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藩镇的纷立及其与唐廷的斗争
1．“藩镇连兵”以后，“天下尽裂于方镇”
通过唐肃宗、代宗和德宗三世，唐廷对于跋扈的藩镇全是采用姑息政策的，藩镇们各自独霸一方，与唐廷俨然有似敌国。或父死子握其兵柄而不肯受代，或士卒自推将校为留后以邀命于唐廷，唐廷力不能制，便只有含羞忍耻，承认其既成的事实，姑息愈甚，藩镇愈骄。征伐号令全由自主，在藩镇的心目当中实已不知有所谓唐廷了。特别是德宗，他自从经过了朱泚和李怀光之乱，一逃奉天，再逃梁州之后，再也不敢谈及对藩镇用兵的事。故此后凡遇有节度使死掉的，便派遣一个宦官前往该镇，探察其地军人所要推奉的是什么人，便明令发表其人为继任人物。于是而有以都知兵马便而超擢为镇帅的，如799年（贞元十五年）韩弘之为宣武节度使是。有先为军中拥立而即降诏追认的，如800年（贞元十六年）刘昌裔之为陈许节度使是。在这期内，凡是有一州之地和一军人马的，便都可以胁制唐政府加以任命，或操纵部下的将校倡议拥戴，其同时身任节度使的，只要行径稍异于此，只要对长安政府稍存礼貌，如在徐州作节度使的张建封、作淮南节度使的杜佑，肯自动地到长安去朝拜，上表请简派代任之人，便被大家哄传以为异事，因而这时唐政府的命令所及便只剩了东西两京，自此以外，便全是一些敌对的力量了。
2．宪宗平淮西
宪宗李纯即位之后，不再沿用姑息政策，一方面利用魏博军内部矛盾的爆发，用政治手腕使魏博一镇以所辖六州归于唐廷(2)，另一方面对于所有不肯就范的藩镇则用武力解决。其最重要的一事则是对淮西（蔡州）的军事。当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自称知军事，不但不听长安政府的命令，而且出兵攻掠邻近的州县，如叶县、鲁山、襄城及汝、许等州，唐廷遂于814年下令讨伐。淮西自吴少诚、吴少阳相继割据以来，至此已三十余年，中间曾击败韩全义和于煠（都是长安政府所派致讨淮西之人），且持其地有陂浸阻回，城邑重固，故骄悍无所顾忌。又因吴氏对其辖区内人民的压榨较之唐廷之直辖区还略轻些，其地人民既久处于吴氏治下，遂也都乐为所用，故《旧唐书·吴元济传》谓淮西“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貊”。长安政府发动天下之兵环而攻之，三年之内，接战皆败，所克仅一县而已。平卢（淄青）的李师道和成德的王承宗又都和淮西相勾结，二人且于815年暗中派人烧毁了河阴转运院的仓储，又到京师刺杀了主张讨伐最力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817年，长安政府重新更换了统军大将，又调用阴山府的沙陀骑兵以及邯郸勇卒，丞相裴度亲到前线主持军事，倾全力以图此一方，最后还是采用了吴元济部下降将的计策，于雪夜攻入蔡州，擒获元济。
818年又利用魏博军田弘正的力量并发诸道兵讨平了淄青的李师道，卢龙、成德两镇遂也相继归朝，藩镇割据局面到此好像是告一段落了。
3．唐廷的销兵与河朔再叛
820唐宪宗死，其子穆宗李恒继位，采纳了宰相萧俛和段文昌销兵的建议，下令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除其军籍，于是“落籍之卒皆合而为盗，伏于山林”。822年朱滔的孙子朱克融乘机再据卢龙，成德将王廷凑、魏博将史宪诚各据镇以叛，一呼而亡卒皆集，是即所谓“河朔再叛”。唐政府既不能征集到诸道的兵，临时召募一些乌合之众，又都派有宦官作监军以相牵制，用兵举动皆须禀承宦官的方略，自然无力制胜，于是而河北复失，“迄于唐亡，不能复取”。
继河朔复失之后，其他各镇亦相继背叛了唐廷，又恢复了宪宗以前“天下尽裂于藩镇”的局面。嗣以相继而有对于回纥、吐蕃、党项用兵的事，不暇治内，唐廷局限于关中一隅之地，肯接受它的命令的只还有东南八道，事实上其规模也已无以大异于一个强蕃了。
及884年黄巢的起义军被扑灭之后，朱温因以同、华归降而得据汴梁，李克用因攻克长安之功而得据河东，李茂贞又据有凤翔，各自向四近扩展其势力范围，并即以其部将知留后而迫令长安政府加以任命。所以名虽节度使，事实上却只是朱、李等人的部属，迁徙予夺等事全须直接听命于他们。其后在淮南江南的杨行密、在剑南的王建，也均仿而行之。故在903年朱温能号令十余镇之兵以困李茂贞，弱李克用，挟李晔（昭宗）迁洛。而李唐的国祚遂告完结。
《新唐书》说唐亡于藩镇，更有人说“藩镇之强，唐室以弱；藩镇之弱，唐室以亡”。
二、宦官的操权及其在唐政府中的地位
1．唐代宦官的操权是在玄宗时代开始的
在唐代初年，宦官的人数很少，分别主管宫内的供帐灯烛，宫闱门禁，门阁的守御和廷内的扫除等事，此外便无所执掌，只是“黄衣廪食而已”。自武德初（618）到永淳末（683），将近七十年的光景，权未假于宦官。到武则天的时代稍增宦官的人数，但武氏是女皇帝而非以太后的资格垂帘听政，她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为内宠，为男妾，故宦官数额虽增，而无玩弄威福之事。到中宗时代，韦后和太平公主当权，宦官乃增加到三千余人。到玄宗时代，宦官数额稍减，但还比高宗时代多一倍，而宦官之得以操持权柄也始于此时。
宦官身居禁闱，日侍于皇帝左右，如有单词片语可以移动皇帝的心意，对于时事和人物便均可发生一些作用，故极易窃弄威福，使得一般趋炎赴势的人靡然向风。据两唐书《宦官传》所载，在玄宗时代，有好些宦官都得到玄宗的宠幸，特别是高力士为甚。四方进奏的章表均先送呈高力士，他看过方交与玄宗，有些在他认为是“小事”的即随便加以处理。附会者想望风彩，侥幸者愿一见如天人。肃宗在为太子时也以兄事之，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尝建佛寺道观各一所，钟成，举行“斋庆”，举朝毕至，一扣钟纳礼钱百千，有人极力巴结，至连扣二十下，少者也不减十下。而不少的将相大臣，如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煇、杨国忠、高仙芝等人便都是因为这样地巴结高力士而得进身高位的。
玄宗又尝派宦官们“出使”或作“监军”。“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旧唐书·高力士传》中语），例如杨国忠屡次说安禄山必反，玄宗乃派宦官辅璆琳觇之，得厚赂归，言禄山不反，及封常清在洛阳为安禄山军所败，奔陕州，劝高仙芝退守潼关，宦官边令诚却极力夸大其败退状，两大将遂同日赐死。
然而高力士及其同时的一些宦官虽已如此窃弄威柄，但还是因为得到玄宗的宠幸，才能够假借名义，窃弄威权的，故其威权还都不能超越于皇帝之上。到唐代中叶之后这情形便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2．宦官掌握财政大权
唐代中叶以后宦官集团的威势所以超驾乎皇帝之上，也是积渐而然，最先是掌握到财政大权，其次是掌握到军权，宦官们不只作监军，而且实际作了统领禁军的人；再其次是得以参预密谋大计，即宦官得任枢密使，其初还只是“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几务之重仅得与闻”，稍后便敢于矫造诏旨，改变制命，不是“与闻”机务，而是肆意妄为了。宦官集团既得掌握到这三种事权，遂得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又因其深居宫庭之中，故此后的皇帝们的废立和生杀之权也全入于宦官集团的掌握中了。
唐政府的财政大权之归宦官掌握，是安史起兵以后不久的事情。在此之前，唐政府所收财赋本是置存在左藏库的，由太府寺按时检查并报告其数目，而由尚书比部考核其出入。到安史兴兵之后，带领军队的武人都异常骄横，在京师的豪将随时随意支用左藏的钱财，主管人和太府寺、尚书比部全都无法加以禁制，到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便向肃宗（756—762）建议，天下财赋应一律归大盈库收储，名义上是说把动用这笔财赋的大权收归皇帝，实际上却是由宦官主管其出入收支等事，从此之后，掌管财赋的官员全都无权加以比量考核，天下之财号称人君的私藏，而实际却是全入于宦官集团的掌握之中了。
3．宦官掌握军事行政大权
当玄宗时代虽已经有派遣宦官出使、觇军或监大将之军的事情，但还都是一些临时的差遣，还没有成为一种定制，还不能认为宦官集团在其时已经掌握到军权。宦官集团之实际掌握到军权也是在肃宗时代。
当安禄山攻破潼关，唐玄宗仓皇向四川出奔的时候，肃宗本也是随从逃亡的，扈从军人在马嵬驿杀了杨国忠和杨贵妃诸人之后，宦官李辅国便极力怂恿肃宗分领一部军队北趋朔方以图兴复，及既到灵武之后，对李辅国便“委以心腹”，其后且拔擢他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把“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李辅国既得以操持军事行政大权，气焰日高，连出身于山东甲族、身任宰相的李揆见到他都要执弟子之礼，而且称之为“五父”了。到肃宗末年，更拜李辅国为兵部尚书，把军政的处决和军队的调遣诸大权都交付给他了。
用宦官作监军之成为一种制度，也是在肃宗时候开始的。758年（乾元元年），其时唐的政府军队已经克复了两京，安庆绪败走河北的相州（邺），唐政府调集了九节度之兵二十余万前往攻讨，藉口于郭子仪、李光弼都是收复两京的元勋，难相统属，遂不置元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始，监军的制度也从此确立了。
相州败后，史思明再度攻占洛阳，其时以从临洮调来赴难的神策军屯镇陕州，以鱼朝恩为神策军观军容使，不久即由他统领了这一支神策军，“镇陕以殿东夏”。763年，代宗为避吐蕃之祸逃至陕州，及长安平定，鱼朝恩带领神策军跟随代宗归长安，其后即代替前此的北军而成为皇帝的禁军。由是朝政的裁决朝恩无不参预，偶或不预，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新唐书》卷二〇七《鱼朝恩传》）
兵权和财权既全已掌握在手，于是在唐廷之内便以宦官集团的权力为最高。故在肃宗临死之际，张皇后要立越王李系为继承王位的人，与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的意见不合，张后、越王等人即全被李辅国等人所杀害，而代宗李豫则以受到宦官的拥戴而继承了皇位。从此唐廷皇位继承问题乃大都取决于宦官，不论李家子孙之得立或被废，全不免成为宦官集团的傀儡。及代宗即位之后，李辅国以有“定策之功”，更加恣横，竟向他提议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怒其不逊”，然以“方握禁军”，不唯不敢加责，且复“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代宗与宰相元载合谋诛除了鱼朝恩后，一时不再让宦官典兵。到德宗时，泾原军队叛变，急召禁军抵御，典兵的白志贞因平时收受了长安富豪的贿赂，以市人补为禁军，名隶军籍而身居市肆，一时无法召集起来，致使德宗仓皇出奔，及事定回到长安后遂又把禁军交由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分统，并且提高其名义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遂致二人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霍仙鸣传》）。
其时驻守边地的军队衣粮多不足用，而神策军的待遇却特别好，药茗蔬酱之给最厚。外地诸将如肯以其军队遥隶神策军，其廪赐即将提高三倍，于是而塞上驻军大都改称神策行营，皆遥隶于神策，内统于宦官。宦官所能支配的军队乃达十五万人。
4、宦官之参预机密
当德宗在位之日，又增设枢密使一职，由宦官担任，其职掌是承受诏旨，出纳王命，于是而机务之重又得以正式参与。既掌密命，更容易窃权，此后宦官的权势遂致无法加以限制了。按《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谓宪宗初有中书小吏滑涣与枢密使刘光琦昵，颇窃权。同卷《裴垍传》谓李绛承旨翰林，有中人梁守谦掌密命。故知枢密之职至晚当始于德宗之末。
德宗之后为顺宗李诵，在位仅一年即演了“永贞内禅”，而传位于宪宗李纯，而这所谓内禅，事实上便全是由宦官刘贞亮操纵摆布于其间而制造成功的。
自顺宗至于唐亡，共凡十代，其中顺、敬（李湛）二宗虽俱非宦者所立，而顺宗则等于被刘贞亮所废，敬宗则为刘克明所害，其余八人则全是藉用宦者之力而得立的。
三、外廷士大夫对宦官集团的倚附和斗争
在宦官们的势力日益扩展，气焰高涨之后，不但唐室的皇帝们成了宦官集团的傀儡，一般当政的大臣和学士大夫们也大都成了宦官们的应声虫，所谓南衙乃几乎成了北司的附属机关。例如宪宗在位之日，一意要纠正代宗和德宗时代对藩镇姑息苟安的政策，极力要使藩镇重新就范，要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原因之一，即其时宦官如吐突承璀（闽人）等人也是主张对藩镇采用强硬政策之故，而因此之故，外廷的宰相如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的主张遂亦得以实现。此派宦官始终秉权，皇帝与外廷宰相采行此项政策亦遂始终不变。及至宦官集团发生矛盾，斗争甚烈，宪宗为别一派的宦官陈弘志等人所毒杀，而拥立了穆宗。吐突承璀一派，亦即主张对藩镇用兵之一派宦官既归于失败，其政策亦遂随之而被放弃，其反对派的陈弘志等人得势，外朝宰相如萧俛、段文昌等人乃又与相呼应，故自此之后不唯无用兵之意，且复提出“销兵”主张，穆宗在位期内（821—824）的国策遂全与宪宗时背道而驰了。其后牛李两党也都在内廷各有相为呼应的宦官派系，宦官派系经一次翻覆，外廷士大夫如牛李党派等的势力便也随之而起伏消长。故唐文宗曾很慨叹地说道，去河北贼非难，而去除朝中的朋党实难。其所以难去的内幕原因，便是由于分朋结党的士大夫们全都倚附着内廷中宦官集团，后者先已存在着互相对立的派系，自然无法消除外廷的朋党了。
然紧接在宦官集团的势焰薰天之后，却也激起了李唐皇室和一部分外廷的士大夫们对于宦官集团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前后凡有三次，其第一次是在德宗既死、顺宗继位之后。
顺宗即位，东宫旧臣王伾、王叔文居翰林中用事，引用韦执谊作宰相，杜佑作度支使，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均参与谋议，共谋减削宦官的权力，遂派范希朝为神策京西行营使，要他着手于接领禁军的工作，宦官们看破了这般人的心意，便也遣人到外边去告诉诸将说“无以兵属人”，故范希朝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并不能把兵权收回，宦官们却藉口于顺宗有病，逼迫他让位于太子（宪宗），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反一齐被贬斥到外边去了。
第二次是文宗李昂在位之日，文宗是得到枢密使宦官王守澄的拥戴之力而即位的，然他好学嗜古、深知宦官之为祸，故即位以后即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未即行，宦官乃先发制人，诬宋申锡谋反，而把他贬斥出去。后来文宗又不次擢用李训、郑注二人，先后将陈弘志（毒死宪宗的）正法，并鸩杀了王守澄，后来派郑注出镇凤翔，谋选精兵入京，俟王守澄下葬时机尽诛杀宦官，未及期，李训欲独成其功，诈言有甘露降在左金吾办公厅后的石榴树上，派宦官全都去看，先伏兵其地，谋乘机尽数铲除。未及动手，又被宦官窥破其计，宦官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神策军杀害了李训和宰相王涯、贾煁等人，并关闭宫门，大索“贼党”，朝内各部门的更卒和在皇城内的酤贩的商民皆遭杀害，凡千数百人。横尸流血，狼籍涂地。又大索城中，坊市恶少年藉机会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是即所谓“甘露之变”。《通鉴》谓从此大权尽入宦官之手，宰相不过奏行文书而已。文宗晚年与当值学士周墀对语，自谓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权臣，而己则受制于家奴，自惭不如赧、献，然终亦莫可奈何。
第三次是在昭宗李晔的时代，昭宗即位后一心要除宦官，先收宦官兵权归诸王统领，称殿后四军。宦官却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相结，茂贞举兵到长安，杀掉诸王，其后昭宗又与宰相崔胤共谋除宦官，中尉刘继述乃把他囚了起来，且举数其罪状甚多。崔胤密结神策指挥使孙德昭杀刘继述，而兵权仍在宦者，宦者亦仍与李茂贞相结合，而挟以为重。其后崔胤乃密召朱温兵为助，朱温未到而宦官韩全诲等先已劫昭宗走凤翔，朱温到后进围凤翔，李茂贞杀韩全诲而送昭宗至朱温营，朱温即在凤翔及长安大杀宦官，后挟昭宗回洛。不久，杀之而立昭宣帝，嗣又废昭宣帝而自立，是则宦官灭而唐也亡了。
四、科举门第的派系对立和牛李党争
1．旧族所结成的派系
自北朝以来，既已成为显著士族的山东的崔卢李郑诸大姓，从隋到唐初，虽一直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排斥和压抑，有一时期且确曾被排挤在高级统治集团之外，然而这些旧的士族仍然以其“旧地”和“远叶衣冠”相矜夸，其在社会上的势力也不因政治方面的压抑而被削弱。到后来，这些山东大姓中人在唐政府任宰辅官职的为数也并不少，其社会地位在此等时候自也不会衰替。
这般士族中人以“儒素德业”自高，把“经术”和“礼教”作为世代相传的“家学”和“门风”，也以此而一直得到社会人群的尊崇。
这些士族之家，最重视缔结婚姻的事，必求对方能与之门当户对。一般“新官之辈”和“丰财之家”遂也都愿“多输钱物”以求与这等人家结成亲戚，藉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836年唐文宗还曾向宰相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反映出：直到其时，山东旧族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的。因而当时对于一般能够循守“礼法”的贵戚之家，也多称誉之为“如山东衣冠之族”（《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三年十二月记事）。士族中尽管有沦落到孤寒境地的，但因其“门风”不坠，其在社会上的声名和地位便也不坠。
这样一些长期保持着“门风”和“家学”的山东旧族，其社会历史的背景既大致相同，又世代互为婚媾，气类相合，位望不异，故也互相援引，契合胶固，结合为无形的派系，且成为唐代士大夫阶层中一个主要的派系。这般人鄙薄词赋，诋排《文选》，更排斥以词赋文选之学经由进士科出身的一般士大夫们。
2．进士及第人所结成的派系
自从一般青年举子们都趣向于进士科之后，与试人愈来愈多，及第人的比例数便愈来愈小。这般举子们，先是“怀牒自列于州县”，然后才经由州县解送到长安去参与礼部的考试的。既然及第很不容易，这般举子们到达长安之后，遂多先以自己的作品去呈献给显贵名人，求得他们的吹嘘，以期造成“时誉”。以至有这样的事情：
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通考·选举二》引《江陵项氏语》）
举子们在进士科中求得一个“及第”的机会既如此其难，故每一个新及第的进士对其年主持考试的官员均感激其赏识拔擢的恩惠，呼之为“座主”，自称为“门生”，与同榜及第者趋赴其门，聚集参见，并即置宴于座主之家，嗣更大宴于曲江，题名于雁塔，不但座主门生的关系极其密切，凡属同榜及第的也都互称为“同年”或“同门”，对于前此及第的进士则称之为前辈。因其皆习词章之业，志同道合，故亦结党为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派系，和出身于山东旧族而不由科第进身的士大夫们成为互相抵排倾轧的两个对立的壁垒。
3．牛李党争
代宗即位之初，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停进士等科而依照古法察举孝廉。杨绾虽也是一个由进士科第出身的人，但他却是华阴的旧族，故有此项提议。唐廷把这一提案交由李栖筠等人审议。李栖筠为山东赵郡的旧族，在天宝末年以仕进无他途，故亦从事于进士之业，但登第之后家中便不置《文选》。对于杨绾的提议他是完全赞成的，因而上议说：
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
杨绾所请，实为正论。……请兼广学校以弘训诱。（《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当时的当政大臣们，却以为科举制度循习已久，难以速变。一般翰林学士们更反对停罢科举之议。杨、李的提议遂未能实现。
到代宗末年（777）常衮为相，凡非词科登第之人全都遭受到排斥，两个对立派系之间的斗争至此乃已逐渐表面化了。
宪宗在位期内（806—820），李吉甫（栖筠子）曾两度作宰相，其间有诏选举“贤良方正”，应试的李宗闵与其同年进士牛僧孺在对策时对于当时政治措施颇多指责，实即对于李吉甫的攻击，而却极为考官杨於陵、韦贯之等人所称赏，于是李吉甫向宪宗泣诉，杨、韦等人遂俱遭罢斥。及穆宗即位，李宗闵的子婿苏巢进士及第，其时李德裕（吉甫子）为翰林学士，与李绅、元稹共同检举是年的考官钱徽受人请托，所试不公，于是而前此若干年便已在社会上形成的两个壁垒互相排斥的暗流，乃集中而表现在李宗闵、牛僧孺和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对立斗争关系上，双方皆挟嫌积恶，各自结合其同类以为党援，两相倾轧，纷纭排陷，继续了凡四十年之久，
文宗在位期内（827—840），牛李两党人士（牛党中的牛僧孺、李逢吉、李宗闵、王涯、杨嗣复，李党中的郑覃、李德裕）参杂并进，两党的明争暗斗也最错综剧烈。
如《唐语林》卷三《识鉴类》所载：
陈夷行、郑覃请经术孤立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采者居先，每延英议政多异同，卒无成效，但寄之颊舌而已。
文宗欲加消除而不可能，遂向侍臣慨叹道：
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李宗闵传》）
文宗是一个好学嗜古的人，835年郑覃（与李德裕相善）以经术致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废罢，文宗却依然是弥缝折衷于其间，以为“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新唐书·选举志》）。
武宗一代（841—846）则是李德裕党的全盛时期，先后居相位，执政权的人，如李绅、李德裕、陈夷行、李回、崔铉、杜悰等均为李党。深抑进士科出身之人，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不如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旧唐书·武宗纪》）。
宣宗（847—859）即位，李党又全遭罢黜，李德裕后即死于崖州贬所，非科第出身而曾受其拔擢之恩者，遂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之诗。而是后乃为牛党全盛时期。
宣宗之后，士大夫间朋党相攻之势已渐次消灭，前此两派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也不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