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基础

大致的说，文化的地理基础或环境，是包括了气候、江海、山岭、平原、沙漠、矿产等等要素。

地理的环境之于文化的关系，在我国的古籍中，如《管子》这本书里，也有多少提及。不过，其所说的，只是片断的举例，而非有系统的解释。在西洋，在古代希腊的著作中，而尤其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politics）这本书里，对于这一点，也曾注意。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第六册里，曾指出住在欧洲北部的人们，因为气候的寒冷，而有充满的精神，但是他们却也因此而缺乏智慧与技能。因此之故，他们虽保持了他们的自由，可是他们却缺乏政治的组织，而同时不能统治其他的民族。至于亚洲的人们，虽因气候的关系而机敏与有发明的能力，可是他们又因此而缺乏精神，而其结果，是他们常常受制于人，而成为奴隶。

亚里士多德以为只有希腊人是处在这两种的极端的气候的中间，因而在性格上，也有了这两种人民的好处。这就是既有了很好的精神，又有了机敏智慧。因此之故，希腊人既能保持其自由，又有了很好的政治组织。假使希腊人而能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必能统治整个世界。

不但这样，亚里士多德又指出海洋与大陆，对于一个城市国家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是主张城市国家的土地不要太大的。他以为城市国家的理想的幅员，是能够一目了然，而易于保护。其地位最好是既近海洋，又在肥美的陆地。肥美的陆地，可以出产丰富的物产，如食品与木材之类。至于城市国家之所以要靠近海洋，这不只是为着安全起见，使敌人不易侵犯，而且在商业上，有了重大的意义。一个国家，有些需要的东西，既未必通通都有，同时，出产太多的东西，又不得不畅销于外国。海洋的交通比较便利，所以近海的国家，可以把其所有与所剩的产品去换其所无与所缺的东西。一个城市国家，从亚里士多德看起来，应该也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并不是为着他人而成立的，而是为着自己的人民而建设的。此外，亚里士多德对于城市国家的港口与船坞的所在地，也曾注意。他以为港口与船坞，应该处在城市的较近的地方。这也可以说是为着交通的便利起见。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照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当然有了不少的错误，然而大致上，地理的环境对于文化，是有了影响，这可无疑的。

自亚里士多德以后，比方，在十六世纪的菩丹（j.bodin）在其《共和国》（de republica libri sex）里，十八世纪的孟德司鸠（baron de montesquieu）在其《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里，而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巴克尔（h.t.buckle）在其《英国文明史绪言》（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拉最尔（fr.ratzel）在其《人类地理学》（anthro - geographie 1888）里，以及二十世纪的塞姆柏尔（e.c.semple）在其《地理环境的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e environment）里，布隆汉（j.brunches）在其《人文地理》（geographie humanie），以及罕丁吞（e.huntington）在其好多著作里，于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都有了详细的解释。

在这一章里，我们并不预备把各家所研究的结果来作一个详细的叙述，而只想将地理的环境的几种要素，对于文化的影响的要点，加以简明的解释。

我们先从气候方面说起。

据一般学者所有的意见，气候炎热的地带，多为文化发源的地方；气候温和的地带，却多发展高度的文化。原因是在炎热的地带里，自然物产易于生长，也很为丰富。人类在这些地方，在日常生活上，既比较易于解决，故多有余力去创造文化，故文化的发生较易。我们知道，世界最古的文化是策源于埃及，而埃及却是在气候较热的地方。此外，巴比伦以及印度的文化都是较久的文化，而同时这些国家，也都是位在较热的地带。人们之所以指出文化的发源，是多在炎热的地带，就是为了这个原故。

炎热的地带，固是适于文化的发源，却不一定适宜于文化的高度的发展。这是什么原故呢？照一般人的观察，气候炎热，容易使人疲倦，而物产丰富，又容易使人怠惰。结果是在这些地方的人们，在文化的发展上，不只是因为疲倦而不容易去努力振作，而且是因为容易满足而不愿意去努力求进。

至于气候寒冷的地方，文化的发生，固不容易，文化的发展，也很为困难。因为气候寒冷，物产不易于生长，人类所赖以生活的各种资料，固是缺乏，或甚至于完全没有。像在北冰洋那些地方，终年都为冰块所遮盖而不能生长物产，使人类在这些地方，难于生存，难于居住，结果是文化的产生，既不容易，文化的发展，更谈不到。

所以，只有在不寒不热的温带，同时又有了所谓春夏秋冬的四季的变化，与因了这些变化而给与人类以身心上的刺激的地方，使人类能够不断的加以努力，加以振作，加以求进，使文化能够得以高度的发展。

我们应当指出，所谓气候对于文化的影响，多是间接的影响，而少有直接的影响。这就是说，因为气候的炎热或寒冷而影响于各种物产的丰富或缺乏，或是因为气候的炎热或寒冷而影响于人类身心的怠惰或兴奋，因而各种物产的丰富或缺乏，或是人类身心的怠惰或兴奋，而又影响到文化上的能否发生或发展。这种影响，不只是少有直接的，而且往往是间接而又间接的。而且，我们也得指出，文化的创造或发展，固要有适宜的气候，然而文化既是人类的产品，那么不但没有人类的地方，不会产生出文化，就是在了同样的气候之下的人类，也不一定产生出同样的文化。所以，人类是否能够努力于文化的工作，却是文化的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照一般研究气候与文化的关系的人们所研究的结果，是在某种气候之下，工作的效率始能增加。比方，美国得克斯忒（e.g.dexter）在一九〇四年所出版的《气候的影响》（the weather influences）一书里，而特别是半丁吞（e.huntington）在一九二一年所刊行的《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书里，都以为在工作上的理想的气候的平均温度，约在华氏表六四度之间。因为在这种温度之下，既不太冷，也不太热，使人类的身心既感觉舒适，因而在工作上，可以收到高度的效能。

罕丁吞并进一步去说明体力的工作，与精神的工作的理想的温度，也有不同之处。他以为体力的工作效率的最好的户外温度，在日间约为七十度，而在晚间约为五十五度。至于最适宜于精神的工作的温度，约为三十八度或四十度之间。又据罕丁吞的意见，湿度对于工作的效率，也有影响。过度的干燥，或过度的潮湿，都不适宜于工作。最适宜的是约为百分之八十的相对的湿度。总而言之，气候的变迁，如无过度是适宜的。假如成为永恒的过度的约制，都是不适宜。罕丁吞的研究的结果，是根据了好多统计的材料，而其目的是要证明气候之于身体的康健工作的效率，以及精神的要素的互相关系。同时，说明气候之于文化的特性生长，以及没落的互相关系。

罕丁吞又主张所谓气候跳动的学说（theory of climatic pulsalions）。他在一九〇七年所刊行的《亚洲的跳动》（pulse of asia），与一九二三年所出版的《地球与太阳》（earth and sun）及两书里，对于这个学说，都有所解释。

照他的意见，气候的变迁，是波动的，或是循环的。而这种波动或循环，是与历史上的文化的发展，有了密切的关系。而且，在较大的波动或循环之中，又有小的波动或循环。而在小的波动或循环之中，又有较小的波动或循环。好多千年的冰期，是代表一个大波动或循环，这是一个长期的气候的变化。这种气候的变化，对于文化有了极明显与彻底的影响。在冰期里，绝不会有欧洲北部，或美洲北部的现代的文化。至于较小的跳动，可以用中亚细亚与地中海的盆地的迟慢而却确定的雨量的变化以为例子来解释。据罕丁吞的意见，这两种雨量的变化，是与古代的文化的生长与没落，有了关系。他以为在二千年前的巴雷斯泰恩（palestine）以及底格里斯（tigris）与幼发拉特斯（euphrates）河流左近的地方的雨量，比起现在的这些地方的雨量，是多得多。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这些地方的文化，也很发达。后来呢？雨量逐渐的减少，于是食物与原料也随之而逐渐的减少。结果是产生出贫穷的现象，而影响于文化的各方面。此外，罕丁吞又指出雨量的变化，在每三十年中以至每八年中，都成了一个波动或循环。这对于人类的生活的各方面，也有影响。近来还有一些学者，以这种气候的波动或循环的学说，去解释经济上的兴盛与不景象。比方，摩尔（h.l.moore）在一九一四年所出版的《经济的循环：其法则与原因》（economic cycles：their laws and causes），以及其在一九二三年所刊行的《经济循环的造成》（generafireg ecokomic cycles）两本书，就是说明在经济方面，因气候的波动而引起循环的现象的例子。经济是文化的一方面，经济既因气候的波动而有循环的现象，那么文化的其他方面，也许因了气候的波动或是经济的波动，而有循环的现象。

罕丁吞的研究的结果，是否完全可靠，当然是成为问题。然而大体上，过度的炎热，或是过度的寒冷，对于人类的工作都有不利的影响，这是一种显明的事实而无可疑的。至说气候有了好多大小的波动或循环的现象，而影响于文化各方面的学说，虽有了不少的学者，加以非议，可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而使雨量减少，是对于文化有不少的影响，这也是历史上所有的事实，而无可疑的。就以我国的西北而说，以前的关中，至少据古籍所载，是一片物产富裕的地方，然而这些地方，在近代，却成为贫乏的地方，这好像是与雨量的减少有了多少的关系。

其实，大致上，高度的文化是发展于气候较为适宜的地方，也是一件非无根据的事实。不只是在以往，好多高度的文化的国家，是处在温带，就是直到现在，好多高度的文化的国家，还是处在温带。所以充满的精神，机敏，或智慧，未必是像亚里士多德以至孟德司鸠所说，是由气候的差异而来，体力的工作与精神的工作，也未必是像罕丁吞所说是要在一定的温度之下才能增加效率。然而假使一切的条件，都是相等的话，那么在较为适宜的气候的环境之下，当然可以占了多少的便宜。所以大体上，亚里士多德、孟德司鸠与罕丁吞以为温带是适宜于国家的发展，并非完全是凭空造说的。

我们若再从文化的各方面来看，文化之受气候的影响，也是很显明的。比方，在物质文化的衣食住方面，在气候炎热的地方的人们，所穿的衣服，是较为简单。在马来半岛的比较荒野的地方的土人，有的一年四季，只用一小幅布遮掩下体，固是至为简单，就是像在暹罗的俗语所说“一条布可以过活一生”，也是很为简单。至于南洋各处的通都大邑，一般所谓社会上有了地位的人物，不只终年穿了白色的衣服，而且在办公室，或日常生活中，上身也往往只穿了内衣。帽多是草帽，鞋是可以见得脚面的大部分，棉衣皮袍的生意，在热带的南洋，是少有的。连了毛织呢绒的布料，在这些地方，也是少有人过问。反之，在寒带的人们，在冬天在睡觉时所盖棉被，固是一件笨重的行李，就是冬天在身上所穿的衣服，往往就有十多磅，这都可以说是气候的使然。

又如，在食的方面，在炎热的地方，一年四季，一个人可以依赖天然的丰富的物产以过活，像在暹罗、安南各处的丰富的稻米，在其国内的人民，固少无米的忧虑，就是国外的好多人民，也是仰给于这些地方。万一一个在没有人烟的深山僻壤而迷途，那么随处可找到各种水果，如芭蕉之类，也可以充饥，而不会因饿而病死。反之，在寒冷的地方，一个人不只要靠着手足胼胝的劳力，去培养动植的食品，而且要格外去努力劳作，预备长期的冬天的食物的贮藏。我们知道，就以我国的北方来说，每年差不多有了七个月是草木不能生长的，不只是人的食品易感缺乏，就是家畜野兽的养料，也感缺乏。这又可以说是气候所使然。

至于住的方面呢？比方，在热带的南洋各处，住屋的构造是很为简单，斩木为椽，编竹为墙，就可成为一间房子。这些的房子，差不多是人人所能造作的，而且在必要时，是随处可以迁移的。所以，比方在暹罗的某个地方，一个男子要结婚，要学了盖起一间房子的能力，这虽然是一种能力，然而这也是一种简单的能力。因为房子的建造，并非一件很难的事情。假使不是这样，那么恐怕就有了很多的人们，就不能结婚了。就是以现在的南洋各处，以至大都会大市镇的一般的房舍来看，还是一种适应于热带的建筑物。一般人所盖的浮脚屋或是bungalow，几乎六面通风，以及其广大的窗户，这是热带的房屋的特色。反之，在寒冷的地方，像我国的北方的少有窗户的泥屋，不能说是与了气候是完全没有关系。至于一般的人们所睡觉，以至户内工作的土坑，中间往往是通入厨房的炉灶，以及吸取炉灶的暖气，使睡觉或坐在土炕上的人们，不会感觉太冷，这是寒带的房舍的特色。

我们在这里，不过随便的举出一些的例子，然而气候对于物质文化的衣食住方面的影响，已可概见。

此外，在文化的非物质方面，其所受气候的影响，也很为显明。比方，在婚姻方面，在炎热的地方的男女，而尤其是女子发育较早，生活较易，故早婚的制度，也较为流行。关于这一点，孟德司鸠在其《法意》里早已提及。反之，在寒冷的地方的人们，发育较迟，生活较难，所以迟婚的制度，也较为普遍。我国民族，本来发源于西北，古人所谓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说不定也是古人受了气候的影响而然。又如，有人以为在热带或暑天的人们，犯罪较多，而在寒带或冬天的人们，犯罪较少，这与气候也许是有了关系。至如游戏之类，在热带的人们不会像在寒带的人们之溜冰玩雪，这更是由于气候的影响了。

在思想方面，人们以为热带的人们，偏于玄想，而寒带的人们，偏于实际，也是由于气候的作用。梁启超在其《中国古代思潮》一文里，对于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的思想的差异，曾举出十一点，他以为北派宗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喜保守，主勉强，畏苍天，言排外，贵自强。而南派宗虚想，主无为，贵出世，明哲理，重平等，重创造，喜破坏，明自然，任苍天，言无我，贵谦弱。他以为这些差异，根本是由于中国的南北的气候的不同而来。我们对于梁先生的说法，虽不一定完全同意，然而大体上，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南北思想上的差异，像老子的思想之于孔子的思想的不同，也不能说是完全与气候没有关系。

上面是解释气候对于文化的影响，我们现在且来说明江河、海洋对于文化的影响。

大致的说，较高的文化，主要是发展于江河海洋或是大湖的左近或旁边。比方，古代的埃及的文化，是发展于尼罗河的流域，而古代的巴比伦的文化，却发展于底格里斯与幼发拉特斯的两河的区域。我国的文化，也是发展于黄河、长江以至珠江的流域，而印度的文化，也是发于印度河与恒河的区域。这是从江河与文化的关系来说。至于文化与海洋的关系，也很为显明。古代的希腊的文化，与古代的罗马的文化，都是繁盛于地中海的海岸。十五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文化，是繁盛于大西洋的海岸。至于法国与英国的近代文化的发达，也是靠近于大西洋的海岸。美洲自哥伦布发现以后，其文化的繁盛也是在大西洋的海岸。所以美国的东方海岸一带，直到现在，还是美国的文化的中心。自美国扩充其版图到西方的海岸，这就是太平洋的海岸之后，沿着这些海岸的一带地方，在很短的时期之内，文化的发展的速度之快，也很为显明。我国近代的文化的发展也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至于日本本为岛国，然而日本的近代的文化的中心，还是靠近海边的地方，这都不能说是海洋与文化是没有关系的。故总而言之，江河与海洋不只是文化的策源地带，而且是文化发达的枢纽。

城市是文化的中心，所以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商业工业或交通方面）、在教育上、在宗教上，以至在艺术上，都占了很重的地位。然而从古代以至现代，差不多所有的大城市，以至好多的小城市，都是位在江河、海洋，或是沼湖的旁边或左近。

在我国历史上的都市，如开封，如洛阳，以至西安，而近代的重庆、汉口、九江、南京、上海、桂林、南宁、梧州、广州，无一不在河流的旁边或左近。在西洋，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固无一不在河流的旁边，就是其他的好多著名与小城市之在河流的左近的，更不胜枚举。

至于靠近海洋的大城市，在近代之多，也不胜枚举。在我国的天津、青岛、上海、厦门、汕头、香港；在日本的大阪、长崎、神户与横滨；在南洋的西贡、马尼剌、新嘉坡、槟榔屿；在缅甸的仰光、印度的卡尔卡塔与孟买；意大利的热那亚、法国的马赛、西班牙的巴斯伦尼、葡萄牙的里士本、比利时的安特渥普、荷兰的罗忒达姆、德国的汉堡、美国的纽约、旧金山，与洛斯安哲尔斯，这都不过只是随便的举了一些例子，然而城市与海洋的关系，已可概见。所以现在的国家之有长海岸、好海港者，在地理上，固占重要的地位，在城市的发展上，也占重要的地位。至于沼湖之于城市的关系，也很为显明。我国的昆明、美国的芝加哥不外只是一些比较显著的例子吧。

城市固为文化的中心，而与江河海洋沼湖有了密切的关系，就是乡村的繁盛，也往往是要靠近江河或沼湖。所谓乡村，主要就是农村，而以农业为其主要的职业。然而农业的发达与否，往往依赖于是否有了河流或沼湖以为灌溉之用。从前的黄河流域，近世的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农村，比较繁多，比较富庶，就是因为有了河流的关系。而且，就以一条河流的本身来说，凡是河流交错的地方，农村必较为繁多，较为富庶。长江下游的江浙各处，珠江下游的广州左近，就是很好的例子。又如，四川灌县的水利，也是利用原有的河流以发展，至如云南昆池的周围的农村，比较繁多，比较富庶，也是由于昆池的水利。至于昆明盘地的农业，也是利用昆池的水利。故总而言之，江河沼湖，不只是有益于城市，而且有益于农村。

不但这样，江河沼湖，为渔利所出的地方，而近海的地方，不但为渔利所出之所，且为盐利所产之地。春秋时代的齐国，是以渔盐之利而致富。盐为日常食品的要素，我国从来对于盐政，就很注重。然而盐的大宗出产，还是要靠着海盐。而况盐的用途，不只是限于食料，近代盐在化学用品上所占的地位，愈见重要，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只是限于工业与商业两方面，而且对于农业上，也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农田所用的肥料，已有用盐去制造的。

反过来看，缺乏河流而又没有海岸的国家与地方的文化，是很不容易发达的。所以，山岭杂多的地方，多为文化落后的地方。就以我国的贵州一省而说，既远离海洋，而无论在省内或省外又没有交通便利的江河航线，全省几全为山岳的地方，贵州人所谓地无三尺平，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高山峻岭，层叠无穷，在贵州旅行的人，只见过了一山又有一山，登了一峰又有一峰，结果水路的交通，既几等于零，就是陆道的交通，也很为困难，而与比方河南中州的平原一片之较便于陆道的交通，大不相同，因而贵州在全国的文化上，也较为落后。

又如，以世界著名的山岳国家的瑞士而论，在文化上，瑞士的地位，比之欧洲的好多国家，虽并非很为低下，然而瑞士要想成为世界文化的先锋，是很不容易的。瑞士是欧洲一个小国家，其幅员不及我国的江苏的三分之一，而却有了三种主要不同的语言，这就是德语、法语与意语。这不能说是与了山岳完全没有关系的。又从经济方面来看，瑞士在家畜培养与小品工艺的成就上，固有可观，然而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上，所受的限制，相当的多。因为农业的产品，既因山地较瘠与耕地较少而使其工业的原料因而缺乏，再加以交通的较为困难，而使外来的原料的输入，较为昂贵，所以瑞士人之所以偏重钟表的制造，与旅店的经营，不能不说是受了山岳的多少的影响。

总而言之，山岳杂多的地方，交通至为不便，因而不但其本身的文化，不易发展，就是外来的文化，也不易传播。比方，我国之与西洋的文化的接触，远在唐朝以前，但因我国的西北与西南都为多山的地方，交通比较困难，所以唐代的景教的传人，虽在唐初呈过繁盛的现象，然而终不免于衰微，以至差不多完全消灭。这虽是有了很多原因，然而西北方面的陆道的交通不便，也是主因之一。元朝版图跨驾欧亚，在东西文化的传播上，本有很好的机会，然而到了元朝的势力衰弱的时候，东西陆道的交通，又逐渐的隔绝。而况，事实上，就是在元朝势力正盛的时候，东西陆道的交通，也很为困难。我们只读当时像教皇所派到元廷的代表所写的游记，就很容易明白一般旅客在其途中所受的苦况。所以，元代的基督教的传人，也是昙花一现，转瞬即灭，直到明末东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洋文化，始不断的趋入中国，而西洋的宗教，也因之而不断的传入中国。

又如，我国西南各省，如云南，如广西本，与南洋的缅甸安南相接壤，若以常情来看，云南与广西两省的人民之到南洋的，应当比之广东与福建两省的人民之到南洋的为多。然而事实上，不只在南洋的其他各处，固少有广西与云南两省的人民的足迹，就是在与这两省接壤的缅甸与安南，还是福建与广东两省的华侨，占了大多数。而中国文化之输入南洋各处，如安南，如暹罗，主要的路线，乃从广东与福建，而非从云南与广西。这是由于后者在地理上，虽与南洋接壤，可是在接壤的地方，既有山岳所障碍。就是这两省而尤其是云南之于国内的其他各处，也因山岭的阻隔，而使其本身的文化，较为落后。反之，广东与福建之于南洋各处，距离虽远，然而有了海道的交通的便利，所以自汉朝以后，就成为中外交通的枢纽。对于中国文化之输到南洋各处，固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就是在印度佛教的输入，而尤其是近东的回教的输入，以至西洋的耶教及其文化的其他方面的输入，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在平原的地方，陆道的交通，较易发展，因而文化的各方面，也易于趋于一致。在这些地方，不但在语言方面，易于统一，就是政治方面，也易于统一，而成为一大帝国。我国所谓中原，以及俄国大帝国就是一些例子。又在平原的地方，假使有了充足的雨量，则其农业与商业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也较易于发展。

在沙漠的地方，天然食料的供给至为缺乏，农业很难发达，因而畜牧遂成为住在沙漠的人们的主要职业。又因在这些地方的天象变化无常，容易引起人类的玄想，故宗教的观念，易于发展，回回教，以至基督教，都是策源于这些地方。

至于矿产之于文化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一般的人类学者，曾把文化的发展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这就是以矿产的利用去解释文化的发展的阶段，而表示矿产对于文化有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指出，若专以矿产的利用，而解释一切的文化的现象，以及其发展的阶段，是免不了要陷于所谓广义的唯物史观的错误，然而在相对的意义上，矿产之于文化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而有不少的影响，是无可疑的。

我们知道，在所谓石器的时代的文化，不只在物质方面，是很为简单，就是在非物质方面，也很为简单。因为用石去作各种工具，既不易捕杀多量的野兽，与砍伐各种的植物，以发展其物质的文化，而增加其物质的生活的幸福，又不易征服多数的人类，与统治广大的地方，而组织较大的团体机构与政治社会。

至于在所谓铜器的时代，就不是这样。用铜去做工具，如刀剑之类，不只是可以补救了石器的种种缺点，而且可以用以制造各种精细的物件。因为铜器除了像砍伐木料之外，还可以用以为雕刻的工具。其实，铜器本身的利用，就是文化进步的一种表示。因为，镕造铜器的方法，与制造铜器的样式，都要一种较高的智识，与较多的经验，而智识与经验的进步，也可以说是文化的进步。

铜器的制造，固比石器的利用较为困难，较为复杂，铁器的镕铸，又比铜器的制造，较为困难，较为复杂。所以铁器的利用，不只是表示人类的智识的提高，与经验的增加，而且表示人类所用的工具进步得多。

用了铁器物质的文化，才能很速的发展。铁器就是工业的一种，而且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又用铁去制作农具，农业也得以发展。工业农业既发展，商业也随之而发展。此外，用铁去制造武器，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效用，而对于征服多数与统治广大的帝国，也比较的有了办法。所以铁器的利用，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铁器时代之所以发展较迟，正如上面所说，是因为镕铸铁的方法，较为困难，较为复杂。我们知道，铜质较软，故镕铸较易。只用木料去烧铜，就能使其熔化。可是若用木料去烧铁，则不易熔化。一来因为木料的火力不够强烈，二来因为木料的燃烧不能耐久。不过在人类尚未懂得利用煤炭的时候，木料还是熔铁的主要的燃料。因而在那个时候，工业发达的国家，是一些有了纯粹的铁矿与广大的森林同在一个地方的国家。据说，在英伦在十八世纪的中叶以前，因为好多森林都被人们破坏，所以英国在那个时候的铁工业，也因之而衰落。故英国在十八世纪的初期，从外国输入英国的铁，比英国所自镕的铁却多得多。

到了人类用煤炭以为燃料的时候，工业的中心，又从广大的森林的左近，而移到产煤丰富的地方，而尤其是煤矿与铁矿都同在一块的地方。比方英国的煤炭的地层很多，而且有些地方煤炭是露出地面的。同时在英国大量产煤的地方，又往往是大量产铁的地方，因而这些地方，遂成为英国近代工业的中心。同时，又使英国成为近代世界的工业的领袖与先峰。

我们知道，在近代工业发展的初期，凡是煤矿与铁矿都同在一处的地方，在工业上必占了优越的地位。工业革命是得力于机器的发明，机器的发明，除了由于科学或学术的发达之外，也是得力于煤炭的利用，与大量的铁矿的采掘。铁是制造机器的原料，而煤是熔铸铁的很好的燃料。而且，新式交通的工具，如火车，如轮船，固是要铁去制造，而新式交通的机器的发动力，又要依赖于煤炭。故铁与煤实为近代新式工业的要素。近代的文化有些人叫作工业的文化，假使这种说法是有了道理的话，那么近代的文化也可以说是煤铁的文化了。事实上，一般学者之所以把我们的时代当为煤铁的时代，也就是这个原故。这么一来，煤与铁在现代文化上，所占的地位的重要，可以概见。

除了铁与煤之外，又如石油，在近代的工业上、交通上、战争上，所占的地位的重要，也很为显明。石油的利用，虽比煤炭的利用较晚，然其重要性，在二十世纪，恐怕还胜于煤炭的重要性。所以有些人以为十九世纪可以叫做煤炭的时代，而二十世纪又可以叫作石油的时代。

我们上面曾说过，城市是文化的中心，我们知道，比方在英国以往凡是有很多与很大的教堂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大城市。牛津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现在所谓大城市，多起于铁煤的产量很富的地方，而同时也多是工厂很多的地方。换句话来说，以矿产与工业为重心的城市，已代替了以宗教为重心的城市了。

英国的近代的新兴的城市，固与矿产有了关系，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也差不多是这样。美国的旧金山，最初岂不是因了金矿而趋于发达吗？现在则好多地方，是因石油或其他的矿产而兴起。在我国，就以云南的个旧来说，差不多完全是由于锡矿而发展。因为了锡矿，不只个旧本身成为云南第二最大的城市，而且与个旧到碧石寨的铁道，以及近来在开远所计划的水电厂，都有了不少的关系。此外，又如著名四川的自流井，所出的盐矿，以至新兴的云南的一平浪的盐矿，都是成为繁荣这些地方的主要的条件。至于唐山井阱各处之因矿产而发展，也是很显明的。这样看起来，矿产在文化上所占的地位的重要，是无可疑的。

生物的基础

文化不但是筑在地理的基础上，而且是筑在生物的基础上。文化是人类的创造品，只有人类，才有文化。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物，是没有文化的。这也可以说是人类与其他的生物的根本不同之处，而这种不同之处，也可以说是由于人类与其他的生物，无论是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有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及，这里只好从略。

人类之于其他的生物，虽有不同之处，可是人类也是生物的一种。人类既是生物的一种，人类之于其他的生物，而尤其是人类之于高等的动物，却也有了好多相同之处。人类既与了其他的生物有了相同之处，那么有些支配其他的生物的原则，也就是支配人类的原则。而况，人类本身既就是生物的一种，支配人类的好多原则，根本就是生物的原则。这些支配人类的原则，可以说是人类的行为与思想的基础。文化是人类的创造品，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行为与思想的结果。人类本身的行为与思想，既不能不受生物的一些普通与基本的原则的支配，那么为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也不能完全脱离了生物的一些普通与基本原则的支配。

而且，人类是要靠着其他的生物而始能生存的。在人类的生活中，差不多时时处处都不能离生物。举凡人类无论是吃的、穿的、住的，以至于其他的好多需要，都是要靠生物，而与生物有了密切的关系。假使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了生物——动物与植物，恐怕人类就不能够生存，恐怕人类就要消灭。人类本身既不能生存，既要消灭，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也不能存在，也要消灭。

人类既要靠着生物而始能生存，那么人类所靠着以为生存的生物是什么样，是与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是什么样，是有了密切的关系的。德国有一位哲学家曾说过：“人吃什么，就是什么。”（mann ist was er isst .）这也许未必尽然，可是人类的食品，对于人类的本身的行为与思想，不能说是没有影响的。

人类的食品，而尤其是人类的动物与植物的食品，对于人类的本身的行为与思想，既不能说是没有影响，那么人类的文化，也不能说是没有受了这些食品的影响。因为不只是人类的文化，是像我们上面所说，是人类的行为与思想的结果，就是人类的行为与思想的本身，以至人类所依赖以为生存的动植物的食品的本身，往往就是所谓文化的本身。至少这些东西，往往就是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在上面所说的话。比方，我们说：南人吃米，北人吃麦，这可以说是南人与北人的食品的不同。可是，因为食品的不同，遂产生了文化上的好多差异。所以若从农业方面来看，种稻与种麦，不只在耕种的方法上有了不同之处，就是耕种的工具，以至时间与次数等等，也有不同之处。再如，肥料的施用，水量的多少，以及其他的方面，也有了很多的差异。若从工业方面来看，碾磨谷米的方法，与制造面粉的方法，以至米厂、面厂，固有不同之处，就是如装置米面的口袋，也有了差异之处。又若从商业方面来看，米商、米店，与面商、面店，以及在转运上，在量衡上，都有其不同的方法或器具。

又因为吃米与吃麦的不同，所以在吃的品类上，吃的预备上，吃的方法上，都有了不同之处。在吃的品类上，吃面的地方，有如面包、面条、馒头、烧饼等等，而吃米的地方，有如干饭、稀饭、米面、米糕等等。在吃的预备上，吃饭的要煮，而吃面的要烤。在吃的方法上，吃饭就要用筷子，而吃馒头烧饼，都可以用手。

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就我国的吃米与吃面的地方的不同，而产生出文化上的差异来说。若再就中国人的吃米与西洋人的吃面来比较，则其在文化上所产生的差别，更为繁多，更为显明了。

又如，在中西文化尚未沟通之前，西洋人重吃牛肉，我国人少吃牛肉，因而在文化上，也有了很多的差异。因为西洋人重吃牛肉，因而不只是用以牛皮制造各种物品，与用牛肉去制造各种食品，而且有了牛奶厂、牛油厂、干酪厂等等的设立。这些东西，在西洋人的日常食品中，可以说是很重的食品，不只一日之中的午晚二餐，常常要有牛奶、牛油、干酪或是牛肉，就是早间的早餐，以至午后的茶点，也往往离不了牛奶、牛油、干酪等等。因此之故，西洋人养牛，与其说是为着耕田之利，或是交通之用，不如说是为了食品之用。同时关于牛的饲养，不只在农业上有了重要的意义，在工业上与商业上，更有了重要的意义。

反之，在我们中国，牛的作用，主要是耕田。此外有些地方，用为交通工具。或是像在古代用为祭祀物品。牛肉既很少有人吃，牛奶以及由牛奶而制造的各种物品以为食品，几为我们所不知道。所以，牛在农业上固有了重要的地位，在工业上与商业上，却没有多大的意义。

其实，照一般的人民生活来看，在西洋人的一日三餐之中，肉食与油质的成分，是比较的多，而在我们的日常食品之中，蔬菜与谷类的东西是比较的多。这虽然是由于西洋各国，与我们国家，在贫富上，有了不少的差异，然而所谓贫富的经济现象，不只是文化的现象的一方面，而且贫富的现象，对于文化的其他方面，往往也有了影响。

动物与植物，固为人类的吃的主要物品，而占了文化上的重要的地位，动物与植物，也为人类的衣的必需原料，而占了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比方，棉类、麻类，以至树胶，皆可用以做布料衣服的植物，而棉纱在现代的穿的问题上，更为重要。就以我国目前的情形而说，推广种植棉花的区域，是农业上的急务，而怎样供给纺织工厂以原料，也是工业上的重要问题。其实，棉纱纺织工业，在抗战以前，是我国的重要的重工业，都么这种工业，在我国的经济上，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又如，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初期，棉纱纺织工业，是英国的最重要的工业。这不只是对于当时的英国的国民生活，有了很大的影响，就是与了英国的殖民地，这就是供给这些工厂以原料的殖民地，也有了不少的关系。

棉花本产于印度，在唐朝其种始传入于我国，然而直到近代，我国对于种植棉花，始特别加以注意。在棉纱尚未大量采用的时候，除棉布以外，麻布也是我国制作衣服的主要原料。麻布亦叫作夏布，人们所说布衣，也就是麻衣。树胶用为衣服，乃是最近的事，而主要是用为雨衣、鞋帽等物。近来这种用途，很为流行。此外，近来科学发达的国家，还用木料树皮为衣料的。德国自欧战发生以后，这种化学工业，很为发达。这么一来，植物在穿的问题上的重要，更为显明。

动物之可以为衣服的原料的，如蚕丝、兽皮、兽毛。蚕丝的利用，在我国历史很久，据说是黄帝之妃嫘祖所发明，而在古代希腊的时代，已传人欧洲。罗马时代的贵族，以及后来的一般欧洲人，都把丝当为宝贵的东西看待。故丝的输入欧洲，在中西文化接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古代的欧洲人，还因此而叫我国为丝国。主要的是欧洲人需要中国的丝，故中西的陆道交通，虽有了许多的困难，经过许多的间接转送，始终能够通达。一部分的，也是因为欧洲人需要中国的丝，所以引起中西海道的沟通，以至美洲大陆的发现，而与近代的西洋文化的发展，有了不少的关系。至于丝在我国的历史上，在农业上，在工业上，在商业上，所占的地位的重要，是用不着说的。

兽皮兽毛，本是原始民族而特别是在寒带的原始民族所常用以御冷的。在文化进步的社会中，兽毛，而尤其是羊毛，却用以为布料。英国的羊毛织物，是世界闻名的，而在英国的工业上，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羊毛为我国西北出产的大宗，故光绪初年，左宗棠曾在甘肃兰州设立织呢总局。这个工厂虽没有什么成效，然而也是我们毛织工业的嚆矢。至于我国男女所穿的皮长袍，而特别西洋女子所穿的皮外套，虽是只用原来的各种兽毛而略加以人工的修饰，然而却成为现代的最时款而较贵重的衣服了。

从住的方面来看，树、竹、稻、草，都可以说是建房舍的主要的材料。原始人类，栋梁门窗，固多要用木用竹，墙板地板，也多要用木用竹。此外，用板、竹、稻、草以敷盖屋顶的，也随处可见。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的房舍的材料，多是采用植物，至于植物稀少，像蒙古各处的人民，又用兽皮以为房舍，所谓蒙古包，就有用兽皮做的。

其实，就是在文化进步的国家，像在美国在一般的大城市的近郊，而特别是在小城市与乡村中的住房，大半是用木盖的。至于热带地方，如南洋各处，木屋草屋之普遍，更为显明。至于我国，凡是木材较富的地方，还是多用木材去盖房。四川、贵州、湖南、云南各省，在乡村里，建造房子固多用木用竹，在城市里，也多用木用竹。又如海南岛的椰树很多，故用椰树去盖房子的，很为普遍。

近代钢铁水泥工业发达，有些伟大建筑，差不多完全可以不用木料，然而地板、门户，还是多用木材，就使整个房舍可以不用木材，而各种家具，恐怕有了不少还不能不用木料，或藤竹之类的。

从行的方面来看，在机器尚未发明的时候，或是机器尚未普遍的地方，所谓水行用舟，陆行用车，可以说是主要的是用植物的材料，或是动物的力量，以为交通的工具。船是用木作的，古人所谓刳木为舟，就是这个意思。这无论是文化较低的社会，或是文化较高的社会，都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就在机器发达，汽船盛行的现代，不只是木船是到处可见，就是轮船也多是用木。所以，比方暹罗的著名的柚木，直到现在，还是大宗的输到欧美各国，以为造船之用。此外，如竹，如草，也可以作船桅、船帆之用。至于木料竹草缺乏的地方，有时也用兽皮以作船的。

造船固多要用木，造车也多要用木。无论用人力或兽力去推拉的各种车，多是用木作的。车轮，车身，在机器与树胶尚未通用之前，车的一切材料，很少有不用木材的。直到现在，火车的车兜，铁路的枕木，还是利用木料。

至于拉车的动力，在机器尚未发明的时候，或在机器尚未通用的地方，主要是利用各种兽的力量，而最普通的是马车、骡车、牛车等。利用各种兽类以为交通工具，这是古今中外的陆地交通的最普遍的事情，各地方的人类，都会利用其本地所出产驯善的兽类，以为交通工具。

比方，在暹罗、缅甸、印度各处多产象，故象变为这些地方的重要的交通的工具。在象的背上，置了一个木架，以为行旅座位。从前在这些地方的皇帝出巡，也是往往乘象，而近代在暹罗的森林中，用以转运笨重的木材，主要也是用象。

又如在亚剌伯各处的沙漠中，人们又常用骆驼以为交通的工具。骆驼不只是性温顺而力强，而且在其胃中附了累累的小囊，可以预贮饮料，在旅途中，可以用此以解渴，而能于数日中不饮水，故最宜于旅行沙漠。

至于美洲北部的依士企摩人所住的地方，因为别的兽类缺乏，人们遂用犬以为交通的工具。

除了兽类之外，鸟类之中的白鸽，也可以用为交通的工具。白鸽可以带信，故从前的军队中，常常伺养白鸽以传达消息，后来因为人们发明了无线电，故白鸽的效用，差不多完全废止。

动植物的原料，除了在人类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之外，在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的用途，也很广大。人们医治疾病的各种药品，主要的是动物与植物。相传神农尝百草以治病，可见得用植物以为药品的历史是很久的。现在最普通用的金鸡纳，也岂不是一种植物吗？至于比方国人所用的鹿茸，外人所制的鱼肝油的种种补药，又岂不是动物的东西吗？

此外，人类所用的各种工具、玩具，也是多用动物植物的原料。木材、竹、藤，与各种兽骨、兽皮，都可以作各种工具与玩具。写字的毛笔，办公的皮袋，装东西的木盒、竹篮、藤箱，以至骨纽、牙签，以及幼稚园里小孩所玩的东西，无一不是用动植物的原料的。

上面是从物质文化的衣食住行以及其他方面的生物的基础来看，我们若再从所谓渔猎、畜牧与农业各种社会的文化来看，那么我们更会觉得文化是深受生物的影响的。所谓渔猎的社会，根本是以捕渔与打猎为生的。所谓原始的人类，文化尚未发展，而其主要的食品，是自然的产品，而鱼与各种兽类，就是他们的主要食品。他们的渔猎团体，既不很大，他的社会组织，也并不完密，而且在这种社会里，连了固定的领袖，也不一定是有的。在渔猎的时候，哪一位是比较的技术精明，或体力强壮的，就是领袖。可是，除此以外，他在社会里，并不一定有了特殊的地位。至于所谓固定的政府组织，或其他的社会组织，更是谈不到的。所以，总而言之，从文化的物质方面来看，这种渔猎的团体，是依赖着自然的鱼兽为生的。从文化的社会方面来看，这里渔猎团体是为着渔猎上的合作而存在的。

至于畜牧或游牧的社会，也是以生物而特别是动物为生的。这种社会与渔猎的社会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是依着渔猎或自然的动物以为生，而后者是靠着饲养动物以为生。我国的蒙古各处的民族，直到现在，还是一种游牧的民族。牛马与羊，可以说是他们所饲养的主要的兽类。他们的衣食住行的原料与工具，主要的也是他们所养的动物。他们在经济上，以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以他们的畜物的多少以为标准。

渔猎与游牧的团体，都是流动的团体，而非固定的社会。前者是随着有鱼有兽的地方而迁移，而后者是随着有水有草的地方而迁移。饲养动物的人们，除了饲养动物以为自己的食品之外，还要寻找食物去供给畜物。畜物所要的是水草，所以他们不得不寻找有了水草的地方而居住。假使某个地方的水草缺乏了，他们又不得不迁移到其他的地方。

至于农业的社会，就不是这样。农业的社会的人民，虽也饲养家畜，如牛、马、猪、羊、鸡、鸭之类，然其主要职业，可以说是耕种。家畜往往是一种副业，而且牛马又往往是为了耕种之用。植物中的蔬菜五谷的栽种，是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的，而且要候到一定的时期才得收获的。所以从事耕种的人们，不能不有固定的住所。又农田的耕种，若能善于保持土壤的生产力量，则世世代代，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居住。因此之故，社会的组织，比较完密，而乡土观念，也比较浓厚。同时居住既能固定，则从一个地方而逐渐的扩充其范围，也比较容易。因而较为固定，而又较为广大的社会组织，也较易产生。

农业社会的文化，在其内容上，既较为丰富，在其发展上，也较为进步。因为农业社会，除了耕种植物之外，也多饲养家畜，而与畜牧的民族有相同之处。反之，畜牧社会，除了畜牧之外，并不耕种植物，至于渔猎社会，除了靠天然的渔兽之外，不只不会耕种植物，而且不会词养家畜。专只捕渔打猎以为生，其所需要的智识、经验与工具，是比较的简单，若是依赖饲养家畜以为生，其所需要的智识，经验，与工具，又必比较的复杂。至于以耕种而兼畜牧为生的，其所需要的智识、经验与工具，又必更为复杂。而所谓智识、经验与工具的繁杂，就是表示文化的内容的丰富，就是表示文化的发展的进步。

我们这里所说的渔猎、游牧与农业的各种社会的文化，不只是在物质方面，是靠着生物为基础，就是社会方面，也是靠着生物为基础。至于所谓工业社会中的工业品，以至商业社会中的商业品，也是多为植物与动物。世界海道沟通以后的一班商人，从西洋运到东方的工业品，如呢绒之类，岂不是从生物的原料而来吗？同时，这些商人从东方运到西洋的主要商品，如香料，如丝布，也岂不是从生物的原料而来吗？自机器发明，而特别是科学发达之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工业品与商业品，才逐渐的有了好多是从无机物中制造出来。然而这也并不是说动植物之可以为商业品与工业品的，遂因之而减少。反之，动植物在以前之为人们所不会利用的，现在却因了科学的发达而多为人们所利用。树胶就是一种很好的例子。树胶的利用，历史虽是很短，然而其在工业与商业上的重要性，是很显明的事情。

动物植物对于所谓渔猎、游牧、农业、工业与商业各种社会文化，固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文化的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比方，以家庭而论，家庭是社会的一种，而又是社会的基础。家庭的成立，是由于男女两性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根本就是基于生物的原则上。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也是人类的生理的关系，这种组织，这种关系，一方面是为着满足性的欲望而存在，一方面也是为着遗传子孙后代而存在。所以父母子女的关系，是生理的关系，而受了一般的生物上的遗传的原则所支配。所谓父母子女如骨肉，兄弟姊妹如手足，这不只是一个比喻，而也是一个生理的关系的事实的表示。

家庭的组织，固有其生物的基础，所谓宗族、氏族，以至种族、民族的团体，也可以说是以生物为基础。因为这些团体，主要的都以血统的关系而成立。所谓血统的关系，也是一种生理的关系，也受了一般的生物的原则的支配。所以同了一个宗族或氏族上的人们，固有其生理上的相同之处，就是同了一个种族或民族的人们，也有其生理上的相同之处。

我们所谓宗族的制度的形成，是由于同祖同宗，而所谓同祖同宗的宗族，除了有了血统的关系之外，也可以说是家庭的放大。因为既是同了祖宗，那么追源逐本，是由于一个父亲传递下来。一个人生了几个儿子，儿子又生了好多孙，孙又生了好多曾孙，继续不断生传下去，使原来那个简单的家庭，在几代相传之后，就成了一个宗族。至于民族的社会，虽不一定是从所谓父系的家庭传递下来，然其传递下来的关系，也是血统的关系。其实，就是原始民族中所流行的图腾制度，也是可以说是有了生物的基础。因为在同一图腾的人们，是同一的祖宗，所谓祖宗，照原始的民族看起来，有时也许是一件无机的东西，如石头之类，然而最普通是植物，而特别是动物。比方，以龙为祖宗的是拜龙，以蛇为祖宗的是拜蛇。

同样，种族或是民族，也有其生物的基础。因为种族与民族都有了血统的关系。其实，种族这个名词，根本就是生物学上的名词。至于民族的组成，虽以语言、宗教、历史、风俗等等为要素，可是血统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形成民族的要素之一。所以，所谓汉族，或英人、美人、德人、法人，除了政治上的意义之外，往往是有了种族或民族的意义。一个中国人与别的中国人，有其相同之点，一个英国人与别的英国人，也有其相同之点。这也可以说是生物上的一种共同的现象。一个中国人别于一个英国人，这也可以说是生物上的一种差异的现象。

近代的国家主义，大致上，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英文上的nationalism在中文上，可以译为国家主义，也可以译为民族主义这个意思。因为，近代国家的形成，大致上是以共同的民族为基础，民族既有了生物的意义，民族国家，也不能说是没有生物的意义。此外若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政治的动物，那么政治的组织，或是国家，就已含有生物的意义的。

文化的物质方面，与文化的社会方面，固有其生物的基础，文化的精神方面，也有其生物的基础。比方，崇拜祖宗是一种宗教的信仰，然而这种信仰，是基于血统的关系。又如崇拜生物，也是一种宗教的信仰，然而这种信仰，是以生物为对象。暹罗人崇拜象，马来人崇拜虎，这也是宗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也以动物为对象。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或是一般人都喜牡丹，或是普通人都爱花木，这种喜爱，除了有了一种审美上的精神之外，还有了一种人生观的表示。我国人的好多诗歌、词赋，以至图画、雕刻，都喜欢写作花草木竹，这是受了植物的影响的一种表示。至于西洋人好多小说故事，以及图画、雕刻，较喜颀写作动物人物，这又是受了动物的影响的一种表示。这是否由于中国民族很久以农业为生，而西洋民族本偏于游牧过活，我们不必在这里加以讨论，然而两种民族的喜好不同，不能说是与生物完全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可以说，一个爱花的人，与一个爱犬的人的观念，总有多少不同之处，而这种不同之处，也就是文化的精神方面的不同。

不但这样，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出产大宗，若是某种植物，或某种动物，那么这种植物或是这种动物，对于这个地方的文化的各方面，都有不少的影响。比方，在马来半岛的出产大宗是树胶，因而在马来各处，不只是树胶园林遍地，树胶工厂林立，树胶商店很多，而使树胶在这个地方的经济上，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而对于这个地方的政治、立法、教育、娱乐等等，都有关系。树胶价值很好，则整个马来半岛都呈了繁荣的现象，树胶价钱不好，则整个马来半岛又呈了衰落的现象。又如，广东顺德的蚕丝，是全国闻名的。蚕丝价钱若好，不只整个顺德的农田，都差不多变为桑田，同时顺德的各处的学校经费也有办法，大良各处的茶楼酒馆，人山人海，演戏祝神，种种娱乐节期，倍加热闹。而且因为采桑抽丝，多用女工，使女子在经济上有了办法，因而顺德的女子，有了很多遂不愿结婚。就是结婚，他们愿意自己出钱而为丈夫讨姨太太，而自己却老是住在娘家或姊妹会，自吃其力，这就是不落家的风俗。反之，若是蚕丝无价，则桑田变为蔗田稻田，甚至掘为鱼塘，学校大受影响，茶楼酒馆，顾客零落，戏也不演，神也无运，女子多要跑到广州当老妈。

这不过只是随便的举了两个例子。此外，又如泰越的米木，西北的羊毛，对于这些地方的经济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都有同样的影响。

我们上面是指出动物与植物对于文化的各方面的影响，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人类自己对于文化的影响。我们已经说过，人类本身就是生物之一种，动物的一种，文化既是人类的创造品，那么人类的品质如何，与人类的数量多少，对于文化的各方面，也免不了有影响。

从人类的品质方面来看，有些学者以为人类因受遗传律的支配，所以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也受了遗传律的支配。遗传好的人，对于文化上的贡献，必较多较大。遗传劣的人，在文化上的贡献，必较少较微。由这种理论推衍起来，而应用到人类种族方面，遂有人类的种族不平等与文化的优劣的学说。哥宾诺（a.de.gobineau）的《人类不平等论》（essai sur l'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与张伯伦（h.s.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的基础》（grundlagen des neunzelmten jahrhunderts）可以说是解释这种学说的代表著作。他们以为文化的优劣，是由于种族的遗传的不同。照他们的意见，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是白种人，而在白种人之中，又以诺迪克（nordic）族为最优秀。因此之故，世界上最超越的文化，是由这个种族所创造的。张伯伦以为十九世纪的文化的基础，是由于这种种族所建立，而哥宾诺以为白种人假使要在文化上保持其超越的地位，必需先保持其优秀的种族。反过来说，假使这个优秀的种族，而与别的低劣的种族混合起来，如互通婚姻，则必不能保持其固有的优秀的品质，而其结果是这个种族在文化上的超越的地位，也必因之而失掉。

我们应当指出，人类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固有其智愚的区别，然而在种族与种族之间，并没有优劣的不同。所以，文化的高低，并非由于种族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当在下面，加以解释，这里只好从略。

此外，近代又有些优生学者，以为人种可以改良。优生学者之所以这样看法，是因为在动物与植物上，用了科学的方法，去改良其种类，曾有显著的效果。因而应用这种方法于人类方面。我们不能不指出，动物与植物的改良效果，就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躯体方面，人类在躯体方面，若加以适当的调养，无疑的可以使一个柔弱的躯体，变为一个强壮的躯体。可是这种躯体的改善的方法，是否也可以应用到智力方面，而使人类的智力也得以改善，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自然的，我们不能否认，智力是与他人一样而同时躯体却比别人为好的，在工作的成就上，当然占了较好的地位。所以，在一个社会里的人们，若能人人对于身体的康健，都能注意，那么这个社会的人们，在其工作的成就上，也当然占了较多的地位。从这方面看，身体的康健与否，不能不说在文化上是有了多少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所谓优生学对于人类的功用，至少是有根据的。

人类的躯体的强弱，对于文化固有了多少的影响，人类的年龄，以至性别，对于文化，也有了多少的关系。其实，强壮的身体大致是寿命延长的表示，而寿命的延长，在个人的成就上，固有了关系，在文化的贡献上，也有关系。反之，因为身体的衰弱而早夭，而同时其智力聪明并无有超越他人之处，则无论在个人成就上，在文化贡献上，都必有限。这是一个有了事实证明的浅白的道理。

不但这样，在一个社会里，假使老人或小孩的数目过多，而壮年的人们的数目过少，这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对于这个社会的文化的发展上，必有多少的影响。因为壮年的人们太少，而老弱的人们太多，不只是缺乏了发展文化的中坚份子，而且过多的老弱的人们，必变为少数的壮年的人们的过度的负担，而阻碍文化的发展。

至于男性太多，或女性太多的社会，则两性的匹配上，必有了问题。同时从这一个问题而必引起好多其他的问题。比方，在这次战争中，德国已经感觉人力的缺乏，然而这里所谓人力，主要是指男性而言。有些人说，德国也许为了人力的缺乏而至于失败，这是战时的影响。至于战后男性的剧烈减少，对于今后国力的恢复上，与文化的建设上，无疑的也有很大的影响。

从人类的数量方面来看，在一个社会里，人口若太过稀少，而又分散在各处，则所谓分工合作的原则，既少能实现，则专门技术的发展，必不容易。文化的进步，是依赖于分工合作的历程，与专门技术的发展。所以，人口众多而集中，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条件。都市无论是在历史上，或在现代之所以成为文化的中心，成为文化的高度，也就是由于人口的众多而集中。

我们也得指出，人口若过剩而物资的供给若太少，也是文化的病态。百多年前马尔萨（r.t.r.malthus）在其《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rwidles of population）一书里，以为人口的增加，是几何式的，而食物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因此之故，在最近的将来，人类若不赶快去设法限制人类的增加，人类的前途，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百余年来，世界人口虽增加得很多，然而因为科学的发达，物资的増加，人类直到现在，并不像马尔萨所预料的那么危险。

然而，又有些人以为世界上的土地与资源，究竟有限，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总不能取之不尽，用之无穷。而同时人口的增加，若还是继续不断，那么总有一天，世界有了人满的大患与缺乏物资的危险。所谓“新马尔萨主义”（neo-malthusianism）的理论，就是根据于这些事实而产生。

假使这种理论是对的话，那么到了人类太多，而物资太少的时候，不只文化不能发达，就是人类也难生存。然而我们以为这种看法，也是有些杞人忧天的看法。因为科学的发达，不只在节制生育上的办法，较善得多，而且在开辟新世界的理想，也较易实现。四百五十年前的哥伦布，可以用了帆船去发见美洲，四百五十年后或是一百五十年后，安知不会有人乘了飞机去漫游月球。而况，在今日文化较高的国家的人口的增加的速度，已较为减低，而这种趋势，是随着文化的进步而愈为显明，所以世界要有人满的忧虑，至少还是过早吧。

心理的基础

除了文化的地理与生物的基础之外，文化又有其心理的基础。孟子说：“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孟子这里虽是指出邪心对于政治上的恶影响，然而也可以说是以心理的现象，去解释文化的政治方面。至于一般的唯心论者，以为世界的一切，都是心的反应，这种看法，无疑的，也以为文化是以心理的现象为基础。

心理的现象的起源，并非始于人类。从一个单细胞的动物，像阿米巴（amceba），以至高等动物像人猿，都有其心理的现象。然而既只有人类，才有文化，那么人类的心理的现象之于其他的动物的心理的现象，也必有其差异之点，而这些差异之点，就是人类的心理之所以成为文化的基础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从一个单细胞的动物，以至高等动物，都有其心理的现象。然而，我们也知道，单细胞的动物心理的现象，是与高等动物的心理现象，也有其差异之点。其实，一个阿米巴的心理的现象之于一个人猿的心理现象的差别，比之一个人猿的心理现象之于我们人类的心理现象的差别，较大得不知多少千万倍。可是，阿米巴固是创造不出文化，人猿也创造不出文化。只有人类，才能创造文化。从此，可以见得人类的心理现象之于人猿的心理的现象的差别，也许是微乎其微，然其所包含的意义，却至为重大，而其所产生的结果，也正如天壤。

从动物的演进的历程来看，单细胞的动物的心理的现象，至为简单。鱼类的心理现象，较为复杂，哺乳动物的心理现象，更为复杂。至于人猿的心理现象，则又更为复杂。然而心理现象之最复杂的，还是人类。

头脑是心理活动的中心，从理论方面看起来，人类的头脑，虽比较人猿的为大，与比较人猿的为复杂，然而大致上是没有很大的差别的。人类的脑子所有各部分，与人猿的脑子所有各部分，都很相似。所以，我们若把人猿的脑子去解剖而研究其生理与其功用的所在，我们也可以明白人类的脑子的生理及其功用的所在。

人类与人猿的脑子，在生理上既不大容易找出区别，在心理上，从某方面来看，也不大容易找出区别。比方，有些动物的知觉，比起人类的知觉，还较为灵敏。页基斯（r.m.yerkes）教授以为非洲的大人猿，能表出好多种的情绪，刻勒（w.koehler）教授又以为这种人猿，有了与人类的同样的解决问题的智力。

然而在心理上，从别一方面看起来，人类与其他的动物与人猿，却有了分别之处。因为前者的创造的智力，特别显明，而后者的创造的智力，少有表现。而且，因为前者的记忆的能力特别发达，而后者的记忆的能力，不能耐久。

因为人类的创造的智力，特别显明，使人类有了机械的发明，有了哲学的思想，有了审美的兴趣，高等动物，而尤其非洲的大人猿，虽然可以利用现成的工具，如棍，如石，如绳，然却不能创造出这些东西。人类能够创造各种工具，使其物质文化能够发达，这些物质文化，是使人类统治其环境的。人类有了哲学，思想，所以对于事物现象，能够加以分析，能够加以概括，而所谓幻术、宗教，以至科学等等，都因之而产生。又据一般研究动物的行为的人的观察，动物虽有审美的兴趣，然其兴趣是消极的，人类除了有了这种消极的兴趣之外还有积极的兴趣，使图画、雕刻、音乐种种得以产生。

总而言之，人类因为有了特殊的创造的智力，使人类有了文化，而动物却没有文化。但是假使人类只有了这种创造文化的智力，而没有记忆的能力，则人类的文化，是不易发展的。因为人类有了记忆的能力，人类对于以往所作的事情，及其所作的事情的方法，都成为人类在目前或在将来所作的事情，以及其所作的事情的方法的先例。能够记忆这些先例，人类可以进一步去发明或创造新的事情、新的方法。这样的继续不断的累积起来，文化才有发展，才能进步。

反之，动物所能思想的东西，往往只限于目前，或至多也不过是最近的现在。他们对于过去的事情或方法，既很容易的忘记，他们对于将来的计划，更少有准备。

这种的差异，在最原始的人类的社会中，人类的文化既很为低下，很为简单，其生活若把来与高等动物相比较，未见有什么的很大差异，可是若把现代的最高的文化的社会中的人类生活，而与最高等的动物的生活来比较，则其相差之远，那是不可想像的。

此外，人类的语言，也是动物所没有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说话，无疑的也是由于人类的发音器官，是与动物的发音器官，有了不同之处。然而也不能不说是由于心理上的区别。这不只是因为人类有了特殊的记忆的能力，而也是因为由于人类有了特殊的创造的智力。假使人类不能创造各种的意义的声音，那么语言是很简单的。同时，假使人类没有这种特殊的记忆的能力，那么说话之后，不久就要忘记，则语言也是不会发展的。语言是文化的要素，然而同时又是人类的心理的表示。

人类之所以有文化，虽由于人类的心理有了特殊的地方，然而一般的研究心理学的人们，对于文化的心理的基础的解释，意见很为参差。我们在这里只能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心理的要素，加以说明。

有好多学者，以为欲望是文化的发生与发展的原动力。美国的社会学者如华德（l.ward），就是这样的主张。华德以为文化是人类的成绩（human achievement），而人类的成绩，是由于欲望而来。欲望是社会原动力，也是文化的原动力。换句话说，就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主要的基础。

欲望是天赋的冲动，未得满足的表示。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一为保持个体的欲望，一为绵延种族的欲望，一为发展社会的欲望。所谓保持个体的欲望，也就是要求营养的欲望，有了这种的欲望，人类乃从事于劳动。同时，为着要求劳动的有效，人类必须继续的对着一定的目的而加以努力，以求实现这种目的。实现这种目的的历程就是发明。工具的利用，与食物的贮藏，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绵延种族的欲望，也就是所谓生殖的欲望。性欲的恋爱，是这种欲望的表现。人类从天然的性欲的恋爱，而产生了所谓浪漫的恋爱，再进而产生了所谓婚姻之爱。婚姻之爱，是比较固定的。这种婚姻之爱，是人类日常生活与社会生产的基础，而使社会达到高度的精良与完密的组织。

婚姻之爱，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而成为家庭的表现。从母性所产生出的母爱，表现了异常高度的勇气。为了保护她的子女的原故，母亲往往做出好多可为惊讶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也是人类成绩的一种表示。

从男性方面来看，所谓父系的家庭以至从父系的家庭，而产出各种的血统的团体，以至种族的观念，都可以说是由于父亲兄弟方面的慈爱而来。华德以为在原始的社会里，母权是较大的，父权是后来才发展的。故人类家庭的发展，是从母系而趋于父系。在父权统治的社会里，男女是不平等的。'这不只是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各方面不平等，就是在服装方面也不平等。妇女所负载的各种装饰品，就是一种束缚和痛苦的表征。华德以为在未来的文化里，男女是应该平等。华德提倡所谓女性中心论，就是引起近代妇女运动的一种理论。

假使我们把文化分为物质、社会与精神三方面，那么大致上所谓营养的欲望，是物质文化的动力；而所谓生殖的欲望，是社会文化的原动力；华德把这两种欲望当为体质力的。至于他所谓发展社会的欲望，华德叫作精神力，或是我们所谓为精神文化的原动力。

发展社会的欲望，照华德的意见，可分为三种，一为道德的，二为审美的，三为智识的。

道德的欲望，是有两方面的：一为民族的，一为个人的。个人的道德，是筑在互爱的基础上。所谓互爱是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以为他人谋利益。同时，希望他人这样的去待遇自己的心理。民族道德，大都是风俗的产物。华德以为所谓责任，就是有益于种族的安全的行为，而所谓美德，就是生活与品格上的适合于人类的保存与继续的态度。人道主义，就是一种道德。这种道德的目的，是改善社会，使人类保持最大的享乐，减至最少的痛苦。

所谓美感的欲望，是一种要求显著与深刻的平衡，与对称的形式的欲望。一切风景都有其平衡与对称的形式，然后能够引起人们的美感。图画、雕刻，以至园艺，固是这样，就是自然的景色，也是这样。其实，所谓图画、雕刻，而特别是园艺，大都是自然的模仿，自然的缩影。

从视官而引起的美感，固要平衡与对称的形式，从听官而引起的美感，也要有平衡与对称的形式。音乐上的声调，能够喜悦人们的耳鼓，必有其抑扬高低的声调。华德以为普通乐器的发明，已使音乐逐渐成为一般普通人所享受的东西，但是图画与雕刻，还是少数天才的作品，与少数富有的专利而不易通俗化的。

华德又把智识的欲望，分为三种：一为探求智识，二为发现真理，三为传播智识。人类在少年的时候，对于探求智识的欲望，至为热烈。不过少年在探求各种事物的智识的时候，往往缺乏辨别的力量，是要候到发见真理的欲望的时候，人们才感觉到愉快。于是他们又进一步而努力于智识传播的工作。华德举出四种传播智识的方法，这就是谈话、教训、演讲与著作。

上面是从欲望的分析方面来看。从欲望的发展方面来看，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其所需要的东西，是偏于物质的文化方面，后来才逐渐的致力于非物质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发展，也是表示人类是从盲目的欲望而趋于理性化的欲望。所以文化的进步，也就是理性的发展的表示。

华德以为文化的发展，是有目的的。而且，文化的发展，是无限量的。欲望的本身，固不能使其完全理性化，而往往有了很多的情感的作用，然而在社会的导进（social telesis）的原则之下，情感也可以利用以为推进文化的力量。从这方面看起来，华德是属于乐观派的思想家。

以欲望去当为文化的发生或发展的学者，不只是华德一个人。罗斯（e.a.rose）以及好多的学者，都偏于这种看法，虽则他们也有了很多差异之点。我们在这里，所以只举出华德的见解，以当作一个例子来解释，主要是因为华德的见解，是一种发展较早而影响大的见解。

又有好多学者以兴趣去解释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奥国的拉山荷斐（g.ratzenhofer）在其《社会学的认识》（die soziologische erkenntnis），及其《政治学的性质与目的》（wessen und zweck der politik）里，曾指出所谓社会的生活，或是人类的文化，不外是由于各种兴趣所组成的。兴趣是内在的必要，是社会的原动力，是文化的原动力。

拉山荷斐分兴趣为五种，一为种族的，或性的兴趣；二为食物和自存的，或生理的兴趣；三为个人的兴趣；四为社会的兴趣，这是包括家庭上，阶级上，以及国家上的兴趣；五为超越的兴趣，这是一种不可见与最后的绝对的，或是宗教与哲学上的兴趣。

美国的司马尔在一九〇五年所出版的《普通社会学》（general sociology）—书，曾把拉山荷斐的兴趣的学说，加以修改，而分为六类。一为求康健的兴趣，这可以说是为着保持生存的整个意义中产生出来，而包括了食物的兴趣，两性的兴趣，工作的兴趣，以及用体力以求满足的一切欲望；二为求财富的兴趣，这就是财富的获得，与支配的欲望；三为社会性的兴趣，各个人对于精神生活的沟通的欲望，就是这种兴趣的表示；四为求知的兴趣，这是从好奇的心理中所产生出来的；五为求美的兴趣，这就是欣赏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的兴趣；六为求公正的兴趣，这是贯通所有其他的兴趣。

又如，近来马其维（r.m.maciver）在其《社会学》（society）—书里，也是以兴趣去说明文化的。马其维以为兴趣是意识的对象（object of consciousness），而与态度，这就是意识的方式（mode of consciousness），有了密切的关系。

马其维分兴趣为二大类：一为初级（primary）的兴趣，一为次级（secondary）的兴趣。马其维叫削者为文化的兴趣（cultural interest），后者为文明的兴趣（civilizational interest）。前者又可以叫作自足的文化的兴趣，而后者可以叫作利用的文化的兴趣。初级或自足的兴趣，是一种内在的满足，文学、音乐、艺术等等，是由这种兴趣而产生的。次级，或利用的兴趣，是一种外表的需要。这种兴趣又可以分为三种：一为经济的，—为政治的，为技术的（technological）。此外，尚有别的兴趣，如教育的兴趣，可以说是介于上面所说的两种兴趣之间。因为这种兴趣一方面是自足的，一方面又是利用的。其实，照马其维看起来，在概念上，文化固可以用兴趣而分为初级的，或次级的，自足的，或利用的，然而文化的各方面，往往又包含了这两种兴趣。教育也不过是一个比较显明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不必再述，这里所要注意的，就是兴趣之于文化的关系。

此外又有些人以为文化的基础是筑在人类的态度或其他的心理要素，如意志，或情操等等。态度是心理的现象，有些人以为态度是动作的趋势，有些人以为态度是一种未完的动作，又有些人以为态度是一种未完成的或可能的适应的行为的过程，而文化可以说是态度的对象。法利斯（e.faris）在《应用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所发表《社会态度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ocial attitude）一文里，以为态度是文化的主观方面（the subjective aspects of culture），而对象为态度的外表化（the extemalization of the attitude）。法利斯还分态度为下列四种：一为遗传的态度与习得的态度，二为有意的态度与无意的态度，三为团体的态度与个人的态度，四为潜伏的态度与活动的态度。文化的各方面，既是这些态度的外表，那么文化之于态度的关系的密切，可以概见。

又如，人们所谓有志事竟成，是如尼采（f.w.nietzsche）所谓意志即权力（will to power），可以说是以意志为行为或文化的原动力了。又如有些人说情之所至，金石为开，可以说是以情为动作或文化的原动力。这都是注重于心理要素的某一方面，以为说明文化的发生或发展的原动力，而成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

我们不能否认意志坚强与否，是与事业的成就与否有了关系，而偏重于感情的人们，对于社会与文化，他也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有人以为不只是宗教与文学，往往是感情的产品，就是哲学上的浪漫主义，以至政治上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以至独裁政治，都有了感情的作用。

此外，又有些人以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主要是由于理性。他们以为哲学而尤其是科学，主要就是理性的产物。人类之所以能够征服自然，人类之所以别于禽兽，都是由于理性。在历史上，我们曾听过所谓理性的时代，这也不外是表示在这个时代里的文化是以理性为基础。

近来还有好多学者，以为文化的进步是理性的发展的表示，因而有些人以为不只是科学的发达，是依赖于理性的发展，就是道德，以至宗教，也能够理性化。荷布豪斯（l.hoblwuse）在其好多著作里，而尤其是在其《理性的善》（rational good）一书中，就指出伦理的发展，是趋在理性化的途中。而近代有些热心于宗教改革的人，因为受了近代的科学的影响，希望能有一种所谓科学化的宗教，以代替从前的宗教，也可以说是提倡理性化的宗教。理性的发展，究竟是否可以使感情在文化上的作用，趋于薄弱，我们不愿在这里加以讨论，我们所要指出的，直到现在，所谓感情与理性，在文化上，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然而用心理的要素，去解释文化的现象的学派之影响较大的，要算本能派与行为派，我们现在且把这两个学派的主要观点，加以解释。

我们先要指出，不只一般学者对于本能这个名词的意义的解释，至为含混，就是像在上面所说的欲望、兴趣、态度等等名词的意义的解释，在一般的学者的心目中，也并不确定。索罗坚（p.sorokin）在其《当代社会学说》（coritemporary sociogical theories）—书，虽指出兴趣的名词，与欲望或感情等等名词有了不同之处，然而他又指出在本质上，关于兴趣的学说与欲望的学说，还是相同。

还有些人，以为所谓欲望与兴趣，其实就是指着态度而言，而且更有些人，以为所谓本能，也就是态度。这种看法，是否妥当，自然成为问题。比方，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马其维，曾指出态度是意识的方式，而兴趣是意识的对象，他又说，前者是表示主观的反应，这就是关于对象的意识的状态，而后者是表示与了主观的反应有关的对象、恐惧、同情、骄傲、爱恋等等是态度；仇敌、朋友、家庭、上帝等等，是兴趣。

人们未必一定同意于马其维这种看法，然而人们也不能说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至于兴趣之于欲望，也不能说是完全相同。至少我们可以说，欲望是一种比较少有意识的冲动，而兴趣是一种比较多有意识的冲动。然而我们也得指出，不只是欲望之于兴趣有了密切的关系，就是兴趣之于态度，也有了密切的关系。因为从普通人看起来，有了欲望，也可以说是有了兴趣，而有了兴趣，也可以说是有了欲望。又照马其维看起来，除了我们把兴趣与态度，连系起来，我们对于某种事情（situation），不会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比方，我们说某人骇怕，除了我们指出他所骇怕的对象，我们尚未明白他所骇怕的是什么。他也许是骇怕老虎，他也许是骇怕警察，或是其他的东西。同样我们说某人对于法律有了兴趣，我们并没有说及他对于这个兴趣的态度。盗贼、警察、法官，以至一般人民对于法律，都可以说是有了兴趣，然而用不着说他们的态度是不相同的。这不只是指出兴趣与态度是有了不同之处，而且是指出这两者是有了密切的关系。

至于本能，也是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比之欲望，在意识的成分上更为较少。有些人以为这是一种盲目的冲动，这是一种先天的东西。

其实，什么是本能，而特别是本能究竟有了多少，就是所谓本能学派的学者，也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不过他们却有了一个共同的要点，这就是人类的动作，以至人类的文化，是与本能有了密切的关系。

夫拉德（s.freud）在其《集团心理与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以及其徒众如布卢汉（h.bluher）在其《爱恋在男性社会的地位》（die rolle der erotik in der mannlichen gesellschaft），以为欲力（libido）或是爱恋（eros）的本能，是一切社会与文化的基础。照他们的意见，人与人之所以联结而成为社会，以及社会的各种现象与人类的各种生活，皆是由于这种欲力或爱恋而来。就是人类的巨大的社会，也可以溯源于这个因子。布卢汉以为小的团体，如家庭的组织，固是由于狭义的性欲而来，大的社会的存在，也是由于男子与男子的欲力所吸引，而始能成立。因为男女的关系，若趋于薄弱，同性的爱欲，遂因之而发展，而成为巨大的社会与组织。

此外，又如一个信徒，对于他的领袖的信仰，一个社员，对其他社员的依赖，以至群众暗示模仿的现象，与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图腾、禁忌、理想主义等等，无一不是由于这种欲力或爱恋所产生的。所以，欲力或爱恋，实可以说是人类的社会的基础，与一切文化的动力。夫拉德曾指出这种欲力或爱恋，是本能的储能，这种本能，虽是原于性爱，而以性交为目的，然而这种的本能，既与所谓自爱，有了密切的关系，又与兼爱及父母、儿女、朋友，与一般的人类，以至对于其他的东西，都有了一切的关系。

又有些人像罗德尔（w.trotter）在一九二四年所出版的《平时与战时的群众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书里，举出三种本能：这就是性的本能，食的本能，与群的本能。更有些人又加了一两本能，如父母、奇怪等等。

马克杜加尔（w.macdougall）在一九〇八年所出版的《社会心理学绪言》（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及在一九二二年所刊行的《心理学大纲》（oufline of psychology），举出十数种本能。他以为主要的本能，有了十三种，次要的本能，有了七种。其属于前者，是父母的，或保护的，争斗的，好奇的，寻食的，抗拒的，逃避的，团结的，自断的，服从的，匹偶的，获得的，建设的，与恳求的。其属于后者，是嘻笑的，搔痒的，喷嚏的，咳嗽的，澄清的，小解的，睡觉的。

又如科尔文在一九一二年所刊行的《学习的历程》（the learning process）—书里，以为本能有了三十种。这就是惊怒，同情，爱好，游戏，模仿，奇怪，搜取，建设，自断，自贬，竞争，艳羡，猜忌，好口角，偏见，探寻，劫掠，迁移，爱冒险与未知的东西，迷信，爱情，虚荣，狐媚，谦卑，爱自然，爱孤独，审美，宗教与道德的情绪。再如武德渥斯（r.w.woodworth）在其所著的《心理学》（psychology）一书里，更举出一百一十种本能，这可见得本能的数目之多，而同时也可以见得本能学派的学者之所谓本能的意义的含混。

大致上，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学者所说的各种本能，是人类的普通性格，然而照他们的意见，所谓本能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一种先天的东西，所以马克杜加尔（macdougall）以为本能是生理遗传的，个人并不能消灭这种本能，因为本能是与人类倶生的，人类不消灭，本能也不会消灭。本能是我们养成习惯的资料，只有在我们的本能或习惯不能适应人类的需要的时候，才有意识的出现。换句话说，本能是我们的行为的基础，是我们生产的原动力，意识是补助本能的心理要素，在我们的行为中与生活中，而尤其是在文化较低的社会的人们的行为中与生活中，本能所占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在这些人的行为与生活中，大部分是受了这些盲目的冲动，与先天所决定的本能的影响。

总而言之，照本能学派的人们看起来，本能是一切文化所根据的基本因素，所以，比方从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方面来看，人类对于食物的寻求，与财富的获得，是由于求食与求得的本能而来。从社会的家庭的生活方面来看，家庭的组织，是由于匹偶的本能而来，子女的养育，是由于父母的本能，就是部落的成立，国家的起源，以至各种社会的组织，都可以说是由于争斗，团结各种本能所主动的。从精神的文化方面来看，科学、宗教等等，也可以说是由于好奇与骇怕各种本能而来。

心理学上的行为学派的先驱要算窝孙（j.b.watson）。他于一九一二年在美国《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所发表《行为派学者的心理学观》（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文，可以说是近代行为学派的发表较早与影响较大的著作。后来，他所出版的《行为》（behavior）与《行为派学者对于心理的观点》（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behaviorist），都是解释行为派的心理学的。此外，又如郭任远在一九一二年所出版的《人类的行为》（human behavior）—书，也是行为派的心理学的代表著作。

窝孙在其《行为派学者的心理学观》一文里，一方面攻击内省法的心理学的错误，以至构造心理学与机能心理学的失败，一方面指出，不只是动物心理学，用不着内省法，就是人类的心理学，也用不着内省法。他以为心理学是研究行为的科学，而并非研究意识的科学。但是他虽以为心理学，并非研究意识的科学。可是他并不否认意识的存在。照他的意见，意识也是一种行为，这就是说意识是潜状的行为，而非主观的精神的作用。

行为派的学者，不只反对用意识这个概念去作心理学的研究的对象，就是像本能这种东西，也为他们所反对。郭任远在一九二一年在美国的《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上所发表《放弃心理学上的本能》（giving up instincts in psychology）—文，就是反对马克杜加尔一般学者的本能的学说。

行为派的心理学，既以为意识本能种种，也是行为，他们便以客观的事实，去解释客观的行为。由他们看起来，一切行为所共有的要点，为刺激和反应。光波、声浪、嗅味等等，都是刺激。可是人们见了强烈的光波而闪目，听了强烈的声浪而掩耳，闻了臭秽的味道而掩鼻，都是反应。刺激不只是起自体外，而且可以来自体内。体外的刺激，如声光之类，由耳目取受，复由感觉神经的末梢传达于神经的中枢。起于体内的刺激，是直由感觉神经的末梢，传达神经的中枢，受了刺激之后，遂发生一种冲动，由运动神经而传到筋肉或液腺，于是筋肉收缩或液腺分泌，使有机体发生了运动的作用。这种运动的作用，就是行为。行为的发生与发展，可以使引起环境的变化。比方，因了强烈的光波而带起眼镜，因了强烈声浪而用棉花塞耳，或是闻了臭秽的味道而设法洗扫，这就是行为对于环境的应付，对于环境的影响。一切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也不外是这种行为的结果。

行为派的学者，以为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在外面的，一种是潜伏于内面的，前者的筋肉活动，很为显明；人们可以用感官而察觉，或用器具以实验。后者的筋肉的活动，至为微妙精致，故不易直接去观察、拍球、写字，可以说是属于前者，而所谓意识，就是属于后者。所谓思想，也不外是意识的最高的作用。意识本身，既是行为的一种——潜伏的行为，那么思想，也是行为的一种。

行为学派的这种看法，无疑的是偏于唯物主义的看法，有些人叫他们为机械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只是以外表的动作及其结果，是刺激与反应的结果，就是所谓内在的意识及其高度的思想，也是刺激与反对的结果。所谓内在的意识以及其高度的思想，并非一种神秘的东西，并非精神的作用，而只是好行为的表现。

行为既是刺激与反应的结果，行为就不像本能派的一般学者，当作先天所决定的东西。文化既就是行为的结果，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也就是由于这种刺激与反应而来的。比方，以言语来说，从行为学派的人们看起来，人类的孩提，本无学习言语的必要，可是因为他所需要的东西，如玩具之类，若不在眼前，他便不得不发音以代表这些东西，久而久之，他便用一种声调去代表那些物件，所以言语便是这样的产生与发展而来的。换句话来说，言语是一种学习而得的东西，并非一生而就有的东西。言语是文化的一方面，而且是文化的基本要素，言语固是这样的发生与发展，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的发生与发展。

社会的基础

我们现在可以解释文化的社会基础。

我们知道，有了不少的学者，往往把文化与社会，当为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说文化就是社会，或是社会就是文化。近来在社会学中的文化社会学派的人们，有了不少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偏于这种看法。结果是他们所说的社会学，往往是与所谓文化学，没有什么的分别。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社会与文化的区别，我们在本书第一卷第二章解释现象的分类，已经说及，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所谓社会，既未必就是文化，而所谓文化，也未必就是社会。

原来从一方面看起来，社会比之文化，不只是范围较大，而且是历史较长。从别方面看起来，文化的范围却比社会的范围为大。从文化的观点来看，社会可以说是文化的一方面，因为文化，除了社会的要素之外，还有所谓物质的文化与精神的文化。一张桌子，是物质的文化，一种学说，是精神的文化，都不能谓为社会，或文化的社会方面。所以说，社会的范围，是比文化的范围为小。

然而所谓社会，不只是文化的社会，而且有了自然的社会。这就是说，除了文化的社会之外，还有自然的社会。自然的社会，是生物界中的一种很普遍，而很显明的现象。在植物中，比方，草也有群，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草地，草场，是有好多草生长在一处，而很少单独的分散的生长于各处。所以近来，有些德国人，曾有所谓草的社会学（wiesesoziologie）的研究。至于各种树木，花草之成为森林，而成为团体，也是很为普遍与很为显明的。我们知道，有了好多植物，是要同在一个地方而互相利用，而始能生长的。这可以说是植物团体的合作。此外，又有好多植物，在森林中，互相争取阳光，互相争取养料，这是含有所谓竞争生存的原理了。不但这样，物以类聚，好多山林是为某树木或某种植物所繁荣，而占了绝对的大多数。这有点像了居于统治的地位。反过来看，一棵树或某一种植物，单独的生长于某一个旷野，或是某一个山林的，也是少见的现象。这种单独的生长于某一个旷野或是某一个山林的树或植物，在某一时期之内，假使不能再有生长，而逐渐的繁荣起来，结果是这一棵树或这一种植物，也不易于久存。植物也好像动物以至人类一样的，不能离群而索居。可见得植物也有了植物的团体，虽则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团体，是与动物以及人类的团体，有了很多与基本不同的地方。然而这种说法，也好像是与我们说动物的社会，是与人类的社会有了很多与基本不同的地方，没有多大的差别。

在动物的世界里，社会的存在，更是一种很为普遍而很为显明的现象。就多的单细胞的动物，聚在一块，而像了一个球形的东西，已经表示出原始动物的社会的行为。从动物的进化的历程上来看，动物愈进化，则其社会的行为，愈为发展。蚂蚁、蜜蜂的社会的行为的发达，是一般的人们所知道的。在蚂蚁的社会里，有统治者，或是皇后，也有被治者，或是民众，有分工合作的行为，有互相帮助的情谊，能建造精美的公共住所，能贮藏大量的团体食物。而且，有些蚂蚁，还会养育某种生物，以为养料，而有点像了人类的种植、畜牲。此外，在蚂蚁的世界里，有个人争斗，有团体的战争。在团体战争的时候，两军排列成行，对垒而打，各方都能团结起来，勇敢杀敌，为团体争光荣，为团体而轻生，而其生者对于死者，能收其尸首，对于伤者，能为之救护。蚂蚁固是这样，蜜蜂也差不多是这样，故近代一些生物学者与社会学者，对于蚂蚁与蜜蜂的研究，很为注意。

至于飞鸟走兽，常常成群，到处可见。在飞鸟之中，也往往有了一个公认的首领或哨兵。假使有了猎人对于他们，有了不利的行为，往往由其首领或哨兵作了某种暗示或某种声音，则整个团体，立刻跟着其首领或哨兵而逃避。至于一群的飞鸟，与别群的飞鸟互相斗争，也为常见的现象。

至于兽群中的社会的行为，也很为发达。兽群或英文上所说的herd，在某种兽类中，是一种永久的生活的方式。这种兽群中的兽，常常是在一块，而其中之体力较为强健，嗅觉较为锐敏的，便往往成为群中的守护者或侦察队。假使他们为了敌人或环境所压迫而迁移，则往往整群迁移。这种合群行为，是动物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我们知道，有些没有防御的器官的吃草动物，却能够驱逐凶猛的兽类，这完全是由于他们能够团结。

这些动物，对外固是能够团结而成为一个御敌的团体，对内也能互相帮忙，以维持其生活。坐在树枝上的猴子，往往为其同类搔痒或捕虱。就是在他们的玩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社会的行为。

不但这样，在鸟兽的世界中，家庭的生活已很普遍。母鸟养育小鸟，教其学飞，母鸡带着小鸡，寻找食物，以及各种家畜野兽之养育其孩子，与保护其孩子之小心与周到，并不大异于人类之对其孩子。在动物之中，孩子之不能够独立生存的时候，很少为其母亲所抛弃，至于俗人所说“鸟反哺，羊跪乳”，那又是说明禽兽也有其爱亲的行为，而成为互相爱护的关系。此外，我们又知道，有些高等动物，男女两性，常常住在一块，而共同的过着生活，共同的养育孩子。这种家庭的生活，与了我们人类的家庭生活，是很相似了。

我们上面曾说过，从动物的进化的历程来看，动物愈进化，则其社会的行为，愈为发展。人类是动物的进化中的最高的动物，所以人类的社会性，也可以说是最为发展。凡是动物中所有的社会性，人类差不多通通都有。可是，人类的社会的组织的完密与复杂，却远非其他的动物所能及。不但这样，在其他的动物的社会中，其行为可以说是代代相同，而没有什么变化的，一群蚂蚁所建造的房子；一群蜜蜂所建造的蜂巢；以至一个鸟巢，一个兽穴，从我们所知其历史，以至于今，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在今日的蚁群、蜂群所住的地方，所作的事情，所有的组织，比之三千年前，五千年前，一万年前的蚁群、蜂群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样。

可是，人类的社会就不是这样。五千年前的人类社会，三千年前的人类社会，三百年前的人类社会，以至三十年前的人类社会，至于今日的人类社会，都有了不同之处。而且有了很大的不同之处。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因时代不同，或是随时代而变化，虽然是与人类的整个文化的变化有了密切的关系，然而人类社会的本身，也有其与其他的动物的社会，有了不同之处，虽则人类的社会的本身，也是由其他的生物的社会进化而来，也是与其他的生物的社会，而尤其是高等的动物的社会，有了密切的关系。

人类的社会的本身，既是由生物的社会进化而来，而同时与其他的生物的社会，而尤其是高等的动物的社会，有了密切的关系，那么人类的社会，也可以说是自然的社会的一种。自然的社会，虽然是与文化的社会，有了不同之处，然而所谓文化的社会，以至整个文化，是与自然的社会有了密切的关系，是以自然的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而且，在文化历史上的人类的社会的发展，固是受了人类的文化的发展的影响，然而人类的社会的发展，对于文化——文化的各方面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人类的社会，与人类的文化，从其发展的历程上看，前者是较先，而后者是较后。至少人类的自然的社会的发展，是比人类的文化的发展为早的。因为人类的自然的社会，是动物的社会的一种，而人类的文化，却是人类所独有的东西。假使我们相信生物学者的进化论，那么人类的自然的社会，是由动物的社会演化而来。至少是与了后者有了相同的地方，有了密切的关系，而人类这种自然社会，是人类文化的社会的基础。比方，近代文明的家庭，是由于古代的原始或是自然的家庭发展而来，就是一个例子。家庭固是这样，社会的别的方面，也可以说是这样。家庭与社会的别的方面，固是这样，整个文化或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说是这样。而况，就是文化的社会，也可以影响于文化的其他方面。我们所以说文化有其社会的基础，就是这个原故。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品，是人类的独有品，然而人类不能离群而独居，因为人类离群而独居，就不易生存，就不会有后代，这就是说，不会有子孙。假使所有的人类，而都离群而索居，则人类本身，就会消灭。在这种情形之下，还说什么文化。文化是人与人间的共同生活的产物，所以文化的发生，固要依赖于社会的生活，而文化的发展，更要依赖社会的遗传。近来有些学者，像乌克朋（w.f.ogbum）在其《社会的变迁》（social change）—书里，以为文化就是与社会的遗传，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鲁滨孙飘流到一个没有人类的海岛上，他在这个海岛上，虽然盖了一些草房木屋，虽然制了一些兽皮衣裳，虽然种了一些植物，养了一些禽兽，也许发明了一些东西，创作了一些事情，可是鲁滨孙一死，则他在这个海岛上所作的一切工作，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必定因他的死而湮没无存。

而况鲁滨孙之所以能够作这些工作，创造这些文化，并非是生而就会作的，因为在他未飘流到这个海岛之前，他是住在人类的社会里。在人类的各种社会里，他一出世，就有他的母亲给他吃奶，他稍为长大，他的母亲与他的父亲以及他的亲戚，教他怎样吃饭，怎样穿衣，以至其他一切的生活上的种种需要。后来他又从学校里，从各种社会的人物，得了好多智识，学了好多技能，所以到了他飘流到海岛的时候，他遂能把他从前所得的智识，所学的技能，在这个海岛上，慢慢的造作他的生活的必需的物件。假使他在生了之后，人家就把他单独的放在一个地方，而不能与任何人类相接近，那么待到他长大的时候，而又送他到一个没有人类的海岛，单独的在这个海岛居住，就使他不饿死，他不冷死，他也不容易创造出什么文化来。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很著名的卡斯巴尔 · 豪赛（kaspar hauser）这个人的遭遇以解释。

因为政治上的关系，豪赛在小的时候，就被人关在一个地方，而与外间的人们隔断关系。直到他十七岁的时候，人们把他放出来，这是一八二〇年间的事情。他这个时候，到了纽累姆堡（nuremberg）。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差不多不能走路，而他的心理，好像一个小孩的心理一样。而且，他又像小孩一样的，只能喃喃的说了一二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声音。此外，他对于在他周围的一切事物，都不认识。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分不出没有生命的东西与有生命的东西，而把前者当为后者。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的五年中，因为他与人们接触，他认识了好多事物，而且进步得很快，可是在了好多方面，也许是少年没有同人们来往，结果始终无法学习，而成为一个变态的人物。他在二十二岁那一年，又因政治的关系而死。据说，他死了之后，有人解剖他的脑子的发现，也是变态的。

豪赛的脑子的发展的变态，究竟是生而就是这样，还是因为少年被禁，而不与人们接触而才这样，我们在这里不必加以讨论，我们所要指出的，是因为被禁而不会说话，以至不认识各种事物，就是证明一个人离群而独居，是不会创造出文化，不会认识文化的。只有在社会里，与人们有了接触，才能创造文化，才能认识文化。豪赛自十七岁出来，在社会里与人来往，而始逐渐认识事物，就是这个意思。

从此，我们可以见得社会实为创造与发展文化的机构，没有社会的生活，就不易产生或发展文化。社会之所以成为文化的基础，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但这样，我们无论从社会的范围方面，或是社会的性质方面来看，文化可以说是往往受了这种范围或这种性质所影响的。比方，一个社区，或是一个部落，是代表一个社会的范围，这个社区或是这个部落，无论大小，在这个社区或这个部落的范围之内的文化，往往是趋于同一的模式的。换句话说，一个文化的范围，是往往与一个社会的范围相符合的，或是有了共同的文化的要点。我们并不否认文化的范围的改变，可以影响到社会的范围，不过在这里，我们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社会的范围的改变，往往会使文化的范围，也随之而改变。

从社会的性质方面来看，比方，一个天主教会，其文化无疑的是偏于宗教方面。一个回回教会，其文化也无疑的是偏于宗教方面。至于一个文学会，一个科学会，以至一个商会，一个工会，我们一看其名字，就能知道其性质，是偏重于文化的某一方面。

又如我们说起原始社会，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社会里的文化，是原始的，我们说起古代社会，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社会的文化，是古代的。如此类推，而至于中世社会，或现代社会，以及其中世文化，或现代文化。同样，东方社会，有其东方文化。西方社会，有其西方文化。中国社会，有其中国文化。英国社会，有其英国文化。

反过来说，一个宗教的社会，不会有反宗教的文化。一个文化学会，不会有反文学的文化。一个科学会，不会有反科学的文化。因为假使不是这样，则这些社会的本身的存在，就会发生问题。然而这也并不是说，比方，在中国的社会里，不会有人反对中国的固有文化，不过我们也得指出，假使中国的固有文化，被了废除之后，中国的固有的社会，也必受了影响，而失掉其原来的性质，而其结果是在名义上，所谓中国的社会，固可存在，在事实，却已变化，而变为别种社会，而像比方一个农业的社会，变为一个工业的社会一样。然而这么一变，也就是等于一个农业的文化，变为一个工业的文化一样。

上面是说明文化的社会基础的一些普通的原则，我们现在且再从一些主要的社会组织方面，来看社会对于文化的各方面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家庭也是文化的基础。在原始社会里，在古代社会里，以至在现代的文化较低的社会里，家庭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犹为重要，而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因为在这些的社会里，人类生活上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差不多通通都由家庭去供给。每个家庭，往往就是人类生活上的主要的单位。所以，每个家庭里的人员，或家人，往往是自己耕畜而食，自己织布而衣，自己盖房子而住。而且，有些社会，因为各家往往散处各处，有了猛兽敌人来侵犯，也要自己去抵抗。要生小孩，就由家人自己去接生。小孩长大，也由家人自己去教育。小孩或家人有病了，也由家人自己去医治。家中人员逝世，也是由家人自己去埋葬。总而言之，所谓人类基本生活上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都是依赖于家庭。古代希腊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里就告诉我们，家庭基础自然所创造的社会，以供给人类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想。

就以我国的固有的家庭来看，不只是像我们常常说家为国之本，而其实家就是文化的基础。我们的社会，是偏于农业方面，而家庭又为农业社会的基础。因此之故，家庭是我们的经济生活的单位。除了这种生活之外，家庭又可以说是我们的政治生活的基本。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父亲或家长之治家，犹如国君之治国，所以君父并称，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常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也就是这个意思。《孝经 · 士章篇》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广扬名篇》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又如《圣治篇》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这不过只是随便的举了一些例子。故总而言之，国家的范围虽比家庭为大，可是治国的原则，是与治家的原则一样。

家庭不只是经济政治的基础，也是法律的基础。我们从来是重德治，是重家教。《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子弟犯了法，或是做了坏事，往往是由父兄去惩戒，很少由官吏去惩罚。这就是所谓“家丑不外扬”。所以，在我们的固有的社会制度之下，有时子弟被人控告于官，做官的也有时交与其父兄去处理。所以父兄实兼有法官的地位。

同样，教育也可以说是家庭的主要的功用。所谓诗书传家的正常教育，以至家传秘法的各种技术，都以家为单位。而所谓祖传的东西，也就是一家所专有的东西。除了父兄所教授的家教家训家法，以至其所传的家宝家物之外，所谓家学，或家馆，在中国的固有的教育史上，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教育本来是少数有地位的人们的专业，然而少数的有地位的人们的子弟，往往是延师到家里主持家学或家馆，而所谓家学有渊源，也是我们中国的学术史上的一种很普遍而又光荣的事情。

又如，我国宗教以拜祖宗为最普遍，为最重要。然而拜祖宗的宗教，也可以说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教。其实，就是家庭的宗教，祖宗是父亲或祖父以至曾祖以上各代之已死的家人，拜祖宗的也是家里的子孙。在我国的家庭，而尤其南方如广东各处的家庭，家家都拜祖宗，那么家庭在宗教的意义上的重大，又可以概见了。

就以西洋的家庭来说，天主教的家庭的男子，往往是与天主教的家庭的女子结婚，新教会的家庭的男子，又往往与新教会的家庭的女子结婚。这虽也可以说是宗教对于家庭的影响，然而同时，父母是崇拜天主教的话，那么子女也往往是信仰天主教，父母是拜崇新教，那么子女也往往是信仰新教。

此外，一个家庭对于其家人的道德、思想、习惯，以及其他的种种，都有很大的影响。一个女子，而特别是像在我们以前的家庭的制度之下，嫁了一个男子，而与男子的父母兄弟以至伯叔住在一块，则她必尽量设法去适应或迁就这个家庭的一切生活，以至习惯家风。一个孩子，生在这个家庭里头，则他必有意或无意的受了这个家庭的生活以至习惯家风的影响。近代一般的教育家之所以注重于家庭教育，并不是说家庭要变为学校，也不一定是说父亲母亲要自己去教授小孩读书，因为所谓家庭教育，并非是学校读书的狭义的教育，而是广义的一个很好的家庭的环境，使小孩于认字识书之外，要有良好的体格，良好的人格，良好的习惯，良好的生活，使这个小孩将来在国家里，成为良好的国民，在社会上，成为优秀的份子，而对于这个国家与这个社会里的文化，有所建树，有所贡献。这是家庭教育的真正的意义，而与从前人所说的家学家馆的家庭教育，有了根本的差异的地方。

总而言之，家庭是世界的普遍的组织，所以照常情来说，人类是不能完全离开家庭的。就以现代的社会而言，各种公私的育婴堂，或是类似的机关，虽然很多，然而没有家庭去养育的小孩，不只还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而且是一般人所不鼓励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小孩的正常的生活，还是家庭的生活。一个人在文化上所受的影响的最大的，或是在文化所有的成就的怎么样，往往以少年家庭中所受的环境而决定。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习惯性格，一经决定以后，是不大容易改变的。而这种决定，无论在直接上，或间接上，都与文化有了关系。

除了家庭之外，在近代的各种团体之中，对于文化的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国家了。

我们知道，近代的国家，主要是民族的国家，所谓民族照一般普通的看法是有了生物学上的意义，这就是说，是有了血统的关系的团体或社会。虽则严格的说，这里所说的民族应该叫作种族。比方，所谓中华的民族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的民族，是自成为一个民族，而别于其他种的民族，因为我们不只是在血统上，有了关系，而在体质上，有了根本类似的地方。而且，我们以为我们是来自一个祖宗，而在民族上，自成为一个系统。我们所以说我们是黄帝的子孙，就是这个原故。我们究竟是否都是黄帝的子孙，当然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华民族是自成为一个系统，而与其他的民族有了不同，却是无可疑的。中华的民族固是这样，别的民族也是这样。

然而这个普通的民族的意义，除了有了血统上的关系之外，还有了文化上的关系。政治学者告诉我们，民族有了几种特性。一为共同的语言，二为共同的宗教，三为共同的政治意识，四为共同的历史发展，此外风俗、习惯的相同，也是民族团体的要素。

从民族的立场来看，民族之所以有了共同的文化，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民族。一个民族，因为血统上有了关系，或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祖宗，而住在一个地方，因而不只有共同的语言，而且有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政治意识，共同的历史发展，以及相同的风俗、习惯，换句话说，就是有了共同的文化。

因此之故，我们可以说，民族是文化的基础。因为有了共同的民族，然后产生或发展了共同的文化。

我们并不否认不同的民族，也可以有了相同的文化。然而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相同，主要是由于两个民族接触之后，使其文化互相影响，而才有了这种结果。然而我们也能指出，相同的民族，固是往往有了相同的文化，可是相同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有相同的民族。比方，我们说美国的民族，是与英国的民族，是两个相同的民族，所以美国的文化，是与英国的文化有了相同的地方。然而，比方五十年后的中国，因为积极的去采纳西方的文化，而根本的彻底的以至全盘的西化起来，中国的民族并不会变为西方的民族，因为假使这个民族的意义是偏于生物的观念，而与文化，有了根本不同之处。

相同的文化，既未必产生或发展了相同的民族，而相同的民族，却往往产生或发展了相同的文化。那么文化不一定成为民族的基础，而民族却往往成为文化的基础。这是一件很显明，而有了历史的根据的事实了。

近代的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国家的基础的，所以一个民族若成为一个国家，则这个民族，不只是因民族的相同而有了相同的文化，而且往往进一步去用国家的力量，或是政治的力量，去强调与发展其相同的文化。

我们知道，比方，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的文化，可以说是处处都有其相同的地方。拉丁文是欧洲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天主教是欧洲的共同的宗教，信仰教皇与皇帝是统治欧洲的领袖，教会是欧洲的社会组织的重心，欧洲人继承了希腊、罗马及希伯莱的文化的遗产，也可以说是有了共同的历史的发展，所以大致上，欧洲在那个时候，文化是趋于一致的。

然而欧洲的民族，却有了好多差异的地方。到了宗教改革运动，而尤其是民族主义发展之后，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各民族国家，逐渐发展，每个民族国家，除了他们原有的土语之外，又提倡发展其他各民族国家的文字。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以至俄罗斯文，以及其他各种语言文字，都相继的发展起来。使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特殊的语言文字。

此外，除了语言文字之外，差不多每个民族国家，都要自立其教主，自管其教会，所以欧洲的宗教，不只分为天主教与改革教两大派，而其实是每个民族国家都各有其自己的教主，自己的教会。所谓共同的欧洲的宗教，现在却变为民族国家的宗教。德国人用德文的圣经，法国人用法文的圣经，英国人用英文的圣经，上帝固然还是相同，向着上帝所说的话，却已不同。

同样，在政治意识上，在历史发展上，以至风俗习惯上，与经济生活上，每个民族国家，都逐渐的强调与发展其特殊的要点，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发展起来。

在相同的民族的国家里，固因用了政治的力量，去推动而增强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化，就是在不同的民族的国家里，往往也因用了政治去推动而増强所谓统治民族的文化。德国之德化波兰，俄国之俄化波兰，暹罗之暹化老挝，以至法国之法化安南，荷兰之荷化爪哇，日本之日化朝鲜，这不过是随便的举出几个例子。

在近代国家里，统治民族，用政治力量，去强迫其被治民族或弱小民族，是近代历史上很为显明一件事，虽则历史上也有统治的民族的文化，被了被治的民族的文化所化的。罗马的希腊化，与满洲的中国化，就是一些例子。不过，我们也得指出，这是因为在武力上以至在政治上，罗马虽统治了希腊，满洲虽统治了中国，然而在文化的其他方面，罗马是不如希腊的，满洲是不及中国的。

近代的国家的统治民族，往往是文化较为优越或是处于同等的民族，若再加以政治上的权力，则往往用了政治的权力去强迫其被治的民族，采纳其自己的文化，强迫学习其语言，强迫信仰其宗教，以至强迫进人其学校，以至强迫跟从其风俗习惯，目的不外是欲使其整个国内的文化，能够趋于一致。

上面是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去解释，其对于文化上的影响。其实，现代国家对于发展文化——发展整个文化或文化的各方面是当为国家的重要的任务。我们知道，以前有些学者，以为国家的任务，在对外上是抵抗敌人的侵略，在对内上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可是近代的国家，除了这两方面的任务之外，对于文化的物质，与精神的各方面的发展，都视为国家的任务。

从物质的文化的各方面的发展来看，现代的国家，不只对于整个国家的农、工、商业，与交通种种，极力设法去发展，就是对于人民的各个人的衣、食、住、行的便利，也无不设法去提倡。贫穷的救济，工人的生活的改善，以及所谓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的立法或政策，以至所谓公用事业的发展，大致都是偏于人民的个人的物质生活方面。比方，上次欧战的英国政府，化了不知多少金钱，去为劳工阶级建造房子，而最近的培弗尔利支（beveridge）的社会保险的计划，假使这次战后能够完全实行，那么英国人民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上，无疑的得到不少的保障，而所谓物质生活的平等原则，也可以逐渐的实现。

从精神的文化的各方面的发展来看，现代国家的强迫教育的政策，是要每个人民都能得到一种基本与普通的智识。从前的大学教育，差不多是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所专有的，大学教育现在已逐渐变为大众的教育，比方，德国、英国，而特别是美国，都有了这种趋向。所以现在家境充裕的子弟，固有机会进大学，家境贫穷的子弟，也有机会去进大学。

国家对于人民的智识方面，固设法去提高，国家对于美术、音乐，也能够提倡。城市里的公共园林、公共建筑，以及美术馆、音乐会，固多由政府去提倡，就是在乡村各处，政府对于这些审美的工作，也逐渐能够注意。

我们应当指出，在今日国家主义还正在盛行的时候，国家对于文化的物质与精神各方面的发展，可以国家为单位，以国家为立场，而且主要的，还是以增强国民的爱国心与发展民族的意识为目的。然而近代文化的各方面的发展，是得力于国家以政治的力量去发展，却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情。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无论哪种社会，对于文化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发生与发展，都能有了影响，我们在这里所以特别注重于家庭与国家这两种社会对于文化的影响，目的虽是当作例子来解释，然而在事实上，在历史上，在各种的社会中，对于文化的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这两种社会。家庭对于文化的影响，是代表一种自然而然与不知不觉的力量的影响。国家对于文化的影响，是代表一种含有意识含有权力的影响，虽则西洋中世纪的教会，在文化上，都有了这两种影响，可是没有家庭与国家的影响那么普遍，那么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