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六　　　　明　夏良胜　撰

三重之义【经济之文　词翰之文】

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臣良胜曰：南风，长养之风也。万物长养而后民财可阜，民财阜而后民愠可解。盖财者，天之利也，民之心也。圣人以美利利天下，亦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尔。然当唐虞盛时，亦复以财阜民为说者，人生有欲，无主乃乱，为之主以治其乱，君也。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聚人？曰财。” 后世托为清旷，视财计为末务，而或若以浼焉，固非也。颛颛以利媚上，若汉之桑弘羊、唐之宇文融、宋之王安石者，又不足言矣。

“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蔡沈曰：此亦禹之训也。色荒，惑嬖宠也；禽荒，耽游畋也。荒者，迷乱之谓。甘、嗜，皆无厌也。峻，高大也；宇，栋宇也；雕，绘饰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灭亡也。臣良胜曰：三代家天下自禹始，故其示后以保天下亦自禹始。其为训昭明若此，太康一犯禽荒，遂以失邦；夏桀一犯色荒，遂以亡国。呜呼！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为人后者，于先世懿训，其慎保之哉！

汤诰曰：“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

蔡沈曰：“天使我辑宁尔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当之，未知已得罪于天地与否，惊恐忧畏，若将坠于深渊。盖责愈重而忧愈大也。”

臣良胜曰：“成汤胜夏，诞告万方，与之更始，乃自戒惧若此。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临兆民若朽索之驭六马，其道一而已矣，其心一而已矣。”

《系辞》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词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朱熹曰：“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易之道也。” 臣良胜曰：“生于其心，克于其道，发于其道，成于其言。文王羑里之囚，虽死生利害不足以动其心，而忧患疢疾益足以深其道。故其《易》彖之言，容有近乎危者。然而言之危者，心之安也；心之安者，道之大也。故履和以至谦，尊以光复，小而辨恒，杂而理损，难而易益，裕而施困，穷而通井，安而迁巽，称而隐。凡其所以为危者，皆反身修德以即于安也。嗟夫！天有健之道，而后有日月星辰之文也；地有顺之道，而后有山川草木之文也；圣人有参天地之道，而后有经天纬地之文也。是文王之《易》之谓也。”

武王席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尔不可不念所监不远，视尔之所代。”

鉴铭曰：“见尔前，虑尔后。”

盘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

牖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

剑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

臣良胜曰：“武王之铭，得于丹书之戒者深矣。天下之道二，理与欲而已。出乎此则入乎彼，故敬则毋怠，从怠非敬也；义则无欲，多欲非义也。武王之铭，志敬而辞义，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也。益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舜大圣人也，益犹以是戒之，则时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惧其知逸而不知无逸也，故作是书以训之。言则古昔，必称商王，时之近也；必称先王，王之亲也。举三宗者，继世之君也；详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亩艰难，闾里怨诅，无不具载，岂独成王之所当知哉？实天下万世人主之龟鉴也。”

臣良胜曰：“上知之君可正也，中才之主难乎其为正也；老成之君可道也，幼冲之主难乎其为道也。故拂其志之所不欲，不可也；强其力之所不能，不可也。矧周公有圣人之德，叔父之亲，冢宰之位，摄政之权，而所事成王又幼冲中才之主，无逸之陈，亦难乎其为言矣。故其书之纲领，但知稼穑艰难而已，此夫人之所能为，固不阻之以难从者。推其至于为三宗、为文王者，实不外是，而所以永年，所以享国长久，亦不外是。夫继世之君，所欲孰有大于永年享国者乎？是亦诱之以易从也。夫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而以文致戒，其委曲之难如此，况其下乎？故伯益于舜则曰：‘罔游于逸’，皋陶于禹则曰：‘无教逸欲有邦’，儆戒之词若临师保而昌言，是拜弗逆于心，万世而下，每有望于都俞之遇难矣哉！”

《烝民》诗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臣良胜曰：“《诗》三百篇皆不言作者之名，惟《烝民》诗则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崧高》诗则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盖朝宁公言，友朋正义，无隐义，无愧词，亦足以见宣王之治，上下无回，故公事而公言之也。况申伯往邑于谢，山甫城彼东方，皆王命有作，以大其行，君臣礼义，亦非后世之可言矣。惟《节南山》之刺尹氏，亦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夫以尹氏厉威专权，使人无得戏谑，家父乃欲自表言出于己，以身当尹氏之怒，则当时权臣犹有所惮，而人犹敢以言犯之，卒未闻家父之祸。若后世，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惨祸继之，视幽厉之世又远矣。巷伯恶谗之诗，初无所指，而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斯人也而有斯作也’。《诗》固可以观也。”

《鲁颂》诗曰：“思无邪，思马斯徂。”

朱熹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明白简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称之，以为可当三百篇之义。以其要为不过乎此也。学者诚能深味其言，而审于念虑之间，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则日用之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臣良胜曰：“六经之文以载道也，道一而已。故千条万绪，而本原之地必归于一，而后为道之文也。《诗》之本，思无邪也；《礼》之本，无不敬也；《易》之阴阳，必知其所以消长变化者何如；《书》之政事，必知其所以治乱升降者何如；《春秋》褒贬，必知其所以王伯名分者何如。是之谓知本，是之谓善学。不然，博闻强记，皆糟粕而已。至如读屈骚，人皆知其屈抑悲愤之志，而莫知大意只在《远游》一篇，当时君暗臣谗，世莫可与，但相与归之冥漠焉尔。读陶诗，人但知其恬淡隐况之高，而不知其大意在《述酒》一篇，盖刘裕以进酒行弑，而莫能正者，则托酒而逃，以慕于仙也。是故作文者不可不有是也，考文者不可不知是也，是孔子读《诗》之遗教也。”

夫人姜氏薨。

左氏曰：“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固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臣良胜曰：“书传所记妇人之言，近于理者甚众，若其析性命之理，断吉凶之占，达死生之道，有补于圣贤之学，惟穆姜数言而已。孔子系易而文言取之以明干之大义，不可以人废也。夫以姜之明达识事，而溺于宣伯，至行谮毁，几杀其子，卒祸其身后世。若武曌机术能不动声色，潜移唐祚，而溺于二张，杀废其子而不惜，大类夫此。哲妇倾城，信若是哉！”

叔孙豹如晋。

左氏曰：“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秦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臣良胜曰：“穆叔之言，加于宣子数等矣。文仲之称于鲁，惟告籴于齐与吊宋灾为可称述，而行父之出莒仆，亦曰‘文仲之教以事君也’，其言信有立者，可不朽也。独不思三不仁不智，其名亦将不朽者乎？穆叔特取其言，而功德不与焉，是亦有所别矣。”

晋侯使韩起来聘

左氏曰：“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臣良胜曰：“鲁闵公时，齐桓使仲孙省难，有乘乱取国之心。仲孙曰：‘鲁犹秉周礼，国家之本未坠也。’于是务宁鲁难而亲之，是之谓周礼，以先世俗政而言也。今宣子之谓周礼者，徒有其文而已。武子方以私交为重，一誉其树，则欲封殖无忘，且以召公甘棠之德谄之，此其志欲何为哉？专国逐君，其势既成于此矣，而曰周礼在焉，何哉？”

史记世家曰

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易》象、说卦与文言，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

刘安世曰：“后生未可遽立议论以褒贬古今，盖见闻未广而涉世浅故也。且如孔子，万世师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师孔子，时孔子年尚少也。又齐景公、晏子适鲁问礼，时孔子年方三十。其后孔子年五十余，方历聘诸国，十四年而归，退居鲁时，孔子年六十八岁，乃始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只数年间了却一生著述。盖是时学问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为后世法。譬如积水于千仞之渊，源一日决之，滔滔汩汩，直至于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终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浅也。古人著书多在暮年，盖为此也。”

汉高帝至丰沛，酒酣击筑而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臣良胜曰：“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而歌词壮烈，乐而不纵，安不忘危，数言之间，而天时、人事、乡情、治道咸具焉。三代而下，人君制作，此其最简而切者，孰谓其不事诗书而有是哉？”

武帝谓倪宽曰

“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

真德秀曰：“典、谟、训、告、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轨范也。武帝初以为朴学，弗好，既失之矣。及闻宽说可观，又止从问一篇，则是其弗好如故也。然圣经之蕴无穷，随其所入，皆必有获，百篇之书，无所不备，使帝于其一篇果尝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余用，而帝之行事，未见有一与《书》合者，是亦徒问而已，果何益哉？”

唐太宗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

“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知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胡氏曰：“知人则易，自知则难，太宗之评魏武，正所以自状尔。或问汉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太宗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犹鲁卫之政也，魏武、太宗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其所长短，盖略相当，光武、昭烈才德俱优，魏武、太宗才优于德，然规模建立，皆在高祖范围之内尔。”

又幸灵州，敕勒诸部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 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

臣良胜曰：“有其善，矜其能，太宗自矜才知，而欲逞志高丽，及无成功，而欲自掩于北代，复为诗词勒石示武，自矜功伐，正与曹操一等见识尔。故有识者观之，将谓太宗除凶而凶未可除，突厥之祸终唐之世，则所谓雪耻乃自雪其耻也，何与于百王也哉？”

唐宪宗留意坟典，及观《贞观实录》《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玄宗撰《开元训诫》，遂采《尚书》《春秋》及史、汉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金镜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辨邪正、戒权幸、慎防行、任贤臣、纳忠谏、谨征伐、重刑法、去奢泰、崇节俭、奖忠臣、修德政、简田猎、录勋贤，书于屏风，列之座右。

臣良胜曰：“宪宗于文，知所以钩玄提要，为世切用，其用心亦勤矣。然推其心，特以太宗、玄宗均有制作垂世，故为是弥文之具，以耀前而夸后尔。淮西既平，骄侈自恣，程异、皇甫镈以言利幸，裴度以忠直疏，李逢吉以谗谄行，土木既兴，仙术并进，所谓十四篇，无一不背，是谓无本之文，若潢潦之水，朝满夕涸，亦何贵于文哉？”

唐宣宗夜召学士令狐绹出《金镜书》曰

“太宗所著也，卿为我举其要。” 绹语对曰：“至治未尝任不肖，至乱未尝任贤，任贤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祸。” 帝曰：“善，朕谓此书三复乃已。”

臣良胜曰：“宣宗少有至性，而隐德不形，宫中以为不慧，盖当时援立之权皆出宦官，若见英明，必为所忌矣。初临政，而夺德裕之权，听樵夫父老而知泾阳、醴泉之政，闻绹之言，即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则于任贤退不肖之说，知之审矣。其最可称者，乐闻规谏，封驳合理，必屈意从之，得大臣章奏，焚香盥手而读之，宰相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诘责之曰：‘诏命既行，废阁不用，宰相可为有权。’虽自谓犹畏宦官，而有罪勿舍，有阙勿补，图为渐耗之术，至今犹为可行，故大中之治，人称为小太宗，得于《金镜》之文者多矣，惜其溺于方士，以药饵终，人故有遗恨焉。”

宋太宗雅好文史，于禁中建清心殿，收藏图籍，以资观览。视朝之暇，必读《太平御览》三卷，有所阙废，即进补之，虽隆冬短晷，必足其数。大臣请少息，曰：“朕开卷有益，不为疲也。” 常作戒词，戒州县官，书于治所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宁宗为王时，深慕朱熹之学，每讲官进讲，必问熹说何如。及即位，熹进《大学》讲议，一日启曰：“臣所进讲议，于圣意何如？” 曰：“其要只在求放心。” 熹顿首曰：“陛下天纵生知，举此正是要领，愿推之以见于行。”

理宗制《训廉》《慎刑》二铭，戒饬中外。

《训廉铭》曰：“周典六计，吏治条陈，以廉为本，乃良而循。彼肆贪虐，与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纵逭于法，愧其冠绅，货悖而入，灾及后人，我朝忠厚，黜贪为仁，咨尔群辟，是训是遵。”

《慎刑箴》曰：“民吾同胞，疾痛犹已，服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谨庶狱，恻怛恩施，金科玉条，毫析铢累，夫何大吏，蔑弃法理，逮于郡邑，滥用笞棰，典听朕言，式克钦止。”

臣良胜曰：“天下有实心，乃有实理，有实理，乃有实学。从古人君不废讲学，未有如宋之盛者。若宁宗尊尚朱熹，而知本原用力之地只在求放心，尤大要也。然制于其母，而大位不受之父，此心之大失，何以救之哉？闻彭龟年进讲鲁庄公事曰：‘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之人。’此其心惕然有动乎理宗制作，尤当缉熙，有记道统，有赞元良，有规皆近义理，若兹《训廉》《慎刑》之铭，尤切吏治，但真德秀云：窒贿送而贿进者尚存，惩赃吏而赃多者漏网，宋狱之滥，最甚于理宗之朝，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擅制狱具，非法残民，富实之家，稍有罥挂，动籍其赀，不问轻重，并从科罚，至有监司郡守毋籍民家之禁，而未己。呜呼！文乎文乎，岂将谓饰虚名之具而已乎？”

圣祖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以资览阅，谓詹同曰：

“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有功于后世。又曰：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万世之师法也。”

洪武六年，《祖训录》成，圣祖谓侍臣曰：“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演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以乱旧章，是违祖训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其小过不及尔，若一代定法，不可轻改，故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臣良胜曰：“天纵圣学，能自得师，求帝王之遗书，诵孔子之格言，皆以资治，臻于至理，出其绪余，见之制作，金匮所藏，莫窥秘奥，惟《祖训》典章，流布海宇，真大禹典则之训，成汤风愆之戒也。伏闻仁庙在御，言曰：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更改而后成书，秦晋周世子皆在，太祖闲暇，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呜呼！休哉！惟创业而知虑子孙之容易，惟守成而知继祖宗之困难，必有万世无疆之恤，而后有万世无疆之休，谅哉！”

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

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职业，触罹宪章，欲仿成周，乃作《大诰》之制以训化之，乃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条目，以诰天下。又虑诰条未能尽天下之情，续为一编，以申其意，使民观感知所劝惩。自是民之作非者鲜，从化者多，故又作三编《大诰》，其意切至，而词益加详焉。每编成，上亲序之。

臣良胜曰：“周公治殷乱民，乃有《大诰》之作，尚未格乂，乃有多士、多方之作，怙侈灭义之风未息，而召公、毕公、君陈复治之。矧圣祖继故元之乱，而《大诰》之训劝解始明，务使家传人诵，故论刑以有《大诰》则减罪一等，极有深意，而今以为虚文，故案未之省也。”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文等六人编类天下郡县地里形势、归附始末为《大明志》。

臣良胜曰：圣谟宏远，盖序《禹贡》述职方意也。所以一寰宇，用以昭示子孙创守艰难，皆于是乎在。故文皇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采摭事实。至睿皇又命儒臣通辑成书，为《大明一统志》。于古今建置、人贤、地理形势、民物登耗、风俗美恶，不出殿廷而可知天下，足以成圣祖之盛制云。

洪武十七年，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

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文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

《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加陈澔集说焉。

臣良胜曰：天下一统，有征于书同文也。而文之同者，其转移导化之机，莫先于科目。盖上以是取下，下以是应，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也。我祖宗垂训明切如此，而今之业《易》、业《春秋》者，置《易传》与三传而不省；业《书》、业《礼》者，已不闻有古注疏之书。是在主司者当有一道德而同风俗之志也，申明初制，是有望焉。

圣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寺人、外戚、权臣、藩镇、边徼之祸曰：

“木必蠹而后风折之，体必虚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犹是已。汉无外戚、奄寺之权，唐无藩镇、边徼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兵柄，则无寺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为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待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制四裔，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常欲著书，使后世子孙观览，亦社稷无穷之福也。”

臣良胜曰：戒之者所以图存也，警恶者所以思善也。昔孔子观周明堂门墉间，见图有桀纣之象，叹曰：“此周之所以盛也，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也。” 我圣祖历举前代所以灭亡者，皆由女宠、寺人、外戚、权臣、藩镇、边徼之祸，而思所以制之，皆原于人主之身。古今经济之略，殆无遗虑。若果成编，藏之秘府，圣子神孙有所取法，诚万世长存与天无极之道也。如其未就之志，则继述之孝无有大于是者，臣不胜惓惓仰望之至。

右衍经济之文

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臣良胜曰：文字之兴，自庖牺氏，而书制有六：曰象形，若日月之类，象日月形体而命之也；曰会意，若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会人意而命之也；曰转注，若考老之类，文意相受而命之也；曰指事，若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事得宜也；曰假借，若令长之类，一文而二用也；曰形声，若江河之类，皆以水为形，工为声也。是天下义理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又不特鱼鸟之迹、刻画之求而已也。

卿云歌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臣良胜曰：圣人为世瑞也，故舜之时卿云之见，乃以章礼，凤凰之仪，乃以成乐，不以瑞名之也。若后世天马、宝鼎、朱雁之歌，则甚侈矣。

箕子《麦秀》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臣良胜曰：箕子朝周，过殷墟，咸生禾黍，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为近妇人，故作是诗以歌之，民为流涕。东周大夫赋《黍离》之诗，是本于此。陶渊明曰：“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 狡童之歌，凄矣其悲，噫！是可以观箕子之心矣。

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臣良胜曰：按《史记》，武王灭商，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乃作此歌。其后四皓隐商岩，亦祖此义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 紫芝可以疗饥，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知贫贱之肆志。” 然则西山之歌，可以察天下兴亡之几；商山之歌，可以识一身安危之理。

孔子《获麟》歌曰：

“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公羊传曰：“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泪沾袍。臣尝闻夫子之生，有麟而赤绂，人以为祥也。今出而见获，岂惟夫子道之穷？越二年而两楹之奠梦矣。故曰：圣人之生，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毓也，岂偶然哉？”

汉武帝幸河东，祠后土，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击柁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臣良胜曰：“武帝此辞雄壮激烈，为辞人所宗。其意既壮，感叹系之，固亦悔心之萌也。然留连光景，耽乐追欢，而所怀佳人，其不逮高祖之思猛士远矣。”

曹操《神龟》篇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臣良胜曰：“诗言志也。操之诗，奸雄之志也。所谓壮心不已，欲何为哉？九锡未已，篡夺而后厌也。晋王敦极爱此诗，每醉则歌，以铁如意击唾壶，壶为之缺。二奸心事，率于此一诗见之。故曰：诗可以观。”

魏文帝虽在军中，手不释卷，少诵《诗》《论》，及长，备历《五经》《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

陈寿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材艺兼该。若加以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

真德秀曰：“文帝之为太子也，与一时文士若王粲、阮瑀诸人游，号建安七子。帝及粲、瑀所为文章，至今具在。其藻丽华美则诚有之，揆诸风、雅、典、诰，则罪人也。”

魏高祖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一年以后，诏敕皆自为之。

臣良胜曰：“宋、魏之世，魏高祖为独贤，变北语，用文士，欲兴礼乐，郁然有太平之风，最可称者，诛沙门，废佛寺，而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是岂可以北朝少之？惜其恃于严明，肆行杀伐。初破南兖、徐、豫、青、冀六州，丁壮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为戏，所过赤地，春燕归巢于林木。此岂为久长之道哉？宜其传世寡君，萧衍以六贵同朝，必知有乱。尔朱荣、高欢之毒既施，而魏以三岁之婴亡。天道何还之速而显也？”

唐太宗时，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

“朕之词命，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

臣良胜曰：“太宗可谓真知轻重者矣。然而太宗固非不好文者，特论欲占上风尔。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后为一诗述古兴亡，世南已即世，命褚遂良即世南灵座焚之。推是心也，与隋炀帝忌薛道衡、王胄等尔，又何叹于梁陈也哉？但太宗别有政事可观，不专于文，此其所以致治安也。”

宋真宗天禧四年，作天章阁藏御集。

臣良胜曰：“真宗遘疾既久，太子于资善堂决事，时作也。不逾年而真宗晏驾矣。或曰：时丁谓用事，构隙两宫，托藏御集，实欲尊奉所降天书，悦其意以固宠尔。观其后以之殉葬，则建阁珍藏，亦或然也。真宗有御集可藏，其于文字甚所注意，故于邢昺讲《春秋》，则曰：‘勤学有益。’又曰：‘资于政理，无如经书。’然卒不免于矫诬上天之议。人君不事实德而崇饰虚文，则臣下以虚文应之，如丁谓者众矣。”

唐玄宗时，张说、宋璟、乾曜同受上命，宴东堂，赐诗曰：“赤帝收三杰，黄轩举二臣。由来丞相重，分掌国之钧。我有握中璧，双飞席上珍。子房推要道，仲子讶风神。复辍台衡老，将为调鼎人。鹓鸾同拜日，车骑拥行尘。乐奏南宫宴，觞连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叙彝伦。”

臣良胜曰：“玄宗游意词翰，动有可传，此其一也。其后择廷臣出刺史诸州，诏宰相祖道洛滨，命高力士赐诗，令题座右，帝亲书且给笔札令自赋。观此境界，岂不为盛，而天宝之乱竟亦无救，盖其心自矜于是也。夫矜文则轻士，轻士则弃贤，弃贤则政乱。炀帝曰：‘天下皆谓朕承籍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谓天子矣。’矜侈若此，夫岂不亡？唐庄宗既取汴，谓臣下曰：‘吾于十指上得天下。’而高氏不朝，魏武才得荆州，而于张松忽之，率此累也，尚戒之哉！”

唐宪宗见洪州观察判官柳公权书迹，爱之，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学士。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 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宋英宗于资善堂出御书唐人诗，分赐在座。翌日，吕公著奏曰：“陛下日新典学，诚以尧舜三代为法则，四海不劳而治。将来《论语》终帙进讲《尚书》，二书皆圣人格言，为君之要道。臣辄取其中及《孝经》内节要语共百段进呈，圣人之言本无可去取，臣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省览。若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

臣良胜曰：“公著之善谏，自公权而来。公权直攻其所短，匡救之意也；公著因就其所长，将顺之意也。二者皆引君当道，足为事君者之法也。”

理宗时，魏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后二十余疏，皆当世急务。帝将引以共政，而忌者相与谋排摈之，且言了翁知兵，遂命出视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陛辞，御书唐严武诗及 “鹤山书院” 四大字赐之。

臣良胜曰：“理宗笃于向道，不独词翰之工而已。其幸太学，则书《道统赞》及《白鹿洞学规》赐诸生；于丘岳，则赐‘忠实’二字，皆其所优也。观于此，了翁不为不知，竟伤于忌者之口而出之于外，非帝之不明也，盖忌者之言近于理，是则曰‘君子可欺以方’也。其曰‘知兵’且仿张浚故事，在理宗固当深信，在了翁不得自避，在天下亦不得而非议之也。昔卢杞忌张镒，则荐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遂使朱泚以杀之；于颜真卿、于李揆，率用此术，此小人忌嫉之尤者。人主有以察此而后为至明，是何敢望于理宗也。独惜了翁与真德秀俱以正直为邪人所忌，且造为飞语曰：‘魏了翁伪君子，真德秀真小人。’流落十年，遭遇未几，而不终于用，非二贤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也。”

国朝陶安知饶州府时，闽寇陷浮梁、乐平，进围郡城。安谕父老率子弟固守，后寇就擒，胁从者立宥之，全活甚众。圣祖嘉其功，诗以美之曰：“匡庐岩穴甚济济，水怪无端盈彭蠡，鳄鱼因韩去远洋。陶安鄱阳即一理，又制门帖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魏国公徐达薨，圣祖怆然不乐，谓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群寇，克济大勋。今边境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而太阴屡犯上将，不意遽殒其命，天何夺吾将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尽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乃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勋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人为国之元勋也。” 遂亲制碑文，树之于墓。

臣良胜曰：“文以载道也，文艺也，道实也。笃实而艺书美而爱，爱而传矣。圣祖文翰以道为之实也，故文若陶安，武若徐达，乃克堪之，岂溢美而滥施者伦哉？苏轼曰：‘为文如万斛原泉，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可止。’此之谓也。”

圣祖问侍臣曰：“三代以上所读何书？” 宋濂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不专读诵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责，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从化者乎？”

圣祖至白虎殿，见有《孟子》书，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 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其要也。” 圣祖曰：“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有不定于一乎？”

圣祖看书，议论英发，每儒臣进讲，必有辨说。因讲 “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辨曰：“孟子于此处只是有意感动齐王，近人错理会，便干出许多背义弑君事体。读书固不可无识。” 又讲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己止也。孔子之意盖谓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为专治，而欲精之，为害已甚，岂不谬哉？”

臣良胜曰：“孔明读书不务记诵，止观大意，真读书法也。圣学天纵而本之躬行，根极要旨，注疏之外，辄得新意，内内外外之辨，崇正黜邪之防，凛然万世之正议，皆不主故常而发先圣贤所未发者，此圣人之文之本也。世之学者因是得师，亦或于传注之外而求自得之意者，则群攻力诋，直指以为叛教诬贤，盖不知义理自是无穷，以一人言之而有余，以万世人言之而未足。臣敢请以圣祖之辨注者示天下，为万世法。”

文皇既迁北都，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渊阁收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者，各取一部送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

臣良胜曰：“帝王之学与儒生异，然而载籍所考，有古今治乱之迹焉，有礼乐名物之资焉，有人物贤否之辨焉。是以圣祖开国即访遗书，文皇于南京贮书尚存正本，大有深意。凡载籍在天地间，经厄为多，秦王之初，王莽之末，献帝既迁西京，燔荡；刘石凭陵，失坠既多；侯景破梁，周师焚郢，君子谓经籍已经五厄。至隋唐又备，而禄山、黄巢之变，极于五代，女真、蒙古至正之末，又不知经几厄已。繄我祖宗购求收蓄，不遗于力，不遗于虑，故典充栋，指取可稽，而文子文孙，宸章炳耀，辉映海宇，盖亦有所自云。”

文皇命杨士奇侍讲皇太子兼春坊谕德，时赞善王汝玉每以诗法进皇太子，以问士奇。士奇对曰：“陛下明圣讲道之暇，娱意文事，两汉诏诰皆可观，非为文词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诗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诗否？” 士奇曰：“儒者固皆作诗，然儒者之经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经济之儒，专意词章，君子谓之俗儒，人主尤当辨于此。”

永乐二年，仁庙在东宫，翰林学士王达讲《干》之九四，举储贰为语，讲毕，召问杨士奇曰：“于此恐无储贰之说，达不含讥否？” 士奇对曰：“讲臣非正道不陈，岂敢含讥，此出宋儒胡瑗之说。” 仁庙曰：“对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举此说乎？” 士奇因举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圣贤有圣贤用，众人有众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又举王昭素对宋太宗之言，仁宗悦。

臣良胜曰：“帝王之学，固有资于载籍之富，尤有资于辅导之臣。盖九重邃密，亲儒生亦无几时，万几丛委，亲简册亦难遍阅，惟于讲读之际，每慎抉择之几，则万古之书皆在目前，群臣之学皆为度内，使进讲读皆若达，承顾问皆若士奇、若汝玉者，将无容议矣。盖达之讲实有所师，士奇之对亦有所戒。程颐尝讲‘贤哉回也’一章，乃曰：‘颜渊之贤，箪瓢陋巷，其贫如此，以季氏而富于周公，鲁之用舍如此，何以为国？’此达之所师也。陈后主、隋文帝专意词章，至以‘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杀戮臣下以成忌嫉，此士奇之所戒也。故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又况于君人者哉？”

右衍词翰之文

《中庸衍义》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