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河北地区的人民首先起而反隋
由于隋炀帝即位以来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繁重的徭役和租赋，在相连不断地搞了三五年后便已造成了“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的严重灾难，已经为全国性的人民大起义制造了足够的条件。而在全国的劳动人民都被征调去服徭役兵役或被过重的横征暴敛搞得破产失业的时候，不但农业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组织全被破坏；在农民贫困、农村劳动力全然缺乏的情况之下预防河患、抵抗天灾等等的工作也全无法进行，于是从611年以来，黄河下游地区即遭遇到极其严重的水灾，山东河南有三十几郡全被漂没，这一大生产区域十分之八九的地面全成灾区了。紧接着在下一年便是极普遍的旱灾和疾疫，山东地区尤其严重。而从610年冬天，隋炀帝发动了征伐高丽的军事准备工作之后，黄河下游山东河北一带人民的兵役、徭役和其他临时征发等等的负担，也远较其他地区为严重。再加之以隋炀帝把河北山东一带作为进攻高丽的军事基地，山东半岛的东莱（今掖县）和河北北部的涿郡（今北京）是水军和陆军的集中地，既要从这一地区征发大量的民夫兵丁，而从其他地区征发的大量民夫兵丁也都须经由这一区域而向涿郡或东莱集中。当“四远奔赴如流”之际，这一地区所受的骚扰，和对于过境部队的额外供应，又必然非常繁重。集合了以上种种的原因，隋末的农民大起义遂在611年首先爆发于现今山东河北的地区之内了。
最先在山东河北地区起事的有以下几支：
一是起事于今济南以东邹平县的王薄，他拥众据长白山，活动于现今山东的中部和西部，自称“知世郎”，表示他对于世事的发展已具有预知预见。他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以号召当地的民众，一般要逃避兵役徭役的，遂多归附于他的旗帜下。
二是起事于今山东惠民县境内豆子的刘霸道。豆子旧为盐泽，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北齐以来凡有起而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多以此地为凭借。刘霸道家住豆子旁，累世仕宦，富有资产，他本人喜欢游侠，家中食客常数百人。隋末的残暴统治也同样地危害了地主富豪的利益，刘霸道遂也起而反隋，而且一下就有了十几万人。
三是起事于今山东恩县西北之高鸡泊的漳南（今山东恩县境）人孙安祖。高鸡泊是由漳水汇聚而成的一个湖泊，在隋末，它的面积周回有几百里，芦苇深阻可以避兵。孙安祖因为骁勇，被当地政府选为“征士”，要他参加出征高丽的战事，其时他的家已为水漂没，妻子全已饿死，因此不肯应征，县令拷打他，他便刺杀了县令，集合了几百人，据高鸡泊而反抗统治阶级了。
四是张金称、高士达和窦建德，他们都是以今河北清河县境为根据地的。张、高二人起事稍早，他们率众往来于清河、漳南各地，杀官吏，焚烧地主的积聚。其时窦建德已经被选为征辽军的二百人长，张、高所领导的起义军并不入其乡里，郡县政府因此怀疑窦建德与起义军相通，收其家属尽杀之。窦建德遂率领其所管辖的二百人参加了高士达的队伍。不久这一支起义军便扩大到一万人以上。
五是曾为滑州法曹的翟让和同郡的单雄信、徐世煡(12)，他们以滑州的瓦岗为根据地，经常到沿汴水的荥阳（郑州）和梁郡（开封）去剽截过往的船只和商旅，作为起义民军的给养和费用，所得颇为不少。附近民户多往归附，故不久也达到万余人。
从此以后，所在群雄蜂起。在北海（今山东青州）则有郭方预，在平原（今山东德县）则有郝孝德，在河间则有格谦，在勃海（今河北沧州）则有孙宣雅。这些人所领导的起义军，到613年春间，都已发展到“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了。
附录《隋书》卷七十杨玄感诸人传论一段：
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离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覆没，莫之能御。
二、统治集团的内讧和农民起义军的蜂起云涌
隋炀帝倾竭全国的人力和财力以从事于对高丽的征战，把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整个儿加以破坏，使得“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不唯“百姓苦役，天下思乱”，事实上从611年以来，在山东河北地区已出现了许多支反抗这种暴政的人民起义军。隋的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家，有的人也看清这时革命的机运已经成熟，遂要“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于是“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的杨玄感，在体察到这种客观形势之后，便标榜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的口号，也要以武力推翻隋的统治了。
杨玄感在隋炀帝第二次出征辽东时受命到黎阳仓“督运”，他到黎阳（河南浚县）之后，却故意逗留漕运，不使其按时进发，要使出征辽东的军队乏食，要使隋政府的军队在侵略高丽的战争中失败。他在613年夏间，从黎阳征募了一些男夫，又从运河中截留了少壮的运夫和撑船人共将万人，渡过黄河去攻洛阳，民众从之者如市。到围攻洛阳之际，每天都必有几千人志愿投入到杨玄感的军营中去。最初的几次战役，杨玄感连战皆捷，但在他还未将洛阳攻下的时候，隋政府的援军就都赶到了，杨玄感要移师关中，中途围攻弘农宫，为隋政府大军追及，连战皆败，众遂溃散。
杨玄感的起事，并没有使杨广得到应得的教训，他反而更老羞成怒，变本加厉，野兽一般地残暴起来了。在杨玄感失败之后，他叫御史大夫裴蕴和洛阳留守樊子盖共同收拾杨玄感的党羽，并告诉他们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资治通鉴》卷一八二）于是被他们搜捕诛杀的达三万多人，并且都“籍没其家”。其中一大半都是完全冤枉的。玄感围洛阳时曾开仓赈济百姓，凡是其时曾经受米的百姓，樊子盖等人也把他们全都活埋了。
这样的残暴，当然更要激起民愤，而其苛暴的政令和繁重的徭役又还在与日俱增，于是，在杨玄感失败之后，迄于隋代之亡（617年），几乎在每一个月内都有新起的一支反隋武装。所以《隋书·食货志》记其时情况说：“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起义军人），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今依次略为举述如下：
613年七月，刘元进起兵于余杭。因为当时隋炀帝再发三吴兵征高丽。三吴兵多避役亡命，郡县逮捕，遂皆归于刘元进的旗帜下，旬月之间，众至数万。
同年八月，朱燮和管崇起事于江东。当时隋将赵六儿领兵万人驻守杨子，为管崇所袭，收其器械军资而去，这一支军队遂发展到十万人。其后迎刘元进到吴郡，推以为主。
同年九月东海民彭孝才起事，有众数万。
同年十一月，扶风桑门向海明起事，众数万。
章丘的杜伏威、辅公祏和下邳的苗海潮也都在这年起事，从山东转入淮南，后来攻破高邮，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州）、六合等地，江淮间的一些小股反隋起义军在此后便大都归属于杜伏威的领导之下了。
614年二月扶风起义民军首领唐弼立李弘芝为天子，有众十万。
同年五月延安起义民军首领刘迦论自称皇王，有众十万。
同年十一月，离石胡人刘苗王起事，自称天子，众数万。
又，汲郡起义民军首领王德仁据林虑山起事，有众数万。
同年十二月，山东民军首领孟让自长白山转进到盱眙，有众十余万，据都梁宫，阻淮为固。
又，济南民军首领左孝友，有众十万，屯蹲狗山。
又，涿郡民军首领卢明月众十万，进军到今山东禹城。
615年二月，在这时，杨广因见民户之逃亡和参加起义者日多，乃更妙想天开地下令要“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简直是要把各地民户都放在牢狱里去了。
也就是在这年二月，上谷民军首领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
同年十月，初为县佐史、后因逃避兵役而亡命的朱粲，自称迦楼罗王，有众十余万，引兵转战于荆沔之间及山南州县。
同年十二月，敬盘陀等起事于河东的绛县，百姓从之者数万人。
李密之投入翟让军，和瓦岗军之壮大，也都是本年内事。
616年八月，河北起义军首领赵万海众数十万，自恒山转进至高阳。
江西鄱阳的操师乞（亦作操天成）和林士弘也在本年起义，兵十余万。士弘于十二月称帝，国号楚，攻取了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豪杰争杀隋政府所派郡县守令而以郡县应之。于是北起九江，南至番禺，都归入于林士弘起义军的控制之下了。
是年王世充攻破格谦领导下的起义军于豆子，勃海高开道收集格谦余众转战于河北地区，军势复振。
617年正月，山东兖州起义军首领徐圆朗攻克东平，控制了自东平东至琅邪的一带地方，胜兵二万余人。
同年二月，马邑土豪刘武周杀郡守，自称太守，有兵万余人，遣使附于突厥。
同年三月，梁师都攻占延安等郡，自称皇帝，引突厥居河南。
同年四月，薛举起事于金城（今甘肃兰州），不久即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
同年五月，隋炀帝派作太原留守的李渊与其子世民等举兵反隋。
三、李密、窦建德两支起义军的盛衰
1．李密与瓦岗军
李密是北周的贵族李弼的后人，他的父亲李宽在隋代受封为蒲山郡公，所以就其出身来说，他是一个在没落中的封建社会的上层贵族。在隋末山东河北人民反抗隋政权残暴统治的汹涌浪潮当中，他也于613年参加到杨玄感所发动的企图推翻隋政权的军事斗争当中。及杨玄感一败涂地之后，他曾被捕获，后又逃亡，辗转于河北河南起义的群雄之间，到615年便投归于翟让所领导的瓦岗军中。他到瓦岗之后，首先去劝说散在附近各地的势力较小的各支起义军，使其都归属于瓦岗军，另方面更替翟让积极策划争取荥阳等地为军事据点，并把隋政府布置在荥阳一带的军事力量彻底粉碎，遂于617年春进入巩县，袭占了兴洛仓，打败了隋政府从洛阳发来的大军。从此翟让推密为瓦岗军的最高领导人，李密乃在洛口修筑了一个周回四十里的大城而居之。凡属于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地区的反隋武装，在这时也全都自愿听受李密的节制了。从各方面来投归瓦岗军的更是不绝如流，瓦岗军众数十万，成为关东地区势力最盛大的一支起义军了。其后隋炀帝所派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也以虎牢关来降，又先后进军攻占了回洛仓、黎阳仓和偃师城，多次打败了王世充，瓦岗军的实力和声威便全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扬州杀了隋炀帝，即带领原来的“从驾骁果”等十余万人，要从运河上西回关中。及至黎阳，围攻黎阳仓，李密率众亲往应战，虽然屡次把宇文化及打败，并逼令北走，宇文化及的部下虽然也有很多人投降了李密，然而瓦岗军的劲兵良马在这几次战役中的死伤却也特别多，士卒也都打得疲倦。王世充利用了这一时机，在李密重回到金墉城后，王世充即简选他部众中的精锐出而与李密决战，大败密军，李密的重要军事据点均被王世充攻陷，将领中也有好多人投降了王世充，瓦岗军的主力完全瓦解了。李密遂以余部二万人入关，投降了李渊。
李密所起的作用是牵制住而且消耗了驻在洛阳的王世充的大军，并且打垮了宇文化及所率领的十多万要西归关中的劲旅。所以柳奭在李密投唐之前曾向李密说：“虽不陪从（李渊）起义，然而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2．窦建德所领导的起义军
窦建德投入高士达的起义军后，于616年大破隋涿郡通守郭绚的军队，并杀掉郭绚，其声势乃大振。其后隋将杨义臣进攻高鸡泊，高士达败亡，窦建德招集亡卒攻占饶阳等地，不久便又发展到十余万人，并陆续占有了乐寿、河间等城，遂即于618年建都乐寿，称为夏国。继又北向袭破魏刀儿而尽并其地。及619年宇文化及北至魏县，建德进讨，大破之，又败之于聊城，擒杀化及。在李密既已败亡之后，兖州的徐圆朗和齐、济二州，又都归降建德，一时兵锋称为极盛。然而北攻罗艺于幽州，竟不能下。及李世民于620年冬出潼关攻王世充于洛阳，建德惟恐世充若败，则夏有齿寒之忧，遂于621年二月出兵亲援世充，进逼唐军于虎牢，及交战之后，反为唐军所败，建德且为唐军所俘，所领兵众，悉数奔溃。其妻与其臣僚裴矩等人举山东之地降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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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尚希原是派出去抚慰山东的，路经相州，察觉尉迟迥有举兵反抗杨坚的意图，便急回长安，告知杨坚，杨坚遂派他“督宗兵三千人镇潼关”。事见《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及《通鉴》卷一七四。《通鉴》胡注云：“杨尚希，弘农人。弘农华阴诸杨自东汉至后魏为名族，魏分东西，弘农又为兵冲，故杨氏有宗兵。”《隋书》本传又说，杨尚希在隋代初年，曾出任蒲州刺史，“仍领本州宗团骠骑”。可以想见，这一支“宗兵”，在隋初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2) 601年（隋文帝仁寿元年）六月有诏谓“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设学之理多而未精”（《隋书》卷二《高祖纪下》）。由此可见其时各州县入学读书者数量之多。
(3) 引录杜佑《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所载唐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文中语，《新唐书·选举志》所载略同。
(4) 《大唐新语》说隋炀帝时代始置明经、进士二科，后来遂即以为科举制度开始于此，其实是不对的。隋文帝在589年下的一道诏令中已有“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不精”等语。《旧唐书》卷七五《韦云起传》谓：“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授符玺直长。”可见在开皇时已有了明经的科名。《隋书》卷七三《梁彦光传》谓彦光隋初为相州刺史时，“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通鉴》卷一七五记此事则谓“及举秀才，祖道于郊”。《隋书》卷七五《刘焯传》亦谓焯于隋初“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隋书》卷七六《文学传》谓王贞于开皇被“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又谓杜正玄于“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弟正藏）弱冠举秀才”。《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谓正伦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这可见秀才的科名和考试“方略策”的制度在隋文帝时也已确立了，《大唐新语》以为到唐初才增添了秀才之科，也是不对的。只有进士之科是炀帝时才建立的（见《通典》卷十四《选举典二》）。
(5) 这里是把《隋书·食货志》和《通典·食货典》丁中门所载关于“输籍之法”两种不甚相同的说法参互考定合而为一的。《通鉴》卷一七六只说“高颎请为输籍法遍下诸州，帝从之”，而不曾把输籍法加以具体说明。胡注解释“输籍”说：“凡民间课输皆籍其数，使州县长吏不得以走弄出没。”这只是望文生义，和“输籍法”的实质是并不符合的。
(6) 《隋书》卷四六《苏孝慈传》说：“上于陕州置常平仓，转输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浅，漕运者苦之，于是决渭水为渠以属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同书卷六一《郭衍传》说：“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又同书卷六八《宇文恺传》说：“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漕运，诏恺总督其事。”
(7) 《北史》卷六三《苏威传》说：“江表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隋）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啗其肉，于是旧陈率土皆反。”《隋书·苏威传》不载“依内州责户籍”事，事实上这却应是促成江南豪族反叛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依内州责户籍”，当然就是向江南推行“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了。
(8) 吴兢《贞观政要》卷八论贡赋篇载有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说：“隋开皇十四年（594）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爱）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
(9) 《隋书》卷六八《阎毗传》说：“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可见开永济渠到涿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用兵辽东时候的军事运输。
(10)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说：“（矩）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
(11) 《隋书》卷七五《刘炫传》说：“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12) 翟让起义的年月，各书多未指明。但徐世煡（李煡）加入他的部队中时，年仅十七，这是各书所载全同的。查徐世煡是死在669年的，其时他是七十六岁，则其生当在594年，依此推算，他的十七岁应是610年，故知翟让之起事，至迟不能晚于6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