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入欧的匈奴人，通常指公元91年被东汉窦宪、耿夔击溃的那部分北匈奴，以及公元374年出现在东欧东哥特王国边境上的匈人。大多数匈奴史研究者已确认，这两部分匈奴人的活动是同一历史运动过程的首尾部分。如何使这将近四百年的匈奴西迁运动史衔接起来，是一项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本书的看法是，匈奴西迁并非指某一特定部分的匈奴人（如北匈奴）持续的远征过程，而是原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族人长时期地向西进行的民族移徙的过程。其中包括战争以及征服与反征服的内容，也包括种族、文化融合的内容。其时间至晚在公元前2至前1世纪已经开始，至公元5世纪中叶欧洲史上的匈奴帝国崩溃以后，匈奴族人逐步融入欧洲各民族为止。因此，匈奴西迁史与同时期其他有关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是不可分的。
匈奴西迁的第一次浪潮就是进入中国古称“西域”（狭义）的地方，即今日新疆地区的历史。
匈奴与西域的关系究竟始于何时，难于考证。《史记·匈奴列传》说在头曼的时候，“东胡强而月氏盛”。又，《史记·大宛列传》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敦煌、祁连间就是后来的河西走廊。《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说，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后来乌孙曾为大月氏攻灭，其残众及太子逃到匈奴。头曼时代的匈奴，东边有强盛的东胡，西边有强盛的大月氏，南边又有强秦，可以说其势力尚没有伸张到西域。
冒顿杀父头曼自立之后，史书中有其大破东胡，南侵汉，“西击走月氏”的记载。这应该是冒顿即位后不久的事，即汉高祖统一天下后数年间的事。不过所谓“击走月氏”，大概不外是击败月氏，并非把月氏逐出其故地。
到了冒顿的末年，也就是汉文帝三年至四年间（公元前177—前176年），冒顿又遣右贤王去攻击月氏，月氏这一次被匈奴打得大败，匈奴的势力遂伸张到西域诸国。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战败月氏之后，又定楼兰（即后之鄯善，握入天山南路之要冲）、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在楼兰之西及其西南的塔里木盆地的好多国家也为匈奴所威服。至于呼揭西南的大宛、康居等处是否也为匈奴所平定，就不容易回答了。
可以推想，在月氏未被匈奴击败仍很强盛的时候，可能楼兰及其近旁好多国都是受月氏控制的。匈奴不能击败月氏，就难伸张其势力至西域。月氏为匈奴所破之后，这些原来受月氏控制的国家就不得不屈服于匈奴。而且西域的好多国家过去若不是受月氏控制，则匈奴在很短的时间中是否能一举降服二十余国，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从汉朝争取西域诸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在匈奴强盛时，西域诸国役属于匈奴；可是匈奴的势力若为汉所攻破，西域诸国又降服于汉。西域诸国的数目很多，力量单薄，不属匈奴就属于汉。在汉朝势力伸张到西域之前，西域则是月氏与匈奴争夺的对象。
匈奴的右贤王虽然败月氏，平定楼兰及其他好多国家，但是月氏在这个时期还未灭亡。乌孙后为月氏所灭，可能还是在月氏被匈奴大败之后。所以在这个时候，月氏仍居其故地，这就是敦煌、祁连之间。
冒顿死后，其子稽粥继立，号老上单于。他即位后不久又攻击月氏，月氏这一次不仅大败，其王也被杀死，老上单于以他的头为饮器。经过这一次大败之后，大部分月氏人不得不离开敦煌、祁连间，向西北逃到天山以北的伊犁河谷一带，仍称大月氏，其小部分留在故地者遂与羌人杂处，称小月氏。这个时候，敦煌、祁连一带地方遂为匈奴占据。匈奴在西域的力量更加巩固，自河西走廊以至塔里木盆地均入其范围。匈奴的版图此时东至东胡故地，南到长城，北至贝加尔湖，西至葱岭以至于葱岭之西。
匈奴伸张其势力于广大的西域之后，有的地方由其部众及人民前去居住，敦煌、祁连间就是一个例子。伊吾就是近代的哈密，它和蒲类海一带可能也属这一类。因为这些地方水草丰茂，适宜畜牧。有的地方如塔里木盆地一带是居国，有城郭，人民多从事耕种，适宜畜牧的地方较少，所以匈奴很少移民到这些地方居住。《汉书·西域传》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这里所谓“大率土著”的西域诸国，就是塔里木盆地的诸国。“匈奴西边日逐王”这个官号没有见于匈奴的早期历史，应该是匈奴征服西域之后才设置的。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曾指出：“匈奴传，狐鹿姑单于始以左贤王子先贤掸为日逐王，盖置在太始时。西边者，匈奴右部界西域。”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指出，先贤掸为日逐王是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又，王先谦《汉书补注》说，其时，“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长之列，二十四长又各置相都尉”。僮仆都尉的位置在大都尉之下，都尉与大都尉的位置又应在日逐王之下。日逐王在西边，照匈奴的官制来说，似应在右贤王之下。因为匈奴除单于外，地位最高的是左贤王，次为左谷蠡王，又次为右贤王，左贤王居东边，右贤王居西边。冒顿遣右贤王攻击月氏，平定楼兰及其旁诸国，就是因为有关西方的军事行动由右贤王负责。日逐王先贤掸居西边，是右贤王的管辖区，他自己是否完全管理西域事务？不得而知。但是，僮仆都尉为管理西域诸国的官号，而征收赋税则直接受日逐王的指挥。日逐王所住的地方似在敦煌西边的伊吾、蒲类一带，僮仆都尉则常驻天山以南的北道诸国，以便就近管理。
匈奴奴役西域的人民，他们在沙漠绿洲上点滴农田中辛苦得来的果实，很多都要供给匈奴，这是匈奴对西域在经济上的剥削。除此之外，西域的人民还要为匈奴当兵或服役。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僮仆都尉盖主简阅人口。”所谓“简阅人口”，就是清查人口。清查人口的目的大致有二：一是为征收赋税，同时在战时或必要时抽调丁壮去当兵。
总而言之，匈奴控制西域，不仅在物力上对匈奴有帮助，在人力上也有帮助。强盛时代的匈奴得到了西域，固使其愈为强盛，就是在衰弱的时候，匈奴仍极力争取西域，目的是要得到西域的物力与人力以增强其力量，用以对抗汉朝。匈奴西徙第一步的目的，是要使西域成为匈奴物力与人力的主要来源。
僮仆都尉之所以常居焉耆、危须、尉黎这几个地方，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西域的交通要道。徐松考证说：“三国在西域北道，而东西适中，故僮仆都尉治之。”又，《汉书·西域传叙》说：“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日逐王之所以反叛握衍朐鞮单于，上面已经说过。他这次率众数万骑来降汉，说明他的势力相当雄厚。日逐王降汉之后，西域的南、北两道都为汉所控制，所以匈奴的僮仆都尉就不得不取消。这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的事情。僮仆都尉的设置若是与日逐王的设置同时的话，那么僮仆都尉也应设于武帝太始元年。从设置至取消共三十七年的时间来看，应该指出，僮仆都尉的设置虽不过三十几年，但是自冒顿征服西域到这个时候则已有八十多年之久，具有牢固的影响。
在匈奴强盛的时候，天山以南的西域诸国固受其控制，乌孙以及乌孙以西的大宛、康居各国也都畏服匈奴。所以匈奴使者之到这些国家的，只要持匈奴单于的一封信，各国就对其毕恭毕敬。使者在旅途中所需要的食物或交通工具，各国也皆不得不供给。反之，汉使者到了这些国家，若非用货物去交换或用钱币去购买，则这些国家往往不愿供给，而且所给予的财物价值多于换取的食物或驿骑。有时他们还抢劫汉使的财物，甚至杀害汉的使者。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汉朝富于财物，他们想取得这些财物只有靠换取或抢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匈奴在地区上与他们接近，威力又早已伸张到这些地方，汉朝则距离他们很远，不能遣兵去征伐他们。
在匈奴强盛的时候，西域诸国固往往优待匈奴的使者，虐待汉的使者，就是在匈奴衰弱的时候，以至汉遣兵攻破在康居的匈奴郅支单于之后，西域诸国像康居对于汉使者仍极傲慢。《汉书·西域传》指出，在匈奴已向汉称臣的时候，康居见了汉使仍不拜。
又如汉遣宗室公主细君嫁给乌孙昆莫，昆莫以她为右夫人，匈奴也遣女嫁给昆莫，昆莫以她为左夫人。匈奴与乌孙俗重左轻右，这又说明西域诸国之对于匈奴是比对汉更为尊重的，虽则这时候匈奴在敦煌、祁连间的势力已被汉攻破。班超出使鄯善，其王最初对班超很为优待，但是匈奴使者一到，鄯善王对班超的态度就疏远起来。于阗王广德可以攻灭称雄一时的蒲车王贤，可是匈奴一来，就不得不投降。这都说明匈奴在西域有一种强大的潜在威力。
西域诸国的官制与匈奴的官制也互为影响。例如《汉书·匈奴传》说：“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鄯善曾有个叫作尉屠耆的人质于汉，他是鄯善王的太子。这大概就是受了匈奴官制名称的影响所致。《汉书·张骞传》云：“傅父布就翖侯1 ……”注引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翖侯，乌孙官名也，为昆莫作傅父也。”颜师古曰：“翖侯，乌孙大臣官号，其数非一，亦犹汉之将军耳。而布就者又翖侯之中别号，犹右将军、左将军耳，非其人之字。翖与翕同。”我们知道，大月氏有五翕侯，《汉书·匈奴传》载康居有翕侯，并说匈奴以小王赵信为翕侯，那么匈奴也有翕侯的官号。匈奴之所以有这个官号，可能是受了西域诸国的影响，这说明匈奴与西域在风俗上有相同之处，在政治文化上也曾有过相互影响。
汉朝在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后，开始与匈奴争夺西域。武帝争取西域的方法有二：一为外交，一为武力。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将二者配合起来运用的。武帝即位后二年，就派张骞去联络已迁至葱岭以西的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希望与之共击匈奴。张骞在往返途中都为匈奴所捕获，而且他也没有说服大月氏与汉共攻匈奴。但是，他这一次出使经葱岭以东而到葱岭以西的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诸国，使汉人对于西域的情况得到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张骞十余年中两次出使，虽然不能达到目的，然而汉朝在军事上不仅对匈奴本部给予很大的打击，而且在公元前121年攻破了匈奴在祁连一带的势力，从此以后，匈奴所控制的西域遂受到汉朝的威胁。张骞于公元前115年出使乌孙，就既不需要像第二次出使时企图绕道蜀滇去通大夏，也不像第一次出使时往来遭到匈奴的扣留了。他出使乌孙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徙回敦煌、祁连一带并与汉联盟，共拒匈奴。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但是乌孙使者跟着张骞来到汉朝，看见了汉的富强，使西域诸国此后对汉逐渐仰慕，汉的威信日增，匈奴在这些地方的势力乃日益受到不利影响。
敦煌、祁连间本为月氏与乌孙故地，月氏灭乌孙，乌孙太子昆莫及其一部残众逃亡匈奴。后来匈奴逐走月氏，使其大部分人民逃到伊犁一带，攻破这个地方的塞族，占领其地。后匈奴又帮助乌孙人逐走伊犁河谷的月氏人，由乌孙据其地，月氏遂迁至中亚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地。匈奴自从迫走在敦煌、祁连一带大部分的月氏人之后，乃占有其地，住在这个地方的是浑邪王与休屠王。因霍去病率兵攻破祁连的匈奴势力，浑邪王与休屠王遂降于汉。
汉在初得这块地方时，本想照张骞的提议，说服乌孙迁回故地。由于乌孙不愿意这样做，汉除置酒泉郡外，后来又分置武威、张掖、敦煌三郡，共为四郡；又置两关，这就是玉门关与阳关。并徙民实边，使本为匈奴牧场的一些地方变成农田，成为汉的版图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根据地。
公元前104年，武帝遣李广利伐大宛，因兵士在途中损失过大，没有到大宛都城而回。两年后又调大军去伐大宛，这一次降服了大宛。匈奴本来想截住汉朝的军队，可是汉军兵力雄盛，威振西域诸国，匈奴就没有轻举妄动。
汉既联络天山以北的乌孙，又降服葱岭以西的大宛，在敦煌以西分别据通往天山南北路要冲的鄯善、车师，遂成为匈奴与汉争夺的重点对象。
与此同时，匈奴本部因屡受汉的攻击，逐渐加紧向西边迁徙的活动。公元前105年，匈奴乌维单于死了，他的儿子乌师庐继立，号为儿单于。儿单于大约觉得汉在二十年中不断地攻击匈奴，使匈奴遭受很大损失，故而不得不向西北逃避。《汉书》中指出，乌维单于死后，“单于益西北”。以前东边左贤王所居的地方，退到了中部。而以前单于所居的中部，又退到以前右贤王所居的西部。至于右贤王又更向西移，与氐、羌已很接近。
匈奴重心的西移有两种结果：第一是在匈奴之东的乌桓、鲜卑慢慢地强盛起来；第二是匈奴益向西北走，匈奴不仅愈近西域，而且匈奴本身也逐渐成为西域的一部分，因而匈奴与汉争夺西域也愈趋激烈。对于控制西域的要冲来说，鄯善与车师尤其重要。
鄯善在冒顿的末年已被匈奴征服。但是自汉占据了祁连、敦煌一带之后，用外交与武力两种手段争取到久为匈奴所控制的鄯善，于是控制了西域的南道。鄯善以西的南道既为汉所控制，汉又与匈奴争夺通向西域北道的要冲——车师。车师地当天山之南与天山之北，到了匈奴日逐王投降于汉之后，西域的北道也为汉所控制。郑吉被任命为都护也是在北道被汉控制之后。都护不仅保护葱岭以东的南、北两道诸国，而且有权去安辑或征伐葱岭以西的大宛、康居诸国。
日逐王降汉后不久，匈奴内部就发生了矛盾，分为南、北两匈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郅支单于向西北迁徙，最后到中亚细亚的康居称雄一时。关于郅支，我们当在下面加以详细的叙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郅支之所以向西北迁徙而跑到中亚细亚，是因为呼韩邪既有了汉的庇护，使郅支不能安居于匈奴故地；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又为汉所控制，所以郅支不得不跑到较远的中亚细亚。
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是匈奴的势力在西域复兴的时期。葱岭以东除莎车外，所有国家都投降了匈奴。匈奴乘机利用西域诸国去扰乱汉的边境。到汉明帝时，汉改变了光武帝对西域的消极政策，再加上班超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又有所削弱。在这个时期中，匈奴的活动中心是匈奴故地的西部。
1 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张骞传》正文，“翖侯”当作“翎侯”。——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