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宗时代的进攻高丽
一个统一帝国既经建成之后，它总要立威于域外，扩张其版图，一以满足其“四夷入贡”“八方来朝”的夸诞欲望，一以提高其对内统治的威望。此在汉代、隋代是如此，在唐代亦然。
唐太宗先后击破北突厥和吐谷浑，以其地不适于农业种植，故都不设置州县，不直接统辖其地。独于640年灭掉高昌麴氏政权之后，因其地出产较丰，遂乃分设州县。然而每年由河西州县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应征者皆破产办装，远去乡里，道途所经，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遇之多死。致使河西诸县为之疲弊，及西突厥于642年来相侵袭，唐政府感觉到难以招架，唐太宗也颇悔恨当初不听从魏征、褚遂良的建议，不曾复立麴姓子弟以治高昌。故从此以后，唐太宗暂时不再以大力向西深入绝域，其用武目标乃又转移到辽东方面。——因为辽东早已设置了郡县，宜于农业的进行，而且在前代曾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唐太宗虽然把隋炀帝的若干行为都取作前车之鉴，而对隋炀帝用兵于高丽的事，却独不引为鉴戒（他只是在行军运粮等等的作风上全不蹈袭隋炀帝的覆辙罢了）。
从642年为始，高丽国的统治阶级内部正发生了问题，而朝鲜半岛上三个国家间的矛盾也正日益尖锐。
高丽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于642年杀掉了国王高武，另立高藏为王，自为“莫离支”（这是等于中国的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的一个职位），从此他“号令远近，专制国事”，高丽的行政大权便全掌握在泉盖苏文的手中了。
这时在唐的臣僚当中，便有人主张于怀远镇增加戍兵以逼高丽，有人且简直主张出兵去伐高丽，唐太宗则鉴于山东曾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发难之地，遂藉口于山东地区还存在着凋敝情况，不应再加重这一地区人民的劳扰，便只打算发动契丹和靺鞨两部族就近加以侵扰。
其时高丽和百济两国正连兵攻击新罗，新罗的四十余城已被百济攻占，其与唐朝来往的道路也将从此被截断，遂于643年（贞观十七年）遣使请唐出兵救援。唐太宗先派使臣前往高丽劝泉盖苏文和百济停止对新罗的攻击，却并不生效，遂决意向辽东用兵。644年作了一些准备工作，派阎立德到江西去督造运军粮的船只四百艘，下令给营州的都督，令其帅兵及契丹、靺鞨先向辽东作一些试探性的攻击。又在长安和洛阳大量募集士兵，应募的人十分踊跃(4)。645年（贞观十九年）就由张亮率领四万水军由莱州泛海而行，由李世率领步骑六万由幽州出发，在辽东会师合击。唐太宗也亲往辽东前线督战。他在这时所提出的征伐高丽的理由是：
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九年三月）
水陆军抵达辽东半岛之后，分别攻下了盖牟（今盖平）、卑沙（今海城县）、辽东（今辽阳）、白岩（辽阳东北）等城，掳其人凡七万口，均徙之内地。另有后黄城、银城等，高丽自动放弃，亦均为唐军所占领。
在攻下了上述四城之后，唐军去围攻安市（亦在今盖平境内），唐太宗亲去指挥，在安市城外击败了高丽的援兵十五万人，后来的名将薛仁贵也在这次战役中初次显露头角。但安市的防守甚坚强，围攻三月迄不能下。军士的伤亡既多，战马死者更达于十之七八。到此时唐太宗遂深悔此次用兵之孟浪，又顾虑到“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若不急速班师，势恐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遂于九月下旬耀兵于安市城下，全军由辽东撤退，取道榆关回国了。
到唐太宗的晚年，又想更大量地调发军队，希图一举而灭掉高丽。有人向他献计说：剑南地方从隋末以来未经兵战，辽东之役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唐太宗遂于648年秋间派人到剑南道伐木，并由其地民户输庸，募工于其地造舟，州县督迫严急，大船一艘其长或至百尺，其广半之，庸绢二千二百三十余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至于卖田宅鬻妻子而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房玄龄时已病危，上表谏止其事，其中有云：“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七月）这些话并没有使太宗放弃其出征高丽的计划，仍在积极准备明年大举出师。649年五月，太宗病死，遂罢辽东之役。
二、高宗时代的击破百济和高丽
1．破百济
朝鲜半岛上三个国家的纠纷在继续着。百济还是在高丽的支援之下而屡次侵犯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遂又于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上表于唐，请求出兵予以救援。
唐高宗应此请求，在这年八月派苏定方带领水陆军十万人由成山济海，直趋百济。在熊津江口打败了百济的军队，遂即直趋其都城（百济都泗沘，今忠清南道，扶余城），降其王及诸城主。遂即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并留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
百济的故将中有人于国亡之后从倭国迎回其旧王子扶余丰而立之于周留城（今韩山附近），662年扶余丰遣使分向高丽和倭国请求救兵以拒唐师。
唐军与新罗军合力要攻周留城，刘仁愿与新罗王率领陆军前进，刘仁轨与扶余隆等则帅领水军粮船等，要从熊津入白江（今锦江），去与陆军会师，与倭国派来援助扶余丰的军队相遇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扶余丰奔高丽，百济尽平（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亦降，后为唐将）。唐以刘仁轨勒兵镇守其地，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
百济归于唐军的控制下，等于替唐军进攻高丽铺好一条最方便的道路。
2．破高丽
高丽的权臣泉盖苏文死后，其三子间发生了争夺权位的斗争，自相攻讨。这给予唐廷以可乘之机，于是在667年便派遣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帅同薛仁贵等出兵辽东。同时且下令把河北诸州的租赋都送往辽东，供给军用。
唐军于攻下新城（今新宾境内）、金山等数城之后，即乘胜进攻高丽西北部的重镇扶余城（松花江南岸，今吉林之农安、扶余两县境），668年二月，克其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亦皆望风而降。遂即再转而南向，和溯鸭绿江而来的水军会合进攻平壤。在围攻月余之后，高丽王遣泉男产（盖苏文之子）帅首领九十余人出而投降了。
于是分高丽旧辖的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
669年，以高丽民多离叛，唐廷乃下令徙其二万八千二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的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
676年，唐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且召回委派在高丽旧境的唐官。此后新罗遂进而统一了朝鲜半岛。
三、小结
就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人民来说，他们当然是不希望有战争的。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高丽方在向南发展，方在连百济以侵逼新罗，战争实不可避免，且已在进行。战争进行的结果，或则是高丽统一了全岛，但这一可能性并不太大；否则便是整个半岛长期处在纷乱和战争中。
当时的高丽、百济是与日本结为一个阵线的。据刘仁轨镇守百济时写给唐高宗的奏章所说：“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若无兵马，还成一国。”（《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可见其关系之密切。而日本的文化这时还是非常落后的。故为当时的朝鲜半岛计，若能完全独立，自然是最好的；若为势必不免落入中、倭二国中一个国家的支配或影响之下，则中国较之倭国，终还是较好的一方。
唐的出兵是站在朝鲜半岛上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这一边的，虽也因这几次的出兵而使辽东和朝鲜半岛上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许多牺牲，但却也为新罗的统一整个朝鲜半岛创造了条件，使半岛上出现了一个继续了二百多年的新罗，而且是与中国长期的和平相处，从中国接受较高度发展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