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阉宦的一般属性及阉党政治之出现
读明史者，无不慨然于阉宦专政，造成明朝政治的黑暗与腐败，而卒至国家倾覆，社稷沦丧。直到今日，清贵族的余孽遗胤，尚甘为日寇的傀儡，以荼毒于中国。阉宦之祸，影响到中国历史真大极了。
阉宦用事，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几于无代不有，而汉唐尤甚，然而从未有如明代的厉害。明代阉宦，亦非自始即为祸于政治，而其造成中国历史上阉祸的空前记录是在明代的末年。这是什么原故呢？历来史家多归结于“主君臣暗”有以启之。换言之，即凡阉祸之起，皆由于阉宦有超人之智而君主有过人之愚，两者适相遇而遂成其祸，盖纯为偶然的事情。然而吾人征之史实，则殊不尽然。在明代历史上，阉宦之祸始于英宗，盛于武宗，极于熹宗，而终于庄烈帝。此四君者，并非庸愚；同时，明代阉宦为祸最烈者，是王振、刘瑾与魏忠贤，而此三阉，也并没有过人之智。诚然，“从来阉宦之祸，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结主心”。而所谓“小忠小信”，也就是一种奸巧之智，然而若即以此而谓为阉宦专政的原因，那是颠倒阉祸的因果了。
阉宦本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中，实为一重要的构成因素。与欧洲中世纪的家臣，性质是相类似的。假使西欧封建贵族之家臣多由古代的奴隶而转化，则中国之阉宦亦多出身于农奴或贫农。因为中人之子，就没有自愿阉割而为封建贵族之家奴者。因此阉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其地位本甚微贱，而为历来士大夫所不齿；但其地位又甚重要，往往反而超过了士大夫。这是由于士大夫与阉宦，虽同为封建君主的臣属，而阉宦则因接近君主，常能挟君主以令士大夫。士大夫亦往往欲消灭阉宦的权威，然而多以格于君主的偏袒，而卒无如之何。所以每当君主欲施行绝对专制主义之时，往往任用阉宦以抑制官僚。再则每当人民“叛乱”之际，君主深恐士大夫中的失意者勾结人民，于是也多任用阉宦以削夺士大夫之权，从而镇压人民的异动。
阉宦既出身于农奴或贫农，何以一旦走入宫庭，就转而成为封建君主压迫人民的工具呢？这往往为史家所不解。实际上，此理至为明显，因为人类行动的方面，并非根据于其过去的地位，乃根据于其现在所处的地位。假使农奴或贫农，在其未走入宫庭以前，是以反对封建剥削为有利；则既入宫庭以后，即转化为封建贵族的扈从以后，便与封建贵族的利害一致，因而又是以拥护并执行封建剥削为有利。故历来宦官未有不仇视人民的。由此，吾人深知所谓阉宦者，实封建君主用以运用权力的活塞。尤其在封建政权临于腐化或没落的当时，封建君主为了抢救其临危的政权，因而必须集中政权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则阉宦往往成为时代的宠儿。如此，吾人又深知，阉宦专政的原因，因不能从君主或阉宦个人的性格得到说明，而必须根据当时社会的内容，才能说明。为在事实上，与其总因阉宦的专政才造成政治的腐败，毋宁说是政治的腐败，才能使阉宦占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换言之，阉宦专政不是特征着个人的腐败，而是特征着整个封建政治机构的腐败。
阉宦地位既然如此卑贱，但其影响政治何以又如此重大呢？吾人以为此理也最易明白。因为阉宦窃权之际，必然是封建政权没落之时，也就是封建君主努力集中政权之时。在这时候，封建君主，不但把人民看成仇敌，即对于其所臣属的士大夫，也不信任，然而又不能自己拿起武器，以镇压一切可能的叛变，于是阉宦就被封建君主认为唯一的助手了。
封建君主何以信任阉宦而不疑，这是由于封建君主认为阉宦既经阉割，除效忠于君主以外，已灭绝人生应有的一切希望，比之具有一己的私欲的士大夫辈，其可靠性当不可同日而语。初未料到这种灭绝人性的家奴可以超主人而上之，更未料到他们可以勾结士大夫或人民而出卖他们的主人。所以阉宦的权力，并非存在于其自身，而是乘封建社会之弊，通过君主的权力，使君主的权力变为自己的权力。
阉宦之权往往超于一切者，即因他们直接影响的是君主。假使一个农奴所影响者非君主而是一平民，则其影响自然不大。正因王振所挟持者为英宗，刘瑾所挟持者为武宗，而魏忠贤所挟持者为熹宗，此辈被挟持者都是明代的君主，所以他们才能压服君主以下的任何人。所以我说，王振、刘瑾、魏忠贤等，都不过是明代历史上的偶然的因素，而非阉宦的必然的属性。其所以造成阉祸之空前纪录者，则是表征着明代封建社会的一定的内容。
二 明代中叶以前的阉党与贪污政治
在明代初叶，当封建社会秩序稳固之时，并没有阉宦专擅之事。当时明太祖虽一面残杀功臣，然而另一方面，却集中士大夫以图恢复封建秩序，所以当时政治在士大夫而不在阉宦。明太祖曾铸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列传》有云：“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又说：“自永乐后渐加委寄，然犯法辄置重典。”例如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诸中官以是不敢肆”。
到正统年间，外则东南沿海有倭寇之患，西北甘、凉有鞑靼入寇，内则农民起义军叶宗留等转战于福建、浙江、江西。邓茂七等转战于福建。尤其额森南犯，进逼京师。同时，河决，淹地二千余里，坏城垣庐舍，溺死男妇不可胜计。天灾人祸，交逼迭乘，明代政权，渐趋动摇。于是阉人王振乘机劝帝“（英宗）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其权势之大，至当时“公侯勋戚，呼曰翁父”。及“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 其贪污可知。此后，曹吉祥利用封建贵族内部的矛盾，夺门移宫，拥英宗复辟，遂至“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 其他如韦力转“僭用金器若王者” ，而曹钦且有“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 之问。故史家曰：“明代阉祸，始于王振。”
到成化年间，大江南北，水旱频仍，内则流贼起于荆、襄，苗、瑶叛于川、滇，外则鞑靼入寇，进逼近塞，于是“列官校刺事”又为必要。而枉直之徒，便得以乘间俟隙而起。“提督西厂”，“屡兴大狱”，锦衣遍天下，“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实置法，人情大扰”。酷刑考讯，作为“三琶”，“（三）琶者，锦衣酷刑也，骨节皆寸解。” 而其同党尚铭之徒，凭借东厂，恣其威福。“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此外梁芳之流“贪黩谀佞……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 芳党韦眷，“为广东市舶太监，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 后来到弘治年间，太监李广利用孝宗的愚昧，“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 虽然，直到弘治年间，阉宦之辈，盗窃政权则有之，而左右政权则未做到。其所以尚不能左右政权者，是因为党羽未成，即遭歼灭。正如《明史》所云：“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羽未盛。”而也由于当时社会还不十分需要阉宦。
三 正德年间的阉党与厂卫政治
阉宦之祸到了刘瑾，就踏进历史的新阶段。《明史》中说：“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 论者曾说，刘瑾的专横，实由于武宗的“耽乐嬉游，昵近群小” 所促成了的。诚然，明武宗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皇帝，他似乎不满足于“皇帝”的尊号，尝自称为“威武大将军”或“大庆法王”，而以为“皇帝”应身兼军政教三大权，并为其首长。又不满足于后庭三千粉黛，尝“急装微服”巡游民间，“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也不满足于龙楼凤阁，而另于宣府“建镇国府第”，“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 恣为淫乐。本来既称皇帝，当然可以为所欲为，武宗虽“自署官号”，但并不妨碍他同时又为皇帝。至于“夜入人家，索妇女”，这在皇帝看来，对于农民决非侮辱，而只是莫大的荣幸。所以“梅龙镇”的故事，至今还传为美谈。至于“作豹房”，为声色狗马之乐，也并未超出以往封建皇帝的淫逸。这些都是封建皇帝一般的属性，而非武宗的特性，不过武宗或有过分之处而已。如即以此当做刘瑾专擅的原因，未免是一偏之论。因为即是武宗私人生活堕落，腐败，也只能看做明代封建政权渐趋腐败的表征。
具体的史实，指示吾人，明当武宗时，“连岁饥馑，四方盗贼并起，湖广则沔阳贼杨清、邱仁等出没湖湘间。江西则东乡贼王钰五、徐仰山等，桃源贼汪澄二、王浩八等，华林贼罗先权、陈福一等，各据山寨。而赣州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复蔓延福建、广东之境。四川则保宁贼蓝廷瑞、鄢本恕、廖惠等，拥众至数万。官军讨之，不能克，群盗还日炽。” 同时，刘六、刘七叛于霸州，转掠山东州郡，杨虎、赵燧等叛于河南，“纵横数千里，残破州县以百数。” 社会敌对集团间的矛盾，业已大大展开。而以往在潜滋暗长中的封建贵族间的矛盾，又因宁王宸濠的叛变而公开决裂，宸濠集兵号十万，大破江南州郡。既有农民叛乱，又有封建内讧，于是武宗四顾左右，已没有可以信赖的臣民了。于是重用近侍以侦视天下臣民的异动，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刘瑾就得以乘其间隙。“专擅威福，悉遣党阉分镇各边” 了。于是“丘聚、谷大用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据要地” 了。于是“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了。于是东、西厂不足，“瑾复立内行厂”了。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于是“锦衣狱，徽缠相属”，“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了。于是“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边将有例赂了。“又遣其党丈边塞屯地，诛求苛刻。边军不堪” 。由此看来，刘瑾之祸，难道是偶然的吗？
实际上正是明代封建政治腐败的一个象征！
四 万历年间的阉党走出了宫廷
到嘉靖、万历年代，明代政权，更趋危殆，外则“倭寇”侵入朝鲜，“俺答”进犯宁夏、山、陕；内则“矿盗”遍于全国，民变起于武汉；加以西南少数民族，不断叛变，征伐不断，苛敛无已。这正是所谓“将疲于边，贼讧于内”的时候。而神宗皇帝，高居紫闼，安享尊荣，“崇尚道教，享祀弗纪，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了。
据《明史》：“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之资，计臣束手。”当此之时，明代政府首要之图，就是如何搜刮民财，以支配对内对外的战争和大兴土木，侈建斋蘸之需，于是阉宦就因搜刮民膏民脂的任务，而分布天下，以大逞其淫威。
据《明史》所载，当时除“矿监”外，“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
“矿监”如王忠、王虎、田进、曹金、刘忠、赵钦、张忠、鲁坤、陈增、李敬、杨荣、高淮、潘相、高宷、陈奉等遍布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辽东、湖广、云南、浙江、福建诸省。此辈“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 其结果又如此，而矿盗因以大起。
“税监”如陈增之党程守训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鳱出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 而陈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窃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此外如天津“税监”马堂，“兼辖临清。始至，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 于是武昌、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以及山东民变因以蜂起。
明代矿贼与民变之起，又难道是偶然的么？吕坤说得好：“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
不仅如此，“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怀奸固宠之徒又从而羽翼之”，此辈结成吴、楚、浙三党，甘为阉宦御用，专“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 当时有识之士，如顾宪成、钱一本、于孔兼、史孟麟、薛敷教等，皆以不附诸阉，而被黜逐。而“魏允贞、王国、余懋衡皆以卓荦阉伟之概，为众望所归。李三才英迈豪隽，倾动士大夫。” 然而都因名高望重，为阉宦所排斥。“驯至悊愍邪党滋蔓……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然直到这时候，明代阉宦，“左右”政权，则有之；“专制”政权则未也。
五 最后的硕果——魏忠贤进了圣庙
明代阉祸，到天启年间，可谓登峰造极。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不只左右政权，而且专制政权了。魏忠贤也不过是一阉竖罢了，何以能造成中国有阉宦以来的空前的罪恶，这当然是当时社会有以助成的。
明至熹宗时代，暴动四起，天下已紊乱不堪。天启元年，四川有永宁土司奢崇明之叛；二年贵州有水西安邦彦之叛；同年，山东爆发了以徐鸿儒、于弘志为首领的“白莲教”暴动；六年、七年，陕西发生了大旱灾，饥民暴动遍西北，这是内忧。在另一面，满洲人于元年攻陷沈阳；二年，攻陷西平堡；六年，大举西渡辽河，进犯宁远，关外尽失，边警频仍，这是外患。在此内忧外患之中，明代政权，已临于瓦解的前夕。为了抢救封建政权，势必加强专制，于是魏忠贤便“以司礼秉笔领东厂事”了 。
在熹宗看来，魏忠贤是他们最忠实的家奴，而信之不疑；在魏忠贤看来，熹宗却是他威福天下的最好傀儡，故导之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 而将大权引渡于自身。当时士大夫都以为君主重用阉宦，阉宦挟制君主，不能集中人才，共赴国难，实是“荒政秕”的征象，当时人民也以为阉党与士大夫对立，国内党派纷争，不能团结一致，抵御满兵，实是亡国灭种的征象。然而各人立在各人的利益上，终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识，此明代之所以终于覆亡也。
为欲专制一切，魏忠贤首先“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武装阉宦，弄兵大内，以奠定他的基础。
其次，便遍树党羽，分布朝野，倚为耳目，资为威虐。据《明史》：当时魏忠贤“有李朝钦……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崔）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此辈所谓“左右拥护”“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以及崔呈秀辈的“门下”，便“日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投匦告密，日夜未已。”而“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从此天下人民，闭口结舌，“海内皆屏息丧气。”熹宗皇帝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了，魏忠贤以为权位从此稳固了，然而那里知道因此而人民的怨望日以深，天下之大难更难免了。
当时人民，因无所告诉，只能用暴动答复虐政。而士大夫中有良心的，则深感国家的危殆，如杨涟，左光斗，高攀龙，李应升辈曾一再冒死向熹宗指陈危机，并要求熹宗罢黜阉宦，还政于朝。引用贤才，登庸志士，以共扶危局。然而熹宗却为魏忠贤所蒙蔽，以为此辈士大夫皆有偏见，而率予罢斥。“削黜放逐，朝署一空”。 这些士大夫既被放逐，就相与讲学山林，自命清流，然而终以不能忘情于国家，间或进而评议朝政，指斥时弊。于是阉党遂欲得而甘心，而给他们加上一个东林党人的帽子。
屠杀异己，已成魏忠贤阉党的迫切任务，然而就在封建专制政治之下，杀人也必须有罪状。而东林党人又实无可杀之罪，如说有罪那便是反对“祸国殃民”的阉党。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伪造证据，诬构罪名，遂为明代阉党所发明。据《明鉴》：“忠贤特恨东林诸人，数论其罪，实于三案”。三案者挺击，红丸，移宫也，这都是过去阉宦所造成的逆案，有一于此，即可以夷三族，不仅死罪。拿这三案来加罪于东林诸人，则东林诸人无遗类矣。
然而群小还以为不足，“群小欲借忠贤力为报仇，凡异己者，概指为东林党而去之。清流之祸，遂不可解。” 于是伪造的“点将录”“同志录”便应时出现了。据《明鉴》：“王绍徽编东林一百八人，系以宋时淮南盗宋江等诸名目，为《点将录》……（崔）呈秀复进《同志录》，皆东林党人，又进《天鉴录》，皆不附东林者，由是群小无不登用，善类为之一空。”
为了打击东林党人，于是“尊孔崇儒”的明代政府，公然下令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书院”，用剿灭东林的名义而剿灭文化，于是焚书坑儒之祸，再见于明代。自此以后，“天下书院”，都一变而为“魏忠贤的生祠”，“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换上了“阉宦的偶像”，中国文化史上的耻辱，岂有过于此者乎！
屠杀终于开始了，第一次被屠杀的士大夫，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时人称为“六君子”。第二批被屠杀的是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时人称之“七君子”。当七君子中的周顺昌被逮时，“士民闻其被逮，愤怒号冤，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咸执香为周吏部请命。……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魏太监耶？遂蜂拥上，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立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 “远远闻其死，莫不伤之。” 由此，足见所谓“六君子”“七君子”者，实无可杀之罪，而卒罹祸变者，实阉宦政治之毒害也。
《明史》为之慨曰：“自古阉宦之甘心善类者，莫甚于汉、唐之季；然皆仓卒一时，为自救耳。魏忠贤之杀诸人也，扬毒焰以快其私，肆无忌惮。盖主荒政秕之余，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气参会，群邪翕谋，故缙绅之祸，烈于前古。” 又曰：“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故祸乱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异哉！明之所称‘三案’者，举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恶大憝因用以翦除善类，卒至杨、左诸人身填牢户，与东汉季年若蹈一辙。国安得不亡乎！” 吾人读史家之言，不禁慨然于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的事件何其多也。
自东林党人被他歼灭后，魏忠贤声势更大，不仅专制朝政，而且诬杀边将。当清兵犯关熊廷弼因攻守有方而被诬杀，毛文龙因通敌卖国而被重用。袁崇焕因有功而罢，王之臣因阿谏而进。其党徒纪用隐身前线，暗通清军，辱国求降，无所不为。又冒军功，克军饷。牵制军机，致使国境日蹙。这都是魏忠贤的“功勋”，而熹宗还倚之如泰山，真算得是昏庸了。
当内外大权，一手独揽之后，于是子侄亲戚，皆列公侯。“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滥袭恩荫，褒越朝常。” 本以为因阉割而灭绝人生的一切私欲，现在他的私欲反而远远超出于常人！
当清兵迫塞，流寇蔓延，而天下官僚所殚心竭虑的，不是谋如何救亡图存，却是建立魏忠贤的生祠。“浙江巡抚潘汝桢，疏请建忠贤生祠于西湖……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开封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巡抚朱童蒙建祠绥延，用琉璃瓦。刘诏建祠蓟州，金像冕旒。” 从此都城内外，祠宇相望。不建祠及入祠不拜者皆论死。“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
不仅如此，“诏书褒美，阁臣皆拟九锡文”， “疏辞揄，一如颂圣”，以至有称为“尧天舜德，至圣至神” 者。真不知道当时官僚士大夫又用什么话去尊奉皇帝！
还不仅如此，甚至有监生陆万龄疏请以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厂臣（当时不敢称魏忠贤之名而称厂臣）作要典（《三朝要典》，即所以诬杀东林党人者）；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并尊。” 疏上，而熹宗竟予批准。于是“毁天下书院”者又“配祀孔子”矣，于是“皇帝的家奴”，就在春秋祀孔的时候，接受其主人的九拜九稽首了。呜呼，盛矣！魏忠贤的祸乱，诚足以垂戒于万世！
魏忠贤以一阉宦，乘封建政治的腐败，盗窃政权，卒至专制一切，淫刑痛毒，诬杀陷害，使“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者，则无耻之辈，窜身妇寺，有以助长之也。《明史》为之慨曰：“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庄烈帝之定逆案也……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
六 阉党投降了流寇崇祯上了煤山
及至崇祯年代，则明代封建政权，已临于总崩溃之时，饥民，变兵，驿卒，矿盗，已汇成明末农民大暴动，以陕西为中心，而扩展到了全国。有府谷的王嘉允，宜川的王左褂、飞山虎、大红狼，安塞的高迎祥，米脂的李自成，汉南的王大梁、王子顺，延安的张献忠、老徊徊，蓝田的刘宗敏，这些人物都以农民暴动的指导者而出现。同时满清则已建国东北，连年入寇，辽东诸郡早已沦陷，而大河以北也迭遭蹂躏。庄烈帝受命于危难之际，颇有安内攘外之志。鉴于魏忠贤的祸败，曾在即位之初“尽撤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 也曾“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然而终因“用非其人，益以偾事” 。如“周延儒、温体仁怀私植党，误国覆邦。” 而明达之士如刘宗周、黄道周等“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而听者迂而远之。” 然庸碌奸佞之徒，不顾国家存亡，只知自私自利，卒至“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于是庄烈帝“乃思复用中官”。 明知故犯，遂至溃烂而不可救。假使当时不用阉宦奸臣，而能集中天下有志之士，减轻人民负担，以救亡御侮之大义号召天下，招抚流贼而共抗满清，则明朝未必就灭亡。然而不作这种打算，却仍任用阉宦，监军，典镇，入阁理财，以至人心瓦解，卒底覆亡，岂不可叹。
据《明纪》：“（崇祯四年九月），遣王应朝监军关、宁，……又命王坤监饷宣府，刘文忠监饷大同，刘允中监饷出西，以（张）彝宪有心计，故令钩校（户、工二部）出入，……为建专署名曰户工总理。其权视外总督、内团营提督。”
崇祯九年，又“命（张）彝宪守备南京，寻死。然帝卒用高起潜辈典兵监镇，驯至开关延贼，遂底灭亡。”
又据《明史》：“时流贼大炽，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诸营，名曰监军。在边镇者，悉名监视。”
其结果“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
直至明代最后的一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将犯关，帝复命起潜监宁、前诸军，而以杜勋镇宣府。勋至镇即降贼。” 直到明代最后的一瞬，阉宦仍演着重要的任务。开居庸关以揖“贼”者阉宦（杜勋）也，导李自成焚十二陵者阉宦（杜勋）也，缒城出入，逼降庄烈帝者阉宦（杜勋）也，而缒之以入缒之以出者阉宦（曹化淳）也。用“吾曹富贵固在也”的理由诱降守城兵士者阉宦（杜勋）也，而开彰仪门以迎贼入城者，亦阉宦（曹化淳）也。虽然，最后殉庄烈帝以死国者亦阉宦（王承恩）也。 阉宦之于明代政权，真可算是“相与始终”了。
明代君主专任阉宦，本来是为了抢救封建政权于危殆，在明代任何政治机构中几乎无不以阉宦为了监；如市监，矿监，税监，盐监，珠监，乃至军监，民监（东西厂）等，盛极一时。然而以之监市则倭寇入，以之监矿则矿盗起，以之监税则民变作，以之监盐监珠则国库空，以之监军则民变多，以之监民则流寇愈炽。此外，以之御清则通敌，以之典镇则降贼，卒至无所不监而亦无所不乱，不但不能抢救封建政权于危殆，反而加深了封建政权的腐败，并加速其崩溃。明代之亡，虽然原因甚多，阉宦专政，诚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胜慨欤！
——读史笔记之七——
（重庆《读书月报》第二卷第七期，1940年10月1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