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经典之大量翻译

在第四、五世纪之内，是佛教徒用汉文译经的一个极盛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译经僧侣有鸠摩罗什（天竺人，苻坚时吕光伐龟兹得之）等人。其办法都是由梵僧如罗什等人口译，然后由华人笔受。到七世纪初，隋炀帝建立东都之后，乃于洛阳置翻经馆，征番僧及诸学士会集其中，从事于佛经的翻译。

唐高祖也沿袭隋制，在长安的大兴善寺设翻经馆，仍然是以梵僧主持翻经的事。其制度和组织是：

以梵僧度梵语，证梵义。

以华僧证华义，更笔受写成华文。

以学士文臣润色译文。以将相大臣监护一切译经所需。

其间梵僧译经，有由唐之宰相大臣笔受共译的，也有由唐的皇帝出名为之作序的。

译经事业之改由中国僧人主持，是从唐太宗时代玄奘（596—664）开始的。

玄奘于629年首途赴天竺，留学印度十五年，精通梵文，于645年（贞观十九年）自印度返归长安，唐太宗令将所携梵本佛经于弘福寺翻为华文，并召集了“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在此后的十九年内，玄奘即“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继”。先后译出佛经一千三百三十卷。

出游印度二十五年之久的义净，在七世纪末归国之后，也以十几年的工夫译出了二百三十卷佛经。

由于唐代有这样的一些精通梵文和佛学的大师专心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翻译，而政府对于译经事业又大力协助，故就其从事译经之人数而论虽不及第四、五世纪内从事者之多，而其成绩则非第四、五世纪内译经成绩之所能及。

佛教经典经此番大量翻译的结果，在印度佛教中所有的各种派别，如唯识宗（法相宗）、密宗、禅宗等，或则初被传来东土，或则因而更为盛行。

佛教经典大量译成华文，唐朝政府大力加以倡导，于是而不论在士大夫中间或一般民众中间，对佛教佛学之传习乃极为广泛。

二、佛经中译本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1．印度的佛经，在形式上既极注重布局与结构，在内容方面也颇富有文学意味。例如《佛本行经》、《佛所行赞》即都是长篇故事。《维摩诘经》也是一半为小说体、一半为戏剧体的作品。其余带有小说或戏曲形式的经典还很多。这种悬空结体的文章体裁，是前此中国文学中所没有的。它们的输入东土，和其后中国的俗文学如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佛经中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的办法，也给予此后中国文学的结构以极大影响。

2．当鸠摩罗什等人从事于翻译佛经的时候，中国的文章体裁正走上极端浮靡的骈偶格套的道路，而罗什等人翻译佛经却独采用朴实平易的通俗文体，但求易懂，不加雕琢，造成了一种很新鲜的文章体裁。这种通俗文体虽则在长时期内不曾在中国士大夫们中间发生影响，然而宗教经典的尊严终于使这种文体得以广泛流行，且也抬高了这种文体的地位。到隋唐以来其影响便日益显著加大，于是而佛教寺庙乃成了通俗文学（散文和诗歌）重要发源地之一。

3．佛教文学最富于想像力，其中虽也有一些不近情理的幻想与滥调，然而在南北朝以前中国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却正是比较缺乏想像力的，得到这样一些佛教文学的启发，也使得中国文学的内容大为活泼丰富。故中国之有近似于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所受印度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4．从第五世纪以来，佛教徒盛行三种传教的办法：（1）经文的转读；（2）梵贝的歌唱；（3）“唱导”制度。三种办法虽不同，其为当众宣读、朗朗成诵则是一样的。有了这三种传教办法，佛教文学遂更得以普遍地传入民间，而更产生了民间的佛教文学。因僧徒诵经皆有音调节奏，此亦为前此中国之所无。及此种有音节的朗诵方法传遍中国之后，中国士大夫之读儒家经典、古代文章以至儿童读书乃亦均沿用其法。

僧徒因感觉单是宣读朗诵仍不易使人懂得，遂又有俗文变文之作，即将经文敷演为通俗唱本，使听者大都易于通解，故自唐以来，《维摩变文》、《目莲救母变文》等乃相继而大量产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