听人所为，如方田保甲之令，只扰民尔。但当时究心民隐，故王成伪增户口，兴此弊端，皆于奏使得之，庶几幽隐必达。后世高拱穆清，而曰所贵乎人主者，人不识其面，又当何如？”
董仲舒、师丹之策
董仲舒策曰：“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供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豕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师丹策曰：“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类钜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奴婢无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不便也。”
臣良胜曰：“观二策，则汉之民田无几，而民之困赋亦甚。文景宽征之后，厄于武帝之虚耗，贼莽纷更之后，宜有光武之复初也。嗟夫！一治一乱，理数之常，然必极而后变，变而通之，存乎其人。以莽奸雄，窃据狭小汉制，更为疏阔，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得买卖，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邻族。君子谓不可以莽所尝为而指以为非，固也。然臣以为莽实未尝为，假虚器以饰名尔，其号阿衡，启金縢，作大诰，更王田，无非托周公故迹以文奸，岂其实有是政而可非哉？信有之，必无光武复汉制之诏也。”
唐高祖、唐太宗相关举措
唐高祖初定均田租庸调云：“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十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十之三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租佣俱免。水旱虫霜为灾，十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唐太宗尝读《周官》书，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言，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
臣良胜曰：“太宗亦有志于井田、封建之治者，封建沮于群臣之议，而井田遂不复有所施张，惜也。但其言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矣。’故其致治，斗米三四钱，行旅无赍粮，外户不闭，裕民之政，固亦效矣。”
李翱《平赋书》相关内容
李翱《平赋书》曰：“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则日益匮，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如此者，虽欲为社稷之事，建不朽之功，诛暴逆而威敌国，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邻之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岂可得耶？是以与之安而居，则富而可教，危而守则，人皆自固，孟轲所谓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秦灭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废，相承滋久，不可卒复，翱是以取可行于当时者为《平赋书》，而什一之法存焉。凡为天下者，视千里之都为千里之都者，视百里之州为百里之州者，起于一亩之田。六尺谓之步，二百四十步谓之亩，三百六十步谓之里，方里之田五百四十亩，十里之田百万四千亩，百里之州五十有四亿亩，千里之都五十有四百亿亩。方里之内，以十亩为之屋室，径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给焉。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亿亩，以一十九亿四万有四千亩为之州县城郭，通川大涂，畎遂沟浍，丘莽乡井，屋室径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余田三十四亿五万有六千亩，亩率十取粟一石，三十四万六千有六石，以贡于天子，以给州县，凡执事之禄，以供宾客，以输四方，以御水旱之灾，皆足于是矣。”
刘晏相关事迹及评价
刘晏以户口滋多则税赋日广，其理财常以养民为本。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年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
欧阳修赞曰：“人生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干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治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足，唐中颓而复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与矣。”
胡寅曰：“刘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废者：一曰集众务在得人，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而已，此不可独施之转运事也；二曰户口多则贡赋广，故其理财以养民为先，此虽为守为令皆当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监官，自余州县不复置，故虽天下吏员皆当减省，不贵多也；四曰论大事不计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此又合孔子所谓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无远虑则必有近忧也；五曰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凡狱讼文移，自上行下，未有不以决遣为利，滞淹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
后周世宗相关举措
后周世宗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 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
臣良胜曰：“世宗有志于复均田之制，似非五代主也。且其延儒学，考制度，修礼乐，正刑统，皆存远略，毁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即仪铸钱，断识不疑，王环以不降赏，刘仁瞻以坚守录，弃冯道，疏张美，好恶予夺，皆非衰世之所宜有，司马光以为近于王道之无偏无党，则似过矣。世宗以明察威世，用法过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必置之刑，是以七龄嗣帝，而托孤寄命，更无其人，终归于亡而已。”
宋真宗相关事件
宋真宗时，陈恕久领三司使，帝命条具中外钱谷以闻。恕久不进，屡诏促之，恕对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也。” 帝嘉之，至是以疾辞，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听卿去尔。” 恕荐寇准，准检恕前后改革兴立之事，类以为册，及其所出榜，别用新板，躬至恕第，请判押，恕亦不让，一一押之，自是计使无不循其旧贯。
《龟鉴》曰：“陈晋公不答钱谷之问，而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简而切，婉而直邪！呜呼！丁谓上《景德会计录》而封禅，林特上《祥符会计录》而天书成，陈公之为虑远也。”
臣良胜曰：“宋兴，田制无改于旧，故太祖受命，但闻赈贷诸州，劝课农桑而已。积三世至真宗，而恕之所掌必甚殷富，是以不上，恐生侈也。大端太祖立国之初，恒任义理，而诸臣亦多以儒学进，率耻言利，故恕不具闻，准亦循其故案，无所兴革，但循其故而足。非惟恕之事君可法，而准之继恕亦可法也。丁谓、林特已不足言，安石用于神宗，方欲以经术为经世务，而首事青苗钱，大变旧章，而祖宗之法几于大废，非特恕、准之罪人，又谓、特之罪人也。”
苏洵《田制论》曰：“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备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经；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经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噫！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臣良胜曰：“若洵之论，则井田之制决不可复也。臣愚以为，今虽井田克复如三代之旧，决不能行也。古者封建诸侯，世国大夫，世禄不若后世郡县吏禄之烦也；兵农为一，不若后世边鄙兵卫之养也；力役有数，家征三人，岁不过三日，不若后世征输调发、供亿之浩也。故臣愚以为，欲行井田，须自复封建始，复封建，则必削郡县，罢官吏，省兵卫，弛贡举，诸凡供亿、力役，一切革绝，而后可言也。迂儒曲士，恒欲法古，以徼时论，而不知深究，以益时惑，幸圣明裁察。”
林勋《本政书》曰：“国家兵农之政，宜仿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惰未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组钱谷以为什一之税。每十六夫为一井，每井赋二兵，马一匹，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其后朱熹甚爱其书，陈亮亦曰：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世之为井田之学者，无加焉。”
理宗时，贾似道以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思有以变法，而未得其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献买公田之策，似道乃命侍御史陈尧道、正言曹孝庆上疏，言一事行而五利兴，帝从之。诏买公田，置官田，以刘良贵提领，陈訔为检察副之。良贵请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帝曰：“求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施行。” 似道愤言上疏乞去，何梦然、陈尧道力劝帝勉留，帝遂诏似道视事。帝曰：“当始于浙西诸路，视以为则。” 似道乃条陈其制，帝悉从之。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万亩为公田倡。
臣良胜曰：“青苗之法，实亡北宋，而安石主之，时则有若吕惠卿为之附和，李参为之倡首也。公田之法，实亡南宋，而似道主之，时则有若刘良贵、吴势为之献策，陈尧道、曹孝庆为之役徒也。察其初论，犹为足军饷，省和籴，停楮币，平物价，安富屋，有所利也。其后至抑买民田，大损其价，假以度牒告身，遂成公夺，有司争相迎合，以买田多者为功，皆伪增租数，至有不足，复取足于田主，六郡之民，无不失业荡家者。至似道窜逐，而叶李赠言曰：‘公田关防今何处？仔细思量真自误。’似道俯首谢之，悔何及焉。人臣谋国务于变法夺民，尚戒之哉！”
圣祖谓中书省臣曰：“予尝亲历田野，见人民凋敝，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触热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温燠，为之上者，固当念之。且如太平、应天、宣城，乃吾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其有租赋，宜与量免，少苏民力。” 省臣傅瓛对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发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赐，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善当何如？” 圣祖因叹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岂不重困？” 于是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租赋一年。
洪武三年，济南府陈修上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率十五亩，又给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守御军中远者，亦移近城，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 圣祖从之。
臣良胜曰：“元政不纲，赋政无艺，圣祖继治，视之先代革命，可以因其故习者，万倍其难也。然观其赐太平诸郡之租，则所以宽南方之民可占也；观其从济南之议，则所以来北方的民可占也。圣人之心，真天地之覆帱也。然以舆图既广，户籍为难，而当时奉行之吏，宽严异志，其间贡赋厚薄，庸有未尽当于圣心者。即如处州之赋，旧额一万三千石，及军兴而加至十倍，御史中丞章溢言之，圣祖曰：‘吾劳处民久矣。’遂从其旧。尚书周忱抚治江南，亦奏减官田额八十余万石，宣庙可之。故天下之赋，因时损益，如是类者甚众，然终不敢损上供之数，吾民得遂生养于今百七十年，诚不知帝力何有于我也。”
右衍田赋之制
《师》：贞，丈人吉，无咎。
朱熹曰：“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阳居下卦之中，为将之象；上下五阴顺而从之，为众之象。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为人君命将出师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师》。丈人，长老之称。用师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必如是也。”
《六月》诗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成康既没，周室寝衰，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臣良胜曰：“师者，圣人之所甚重也。故师出以丧礼行，命下之日，三军涕泣，无非以哀敬为本也。宣王，兴衰拨乱之主，而六月出师，岂其所得已哉？当玁狁内侵，宗社安危所系，疆宇之大变，生民之大有患，有不能以一息以自安者，是以宁冒出师之戒，而不忌也。礼称墨衰绖而即戎，伯禽有为为之也。是门庭之寇，虽视祭而金革之事无避也。李晋王薨，梁兵压境，而庄宗有夹寨之师；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决高平之战。君子曰：君行，为显亲；臣行，为爱君。况宣王之师，宗社安危所系，又何以时月之制为限哉？然曰以正王国，非正王国则古制固有不可违者，亦诗人之微意也。”
《周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蔡沉曰：“夏官卿主戎马之事，掌国征伐，统御六军，平治邦国。平，谓强不得凌弱，众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军政莫急于马，故以司马名官。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臣良胜曰：“玩《易》之占，则知用兵之常也；考《诗》之故，则知用兵之变也；守《周官》之职，则知兵务之重而不可轻也。”
《周礼・司马法》曰：“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故称万乘之主。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讲武事焉。”
齐桓公用管仲，作内政而寓军令。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胡安国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为成。所取于民者，出长毂一乘，此《司马法》一成之赋也。为齐难，作丘甲，益兵备敌，重困农民，非为国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问李靖：楚广与周制何如？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则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积四丘而具一乘尔。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为兵矣。”
汪克宽曰：“兵制之变，始坏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继坏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长勺之战，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乘；楚薳启疆有晋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余守，四千；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则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厥后，楚之乘广，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穷兵极诈，以快贪残，而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然兵农既分，更历千载，虽有明君贤臣，不能复古，亦可叹哉！春秋作丘甲之书，垂戒深矣。”
汉高祖踵秦，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南军为宫城兵卫，尉主之；北军为京城兵，中尉主之。南北二军不出民，兵散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之，以备军旅，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之别，平地用车骑，山陵用材官，水泉用楼船，以秋后讲肄课试之。
文帝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官之士，骑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于灞上、棘门、细柳。
武帝平百粤，内增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
光武以幽、冀、并兵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而京师南北军如故。
唐高祖置府兵，其制始于西魏、后周，而备于隋。为十二卫，帝因之置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皆制府兵以隶，后改道为军。其法一寓于农，每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及天下既定，废十二道，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
唐太宗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兵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甲兵装粮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
唐玄宗时，宰相张说请一切募士宿卫，号曰彍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人，为六番。
唐兵志相关内容
《唐兵志》曰：“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以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盖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矣。”
范祖禹曰：“唐制诸卫府兵，有为兵之利而无养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犹藏于民，后世最近古而便于国者也。开元之时，其法寝隳，非其法不善，盖人之失也。张说不究其所以，而轻变之，兵农既分，其后卒不能复古，则说之为也。夫三代之法出于圣人，及其末流，亦未尝无弊，救之者举其偏以补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废之，而以私意为一切苟简之制，则先王之法其存者几何？天下之务，常患于议臣之好改旧章，此所以多乱也。”
吕祖谦曰：“太宗既分天下为十道，以军镇、城戍之兵为十二道，而置使处之，总之以都督者，此其为方镇已成之兆，特待时而张尔。以天下之极边为天下之重镇，而抚之以都督，其品秩与十六卫将军同，乃在六尚书之上，而与左右仆射为一流，所谓五大不在边者，果若是乎？天宝之际，沿边置十节度、经略使，凡镇兵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而安禄山遂以范阳反。当是时，府兵之法已再坏矣。其初坏也，张说募兵补之，谓之彍骑；又其坏也，折冲诸府无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鱼书，但有兵额存尔，而六军宿卫皆市人，不复受甲，更此二坏，扫地无余。于是外兵盛强，其反者以镇兵讨平之，者亦以镇兵，而居重御轻之意不复存矣。今谓唐兵三变之论者曰：府兵变而为彍骑，则可谓；彍骑变而为藩镇，特未之考尔。”
苏轼曰：“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使，而范阳、朔方之兵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边鄙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一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能至于乘隙伺衅，以邀大利，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虞，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易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制之失，乃后世之不用也。”
肃宗以内侍鱼朝恩领神策军，悉以其半归禁中，然尚未得与北军齿。至是，鱼朝恩以神策军从上屯苑中，其势寝盛，分为左右厢，居北军之右。朝恩既典禁兵，宠任无比，势倾朝野。上令元载为方略，擒而缢杀之。
胡寅曰：“古今皆谓宦官难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则然矣，而或不然，辅国、元振、朝恩相继掌兵，气势隆重，然代宗去之而无肘腋反噬之变，是知宦官非难去，顾人主之喜怒何如耳。其至于无可奈何者，以人主无意于可为之时及不可为然后为之故也。”
宋太祖监五代方镇之弊，聚劲兵于京师，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分领于殿前、侍卫二司。寻诏二司拣其骁勇者升为上军，瘦弱者退为剩员。令诸路选所部兵送至阙下，以补其缺。后复简强壮者为之兵样，散降诸道，令依样招收。长吏部送诣阙，分隶诸军。帝御讲武殿，亲临试之。其法，刻木为箭镞，裹以毡，命引强者两两相射；又以木挺为马挝，施韦鞘，俾驰骑相击，皆取其不避者，分等级以迁隶之。又出内库钱，募诸军子弟数千人，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楼船，选精卒，号水虎，习战池中。又诏诸道选材力、技艺过人者，收隶禁军，以备宿卫，厚其粮赐，常躬自较阅训练，皆以一当百。
太宗亲阅诸军，参考劳绩，升黜之，曰：“兵虽众，苟不简阅，与无兵同。先帝训练之方，咸尽其要，朕因讲习，渐至精锐。倘统帅得人，何敌不克？” 又幸金明池观习水战，曰：“示不敢忘战尔。”
臣良胜曰：“汉武帝时，征越嶲，欲通身毒国，而为昆明所蔽，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故武帝凿池象之，以习水战，期必取之也。太祖之凿金明池以习战者，为取江南，犹武帝意也。太宗相承，以为习练之常，其后真宗复选江淮水军习之，而淮南诸州亦选教习，欲何为哉？是乃为南渡之兆尔。”
神宗以唐李靖兵法无全书，而见之《通典》，命王震解释，又令内侍李宪以马步教习之。谓宪曰：“黄帝制八阵，武侯造图，桓温以为常山蛇势，盖即九军阵法，韩擒虎以授靖。时知者多，故作六花阵。八阵即九军，九军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圆阵也。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外方，圆阵者内外俱圆。六军者，左右虞候各一军，为二虞候；左右厢各二军，为四厢军；与中军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朕采古酌今，营阵同一法，止曰营，行曰阵，营为正，阵为奇也。”
臣良胜曰：“神宗垂情兵事，亦已久矣，思欲试而用之。故王韶上平虏策，即以为奇谋，而安石揣知其意，青苗、保甲，无非假足食足兵以为熙河之役之费也。故韩琦曰：‘始为陛下谋者，必曰祖宗以来因循苟且，治国之本当先富强，则可以拓土宇，收复唐之故疆，可谓得其心矣。’然当时文武重望不乏其人，而制法典兵，一付之内侍李宪，此其不足以有为，即是可占。至契丹使至，剖地畀之，而不知有所制驭，则平时坐谈兵阵，何为也哉？”
圣祖经理淮甸，亲阅将士，命镇抚居明率军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赏银有差，且遍给酒馔劳之，仍赐伤者医药。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尔等练之，今尔等健勇若此，临敌何忧不克？爵赏富贵，惟有功者得之。” 顾谓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近闻军中募兵多冗滥者，吾特为戒之，冀得精锐，庶几有用也。”
臣良胜曰：“立法仿古也，而议法有不必泥于古者也；守法从古也，而行法有不必泥于古者也。古以井田具赋，农夫为兵，时有车战之法也。约日交绥，曲直胜负，兵用而不用，将战而不战，以农为兵而可也。自荀吴败狄，毁车崇卒，乘为参伍，后世变诈相尚，若复籍农以兵，是驱犬羊以填饥虎之喙也。古无重镇，置大帅不在边，时有封建之制也。秦当西戎，晋当北狄，赵当东夷，吴楚当南蛮，周室居中，无重镇而可也。自秦罢侯置守，无所专统，疆场之患，王室当之，若无专使，是土崩而瓦裂之也。古者兵无用，养器具自备，至张说募兵宿卫，而唐始困民以养兵，京师旬日募十三万，而镇兵四十九万，开元之前，岁供衣粮费不过二十万，天宝以后，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已不克堪。至宋苏轼又曰：‘自唐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酌之古今，参之论议，则兵戎之制，固有权度于胸中，如圣朝之制，参伍错综，皆择善而从之者也。若京营禁兵隶十二万，即宋集劲兵于京师之制也；而别有亲军宿卫、捕卒班操，又汉南北军之制也；蓟州、保、宣、定府三镇连十万众，并实畿甸，呼吸可应，即秦关中重内之制也；辽东镇兵七万有余，以制东徼；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四镇联络一十八万，以御西北；五镇分隶，仅足以当京营畿甸之数，虽建帅府，而兼以文吏统之，即唐藩镇之兵，而非藩镇之帅也；南郡、中都留守隶卫兵八万有余，山东入卫京班余三千三百有余，山西一万九千五百有余，陕西二万三千九百有余，河南入卫京班余一万五千九百有余，浙江三万九千九百有余，江西一万二千七百有余，湖广七万一千六百有余，四川九千六百有余，福建四万八千二百有余，广东三万九千四百有余，广西一万零二百有余，云南八万一千四百有余，贵州三万二千九百有余，卒隶卫所，即唐府兵之制，而都司所掌，犹折冲府之遗也。宣调应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万无尾大不掉之患，所养之费皆出于民，而边镇之储又兼之以盐榷、飞挽，则亦不专于民也。北卫之有班操，南卫之有漕卒，习劳居守，水陆应援，率有长虑深识行乎其间，参之既往，殆无遗虑矣。祖宗贻谋，真万世之长策也。法久而弊，虽三代亦所不免，要之，用法之弊，非立法之弊也。凡今言弊者，必曰京军不可用，边军不可缺，二者而已。盖以京军习于晏安，掌于贵将，一旦驱以从事，更须边卒防持，万有成功，攘夺称首，边伍时发清勾，多是南方孱弱，不耐寒劳，寻复逃散，屡补屡逃，递年帮解，诚为无益于军，有损于民者也。然而法不能以尽废，伍不可以长虚，若在边用曹玮以废地募军之法则，舍余军余补其正伍，全粮全赏，足以养生余力，余地可致殷盛，人或乐从，原额可足，其骁腾惯战，视新补罢卒一人而当十矣，何患边卒之多缺乎？京营之将，必选久历战阵之人，或用种师道银的教射之法，处以优免，免其轻罚，日久人慕技业专精，宋初禁军一以当百，何今日京军独不可用乎？二弊之除，正烦方尺之令尔。但臣尝闻范祖禹曰：‘天下之患，每生议臣之好乱旧章，是则又有可忧者。’”
御史中丞章溢子存道，部乡兵万五千人，从李文忠入闽，闽平，诏存道以兵从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乡兵，农人尔，许以事平归农，今复调之，是爽信也。” 继论曰：“兵已入闽者，俾还乡里，昔尝叛之民，宜籍为军，使北征，一举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谓儒者果迂阔哉？非先生为朕一行，无能成此事者。”
永乐十八年，将西征，亲藩奏江西所垛集民兵可征出，奏示学士杨荣，对曰：“陛下已命罢之，今复征，非信，遂寝。”
臣良胜曰：“孔子有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重于兵也，审矣。国初君臣，当戎马急遽中而论议施罢，必主于信，真得孔子之心也。”
洪武四年春正月，圣祖谓中书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师尚尔，况北边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边将士甚艰苦。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绵袄，运赴蔚、朔、宁夏等处以给将士。” 省臣对曰：“守边将士衣袄，岁有常供，无庸再运。” 圣祖曰：“将士虽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异于常时，故命加给尔。古人一夫不获，引咎在躬，况守边将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给之勿缓。”
臣良胜曰：“天下之兵一也，圣祖独优厚于守边者，盖有深意存也。自封建制废，而天下之祸每起于外，自汉以后，募民徙塞，至于遣戍，虽宰相子弟亦必应行，唐时衣袄皆自宫中制之，人君虽深居九重之中，而忧念及万里之外，此边士所以效死也。我朝边士皆有定籍，无更番之扰，有衣粮之厚，而圣祖推念又复加赐，若是昔楚庄巡抚三军，有如挟纩，矧兹实赏，其感激效死当何如哉？”
文皇谓忠诚伯茹瑺、兵部尚书刘俊曰：“太祖高皇帝尝告诫诸将校曰：‘军士家属既众，月粮有限，衣食不足，不免饥寒，加以尔等无恻隐之心，侵渔私役，往往逃亡缺伍，故当时私役者，一日追工钱一贯，仍论其罪。今切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亡者众，自今计其逃亡之数以论罚，如百户有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十人者全不给，降充总旗；四十人降充小旗；五十人发充军。其千户逃军，十倍于百户；指挥逃军，五倍于千户者，减俸递降，一如百户之例。’”
臣良胜曰：“方今负经世之略者，必曰军伍日寡，法不能以追补，军官日滥，势不能以裁革，故清查条例日以繁多，责数勾解，重贻民累，一言裁损，怨议沸腾。宣庙尝谕兵部尚书张本曰：‘近年有诉妄解充军，乃有司之过，彼意谓朝廷所重在军，不知民乃国家根本，则清补之弊，在昔已然，不知今日又何如也。’英庙时，军官俸一季支银一十四万余两，大学士李贤言曰：‘军官有增无减，如人有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军功者，虽以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犯法，即除其国，岂有累犯恶罪而不革者？今若因循久远，天下官军多民少，供其赋必至困穷，而邦本弱矣。’上曰：‘此事诚可虑，当徐图之。’则军官之滥，在京既然，不知在边境，在天下又何如也？臣愚以为，存圣祖优厚边士之心，而举文皇督责军职之例，又何军伍日寡、军官日滥之足忧哉？清查之例，可以日省，俸粮之给，可以日裕，所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盖不必别创新法，过为危论，一取祖宗之法而自足也。”
《周官》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曰：“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
汉文帝初年，厩马止百余匹，下取给于边郡。班氏居塞，则致马数千群；桥桃居塞，则致马千匹。其后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边，其良者以给乘舆。
武帝征伐繁兴，益盛养马，以西河、上郡为万骑太守，而马政始掌于郡二千石矣。蓄积厩马至四十万，自遣卫霍之师频出塞，马大耗焉。
唐高祖得牝马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至七十万匹，分八坊四十八监，置使以领之。
玄宗时，牧马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四十二万匹，帝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焉。
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元和中，命中使以绢一万市马河曲，始置四十八监，防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以给贫民及军吏。
宋太祖以五代时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不蕃息，时但有左右飞龙院。帝始置养马二务，岁遣中使诣边州市马，自是闲厩始充。
太宗时，内厩马既充牣，始分置诸州牧养。雍熙初，禁边臣于边外市蕃马，勿得亏其直。自河北、洛阳至许州镇，凡十八监，通利军十牧，草地图虑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检视，画其疆界。又于诸州畜牝马万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费刍秣，所生驹可资军用。
真宗时，群牧司总内外马政，岁遣判官一人巡行诸监，取孳生驹二岁以上者，烙印之。
仁宗时，丁度谓群牧吏上言：“天圣中，牧马至十余万，其后言者以天下无事，遂废八监。陕西、河东岁市马一万二百，犹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用兵数年，所市马比常岁特三之一，请下令河东、京东、京西、淮南，籍丁壮为兵处，有能畜一战马者，与免二丁，仍不升户，以备缓急。” 神宗留意马政，枢密使郤亢以牧马余田修稼政，以资牧养之利。而群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余顷，今以五万为率，一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余田无几，宜且仍旧，而原武军、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万七千顷，可赋民以刍豆。” 从之。
臣良胜曰：“兵政以马为先，《周官》以命夏官之名可知也。历代修令，其法备矣。国家法古为治，集其善者，在内设太仆寺以总天下马政，率用士人，而在外苑寺长贰亦然，时有异擢，特用以励之。周命伯冏为大正，其不轻而重可知也。市马于河西，犹昔也；岁遣巡行，犹昔也；考驹烙印，犹昔也；牧地画疆，犹昔也；占亩之数，犹昔也；刍豆之赋，犹昔也；分养诸州，犹昔也。然而征行大耗，亦犹昔也；以为无事而废监，亦犹昔也。考其故，而今之利病从可知也。臣尝闻仁庙时，兵部尚书李庆言：‘民间畜马蕃息，请令朝觐正佐官领马，岁课其驹。’学士杨士奇奏言：‘非贵贤贱畜之意，此令之失非小。’遂止，已领者准官员乘马例，不责生息。由此观之，则当时马之充牣，将无所容。近年以来，内厩所畜，损价发卖，以省刍秣，国马大耗，卒有军兴，增价市补而不得矣。诸省之备用，畿辅之寄养，其弊滋深，将至民逃地废，而莫之为所，是不能不烦经国之议，以烦圣明之决也。臣敢牵连附议于末曰：大抵今之马政，袭用宋人保马之法，而弊或甚焉。宋人听民愿领，今则计户论丁而配与之；宋人免其体量钱及他征役，今则征输如故也。使其有损于民而有益于官，犹或可也，今所养马多不堪乘，朋户轮喂，刍秣不时，外瘦中干，驰骤中土，已为不任，况驱以驰骋于边塞乎？且养马着令，生必报数，死必责偿，死者未偿，而生者捏报，岁岁增赔，家家困敝，朋钱买补，公私费耗，殆数十金，及领给官军，月支刍豆，那移克减，马随瘦伤，展转相仍，均为虐政。故谚云：‘马领于官者，有名而无实；马养于民者，无益而有损。’或者建议，清出原额牧场地，水草必为两便，太仆等官，诚得如王毛仲、张景顺者，考其遗法，通以时宜，昔在民者，官牧而给之，今在官者，比伍而养之，在民粮草，照地起科，以为买给之费，在军倒死，同伍买偿，以防克料之奸，纵使未获其利，亦或可省其弊矣。臣尝闻宋臣文彦博曰：‘议者欲赋牧地于农民，敛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责其孳息，即不知所赋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敛征赋丰歉，皆可得乎？复不知户配一马，絷之维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后将何继乎？’此皆老成长虑，若为今日预言之者，臣故敢并录以为圣明献。”
右衍兵戎之制
《盘庚》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余亦不敢动用非德。”
蔡沉曰：“兹我大享于先王，尔祖父亦以功而配食于庙。先王与尔祖父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作福作灾，皆简在先王与尔祖父之心，我亦岂敢动用非德以加尔乎？”
臣良胜曰：“人臣而配食于先王之庙，此崇德报功之盛典也。盘庚推言及于后人，亦不敢动用于非德，况当其身乎？”
《洛诰》曰：“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苏氏曰：“以黑黍为酒，合以郁鬯，所以祼也。宗庙之礼，莫盛于祼。王使人来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绥宁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王安石曰：“周公能为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可用之礼乐。”
程颢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则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为者，皆所当为也。周公乃尽其为臣之职耳，岂得独用天子之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
臣良胜曰：“成王昔命微子于宋，以宾王家，必曰‘慎乃服命，以率由典常’，其虑至深远也。盖逼生于僭，僭生于疑。宋爵上公，又王者之后，尤易于僭逼而可疑者，故所以命之必慎服命，以守典常，庶免于僭逼之患，岂其于鲁而命其僭越至是哉？故先儒有曰：成王于宋谨慎如此，必无赐周公以天子礼乐之事，岂周室既衰，鲁窃僭用，托为成王之赐、伯禽之受乎？”
汉高祖封功臣爵誓曰：“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臣良胜曰：“高祖定天下，列元功十八侯位次，而譬之于猎曰：‘诸将狗也，萧何发纵指示人也。’可谓明而公矣。沙中偶语，张良犹曰：‘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是以其后异姓王者八人，侯者一百四十四人，其封誓之词若此，盖欲其传之永永，与国咸休也。终高祖世，七王皆绝，惟吴芮尚存。至武帝时，列侯存者止四人，则山河带砺之誓，亦安足恃哉？纵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多自取败，然在武帝时，以酎金爵夺者一百六人，意有不乐而文致之者亦多，以萧何首功，至景帝时，以祀绝，乃封其孙嘉为后，庶几存一线之绪，足盖前人之愆尔。”
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其人于麒麟阁，凡十一人，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 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阳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阳城侯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典属国苏武。” 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
吴养心曰：“定策如博陆，济治如丙魏，靖边如充国，寘之前列，夫谁曰不然？安世以谨厚闻，延年以安和著，萧望之、梁丘贺以文学显，其他如韩如刘，不过一艺一能之士，未见有卓然之功也。而苏武大节凛然，乃寘之于群臣之后，帝岂无见于此哉？盖麒麟之图绘，正远人观听之所系，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一旦顾瞻杰阁，历数元勋，而畴昔敬畏之人，乃居群臣之后，必相顾骇愕，私相告语，以中郎之大节如此，且居群臣之下，则凡偃然其右者，功德顾可量与？将益信中国人才之盛，而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矣。”
臣良胜曰：“是非优劣，每公于无所蔽而已，而好恶不可以有所欺也。宣帝寘苏武于末，谓足以夸示外藩而重中国也。彼博陆之尊崇若此，独不知乎赤族之惨？夫谁不知崇虚礼以掩之，将无起刻薄少恩之议乎？是近于欲盖而张之也。且夫长吏贤否，于府史市卒或不能得，而深山穷谷耕樵之夫乃称量铢两而不失，以其无所蔽也。外藩于中国人才无所忌也，无所争也，何所蔽乎？耶律楚材至，王德用与射玉津园，楚材曰：‘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将相得人矣。’及司马光入相，则曰：‘中国相司马，慎无生事。’朱熹在潭州曰：‘朱先生安在？’是诸贤之在中国时，或毁誉失真，而外藩定论，乃万世之不可易，则凡是非优劣，岂得而欺之也哉？故曰：中国之待外藩，亦推其至诚可也。”
明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 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谭、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肜、姚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之亲，独不与焉。
臣良胜曰：“君臣之际，相成之难，而相保之尤难也。荣于当世为难，而荣于嗣世尤难也。晋文从亡在外十有九年，介子推不及禄而竟灰于绵上。勾践、范蠡崎岖战斗，而五湖扁舟，未免弓藏狗烹之虑也。岂独白马之盟血未干，而俎醢继之哉？光武功臣终身保全，而明帝继治，复追崇之，斯功臣之大遇也。是以邓景之后，与汉始终，视麒麟阁之绘，不克全于霍氏者，亦为优矣。独马援以椒房之亲，不与，是避嫌之过也。使其功之足崇，虽途人而可也，如诸将是也。如其不足崇，虽贵戚而不可也。唐太宗以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太宗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今日之举，非私亲也。’后世不以太宗为私，则固知明帝之过也。虽然，臣又有以发帝之微者，帝阴后子也，阴识其舅也，亦有贤名于光武时，而非功臣列也。马后，明帝后也，图援而不及识，将无有厚薄之疑，因援而及识，惧无以服功臣之心矣。然则帝之是举，非不私马后之过也，乃私阴后之过也，终归于私而已矣。”
安帝诏曰：“建武元功二十八将，至此未远，而或至乏祀，朕甚闵之。其条二十八将无嗣绝世，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继后者，分别置状以上。” 明年，二十八将绝国者皆绍封焉。
臣良胜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高祖裂土侯王，连城兼郡，皆所不惜，盖攫取他人之有而弃之不甚惜，侯王骄侈自败，故诛除削夺亦不甚惜。光武有鉴于此，以高密首功，而分土不过四县，与朝请、参决政事者不一二人，是以保全高帝之后，克绍高帝，虽文景亦不甚矜容，至武帝而国除者，若弃孤雏腐鼠，皆高帝之流祸也。光武之后，恒思光武，明帝追崇，至安帝复继其绝世，皆光武之遗泽也。故曰：作法于仁，其后犹忍，作法于忍，其将若之何？”
唐太宗图功臣于凌烟阁，长孙无忌、赵郡元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绩、秦叔宝，凡二十四人。
唐玄宗天宝六载，南郊礼毕，诏太庙配享功臣，高祖室宜加裴寂、刘文静，太宗室加长孙无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辅、刘仁轨，中宗室加狄仁杰、魏元忠、王用，曰：“文武之道，既惟并用，宗敬之仪，不可独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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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诏图像功臣，赵普、曹彬、薛居正、石希载、潘美、李沆、王旦、王曾、李继隆、吕夷简、曹玮、韩琦、富弼、曾公亮、司马光、韩忠彦十六人，配享景灵宫。
理宗诏太常寺绘配享景灵宫功臣，赵普以下十六人，增赵鼎、吕颐浩、韩世忠、张浚、陈康伯、史浩、葛邲，益以赵汝愚，二十四人于昭勋崇德阁。
臣良胜曰：“朱熹尝谓九庙之制既废，惟景灵都宫别殿，门制亢严，犹存古庙之制。臣谓配享之臣，若唐玄宗之文武并列，宋高宗、理宗之创业守成并存，最为得体，视专祀武功、创业之制为大备矣。臣尝具疏请建庙如文武世室之制，与增祀守成辅相、功德之显者，以集先代之成，且足以厉守成君臣之志，时为当事所抑，遂寝议焉，臣之志未已也，俟别陈之。”
洪武二年，圣祖敕中书省臣曰：“元末政乱，祸及生灵，朕倡义临濠，以全乡曲，继率英贤，度大江，遂西取武昌，东定姑苏，北下中原，南平闽广，越十有六载，始克混一。每念诸将相从，损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前劳，痛切朕怀。人孰无死，死而不朽，乃为可贵。若诸将者，生建忠勇之节，死有无穷之荣，身虽没，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鸣山，序其封爵，为像以配之。”
文皇即位之初，享太庙毕，遣官祭功臣于鸡鸣山庙。先是，礼部侍郎宋礼言：“功臣自有庙，请罢太庙配享，但于本庙祭之。” 文皇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罢，此皆佐命开国之臣，既自有庙，俟太庙享毕，亦别遣官即其庙祭之，于义可也。” 著为令。
臣良胜曰：“在《易》有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文王之兴，而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汉高受命，而一时佐命，皆丰沛故人。圣祖飞龙濠梁，勋旧弘名，义烈辉映山川，庙祀报功，后先隆称，慰精灵于九京，启忠魂于万世，视韩彭不保其终，房杜不恤其后，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右衍崇勋之制
《中庸衍义》卷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