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灌溉事业和农业的发展
1．几种改进了的农业生产工具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道：“生产底第二个特点，就在生产底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底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底变更和发展上开始。”
在唐代的农民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根据唐末陆龟蒙的《耒耜经》所载，农业上的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犁的构造，已经比较复杂，应已较前代大有改进。据书中所载，一具犁是由铁制的犁镵和犁壁，木制的犁底、犁辕、犁箭、犁评、犁槃等共十一个部分构成的。在使用时候，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则其入土也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则入土也浅。可见这样一种构造较复杂的犁，用之于深耕或浅耕，是可以随耕作者的需要而任意加以操纵的。
在灌溉农田时所使用的汲水工具，在唐以前已被使用的辘轳、桔槔等简单机械，在唐代民间的使用均已十分普遍。而在此以外，在唐代以前的记载中所不曾见过的工具名称，还有“连筒”、“筒车”和“水轮”。杜甫《春水诗》有“连筒灌小园”句，所谓“连筒”，据《农政全书》的解释是，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不但可以引水，且可激水使高起数尺，以便注之池沼或药畦蔬圃之中。所谓“筒车”，《农政全书》谓是“作木圈缚绕轮上，就系竹筒或木筒于轮之周围，水激转轮，众筒兜水，次第倾于岸上，以灌田稻，日夜不息，绝胜人力”。所谓“水轮”，其制作也应与“筒车”相仿佛。唐人状述这种“水轮”的功能，以为“殊辘轳以致功，鄙桔槔之烦力”（陈廷章《水轮赋》，见《全唐文》卷九四八），可见是比较辘轳和桔槔进步得多的一种工具。
陆龟蒙是唐末人，其所记载的耕犁的制作，当然不会是从唐末才开始如此的，甚至于，未必不是在唐代以前便已开始如此的。见于杜甫诗中的“连筒”和见于陈廷章赋中的“水轮”，也同样未必不是在唐代以前就已开始使用的。因而，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说，唐代农业经济之繁荣上升，主要就是由于上述几种生产工具的改进所造成的。
2．灌溉事业的发达
自从唐政权建立之日起，其中央和地方政府即已在全国范围之内，在不同的程度上，开始了一些修浚陂塘河渠的工作。在中央政府既设有都水监、河渠署等机构专管浚治沟渠河流等事，而在各地的渠和斗门也都设有专人，到溉田时负责“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在两《唐书》的《地理志》和《唐会要》中均有关于各地修治陂渠的记载，今摘取诸书所载由唐初到开元、天宝期内诸州县在兴修农田水利工作中较为突出的一些事例，以见一般。
关内道：武德七年（624）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的守臣云得臣开渠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贞观年中又于夏州朔方县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开元中，华州守臣姜师度先在州境之内疏浚罗文渠，引小敷谷水，支分溉田；后又开凿了华阴县的敷水渠以溉民田。
河南道：汴州陈留县有观省陂，贞观中县令决其水溉田百顷。永徽中，颍州刺史在汝阴县修浚椒陂塘，引水溉田二百顷。宿州符离县在隋代原有牌湖堤，显庆中加以修复，灌田五百余顷。青州北海县有窦公渠，长安中穿渠引水以溉田，曲折三十里。蔡州新息县在隋代原有玉梁渠，开元时县令重加修复，溉田三千余顷。
河东道：贞观中龙门县令长孙恕于县内凿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开元时，戴谦在河东开凿甘泉、灵长、千亩等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
河北道：高宗咸亨中，曾在邺县、临漳、滏阳、获鹿、真定诸县开凿了金凤、菊花、利物等渠，引漳水等以溉民田。蓟州三河县有渠河塘与孤山陂，溉田三千顷。
山南道：武后圣历（698—699）中武陵县令崔嗣业在县境内开凿津石陂，后来溉田达九百顷。开元时朗州刺史李琎增修境内北塔堰和永泰渠，溉田千余顷。
淮南道：贞观时扬州长史李袭誉修复江都县的雷陂和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开元中，和州乌江县丞韦尹开韦游沟，溉田五百顷。
江南道：贞观时，于莆田县开凿横塘、永丰诸塘，溉田总一千二百余顷。圣历时，安吉县令开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顷。开元中，明州溮县令于境内置小江湖，溉田八百顷。
剑南道：武德初于陵州置汉阳堰，引汉水溉田二百余顷。开元、天宝中，章仇兼琼曾先后在四川的新津县开远济堰，在彭山县开通济大堰一和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余顷，又曾在成都县筑万岁池。
3．牧畜的繁盛
在农业耕种技术还很低的时候，农业的得到发展与否，是和使用在农业上的人力和畜力的多少成正比的。
据《贞观政要》、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书所载，在唐政权建立后的十三四年内，便已“牛马布野”。这里虽没有稍微确实的数字可供与隋末唐初作比较之用，但其必然较之唐政权初建时民间牲畜的数字有了极大的增长，却是可以断言的。而牲畜数目之增长，和唐政权之统一全中国及其打破北突厥诸事又必然是直接相关的。就中打破北突厥一事关系更大。因为，突厥所占广大地区是出产马牛羊等类牲畜最多的地方，故在630年打败了突厥颉利可汗时，所俘获的杂畜有“数十万”之多，这其中，必然有大量的马牛之类散诸民间，供农业耕作之用。在此以后，突厥内附于唐，大沙漠以南的地区入于唐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其地所产牲畜自然更可以源源而来，其马匹固有大部分要被政府收入马监之中，养作战马，其他杂畜则仍可大量地散入于内地民间，供耕种、交通、运输之用。
从唐廷所拥有的战马来看，当其初起时，仅从突厥得马二千匹，后来又得隋马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置监牧养。自此以后，中经击破突厥时所俘获。自贞观至于麟德（664—665）四十年间，有马七十万六千匹。最初是在岐、豳、泾、宁闲地千里之内置八坊以事牧养，后来又感到“马多、地狭、不能容”，便又增设八监，“列布于河西丰旷之野”。
从这一发展数字，也可以推想当时民间牲畜数量繁殖增长的情况。《新唐书·兵志》谓“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马”，可见民间的马也必然很多。
土地占有形态之比较分散，统治者所制定的对农民让步的政策，王公贵族和豪猾大姓之不敢“侵欺细民”，这种种，都足以提高一般人民对生产的兴趣，再加之上述三个条件，遂得以保证唐代初叶农业的正常发展，保证了从七世纪二十年代到八世纪四十年代这百余年内，唐帝国内农业经济（在基本上说来）一直处在上升的情况之中。
二、手工业的一般情况和几个较重要的部门
1．丝织工业
在唐代丝织品的种类和名称均特别多，足见其技术已大大提高。其名称则有绢、纱、溗、绫、縠、䌷、缎、罗、锦、绮等。各州郡贡纳特种丝织品，名目繁多，例如，河北、镇江与剑南的绫罗，江南的纱，会稽与四川的缎，宋亳二州的绢，成都的锦，常州的䌷，都是极为有名的。
唐初的官营绫锦坊，其中有的有熟练工匠三百五十人。而自汉以来，设有锦官专管织锦事项的成都，在唐代，蜀锦在丝织品的制造技术上还是最高，其生产规模与生产量也还是最大的。在太宗时“任益州行台官兼检校工造”的窦师纶，曾创意设计了“瑞锦纹样”十余种，花样包括天马、麒麟、斗羊、对鹿、游鳞、翔凤等。花纹奇丽，流行百年尚为世人喜爱。因为窦师纶封陵阳公，故称为“陵阳公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〇）。
《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谓“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6)。若与练染、纺织等工人合计，则此一丝织工厂中至少当有一千以上之工人。
《通典》载：各地丝织贡品，定州之品质居于第四，而数量则居第一，故定州必为唐代一大丝织地。
2．陶瓷工业
陶器之逐步改进，之逐步向瓷器过渡，是从两汉期内便已开始的。到隋代，何稠善制瓷，以中国久绝琉璃，乃以绿瓷为之，与真琉璃无异。可以想见这所谓绿瓷的制作必已相当精致。但到这时，所烧造的器物还只能说是“半瓷质”的。
到唐代，陶瓷的烧造，较之前代更有了飞跃的进步。唐以前是由陶到瓷的过渡期，到唐才是它的完成期。
唐代初年（620年前后），江西浮梁县昌南镇（即后来之景德镇）的住民陶玉载瓷器入关中，称为“假玉器”，贡献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闻天下（《浮梁县志》）。既称假玉，则瓷器之三项特点（即洁白、质坚、半透明）必全已具备了。
621年，唐政府在昌南镇地方设置了新平县，就在这一年，又命新平霍仲初等制造瓷器“进御”，所造色白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当时呼为“霍器”（《陶录》）。其后新平瓷业继续发展，到北宋以后，遂成为名闻世界之景德镇瓷器。
《新唐书·地理志》说：邢州钜鹿郡和越州会稽郡都贡瓷器。而李肇的《国史补》也说：天下无贵贱都通用内丘的白瓷瓯。陆羽在八世纪中叶著《茶经》一书，其中把邢、越二窑所出的磁碗加以比较，以为“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磁类雪，越磁类冰；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遂断言邢磁不如越磁。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从唐初以来，在江西新平以外，会稽和内丘也都产生精美瓷器，而且产量极大。
李肇《国史补》虽说唐初以来天下无贵贱通用邢窑的瓷器，但在那时唐的宫庭中所最喜欢用的却的确是越窑所烧造的瓷器。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说：“内库有青瓷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自暖杯。”从这段记载也可以知道，在唐代中叶，越窑的瓷器已经具有极高度的艺术了。
唐代是由陶器进展到瓷器的完成期，而在此期内，邢、越二窑的瓷器制作，亦即青白二系瓷器的制作，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由于这两个地方在瓷器制作技巧上有了巨大的发展，才开辟了宋代瓷器那一个灿烂局面的。
三彩（黄、绿、青）陶器，是唐代在陶器制作技术上的新发展。
3．造纸工业
宣城为唐代造纸业之中心。婺州（金华）亦产量甚多。成都也是一个造纸中心。当时官府公文及抄写书籍，往往指定用成都麻纸。
4．采矿和铸造工业
煤矿的开采——《后汉书》卷三二《郡国志》引有《豫章记》的话，说豫章郡建城县的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隋代王劭之《论火事文》中有“石炭”二字，唐代则山西一带采掘甚盛。据第九世纪前半来华留学之日本僧人圆仁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二）所载：“太原府西四里有晋山，遍山有石炭，远近诸州人尽来取烧，料理饮食，极有火势。”可以设想，山西人民用煤作燃料在第九世纪之前必已开始了。
铁的开采和冶铸——唐代于产铁之地均由政府设置监场、冶，由官府专营其开采冶铸等事，主要制造兵器及农具。剑南之利州（今广元）、兖州之莱芜县与绛州之翼城县均当时以产铁著名者。
铜的开采与铸造——唐时以扬州为铜器铸造业之中心，天宝时于句容县置官场专司铸造铜器，如“大凤杯瓶”之类，故有“扬州铜器多”之歌词。镜之制造在铜器中当为较多者。
铸钱则是政府专营，天宝中全国凡有99铸钱炉。每年铸造十个月，共成三十三万贯。钱币的铸造并不足以说明当时生产技术之水平究竟如何，但其制造量之多少，与其时贸易行为之进行及国民经济之发展，却是有直接关连的。
此外则唐代在金银手工业方面也都有新的发展，有银碗、银杯、银盘、七宝银镜、宝相花镜等。
5．唐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在唐代官私手工业工厂当中，已经大都有了大批技术熟练的工人。在私营手工业作坊的工人，大多数是被雇佣而来的，而在官营作坊当中，则一部分为工奴和由征调而来的劳动者（所谓诸般“色役”，例如铸造钱币即是分为十番而调用丁夫来做的），另外的一部分也是被雇佣而来的手工业工人。后者的数量较前者或许更多一些。
奴婢虽还有参加手工业劳动的，但他们大都是担任官府的杂役。
豪绅大地主以及富商大贾的家内服役，大都是由奴婢、佃户等担任。因而被雇的手工业工人大都是专用于制造某种工艺品的。
同街同业的行会组织，在唐代也已出现了。
手工业方面的学徒制度，《唐六典》卷三二载有官工业中的规定：凡都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锡、凿镂错镟，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者限二年成。诸杂作有一年半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
三、国内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1．交通情况
从唐初以来，由于政治力量的坚强，由于封建社会秩序之建立，交通事业是极为发达的。这从前引《贞观政要》所述“商旅野次”等情况便可推见一般。再具体些说：当时在陆路方面，以长安为中心，向东出潼关，经洛阳更从此东至山东，北至幽州，均有驿路。向东南，经商州、均州、荆州、鄂州，更从此南至长沙、桂林以达广州；或东南出江州、洪州而达大庾岭以通广州，亦均有驿路。向西经兰州、敦煌以达西域，向西南出凤翔、汉中以达成都，亦均有驿路。而且：
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所述725年〔开元十三年〕的交通情况）
在水路方面，唐代“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皮日休《汴河铭》），而坐收运河之利。在唐玄宗时又采用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当中实行“转般法”（即分段运输），沿流置仓卸储，分段递送。从此江南之船不入黄河，黄河之船不入洛口，船只之往来简捷，漕运之工本大省。
对于从洛阳到陕州的一道黄河险路，则在三门以北开了十八里的山路，循河陆行以避河中的湍险。
对于水运的这样一些改善不但使唐政府享受其利，商民的往来和南北经济的流通自然也大感便利。
此外则长江、汉水等也都有舟楫之利。《旧唐书》述八世纪初的水运情况为：
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所载融于730年［武后长安三年］反对税关市疏中语）
在繁荣上升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小商品的生产和工艺品的制造均日益繁富，再加之以水陆交通方面如此便利而良好的条件，所以唐代的商业就必然会十分繁盛，而商业都市也就随之而大量出现。即如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和洛阳，由于胡商麇集，和全国物产得以荟萃，便都成了极繁华的商业都市。
2．国内大城市的商业和定期的集市
长安有东西两市，“贞观开元藁街充塞”，而这般充塞于藁街之内的胡人，极大多数都是经营商业的。
洛阳的市场称为丰都市，自隋建为东都以来，市中便已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武则天为修造“天枢”，曾向洛阳的蕃客胡商敛钱百万亿，可见其地商胡之多。
当时最大的商人大都是从海道或天山南北路而来中国的胡人，故当时有“商胡”、“珠宝胡”等名称，而定州的何明远且专靠以“袭胡为业”而起家，而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家中有了织绫机五百张。
此外则任何一个州县治所所在之地，均为一小规模商业都市。以至一些更小的村镇，自唐初以来也有很多形成了定期的集市、草市或墟市。八世纪初（707）唐政府曾下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唐会要》卷八六《市》）。这正反映出其时“非州县之所”而置市的必已很多很多了。
四、国际贸易的繁盛
广州为水路国际贸易的最大港口，波斯与大食（阿拉伯）的商船取道南洋与中国贸易，以广州为起迄点。
到武则天临朝的年代中，“（广州）每岁有昆仑（昆仑乃是泛指南海诸国卷发黑身之人而言，包有苏门答腊等地之人）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在684年七月，“广州昆仑杀其都督路元睿”（《新唐书·武则天本纪》），可见在广州的胡商之多及其势焰之大。
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群书类从》第四辑69）记750年（唐玄宗天宝九年）海贼冯若芳以万安州（广东万宁县）为根据地，劫略往来船舶，因以致富事：
〔冯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
又载“广州江中，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也都可见广州所留住的商胡之多。据《旧唐书·李勉传》中所载，到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每岁西域海舶泛海至广州者至四千余。
向这般商胡们抽取“下碇税”，并抽取实物作“舶脚”，乃是唐代政府一大笔收入，故至晚在第八世纪初年，唐政府便已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主其事（《新唐书·柳泽传》及《册府元龟》卷五四六）。德宗时代（七世纪末）的王锷在广州仕宦八年，遂致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载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锷钱流衍天下，京师权门多负锷之财。
经这般商胡贩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为珠宝、犀象、翡翠、胡椒、香粉、花露水、镔铁等奢侈品。
运往外国的则为丝绸、瓷器、金银、钱币等。在713年（开元初）唐廷曾下诏说，“诸锦、绫、罗、縠、绣、织成䌷绢丝，牦牛尾、珍珠、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唐会要》卷八六《市》），但这一诏令的实行程度是很可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