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义的近因
进入第九世纪的七十年代之后，长安政府与地方藩镇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着的，南衙北司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着的，“九流浊乱”，也还结成朋党派系以相斗争。这几种矛盾的摩擦激荡不仅使整个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无能，也使政治经济更全盘趋于混乱，社会底层与封建上层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必因此而更为剧烈。而从这时开始，关东地区连年遭逢水旱之灾，873年的灾情更特别广泛，特别严重。西起虢州，东达海滨，麦收只有一半，秋收几于全无，一般人只能把蓬蒿的种子和树叶树皮等作食粮，老弱残疾的则并此而不能得。而州县照例催逼各项税捐，缴纳后期则捶挞交加。有的人家因此而拆掉住屋去出卖，有的更出卖其妻子，然而并不能凑足所有摊派在他身上的税额。在被逼无奈之下，便大量地走上亡命之途，到处有亡命徒聚结起来，与州县政府相抗。到874年冬，濮州长垣的王仙芝和曹州冤句的黄巢先后以其贩盐的群众为基本队伍而起事，前此起事于附近各地的零星武装力量乃得汇聚为一。据《通鉴》说：已被击败的庞勋的余众，其时正匿伏在兖、郓、青、齐各地，遂也都乘机起而加入到王、黄的队伍中了。
一般贩卖私盐的人，当时都是百来人或三五十人成群结伙，挟持兵仗，以备抵抗巡院或镇戍之兵。所以这般人平素即是以抵抗官府为业的，而他们也因此便被政府中人叫做“盐匪”或“盐枭”。
王仙芝家和黄巢家经常聚集着大批的以贩私盐为业的“亡命之徒”。他们之间虽没有严密的组织，却是经常在共经患难，也经常在共同奋斗着的。所以当一般农民为饥寒和苛政所迫，要起而反抗的时候，由于平素是在分别经营着个体小生产，相互间的关系较松散，不易团结组合起来，这般盐贩子们便在这时机起了骨干作用。
王仙芝起义之后，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这名号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他这一支队伍是把前此关东诸地各个起义的武装力量总汇为一了。
在王仙芝起义时的檄文当中，举述了唐政府的各种弊政，包括官吏的贪污、赋敛的繁苛和赏罚的不公不平等事，其中也提出了当前的政治的、经济的要求和口号。黄巢和集结在他周围的一般私盐贩子们，便是在这一号召之下起而参加到起义军中的。
黄巢的家庭是富有资产的，在起义之前他也曾从事于读书应举之业，但几次应举都没有及第。他的性情很豪放，喜任侠，是一个极适合于作起义军的首领的人。
和王仙芝同时起来的有他的同乡尚君长和尚让等人，和黄巢一同起义的则有他的同宗弟兄黄揆、黄邺等人。
《旧唐书·黄巢传》说：“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可见随同黄巢起义的必还有不在少数的读书人。
二、王仙芝把起义军引领到失败的境地
起义军于875年内攻占了天平军所辖的濮、曹、郓三州，东向而深入沂蒙山区。不久即又自动放弃了这许多地方，而又向西进发到河南的汝州，不但震动了洛阳，而且使得长安的小朝廷也张皇失措。因而唐廷在洛阳方面已配置有军队，起义军便又从汝州折而南向，几十万大军蚁聚于汝（河南临汝）、邓之间，攻取了唐、邓，旁及信阳、光州（潢川），然后顺汉水南下，经郢州（钟祥）、复州（沔阳）而东下，占领了淮南的庐、寿、舒等州，然后又回到长江沿岸而占领了蕲州。
这一支起义军的行动，竟是这样地风驰电掣一般，飘忽无踪，出没无定，凡其所到之处，守军几乎全是望风而溃。因而有不少的州郡长吏全都作了俘虏。其中的有些人，看出了这支起义军的力量断非唐政府军事实力之所能“剿灭”，另方面也看出了起义军的首领王仙芝是一个具有妥协性和动摇性的人物，可以用唐廷的爵位加以笼络，使其降服，遂即由前汝州刺史王镣和蕲州刺史裴偓作了双方的说合人，王镣的哥哥王铎这时正任唐廷的宰相，也在朝中极力主张收抚之策，遂决定授王仙芝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由宦官急速送达蕲州。
黄巢知道这事之后，大为反对，终使王仙芝不敢接受唐的官位。但此后两人终于分道扬镳。王仙芝和尚君长仍留在山南东道的各州郡当中，而黄巢却回到河南、山东去了。
唐政府既知道王仙芝有可以用官爵诱引的可能，在王、黄两人分裂之后遂更尽力于此事。经由在荆南作监军的杨复光的劝诱，王仙芝重又派遣尚君长、蔡温球、楚彦威数人作代表，要去长安商谈妥协条件，却不料在中途全被唐廷所派“剿讨”起义军的宋威捉去杀掉了。
王仙芝于气愤之下又重新采取攻势，然而攻江陵失败，攻信阳又失败，后来败退到蕲州的黄梅县境内，被唐的军队追及，兵众牺牲了五万以上，王仙芝也被唐军捉获杀害了。
三、黄巢统领起义军横扫全国
878年春，王仙芝的余部一齐加入到黄巢的部队当中。黄巢被推为统帅，称为冲天大将军，要冲翻唐朝的“天”。唐政府又对黄巢试作引诱，黄巢不为所动。黄巢看出了“藩镇不一，未足制己”，认为各地的割据军事实力派之间彼此矛盾，有空隙可钻，乃率领大军从山东、河南横扫淮水南北各地，在这年的三月当中便全部渡过长江而南，占领了饶州、信州，最前锋的部队且抵达吉州和虔州（赣州）。其后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就经由虔州，过大庾岭而向广州进发。
起义军中的一部分则由信州开往衢州，沿着仙霞岭的主峰而向建州和福州行进(1)。
879年的夏季，黄巢的大军抵达广州城下。
广州节度使李迢，看到起义军来势之盛大，知其不易抵挡，遂建议唐政府试行招安。曾在浙东作观察使的崔璆，这时已被黄巢军所俘，随军在广州，也向唐政府作同样的建议。在他们的建议中，为替唐廷保留面子，便都说这项建议是由黄巢提出的。唐政府的宰相郑畋和卢携凡事不能合作，在对待黄巢的问题上亦然：郑畋主张采纳崔、李二人的建议，而卢携则主张调用高骈去负担剿除的责任。唐政府中另外一些当权的人也都认为广州是对外贸易大港口，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之一，万不应当拱手交付给黄巢。
其实这些争议全属徒然，黄巢不是王仙芝，对于唐廷的爵位利禄的诱引是不会加以考虑的。
在起义军去围攻广州的时候，广州城内不但聚集着大量的官僚士绅，而且在一些称为蕃坊的街巷当中还聚居着十万以上的蕃商（其中最多的是大食人和波斯人，依宗教信仰说则最多的是伊斯兰教徒，其次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火祅教徒）。起义军在攻下广州城后，和当地劳动人民结合起来，对于这般蕃商们，也如同其对于官僚士绅和地主豪绅一样，杀戮了非常之多。(2)
广南为瘴疠之乡，黄巢的大军到此后颇多死亡，特别是在夏季为甚，于是在广州停留了几个月便又决定北上，并于出发前发布文告，再一次宣告唐政府之应该推翻。文告的一部分内容为：
一、宦竖柄朝，诟蠹纪纲；二、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三、铨贡失才。
文告后所署名衔为“义军百万都统黄巢”。
879年九月，起义军开始北上。取道桂林，沿湘水而北，经永、衡诸州，未遇任何抵抗便到达潭州（长沙）。其后便又顺江东下。
880年，起义军突破唐政府在沿江所设的防线，接连又突破了沿淮的防线，大军于九月间渡过淮水，进驻颍、宋、徐、兖之境。
起义军沿途军纪均十分良好，统治阶级的历史书中也说他们“整众不剽略，所过唯取丁壮益兵”。“行伍不胜其富，遇贫民争行施遗。众号五六十万”。
十一月中旬，起义军攻破洛阳，唐廷原来派在洛阳作留守的刘允章率百官出城迎接黄巢。黄巢入城后对洛阳市民加以“劳问”，“里闾晏然”。
四、从黄巢的建立政权到起义军的完全失败
880年腊月初，黄巢的大军攻破了潼关。长安震惊，李姓小皇帝遂跟随宦官田令孜出奔成都。
在唐僖宗逃出长安的同一天，黄巢的前锋军将便已赶到长安。唐的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官员数十人，出迎黄巢于灞上，黄巢乘金装肩舆（轿子），其徒众皆衣锦绣执兵器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众夹道聚观，尚让出面向他们讲话，大意是：
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但安居毋恐。（《通鉴》卷二五四）
黄巢于进入长安之后，即“下令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器于官”。
腊月十三日（公元881年一月十六日）黄巢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唐官三品以上皆停任，四品以下保留官位职任如故。
新的中央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
881年三月，黄巢的大将朱温攻下邓州，守之以扼荆襄。
是年夏，黄巢军出攻凤翔失败，唐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布置反攻。
882年正月，黄巢令朱温攻同州（陕西大荔），攻下之后即以朱温为同州节度使。是年八月，朱温屡向黄巢请求加兵以保卫河中府，均为孟楷所抑而不得遂。温见黄巢之势日蹙，乃杀其监军而降于唐。
是年冬十月，唐廷所征调的诸道之兵均已会集于关中，但仍无制胜希望，遂再去求救于驻屯在雁门的沙陀酋帅李克用。及李克用至，黄巢军屡为所败，完全退保长安，唐方的军队与李克用等军乃得合围。
883年四月初，黄巢由长安撤退，由蓝田入商山而东，其骁将孟楷围击蔡州（汝南），节度使秦宗权出降。又攻陈州，孟楷为守陈州军擒杀。
是年六月，黄巢与秦宗权围攻陈州，百道攻之不下，唐又调李克用兵与朱温共攻之。黄巢军围陈州凡三百日，终不能下。及腹背受敌，遂于884年三月，解陈州之围，黄巢和尚让等人又率残部逾汴而北(3)。
884年六月，黄巢东奔至泰山下之狼虎谷，为唐兵所追及，尚让战死，黄巢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降唐，林言亦为唐所杀。
五、有关黄巢和起义军及其作风风纪的几件事
1．唐末的这次农民大起义，何以先爆发于濮州、曹州和郓州一带地方，而且是以“家富于资”的“盐枭”王仙芝、黄巢为其领导人物呢？
曹、郓、濮三州全处在黄河下游的沿岸，几乎每一年都处在黄河水患的威胁之下。特别是唐代末年，黄河下游各地全被封建军阀割据着，他们把当地的人力、物力尽量地剥削，却绝不肯分其丝毫于修治堤防和疏浚沟渠的工作上，靠近黄泛区的人民所受的灾难便因此而格外严重。“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从当时流行的这句民谣当中，足证其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个预测：足以颠覆唐朝封建政权的大起义事件，必将首先爆发在劳动人民遭受天灾人祸最厉害的这一区域之内的。
唐政府为救济其财政的窘困，从八世纪末便把食盐改由政府专卖，把原来每斗十文的盐价一下子提高了十倍，此后盐税盐利的收入便占居李唐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实行专卖的同时，唐政府且在各地设置了查缉私盐的机关，叫做巡院，严禁各地人民自行刮硷煮盐或私自贩卖食盐。私贩食盐至一石以上者处死。这些措施都只为防止政府盐利盐税方面的漏卮。此后盐价仍不断提高，到九世纪初，海盐每斗官价之高已由二百几十文而到三百一十文了。曹、郓、濮诸州是经当时政府指定要购食海盐的地方，缉私的巡院在郓州就设有一所。然而，伴随着盐价的提高，一方面使得“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另一方面则是私盐贩愈来愈多。既然“巡捕之卒遍于州县”，日益加多的贩盐私商们便也组织成大队人马，携带着战斗器械，以便遇到巡卒时可以武力周旋。王仙芝和黄巢的家庭中都聚集着大批私盐贩子，经常结队出发，直接向淮北的造盐民户以低价买进海盐，再以远较官价低廉的价格出卖给濮、曹、郓、兖诸州人民，使他们既得免受官盐的高价勒索，也不至再有淡食之苦。所以，这般贩盐私商们虽也一定要赚取一些利润，实际上他们却替劳苦农民解除了一种切身的痛苦，甚且为此而和一般劳苦大众同处在唐政府或地方军阀的残暴欺压之下。所以，尽管这般贩盐私商当中也包有某些地主富户如黄巢等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来看，这般人却比较是接近于劳苦大众这一边的。
由于贩盐私商们经常组合为武装的集团，且都有着和巡吏巡卒们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所以在873年以后，山东河北地区连年遇到严重灾荒逼胁的时候，这地区的人民便以这般贩盐私商作为中心而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由于王仙芝和黄巢是厕身于必须和统治阶级的走卒经常作斗争的行业当中，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为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人物。而且由于他们本来就是贩盐私商的魁首，所以，在以贩盐私商为中心而爆发了的农民大起义，便也自然而然地奉王、黄为其领导人物了。
2．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当中，记载了黄巢在起义过程中凡有三次要向唐政府妥协投降的事：第一次是在黄巢继王仙芝而统领了起义军之后不久，就“诣天平军（郓州）乞降”；第二次是大军进围广州之际，黄巢向唐政府求为天平或广州的节度使；第三次是离广州北上途中，驻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巢）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通鉴》卷二五三）。
这些记载有无可信的成分呢？我以为是全然不足信的。理由是：一、当王仙芝开始有和敌方妥协的意念之时，黄巢曾是首先给以当头棒喝的人，且即因此而和王仙芝分道扬镳了。一个具有如此坚定果决意志的人，在起义军所向克捷的情况之下是断不会再三发生摇摆妥协的意念的。二、唐代末年长安政府腐朽无能，任何一个拥有足够的兵马实力的人都可以据地自雄，长安政府也必即承认这一既成事实，黄巢的实力在当时是全国莫与为比的，要作任何地方的节度使都可自由选择，且一定都可得到长安政府的追认，何必拘拘谨谨地先要得到长安的任命而后才敢居其职呢？三、当黄巢于881年在长安建国称帝之后，高骈曾发布了一篇檄黄巢书（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十一），其中有云：“我国家德深含垢，恩重弃瑕，授尔节旄，寄尔方镇，尔犹自怀鸩毒，不敛枭声，动则啮人，行惟吠主。……圣上于汝有赦罪之恩，汝则于国有辜恩之罪。”这可见，在唐政府方面必曾屡次以节度使的名义为诱饵，主动地向黄巢进行过“招安”工作，而黄巢却始终未为所动。倘使黄巢确曾再三向唐政府求为节度使而又再三变卦，则在高骈的檄文当中便一定要举数他的“出尔反尔”、“反覆无常”的“罪状”了。
3．对于起义军在广州大量杀戮蕃商事件，应如何去理解它呢？
依照我们的理解是：经这般蕃商们输运到中国来的，全是珍珠、玛瑙、翡翠、犀角以及沉香、麝香之类的奢侈品，而被他们交换了去的却是通过封建剥削而集中在封建贵族和地主豪商手中的金、银、铜币和大量的绢帛等物品。由于八、九世纪以来，海上交通之日益发达，遂使封建贵族和地主绅商们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愈多，而农民和小商品生产者所受封建剥削与商业资本的剥削也便愈重。这就自然会造成劳动人民对于蕃商的仇恨感。而这般蕃商们又挟其经商所得暴利，在广州修宅舍、买田地、放高利贷，直接向当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欺凌压榨，且从七世纪末年以来，即屡有杀害当地将吏和干涉当地行政的事件。所以，在当地劳动人民的心目当中，是把这般蕃商们当作吸血鬼看待，也把他们和凶残的统治阶级同样仇视。因而，这一大杀蕃商事件，也只是当时阶级斗争中的一个环节，是广大被剥削阶层对于凶残的吸血鬼们的斗争，绝对不应当误解为起义军和当地劳动人民对于异族人群的排斥与仇杀。
4．在黄巢于881年在长安建立了政权之后，御用史官们更都尽情肆意地对他和起义军加以诋毁，总括起来，计有下列三事：
（1）881年三月，有人在尚书省的门上写了一首嘲讽起义军的诗，起义军中大将兼任中书令的尚让知之大怒，遂把其时在中书省办公的官员和守卫人员全都挖了眼睛，倒悬示众，并搜索长安城中所有能作诗的共三千多人全都杀戮，又强制所有识字的人去做些“贱役”。
这一件事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根据御用史官们的记载，起义军在攻占福州、广州时候，早已有了不许杀害儒生的禁令，而到长安之后，从司空图的《段章传》看来，起义军的将领们对待士人一直还是很有礼貌的，断不会因一首嘲讽诗而至迁怒于所有读书人，且至杀害三千多人的。
（2）882年春间，黄巢为应援河中府同、华诸州的战事，亲自率领几万精兵，离开长安，准备东进。唐廷调来反攻的一支军队乘机攻入长安，入民第舍，大掠金帛妓妾，坊市少年也趁火打劫，大肆掠夺。却不料起义军于夜间反扑入城，大军自长安诸门分入，唐军的将官和士兵既都劫夺了大量的珍宝财货，负载过重，匆遽间无法逃走，自然更无法应战，遂致一败涂地，死者什八九，将官程宗楚、唐弘夫诸人也全被起义军捉获杀掉，不几日黄巢也重回长安。御用史官们说，当黄巢重回长安之后，因为生气长安市民对唐军入城有一些协助工作，遂“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通鉴》卷二五四），“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旧唐书·黄巢传》）。
这一事件之全出诬称，从韦庄的《秦妇吟》中便可以得到证明。《秦妇吟》全文的主旨是在谤骂起义军的，而其叙述双方军队这次在长安城中交战前后的一段文字却只是如下的几句：
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
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
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
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
泛泛数日无消息，必谓前军已衔璧。
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
四面从此多厄束，一斗黄金一升粟。
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
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
六军门前倚僵尸，七萃营中填饿殍。
这些诗句所说到的，只是在战役之后长安城中缺乏食粮的情况，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因“纵兵屠杀”而必然会造成的全城的恐怖气氛，然则其事之属于子虚乌有，岂不可以断言了吗？
（3）黄巢定都长安一年之后，即882年春间，长安四周的百姓皆结砦于山谷中，“累年废耕耘”，遂至起义军坐困空城，赋输无入，米价高涨到每斗三万文。唐政府军队皆执山砦百姓卖与长安城中的起义军以为食料，价之高低视人之肥瘦而定，最肥的人可以值几十万钱。
这段记载只反映了一件真实的事体，那就是唐军的残暴：他们对于聚居在山砦中的百姓竟至随意捕掳出卖。至于黄巢军以人为粮之说则必是谰言，因为专以谤骂起义军为事的《秦妇吟》，在其描写长安城中食粮短缺的情况时也还只说“黄巢机上刲人肉”（当然这也是诬蔑），尚让厨中并非“人肉”而是“木皮”，若起义军全靠吃人为生，则韦庄岂有放过不谈之理？且在五代初年杜光庭所作的《录异记》中也有一条记事，记黄巢在长安的最后一段时期缺粮情形说：
（黄巢之乱）京师积粮尚多。巧工刘万余、乐工邓幔儿等窃相谓曰：“大寇所向无敌，京城粮甚多，虽诸道不宾，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数年未尽。”……贡策请竭其粮。（乃建议召丁夫二十万人筑城，）人支米二升，钱四十文。……岁余工不辍，而城未周。以至出太仓谷以支夫食，然后剥榆皮而充御厨。
当时长安城是否必须修筑，刘、邓之曾否有此建议以及黄巢之曾否采行此项建议，均极可疑。但其所述城中在困乏之后也只是“剥榆皮充御厨”，而没有什么“买人而食”等类的事，可见不但“以肥瘦论价”诸事全不会有，就连“黄巢机上刲人肉”也全是出于捏造的了。
六、唐末的农民起义起了什么作用？
1．我们先从下述的小事件中来看它的作用：
经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长时期的经验而创造发明的雕板印刷术，到第九世纪内其应用便已比较普遍。记载朔晦节气的历书，因其与农事关系极密切，为广大农民所需要，川、陕、江、淮等地人民遂多有刻板印行历书的。在封建统治阶级是把“敬授人时”认作皇帝的特权的，因而从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唐政府便屡次下令禁止民间刊印历书。及至黄巢打进长安，唐政府逃往成都，再也顾不到什么颁历授时等事了，长江下游的人民便又自行印造。《唐语林》卷七中记有当时的一桩故事说：有两家印书铺所印历书上的月尽大小互异，因争执而至打了官司，地方官这次不但不追究双方印造历书的罪，反而替他们和解道：“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让他们各自归去了。对待同样的事件而前后处理办法迥不相同，这态度的改变虽是小事，却正就是其时阶级斗争展开之直接反应：在劳动人民铁拳捶击之下，唐的统治阶级已经失去其往日的威风了。
2．起义军配合广州居民杀戮了大量的外国商人，其未被杀戮的便都逃回本国。有一个名叫哈珊的阿拉伯人，搜集了这般回国商人们对这次事变的观感而写成一篇文字，其中有一段的大意为：
由于中国出现了一个统治阶级的叛徒黄巢，由于黄巢领导了一支日益壮大的武装力量，因而凡其所到之地，官僚和地主豪绅的生命财产全都受到了损害。唐政府的法律已被推翻，威权已被捣碎，唐帝国简直是已经整个儿被黄巢毁灭了。(4)
这段话已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其时封建上层所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一些枷锁，确已被黄巢的起义军打得粉碎了；旧来的社会次序已被颠覆了；社会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已随时随地在改变着了。列宁说：“阶级斗争，人民中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乃是政治改造之基础。”把唐末政治彻底推翻和改造的道路，确已被农民起义军辟出而且铺平了。所可惜的是，黄巢和他所领导的起义军没能沿着这一道路更胜利前进，随着他们的失败，这条道路便又被五代期内的封建军阀们完全破坏了。
3．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在社会经济方面封建割裂性之重占优势，在关中、山东和河南、河北各地便都出现了一些豪门大族，武断乡曲，奴役当地的劳动人民，成为政治体制以外的另一座封建大山，且并不伴随着朝代的变换以为存亡，故直至九世纪内这般世家巨族的势力还足以影响唐政府的一些政治措施。但在黄巢的起义过程当中，因其曾经横扫南北各地，凡所经行之处，其官僚地主豪绅的生命和财产又全部“受到损害”，经此一番斩杀，各地的门阀世族逐被一扫而光。到五代十国期内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赫赫气焰了。所以，唐末的农民起义虽然终归失败，而几百年来一直压在劳苦农民身上的被称为门阀世族的这一座封建大山却已基本上被推倒了。
七、这次农民起义为什么失败了？
1．黄巢领导下的起义军，以高度的机动性而穿行全国，在最初三年内几乎一直是所向无阻，不仅冲破了唐政府的军事布置，而且闪电一般地出没，使得各地军阀和地主豪绅也全都惊惶失措，来不及动员和组织抵抗的力量，起义军遂不断地获致一些胜利。然而这些胜利之赢得，与其说由于黄巢军事才干的优越，似还不如说由于唐的统治集团之腐朽无能更为恰当。敌方有着这样的弱点，故只要起义军还在采用机动的攻势期内，总是不会失去优势地位的。但也正因如此，遂使起义军掉以轻心，不感觉自身还有何等缺点，始终把战争停滞在流窜游击的阶段上，到进入正规战争期内，过去的经验全无所用，前此优势便也难再确保，遂至不能不陷入最后的惨败之境了。
2．任何战争，全都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更是关涉国家机构的政治斗争，是争取影响国家的政策的斗争，是争取政权的斗争。在黄巢虽还无法懂得这些道理，但他之要推翻唐政权、要取而代之，却是极为坚定明确的意向。然而，就黄巢起义的全部过程来看，在他进入长安，建国称号之前，却老早就被若干战役中的一些胜利冲昏了头脑，铸成了一个战无不胜的错觉，遂误认战争就是一切，仅凭战争（而且只是游击战）便可解决一切。既有了这样的错觉，对其本身所应负荷的政治任务遂日益模糊，甚至于不知道为了配合战争还须从事一些政治工作，于是而至于发生一连串的错误，主要地表现在下列几件事实上：
（1）黄巢在起义初期便已很清楚地看出唐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以及地方军阀相互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他却一直不知道去加强和扩大这些矛盾以便于起义军能更进一步去利用这些矛盾。
（2）当黄巢起义军回旋于南北各地之际，在各地都掀起了汹涌的反唐浪潮，好些地区的人民都“蚁聚螘结”，攻城占地，有些且即打着黄巢的旗号。对于这些分散的力量，黄巢竟也不知道加以组合和领导，使其都能发挥一些有机的配合作用。
（3）在连续三数年的行军过程当中，只是流窜出没，前方攻占一地，后方便放弃一地，甚至连沿运河两岸的交通线，当时的经济大动脉，在经行之后也不知确保。自始至终不知建立一个可以作为战略基地的后方，及至攻入长安之后，潼关以东的地区，包括洛阳在内，起义军已全都不能控制，于是而长安一城既是起义军的大后方，也是起义军的最前线，不久便被敌方从四面八方布置成合围的局势了。
（4）唐僖宗李俨和当权宦官田令孜之逃出长安，是和起义军前锋进入长安同一日的事情，起义军竟不肯跟踪追击，替敌方保全了这个傀儡皇帝，使敌方仍可借作号召反攻的幌子。这充分表明了黄巢对于应当彻底消灭李唐皇室的政治意义竟还是认识得极其不够的。
（5）惟其对于政治任务模糊不清，故在黄巢的起义过程当中竟没有注意到收揽政治人员即所谓王佐之才的工作，像在他以前的刘邦和在他以后的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所作的那样。试看黄巢于长安建立政权后所任命的政治负责人物，除掉和他一同起义的尚让等人，便只有从李唐方面投降来的崔璆、张直方等，政治人员如是其缺少，自然无法开创一道正确的政治路线，建立新国的政治规模了。
3．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曾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作了概括而正确的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这也正是唐末这次农民起义之终归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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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些史书上说黄巢到过福州，据《新唐书》卷一九〇《王潮传》，则到福州去的只是黄巢的一员部将。据知起义军的主力必是从虔州经大庾岭而直趋广州了。
(2) 苏莱曼《东游记》中谓所杀蕃商有十二万人之多，这一定是一个被大大夸大的数目。
(3) 据《通鉴》诸书均谓尚让在由陈州撤退之后，于五月内投降了时溥，但《桂苑笔耕集》卷一《贺杀黄巢表》开头即谓“得武宁节度使时溥状报，逆贼黄巢、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于六月十五日行营都将李师悦、陈景瑜等于莱芜县北大灭群凶”。则是尚让一直并未投降，是跟随黄巢直到山东莱芜县后才因被唐军追击而在作战中牺牲了的。
(4) 参考刘半农译：《苏莱曼东游记》，页5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