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隋炀帝杨广于即位之后，立即发动了修建东都和开凿运河的大工程，在稍后的几年内又大规模征调丁夫去修筑长城，兴修驰道。为当时隋帝国的巩固与发展着想，这样的一些工作是全都有其必要的。然而杨广之从事于这些工程，为求急于满足他个人的享乐或耀武扬威的欲望，一律出之以操切、急躁和暴虐的作风，遂致所有这些工作都带给当时人民以无限灾难。
（一）修建东都——杨广在605年三月，命杨素、宇文恺等于原洛阳城西十八里另营建一新的洛阳城称为东都。新城的位置是：南直伊阙之口，北倚邙山之塞，东出瀍水之东，西逾涧水之西，使洛水横贯城中，成河汉之象（《唐六典》卷七）。为了这一工程，每月役使丁夫二百万人。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计什四五，监工人员便用车辆向外地运送死尸，东至成阜，北至河阳，车辆相望于道。东都修成之后，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
在修建东都的同时，又在现今河南宜阳县境内（洛阳西南）修建了一所显仁宫，南接阜涧，北跨洛滨。
又于同年五月开始在东都兴修西苑，其位置是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并使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周回二百里。苑内作海，周十余里，海中堆砌了蓬莱、方丈、瀛洲诸山，均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海北为龙鳞渠萦迥纡曲，灌注海内。在龙鳞渠的沿岸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把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和海内各地的异草嘉木、珍禽奇兽，全都征集了来以充实西苑。秋冬花木凋落，则剪彩为花叶，缀于枝条之上，到颜色变坏之后，就另换新的，使其四季常如阳春。海内也剪彩为荷芰菱芡，杨广若去游玩，则去水而布之。十六院中的夫人竞以肴馐精丽相高，以求能得到杨广的恩宠。杨广极喜欢在月夜和成千的宫女们骑马游西苑，作清夜游曲，在马上歌唱作乐。
（二）开凿运河——杨广以“德采舆颂，谋及庶民”、“巡历淮海，观省风俗”为名，在605年三月又调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夫，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汜水县东北）引河水历荥泽入于汴水，在大梁（今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以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淮安至仪真而入于长江。渠广四十步，两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
在605年三月，还派人到江南去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备南游时用。
规模这样大的开河和造船工程，在不满五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全部完工。在605年的八月内杨广便从洛口坐上“龙舟”，带领大批随从人员，从通济渠向扬州进发了。
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
皇后所乘的船，制度稍小，而装饰无异。
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番客所乘，以及装载内外百司供奉物品所用船只，共两千余艘。
以上这些船只，共用挽船士八万多人。
另有十二卫的士兵所乘，以及装载兵器帐幕等物所用的船只，也有近两千艘，均由兵士自行牵引。
在通济渠中，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夹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都是水陆所产最珍贵希奇的东西。后宫吃得腻烦了，每到开船的时候便把大量吃剩的东西丢弃在水里。
（三）修谷仓——606年置洛口仓于巩县东南原上，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
同年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四）修长城、开驰道——607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
同年七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今和林格尔县境内）。亘千余里，二旬而毕。役卒死者大半。
《隋书·五行志》说，608年燕代缘边诸郡旱，时发卒百余万筑长城，杨广又出巡边塞，百姓失业，道殣相望。
（五）开北运河和江南河——608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众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610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二、隋炀帝的穷兵黩武
中国内部的统一虽已构成极广大的疆域，但当一个统一的专制政权在国内的统治已渐巩固时，便必然又进一步想用“四夷宾服”和扩大领土来提高其专制政权的威望，并藉此把“天下英雄”的目光转移到对外事件上去，以减少专制政权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危机。而在创建新的王朝过程中曾经出过力，立过功的贵族武士们，这时也还都充满着好战的情绪和成功的信念。这些封建贵族们又全都对于异域珍宝存有憧憬和嗜好，因而也都喜欢冒险，渴望远征。隋代统治集团向外发展的强烈要求，就是这样发生起来的。
1．伐吐谷浑
对于北方和西北方的突厥族，隋朝一贯地采用分化政策而收到预期的效果，对于西北方面的另一比较强大的外族——吐谷浑（鲜卑族），隋朝也想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而加以制服。
当隋文帝时，北突厥和西突厥还没有完全就范，故当时吐谷浑部族内部虽几次发生纠纷，给予隋朝以可乘之机，隋文帝却都不肯加以利用。炀帝继位之后，其时吐谷浑也正“不修职贡”，遂想发动西突厥的兵力与隋夹击吐谷浑，西突厥不肯从命，609年隋炀帝乃亲帅军马，进驻西平（今青海西宁），把吐谷浑的主力从四面加以包围，吐谷浑仙头王以男女十余万口降隋，其可汗伏允败走党项。
击败吐谷浑后，炀帝又向西北到张掖（甘州）和燕支山，接受高昌、伊吾及西域二十七国的朝见。伊吾且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遂设置西海、河源（以上在青海）、鄯善、且末（以上在新疆）四郡，徙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这时隋朝的领土，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代之盛，于此为极。然而从这年开始，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全都要转输塞外，每年“巨亿万计”。经途险远、沿路遭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居民先因此而大受其累了。
2．伐高丽
从公元前第一世纪之末，朝鲜半岛上即为新罗、百济、高丽三国并立的局面：新罗在半岛的东南部，为古代辰韩、弁韩旧地；百济在半岛的西南部，为古代马韩旧地，高丽在半岛的最北部，也是壤地最大的一国。高丽从第三世纪以来，即自扶余移都平壤，从第五世纪以来，其辖地即包有今辽宁省与吉林省之全部与黑龙江省之一部，北则隔松花江、图们江而与靺鞨为邻，西北则与中国之营州（今辽宁东境朝阳县地）相接。
第一、隋文帝时的伐高丽
隋朝统一了中国内部之后，国富兵强，对于北方的突厥既尽力避免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统治集团中人要向国外耀武扬威，以为高丽所据有的辽东，原是中国的郡县(10)，遂都把目光移注于高丽(11)。高丽也担心及此，便治兵积谷，从事于拒守的准备。597年隋文帝致书于高丽国王，举述他的罪状，有“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暗中收买中国政府中制造弓弩的匠人，使其逃往高丽；“数遣马骑，杀害边人”等事。598年，隋文帝即藉口于“高丽王帅靺鞨万余寇辽西”的事件，发水陆三十万人分道伐高丽。及陆军出关之后，适逢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水军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漂没。九月还师，死者什八九。
第二、隋炀帝的三次伐高丽
610年冬，隋炀帝开始作远征高丽的准备：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简阅器仗，务令精新，稍或滥恶的，其主管人便要杀头。诏山东重新设置军府，并令养马以供军役。
611年春，下诏讨高丽，炀帝先到涿郡，自任统帅，并下诏征调天下之兵令其一律集中于涿郡，于是四方兵丁奔赴如流。又令河南、淮南、江南造兵车五万辆送高阳，供装载衣甲幔幕之用，由兵士自挽。又发河南北民夫以运送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途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集中到涿郡的粟米，再征调山东的民夫由陆路送到长城外的泸河、怀远二镇（怀远镇应在今辽宁省北镇县境。泸河镇也应在今辽宁省朝阳县南），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
隋炀帝把全国的丁夫都调发出去服兵役，运军需，即所谓“扫地为兵”，把农业生产力和生产组织整个儿破坏了，遂致“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隋书·食货志》语），“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十二月条）。
大军集中在涿州，凡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于612年春初向辽东进发，每日发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共四十日方出发完毕。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绵亘千里。出关之后左右十二军分道前进，要在平壤会师。
隋军只在辽水东岸把高丽兵打败过一次，及进围辽东城（今辽阳北）便不能攻克。来护儿所帅江淮水军，从海道进入滊水（今大同江），在平壤城下被高丽兵打得大败。宇文述等军渡鸭绿水和萨水（今清川江）之后，却终于不敢进围平壤，及回军途中又被高丽兵在萨水袭击，诸军俱溃。
当隋军初渡辽水时共为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只剩下二千七百人了。数以万万计的资储器械，也全部失亡。
在溃败不堪的情况下，隋炀帝在612年七月班兵回国。
以上是隋炀帝第一次伐高丽的全部过程。这一次的用兵，从其在610年冬季的开始准备算起，到612年秋季的狼狈退兵止，为时共是两个整年。
隋炀帝不甘心于在高丽的失败，到613年的正月，便又征调天下兵使其集中于涿郡，并开始募民为“骁果”，准备再去征伐高丽。是年四月，炀帝亲帅大军渡辽水，命宇文述、杨义臣等分别领兵去围攻平壤、新城（今辽宁省新宾县）和辽东，围攻辽东的用云梯地道多方进攻，而高丽也应变拒守，凡二十余日不能攻克，双方死者甚众。及杨玄感反书至，炀帝乃密召诸将令其引军急还。军资器械、攻具等物，积如丘山，营垒帐幕也都不及拆卸，皆弃之而去。
在高丽的第二次失败，和国内各地的人民起义，都不能使隋炀帝得到应有的教训，杨玄感的叛变既经平定之后，在614年的春天，他又下诏“征天下兵，百道俱进”，要第三次亲征高丽。这年七月，炀帝亲自帅军出击辽东，时国内已经混乱，所征兵有很多并不前来。其时高丽因为连年应战，也已大感困弊，故当来护儿所领水军越海至卑奢城（今辽宁省海城县境）打败了高丽迎击的军队，高丽王遣使乞降。八月，隋军便班师了。
单从上述的一些事实看来，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到隋炀帝的晚年，他和围绕在他的左右的那一批贵族官僚们，都已经成了丧失掉理性的人，任何有利于社会人群的职能，他们已全不再考虑去执行，而只是想更加紧其对社会人群的奴役，以满足其贪残蛮横的嗜欲，其结果既然是更加严重地阻碍当时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当然也就只有更加速其统治权的覆亡了。这也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某一国度的内部，国家政权要是与其经济的发展发生冲突，……那末，斗争的结果，每次总是以政权被推翻为结束。”（三联本2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