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骑射有密切关系的事情，除去射鹄子而外，还有一事，就是“打围”。《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写到了打围：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脸上有些青伤，薛蟠问他又是和谁挥拳了？冯紫英说，他自从打伤了仇都尉的儿子之后，记了，再不怄气，“这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叫兔鹘捎了一翅膀”。这里说到了“打围”，正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此可以稍微解说一下。
“打围”就是打猎，因为猎野兽也用围包的办法，所以叫打围。这话最晚在宋代已很流行了。陆放翁诗云：“狼烟不举羽书稀，幕府相从日打围。”这是他在四川成都时写的打围的诗。又道：“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自打围。”这是他晚年回忆在四川打围时豪兴的诗。从放翁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一些“打围”一词的来源。
“打围”到了清代，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视，成为国家的一种有特殊意义的活动，尤其在清代前期，皇帝年年要打围，其目的并不单纯为了打猎的快乐和获猎禽兽的所得，而是为了武备，重在进行军事演习。《清史稿·圣祖本纪》记康熙皇帝玄烨临去世前两个月的话道：
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
从玄烨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清初提倡打围的意义。玄烨年年自己都去打围，直到康熙六十年，他六十八九岁时，《本纪》中还记着：“秋七月己酉，上行围。”玄烨一生都是注意到这点的。诗人查初白曾扈从康熙去雍安岭、乌兰哈尔哈行围，有《观围诗》八首，其中有一首写到玄烨的弓箭功夫道：
朴渥如飞掠草中，御前突通疾如风。
万钧神艺无轻发，命中仍开射虎弓。
这虽然有些奉承，但与事实相去也并不过远。乾隆做皇孙时，有一次康熙带他在热河一带行围，在围场上他让侍卫带乾隆去射熊，乾隆刚刚上马，熊突然扑了过来，十分危险，康熙此刻举起火器枪一枪把熊打死了。于此亦可见玄烨的射猎功夫。
唐诗名句道：“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倦眼开。”打围，一般在秋天的多。秋高草盛，马健鹰扬，各种野兽这时毛都丰满了，肉都肥美了，最是打围的好时候。元代武圭《燕北杂记》记云：
辽俗，九月九日打围，赌射虎，少者为负，输重九一筵席。
查《清史稿》，康熙、乾隆等人打围的时间，虽有少数二月、四月行围的情况，但绝大部分是在秋季七、八、九三个月中。行围的场所，除少数几次在京畿近处南苑等地而外，大部分都是在“幸木兰”的途中。木兰就是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打围的围场大多都在现在密云县以北，直到承德周围一带的山区和草原上，有时也深入到东北盛京（即现在沈阳）一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年年都打围，何况下面的王公大臣，因之一时风气所尚，多少年来，打围在满洲王公中，一直是很流行的。《红楼梦》所写冯紫英随他父亲神武将军冯唐到铁网山打围，正是反映了这个事实。只是在时间上稍差一些，因一般打围，不管皇家与民间，都是秋、冬二季为多，而《红楼梦》所写，则是春围。
打围时的猎获物自是很多，而皇帝行围，最讲究猎获熊、虎等猛兽。康熙打死熊，前面已经说过了。当时还规定：扈从侍卫，如二人猎得一虎时，要受到赏花翎等特殊奖赏。《清史稿·高宗本纪》还记着：乾隆八年七、八月间，弘历在东北巴彦行围，“亲射殪虎”，九月间在伍什杭阿行围，“亲射殪虎”。都可看出当时行围，是以能猎得猛虎为荣的。不过熊、虎等猛兽，究竟还是比较少的，而更多的则是狼、狐狸、獾子、野鹿、狍子、黄羊、兔子、锦鸡等禽兽。查初白《观围恭记》诗另一首道：
尾同獐麂首同□，千百黄羊合一群。
拦入围中何所拟，满滩鹅鸭闹如云。
熊、虎不但是少有的猛兽，而且是单独行动的多，而狍子、黄羊、锦鸡，甚至狼、狐等，则往往是成群出没的，所以打围的时候，一围就是一群了。
打围重在一个“围”字，人少了没有办法围。皇帝行围，可以带领不少侍卫和军队，而在京的王公大臣去打围，虽然是权贵阶层，要调动军队的权还是没有的。只是府中的恶奴、帮闲、纨绔子侄等成群结队，悬弓臂鹰，骑着马、带着干粮，去到山场中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辛苦的活动，不但成天骑着马或徒步奔跑在山岭草莽中，追赶野兽，十分费力，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吃饭也不方便，只能吃点干粮；晚上睡觉没有房屋，要在野外搭帐篷；取暖仗篝火，取水仗山泉；遇上风狂雪猛的天气，自然更为艰苦。如果是贪图安逸的人，那就不会选择这样的娱乐方式了。
《红楼梦》中写宝玉问冯紫英道：“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
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儿，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个苦恼去？”
这几句话很重要，“打围”在冯紫英一代人口中——也就是思想中，已经变成“苦恼”了。这不只是简单地写当年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好逸恶劳、沉溺酒色的腐朽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满洲王公贵族中，老一辈和小一辈在思想上的矛盾。清代所谓“以弧矢盛天下”，在前一时期，八旗绿营本是很精锐的军队，正像玄烨说的：“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故也。”其中打围就是训练的一种方式。但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八旗绿营便腐败得无一可用之兵了。旗人后来都成了文质彬彬，甚至专讲“老三点儿”：吃点、喝点、玩点，成为提笼架鸟、玩票走会之流，当年的神武英姿似乎一点也没有了。这中间是如何转变的呢？转折点在什么时代呢？实际转折点应该说就在《红楼梦》时代，《红楼梦》中从好多方面都反映和暗示了这点。打围正是其中之一。试看清代皇帝，康熙、乾隆一直到老都还打围，而嘉庆、道光之后，则不再行围了。偶然形式上在北京近郊举行一下，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发生了。曼殊震钧《天咫偶闻》中记云：
自开国至乾嘉，田狩盖为重典，非以从禽，实以习武也。圣祖于热河建避暑山庄，以备木兰巡狩，行围之制，一用兵法，围时以能多杀者为上，皆以习战斗也。……道光以后，不复田狩，于是讲武之典遂废。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迨同治中，穆宗奋欲有为，亲政后曾畋于南苑，诸环列至有预购雉兔，至临时插矢献之，而蒙花翎之赐，可为叹息也。
爱新觉罗的子孙，长期在台上，享受特权，养尊处优，到同治时，自然把神武之姿早已丢尽了。但这种思想的萌芽成长，都起自乾隆时代，《红楼梦》中通过冯紫英之口，已经把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从这中间也可以看出曹雪芹的一些敏锐的政治预见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