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诗歌艺术的高度发展和几个重要代表作家
1．诗歌艺术高度发展的原因
第一，就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情况而论，在大唐帝国既已建成之后，其封建社会秩序是比较安定良好的，其农业经济一般说来是在繁荣上升的，而民族力量也健壮坚强。因此种种，遂使大唐帝国的领土得以扩张，和域外的交通得以频繁，事物接触和文化交流的范围亦均因之而广阔繁复。在这样一些丰富新鲜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自然就又会使得大唐帝国内包括文学作家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眼界和意境大为扩展。文学作家们的用武之地既无限广阔，不但在其抒情、咏物、写景等等的对象和境界方面全因此而开廓和丰富，而在作风方面，也大都健康淳朴，充满了一种雄壮浑厚的气魄。
第二，是因为唐代的诗人们有意地接受了古代乐府歌词的优良传统和当代民歌的写作精神。
乐府是西汉武帝时政府所设采集民间乐曲歌词的机关，是民歌保存所。民歌经由“乐府”的采集而与文人相接触，对文人的写作起了影响。其后的文人或则添改民歌使协音律，或则简直模仿民歌的体裁。例如东汉三国期间的曹氏父子便都是努力制作乐府歌词，用古乐府的旧曲而改作新词的。开元天宝时期的诗人们，也都努力制作乐府歌词以继续曹氏父子的作风，用活泼生动和新鲜自然的语言与意境去创作诗歌。此即所谓“力追建安”。故李白论诗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盛唐的诗人们，沿用乐府古题，而却大都能够推陈出新，自创新格：既不拘原意，也不拘原来的声调格律，只是采取古代乐府和当代民歌的精神而去创造新乐府。例如“将进酒”为一乐府古题，而李白用此题写出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一首，却是全不依照旧来格式的。
《旧唐书·乐志》说：“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相传谓为法曲。”这可见，直到唐代，政府的乐队所奏乐曲的来源，还是和西汉的乐府一样，大部分是民歌俗曲。当时文人写作诗歌，正与政府的这种采集乐曲的办法相同，其中一大部分是只就民间歌谣加工，便改制为很好的诗歌了。
第三，从南朝以来，一般文学作品都讲求对仗工整，注重词藻的雕琢。过分地讲求形式上的美丽，虽使六朝文学一般地都成为浮靡而毫无生气的东西，但这种对技巧方面的锤炼工夫，却颇给隋唐的文学作家们以影响。此从隋炀帝、唐太宗诸人以及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一般应进士科考的学子们的作品倾向上都可以得到证明。
第四，唐代在进士科的考试项目中加进了“诗赋铭箴”等所谓“杂文”一项，其中诗赋更成为特别重要的项目，这就等于以政治力量提倡并引导一般读书人去从事于诗歌的写作。从事于此道的人加多了，经历的时间长久了，当然就会对写作艺术有所提高。
2．盛唐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李白、杜甫
李白（701—762）——李白为人跌宕不羁，驰骋纵横，是一个天才奔放的诗人。故其同时的贺知章称他为“天上谪仙人”，杜甫则谓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的诗，也颇像他的为人，高傲、狂放、飘逸、超脱，天才奔放，气象万千。例如：“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怀仙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等句，都似在天空遨游自得，无拘无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句，正与其在皇帝面前放纵自如及其侮弄高力士使为脱靴诸行径全相符合。另外则为了哥舒翰攻取石堡城致使士卒丧亡殆尽，李白便有“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古风》之十四）等句。为了回纥兵在洛阳焚杀劫掠的罪行，李白则有“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之十七）等句，可见他对于人间的某些现实生活及其苦乐，也不是全不关心的。因而我们可以把他称做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诗人。
毛主席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李白作品中虽有一部分是如前段所说，然其中的大部分却并不是为反映当时人间的现实生活以及当时一切现实问题而写的，这类作品的艺术造诣虽也极高，而用政治标准加以衡量，则不能不较杜甫略逊一筹。故在第九世纪的元稹便曾这样说过：“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词，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篱，况堂奥乎？”（《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白居易也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煂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白氏文集》卷二八《与元九书》）而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也把李白和晚唐的杜牧相提并论，以为他们两人都是“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临川先生文集》卷一九《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祖籍襄阳。他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其作品的风格和旨意，皆平实而深沉雄厚。表现在他的诗歌当中的，不是虚幻的梦想，不是神仙的境界，而是实在的人生。凡是当时人民所感受到的痛苦（例如战祸），凡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到的悲哀，所发生的希望，以及在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全都是他的诗笔所要抒写描绘或暴露的对象。对于当时的政治措施和社会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他也都在诗歌当中表示出他的意见和态度，予以讽刺或直接提出批评或弹劾。所以，他虽是第八世纪的诗人，却已抱有近代人道主义的思想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既然充满了忧时忧世的政治愤慨，既然充满了民间疾苦的描述，对于苦难中的人民既然具有博大宽厚的同情，这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是富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不论拿艺术标准衡量，或拿政治标准衡量，都是可以给予很高的评价的。
例如，在杨国忠发动了对南诏战役之时，分道捕人，连枷送赴军所，使关东关中各地为之骚动不安，杜甫就在《兵车行》一诗中把这一情况记述下来。
其另一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明白直截地对当时政治上的黑暗而予以揭发。其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3．中唐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太原人。生于杜甫死后第三年。他受杜甫的影响很大。在其《与元九书》中论李、杜的优劣，以为在李白的诗中风雅比兴十不得一，而在杜诗中则十之三四是实写人生或讽刺时政的，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的话，便为李诗之所不能有。从这段议论中也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对于写作诗歌的态度及其努力的目标之所在。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很明确地说道：“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又提出他的文学主张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白诗中最合于他自己所说的这些条件的，是他自称为讽谕诗的新乐府若干篇。这些诗篇，是他用《诗经》、古乐府诗以及杜诗的体制对当日民间口头流行的歌谣俗曲加以改造而成功的。篇无定句，句无定字。“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总而言之，他的这一部分诗篇，乃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氏文集》卷三《新乐府并序》）。
《新丰折臂翁》、《山阴道》、《道州民》等，即都是他的新乐府当中的篇章。
白诗在当时即已发生了极大影响，此从他的《与元九书》中可以看出：
再来长安，军使高霞寓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氏文集》卷二八《与元九书》）
从元稹为白诗所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出：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
从反对元白的人们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杜牧在其所作李戡墓志中述李戡的话有云：“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二、古文运动和传奇小说的勃兴
1．古文运动的历史
南朝的文章，骈四俪六，“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中语），已经走到浮靡的死胡同里去，故自北周和隋代以来便屡有倡议改革的人，然而到唐初的作家们，如王、杨、卢、骆等人，不但仍不能超出骈俪范围而别创新格，他们的四六文且较前更加讲求声律。
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以为自晋宋以来至于唐初的一些作家的作品，“风雅之道扫地而尽”，遂打出了复古的旗帜。陈子昂的这种倡导，在当时虽也认为使得“天下质文翕然一变”，事实上所发生的影响却并不大。
及安史之乱前后，又有李华、萧颖士和独孤及等人出而从事于文章复古的运动，然而在安史乱后的一大作家陆贽的全部文章仍是采用骈俪形式，可见统治当时文坛的作风还并未曾改变。
但是，大唐帝国极盛期内的那样繁富新鲜的物质生活、那样辉煌的民族精神，既都使得当时文人的思想感情大为丰富，而为了能够把这样一些新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却决非骈俪俳偶文体之所能为力，故文体的改革运动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去做。
又自隋末唐初以来，佛教以各种通俗易晓的文体从事于教理的宣传，遂致确定了佛教在唐代各阶层人民思想信仰当中的统治地位。故其时虽名为儒、释、道三教并立，而儒家在思想界所占地位实最为不行，因而为争取在思想界久已丧失掉的这一统治地位，亦即为了争取“道统”，也有必要首先对那种叙事既极冗赘、说理也难清楚的骈偶文体加以改革。
韩愈就正是在上述诸人之后，又在上述客观情况的需求之下，出而完成了这一古文运动的任务的。
2．韩愈和柳宗元，古文和道统
韩愈（768—824）——《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间（第八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文学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举进士，投文公卿间，故相郑余庆为之延誉，由是知名。”
韩愈是第一个称自己的文章为古文的人，是第一个有鲜明的文学主张和改革主张的人，也是第一个以全副精力从事于此道的人。
韩愈的文学主张具见于其《与冯宿论文书》和《答李翊书》。即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等等。
韩愈的古文运动和他企图恢复儒家道统的运动是一件事，故在其《进学解》中自己所最夸口的是关于维护儒家和排斥佛、老的各种努力，而在《原道》当中也是只承认儒家之道为道，要恢复儒术独尊的局面，而要把佛、道两教及其教义、学说一并排斥，故高喊道：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韩愈也因此而特别受到宋代的一些古文作家的推崇，例如苏轼就认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人。他是一个好佛的人，自谓“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然其对于文体改革的意见却大致与韩愈相同。他提出“文者以明道”的主张，这所谓“道”却绝非佛、老之道，而是儒家的五经之道，也即是韩愈所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的道。故他在《答韦中立书》中提出作文必须本之于《诗》、《书》、《易》、《春秋》等书，以求“羽翼夫道”。
韩门弟子中的李翱则说：“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词，恶得以一艺名之？”（《李文公集》卷八《寄从弟正辞书》）李汉则谓：“文者贯道之器。”
但是，虽然韩柳等这一般从事于古文运动的人们所提出的口号是要作成“古之文、古之道、古之人”（李翱《与陆参书》：“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而在这种倡言复古的口号之下，他们却是实际上完成了文体的革新。此后的文章的主流，不但不是骈俪，且也不是佶屈聱牙的周诰体，而是一种平易通畅的散文了。
3．传奇小说勃兴的原因
一、由于佛教经典的中译本大量流行，其文章的结构和体裁，其记述长篇故事的办法，其丰富的想像力，都给予中国文人以极大影响，中国文人遂也加以模拟，而有了一些传奇小说出现。
二、唐代进士科第制度的影响。王定保的《唐摭言》卷十二载有两事说：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阍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
宋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也载有一事说：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一般的举子们，既要把自己的作品交与大人先生去求其称赏，又须极力避免冗长以免使得大人先生们厌烦，而在短小的篇幅当中又须表现出自己各方面的才能（即诗笔、议论和记事之才），故即多采用传奇小说的体裁，使其在短文之中能以兼备众体。
例如元稹的《莺莺传》（《会真记》），其叙事部分全用散文，且多有摹拟《左传》文字之处；其中再夹杂以诗，则应是受佛经文学结构之影响者，而作者则借之以见其写作诗歌的才能，如《莺莺传》中有《会真诗》三十韵，以及莺莺所赋：
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凡此诸诗，皆是为了表现作者写诗的才能而写的。《莺莺传》乃是元稹的自叙之文，有真实事件，有真实感情，故其所叙悲欢离合之处可以感人，而亦由此可以表现其记事之才，即所谓“史才”。（其中所述蒲州普救寺，及浑瑊与杜确事，亦皆有实事为据。）至其传后所附张生“忍情”一段迂矫议论，即“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一大段，则是表现作者说理的才能，也是当日小说文体中不可不具备的一体。
从事于创作传奇小说的人与日俱增，历年既久，也便和其时的诗歌一样，其中自然就产生了很多杰出的作品。故北宋的刘攽说：“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南宋的洪迈也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事情，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三、唐代的绘画
唐代的绘画也可以分作初、盛、晚三期，而以盛唐为最盛期。
就绘画的题材来说，初唐以人物、宗教图像为主。这一期内最负盛名的画家有尉迟乙僧及阎立德、立本兄弟等。尉迟乙僧是西域人，其父于隋代来中国。他的画皆为宗教画，用色浓重，阴阳凹凸极为分明。阎立本所画也多为人物像，如《历代帝王像》等。
盛唐期内的绘画，在内容、作风及技巧方面均有长足进展，最重要的画家有吴道子、李思训等人。吴道子以善画宗教画著名，但也是山水画的大师。他的画，场面和气魄均极雄壮深刻。据说因为他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至使西京屠沽为之改业。他画山水已用皴笔，画中树石有似立体突出。李思训的山水画则极为细致，用青绿钩填，故金碧辉煌。其时又有王维亦善画山水，但所用为破墨法（不用钩填擦皴）。到明代的董其昌最欣赏王维的山水画，并定王维为南宗祖师，李思训为北宗祖师。又有韩幹以画马著名，能写真传神；薛稷（他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为唐代四大书家）以画鹤著名；韩滉善画牛，今存其所画《五牛图》。总之，盛唐的画在人物、山水、花木、鸟兽等方面作全面发展，专题画已盛行，故多以专门名家者。故盛唐的画是中国绘画史上极光辉灿烂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