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亚几种宗教的传入
1．祆教——即拜火教，为波斯的国教。其教以为火是代表光明的，是代表“阳”的，故拜火。又因日月星辰也是有光明的，故亦拜之。中国人以其拜天神，遂造一“祆”字以称其教。以其拜火，故又称为火祆教。其教之传入中国当在北朝时。自北齐、北周以至隋，均在其百官当中特设萨宝（保）官（萨宝乃是一种外来语的译音，原为队商首领之意），例以胡人充任其职，以主祆神之祀，并管理东来中国的信奉祆教的胡人。北齐、北周为欲招徕西域，其皇帝且均亲拜祆神（见《隋书·礼仪志》）。《隋书·百官志》谓诸州凡有胡人二百户以上者即置萨保，萨保官品且有大小之分，知其时入居中国的祆教徒必已不少。隋唐之际，中亚细亚诸国如安国、曹国、石国、米国、康国等均奉祆教，故唐在建国的第四年即在长安建立祆祠，设官奉祀，其用意当仍是在于招徕西域胡商。
〔附录〕《梁书》卷五四：滑国：天监十五年（517）其王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520）又遣使献波斯锦等物，七年又奉表贡献。其国事天神火神，其言语待河南人（吐谷浑人）译然后通。
《隋书》卷七五《何妥传》谓其父俗称细奴，“通商入蜀，……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631年（太宗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姚宽《西溪丛语》）。及大食国灭波斯，占有中亚细亚，祆教徒之移徙于东方者遂亦日众，而唐政府对之亦颇加优礼。其后两京及河西诸州遂皆有祆祠。
祆教徒之来中国，只为经商，并不传教，亦不翻译其经典，此与当时之景教及摩尼教均大不相同。
玄宗即位之后，时方有事于西域，仍欲藉祆教以怀柔一部分胡人，藉以发生一些政治作用，以与军事行动相配合。故在开元初年裁减一切“视流内”和“视流外”的各级官品，而对其中的萨宝、祆正、祆祝等属于“视流内”或“视流外”的几种职务却独独保留下来。很显然，这还是一种羁縻胡商胡人的政策。
2．景教——为基督教中的一个别派。其创始人为东罗马基督教徒聂司脱利安。因他否认耶稣与上帝为同体，被视为异端，为教友所不容，其本人逃往亚美尼亚，其学说则传播于波斯及中亚细亚。635年（贞观九年）景教徒阿罗本携其经典来华，太宗令其将经典译出，且命于东西两京建寺度僧，称波斯寺。及后波斯既为大食所灭，唐玄宗时（天宝四年）遂又改称为大秦寺。其时景教在中国各地已极流行，成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情况了。
3．摩尼教——此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其时在第三世纪（后汉建安中），乃是取火祆教、基督教、佛教而加以折衷，别成一教者。694年（武后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义为知教义者）传其教入中国。719年（开元七年）吐火罗王上表于唐，送献通解天文的人，并请置法堂。到732年（开元二十年）唐廷即又下令说摩尼教“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除对西来胡人之原即信奉此教者不加干涉外，对其向中国各地人民的传布则“严加禁断”（《通典》卷四十《职官二二》，注文）。安史之乱起后，唐政府屡次乞援于回纥，其时回纥势盛，回纥贵族皆笃信摩尼教，摩尼教遂假其势而大行于中国。
祆教祠宇、大秦景教寺庙和摩尼教的寺庙，在唐代通称为“三夷寺”。
4．伊斯兰教——大食人穆罕默德所创，穆罕默德逝世后，其徒撒哈八等即由海道来中国，传教于广州、杭州等地，唐政府许其建寺于广州。然此教在唐代迄未大盛，记录绝少。
二、封建贵族和长安市民生活的“胡化”
唐帝在亚洲建国之日，在欧洲正是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唐帝国既建之后，其版图之大，文化程度之高，在中国历史上均可称为空前发展的时代。故唐帝国在当时全世界上的地位，实不仅为亚洲境土内的一个文治光华的国家，在整个地球上也实是一个最文明、最盛大、声威最煊赫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便不再被域外人称作“汉人”，而改称为“唐人”或“唐家子”了。
在李世民既经创造成功这样一个帝国之后，唐帝国的统治集团对汉族以外的任何种族以及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太予以歧视。既肯吸取一切与唐帝国有交往的国家或种族的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或是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部分，也肯让这些国家或种族从中国文化中吸取其所需要，或乐于吸取的部分。
唐帝国对于域外的文化，不论属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中的文物或习俗，都兼收并蓄，藉以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故从第七世纪以来的长安城便已几乎成为一个国际的都会，各种各样的人民，各种各样的建筑、服饰、饮食品、语言、游戏和宗教，都可以在长安城中看到。
一、建筑方面——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与宗教有关的建筑物，如大同和龙门的石窟雕刻上所表现的宫室构造，受有印度的影响很深。到唐帝国建立之后，其建筑物又大量地吸取西亚某些国家的作风。例如，唐玄宗曾起凉殿，“四隅积水成帘飞洒”。虽在盛暑，“座内含冻”。又如，因能谨事李林甫且深为玄宗所宠信而作了京兆尹的王煇的宅内，也建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两事俱见《唐语林》）。这样的建筑物首先是由西亚的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创造成功的，《旧唐书》的《拂菻传》中说：“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如此。”因知唐玄宗的凉殿和王煇的“自雨亭子”，必即是从拂菻国学来的。
二、服饰方面——唐代的所谓“法服”，其作法和式样即多参“戎狄”之制。长安在当时既为一国际都市，故市民服饰在太宗时代即已“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大唐新语》从善门）。曾经被太宗一度立为太子，后来又被废为庶人的李承乾，其平常最喜爱的游戏竟是：
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鼙声通昼夜不绝（以上指其模仿西域装饰），……
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耶？”（《新唐书·承乾传》）
在唐高祖和太宗的时代，宫人或王公贵族之家，骑马的多着“羃煔”。高宗以后则多用帷帽，帽为皮制，四周垂网，网长只拖到颈以下，已较为浅露。到唐玄宗即位之后，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装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又绝不行用了。“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以上皆据《旧唐书·舆服志》）。
三、饮食品方面——《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以来，“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此所谓“胡食”的种类，包括有“全煣、烧饼、胡饼、搭纳”之类（见慧琳《一切经音义》三七，《陀罗尼集》第十二），事实上，在唐玄宗一代，不但贵人喜欢“胡食”，在一般社会人群中，“胡食”也已很普遍流行了，故在安史起兵玄宗逃亡之际，在咸阳的集贤宫无物可吃，杨国忠乃“自市胡饼以献”。
龟兹的蒲桃酒在汉魏时即已向中国贡献。在640年唐破高昌之后，得高昌所产“马乳蒲桃”，并学会其地的制造蒲桃酒之法，唐太宗更亲自加以“损益”，造成八种名色的蒲桃酒，于是“京师始识其味”。另外则从波斯传来的三勒浆（用诃黎勒等三种果实所酿成之酒）及龙膏酒等，也都在长安酿造，成为当时的名酒。长安西市及城东曲江一带，俱多“胡姬”出售“胡酒”之酒肆，蒲桃美酒夜光杯，充满了“异国情调”，成为一般学士大夫们如李白等人的欢游买醉之所。
四、乐舞方面——唐在开国之初沿用周齐隋的九部乐，天竺、龟兹、安国、疏勒、康国即各为其中之一部。其乐府伶工亦多来自西域的世代以此为业的专家，如米氏、曹氏、康氏、安氏等。唐高祖倾心“胡乐”，乐工白明达（龟兹人）、安叱奴（安国人）等且均以此而得高官。太宗时灭高昌，得其乐部，遂把九部乐增益为十部。玄宗时复把十部中分为坐部和立部，两部皆以琵琶为主要乐器。其后坐部转盛，“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见元稹《立部伎诗注》），胡乐、雅乐地位之高低竟至如斯之悬殊。
《教坊记》谓“唐高宗晓声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啭，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后亦以为舞曲”。据后来张祜在《春莺啭》诗中所描写的，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也极欣赏此种舞曲：
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
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
其时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们，寄生多暇，留连光景，寄情歌舞，于是而自西域龟兹、高昌等地传来的羯鼓、觱篥、横笛等乐器均极流行。又因当时西域的乐和舞是不相分离的，故凡属于“健舞”类的“胡腾舞”、“柘枝舞”、“胡旋舞”、“剑器舞”等，和属于“软舞”类的“凉州舞”、“绿腰舞”、“甘州舞”等，全都盛行于长安以及中国各大城市。
五、打球——自汉魏以来即有蹴鞠的游戏，其法以步打足踢为主。到唐太宗时又由“西番”传来一种波罗球。其法乃骑在马上而以杖击球，故唐代称此种球戏为打球或击鞠，以别于蹴鞠。此种球戏发源于波斯，东向流传而至中国。唐代的皇亲贵族特嗜此种游戏，故于宫城之内特筑球场。玄宗在未即位前即能“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且曾把吐蕃的打球名手打败（见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
贵族间相习成风，诸王之宅俱可打球，而驸马武崇训、杨慎交等人竟至洒油以筑球场。渐染所及，不但高官武将之辈，豪侠纨绔之徒，均把打球当作他们的时髦功课，即一般文人学士亦多有擅长此戏的。一般新及第的进士们，于慈恩寺题名之后，在曲江宴会游赏，月登阁的打球之会，四面看棚鳞次栉比，也是其中的一场盛景。
三、中国文化的四向传布
1．向西方的传布
向葱岭以西——自从第一二世纪之间中国发明了造纸术之后，不但在中国广泛制造使用，而且纸张的向外流传也很多。例如，近代在中亚各地曾发见有古代的写本文书，都是写在纸上的，然而其时其地并不造纸，则其所用纸张必是由中国传去的。至于造纸术的西传则是在大唐帝国的极盛之日，是在唐的军事力量正在向葱岭以西发展的时候。见于记载的一次，则是751年（天宝十年）高仙芝领兵远征石国（汉时大宛北鄙，今苏联塔什干），俘斩其王，其王子乞援于大食，大食兵败高仙芝于怛逻斯城，在其所俘唐兵中有些能够漉纸制纸的工人，遂把这些人送至撒马尔罕，并于其地立厂造纸，此后撒马尔罕所产之纸即甚享盛名，并大量输出于西亚各地。
这些会造纸的被俘士兵把造纸技术传给大食国人，从撒马尔罕向外传播，随着大食国势力的扩张而愈传愈远，到报达、大马士革、开罗、摩洛哥，终于传遍了整个的欧洲。
《天方夜谭》中亦记八世纪末大食国王在其首都报达建立造纸工厂并招聘中国造纸工人以提高其制作技术事，此亦可反映一事实：在中国的造纸术西传已久之后，西方各国的造纸技术仍落在中国之后。
八世纪以后，则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马士革等处也相继有造纸工厂出现，且以专向欧洲输出纸张而闻名了。
在第八世纪中叶，在这般造纸匠人之外，在大食首都报达等地，尚有从中国招致去的一些绫绢匠、机杼匠、金银匠、画匠等，则中国的丝织、冶铸等项技术也全都在这时向西方传布了（参看《通典》及《太平寰宇记》中所节引杜环的《经行记》）。
瓷器在唐代也已大量向波斯、大食等地输出。
向印度——纸之传入印度，应为第七世纪内事（唐僧义净于七世纪后半去印度，其所著书内已谓印度人或用纸拓印佛像，随处供养）。至于造纸术之传入印度，也应是在怛逻斯战役之后，经由阿拉伯而辗转传去的。
2．向东方的传布
向日本——从第七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即屡次派遣使人到中国来，称为“遣隋使”，其中包括很多专为吸收中国文化而来的留学生以及被称为“学问僧”的佛教徒在内，其最初的一次则是607年奉派来隋的小野妹子等人，此为日本与中国第一次正式交往。来华学生动辄居留二三十年，以求深造。到唐帝国建立之后，来华使人仍相继不绝，称为“遣唐使”。伴随这些使臣而同来的即大都有一些青年学生或学问僧之类，到中国的首都长期居住，对中国文化加以广泛地吸收和学习，例如在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改革起过重大作用的高向玄理在隋唐之际留学长安即达十六年之久。他们看到远较日本进步的礼文和政治以及衣冠文物等，对于其本国的“族制政治”发生落后之感，归国之后，对长安的繁华，中土的富盛，“法式”之美备，无不大力赞扬，遂酝酿成功了所谓“大化（645—649）革新”的运动。
其后随从遣唐使而来华之职员及学生为数日多，其职员之中且多医生、药师、画匠、制玉匠、锻铸工人等，其目的全为来中国习取一些比较进步的方法和技术。
日本于派遣“遣唐使”来华之际，亦与唐政府间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而为官场的贸易，日本以其所产的大琥珀、大玛瑙以及银、溗等物献于唐，唐则以大量彩帛、香药等物为回礼。另外则由遣唐使与随从人员通过私人购买而带至日本的书籍文物、珍贵物品，与移植日本所无之珍贵植物，在在均能直接或间接促进日本文化之发展（参木宫泰彦所著《中日交通史》）。
由上述种种，可以看出，从第七世纪之初，到第八世纪中叶，在此百余年内，整个日本的文化，不论在典章制度、思想意识或工艺制造以至风俗习尚等方面，几乎全都已浸润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中了。
向朝鲜半岛——在新罗未统一朝鲜半岛之前，已曾派遣子弟入唐求学。及其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派来中国留学之子弟更是先后相继。682年新罗即效中国设太学，737年唐玄宗于派遣使臣去新罗时，特选能解经的醇儒邢畴前往，且谓新罗知诗书，为君子国。其时唐代文学家张的作品已成为新罗知识份子极喜欢的读物了。
由于努力吸取中国文化，中国文字在新罗也很通行。但因其不能表达新罗语言，故在第七世纪中叶即已有人用中国字作为记音符号，以记录朝鲜半岛上的语言。至七世纪末便已形成了一种一般通用的规律，即所谓“吏读”（相传为新罗人薛聪所创）。从此以后，新罗人便能借助于汉字的声音和意义，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对于朝鲜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则在新罗的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所受唐代这几方面学问的影响也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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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关于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叙述，都是根据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当中的记载。这一史实，在李世民夺取到皇帝位子之后，曾由他的臣僚们加以改窜，并且虚构了一些事实。新旧《唐书》和《通鉴》当中关于此事的一些记载，便全是根据改编过的一些资料写成的，故其可信程度都在温大雅书之下。
(2) 此据《唐会要》卷八三租税门和《旧唐书·食货志》的记载。《新唐书·食货志》以为“每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绢二匹，绫溗二丈；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是不对的。
(3) 《唐会要》卷八五《团貌杂录》：武德九年十一月（时太宗已即位）唐太宗以为丁男当中还有诈称年小的，遂下令要简取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入军，魏征极力反对，向太宗说：“今之共治所寄，惟在县令刺史，年常貌阅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这可见唐初还是采用“貌阅”的办法的（《贞观政要》卷二直谏篇“貌阅”误为“貌税”，《通鉴》改“貌阅”为“简阅”）。又《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载：“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4) 《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载唐的臣僚多要求唐太宗留镇洛阳，只派遣诸将去东征。太宗谓：“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同书同卷十九年三月又载唐太宗凡见士卒有病，即召至榻前存慰，付州县治疗，于是“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这些记载必有夸张粉饰之处，但当时有很多人踊跃应募却应是事实。
(5) 《通鉴》卷二〇一唐高宗上元元年（674）载：是岁有刘晓者上书论选，以为“今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据此看来则是把文章（事实上就是专指诗赋而言）列作进士的考试项目，必在此以前的若干年内便已开始实行，但《通典》及《唐摭言》诸书，则均谓到永隆（680）中进士才加试杂文（指铭、箴、诗、赋）。今姑参合两说并列。
(6) 今本《朝野佥载》无此条，故从《太平广记》转引。《朝野佥载》的作者张是高宗武后时人，若此条确是最初记载在他的《朝野佥载》当中的，则何明远最晚应是第七世纪中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