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生状况

1.田赋

甲　宋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六曰、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翖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期……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陕，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按宋制田税与丁税，本于唐之两税法，然两税已将“租庸调”包括在内。自唐中叶以至于宋，始有所谓“力役”者，是于庸之外复取庸。又有所谓“杂变之赋”者，是于调之外又额外征取之，故宋之赋税，较唐初为重也。其中最扰民者，莫过于“支移”与“折变”。

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观此，知折变既费无量，支移更须别出脚费，而担负重重矣。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其六百六十余万缗，号“经制”，盖吕元直在户部时复之；七百八十余万缗，号“总制”，盖孟富文秉政时创之；四百余万缗，号“月椿钱”，盖朱藏一当国时取之。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合茶、盐酒、算、阬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宜民力之困矣……景祐中，天下岁收，商税钱四百五十余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缗，盐课三百五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二百万匹。庆历中，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缗，酒课一千七百一十余万缗，盐课七百一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三百万匹。绍兴末，东南及四川酒课一千四百余万缗，盐课二千一百余万缗，折帛绢三百余万匹。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据此，知南宋增赋，较正供不啻数倍。而南方富源尽辟，始能供此重敛，亦可互参焉。

乙　辽

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圣宗太平七年（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诏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纳租，此“在官间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即归之，此“头下军州赋制”也。其余若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又开远军民岁输税，向例斗粟折五钱，耶律穆济守郡时表请折六钱，各随地异宜，当时称为利民之政焉。

（《续通典》卷九《食货志九》）

按辽之田赋制度，史文简略，无从详知。

丙　金

租赋，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按金之田赋制度，史亦不详。

丁　元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蒙古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元初算赋之制，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马牛羊。至世祖，定户籍之制。

（《续通考》卷一三《户口考二》）

至元十七年，（1280年）遂命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随路近仓输粟……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列，折输绵绢杂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输米三之一，余并入钞以折焉。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元代税户简表

2.职役

宋初役法，扰民滋甚。王安石变法，改为雇役，一时称便。及司马光执政，复差役，旧党亦颇非之。最后议定折衷之法，但因施行滞碍，又屡有变更焉。

甲　宋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

（《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赀产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赀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然当时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余，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后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宋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自是所在推行浸广……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义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按义役之利有三：（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一处役费，均摊之于众，既由人民自办，可得公平也。

常平苗役之制，自熙宁始，建炎初遂罢之。其二年冬，吕元直、叶少蕴、张达明、孙仲益在从班奉诏讨论常平法。元直等以为此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当罢。上曰：“青苗敛散，永勿施行。”遂置诸路主管官，追还籴本。绍兴八年冬，李泰发参政复为上言：“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九年，遂复提举官使掌其政。然自军兴后，常平窠名，往往拨以赡军，无复如曩时之封椿矣。免役钱，自熙宁以来已有宽剩之数。建炎元年，既增射士，议者恐费不给。明年（二年）夏，乃招官户役钱勿复减半，而民户役钱概增三分。三年，复减之。其后，命拨已增钱赴行在。绍兴二十九年，又用赵直阁议，诏品官子孙名田减父祖之半，余同编户差役，其诡名寄产皆并之。乾道二年，李侍郎复请令官户全纳役钱，上初不可，既而卒行。耆户长雇钱者，旧以免役钱给之。建炎四年，广西漕司请罢户长，而用熙丰法，每三十户逐料轮甲头催租。绍兴初，遂尽取其庸钱隶提刑司。既而言者以差甲头不便者五，乃不复行。而耆户长雇钱，因不复给。五年，诏其钱分季起发赴行在，后遂为总制窠名焉。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

乙　辽

圣宗乾亨间，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官之役。”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辽兴宗重熙初……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韩家奴对曰：“臣伏见比年以来……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富者从军，贫者侦候……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从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茍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戍边兵亦然……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

（《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

当时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

（《辽史》卷一○五《马人望传》）

按辽史文不详，观上所举，知颇采差役制度。

丙　金

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役户”。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雇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天会十年（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诏曰：“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金史》卷三《太宗纪》）

金之役法，于官地输租、私田输税之外，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牲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

（《续通考》卷一五《职役考一》）

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序》）

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遣……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多寡富贵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按宋高宗以推排物力法，行于江南，金世宗从而效之。自大定以迄泰和，朝议纷纭，使车旁午，闾阎之劳扰滋甚。

丁　元

科差之名有二：曰“丝料”、曰“包银”。其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丝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此系诸王、后妃、公主、功臣等之收入，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与，故曰输本位。）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始定之……汉民科纳包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详。中统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户”、“储也速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户既不等，数亦不同……然丝料、包银之外，又有俸钞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为等……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二年，复定科差之期，丝料限八月；包银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诸差稅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均科。诸夫役皆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其户之区别，与所纳丝银之数目，兹据《元史•食货志》（卷九三）所载，为元代科差户别表。

元代税户简表

3.官卖品

甲　宋

宋之官卖物品约五：盐、茶、酒、香、矾。

盐

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鬻海为盐，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褔建、广南，凡六路。其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皆无常数。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诸路盐场废置，皆视其利之厚薄，价之赢缩，亦未尝有一定之制。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场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源、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国朝盐策，旧有三路：解盐行于关中，东北盐行于东西畿甸，东南盐行于江淮。东南盐者，通、泰煎盐也，旧为江湖六路漕计。蔡京为政，始行钞法，取其钱以赡中都。自是淮浙之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许商人买钞算请。闽广盐则官般官卖，以助岁计，其后亦行钞法，然罢复不常。旧淮盐息钱岁八百余万缗，绍兴初才三十五万缗而已。以后朝廷益修其政，至绍兴末年，东南岁产盐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万斤。自福建外，每五十斤为一石，淮浙盐六石为一袋，钞钱十有八千。绍兴四年正月，增三千。九月，以入纳迟，遂罢之。今六路二十二州，通收息钱约一千九百二十余万。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茶

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毀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东南茶，旧法官买官卖。天禧三年，合六榷货务十三山场所收茶钱十三万缗，除买茶本钱外，止有息钱三万缗而已。天圣中，稍改其法，岁所得亦不过数十万缗。人多盗贩抵罪，上下苦之。嘉祐中，韩魏公当国，遂弛其禁，但收茶租净利钱三十三万八千余缗，时以为便。元丰复榷，辇致都下，即汴流为水磨，官自鬻之。政和初，蔡京欲尽笼天下钱，实中都，乃并引法，即汴京置都茶场，印卖茶引，许商人赴官算请，就园户市茶，赴所在合同场秤发，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建炎渡江，不改其法。至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岁产茶一千五百九十余万斤，收钞钱二百七十余万。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酒

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其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赀产，长吏及大姓共保之，后课不登则均偿……渡江后，绌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建炎三年（1129年），……赵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实供给酒，即旧扑买。（初令民承办酿酒，更易时，令出价竞争，谓之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四年），遍下其法于四路，岁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于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自赵开行隔槽法，然隔槽之法始行，听就务分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若未病也。行之即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输，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三京官造麹，听民纳直以取……仁宗天圣以后，北京售麹如三京法。官售酒麹，亦画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矾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五代以来，复并务，置官吏，宋因之……设官典领。有“镬户”，鬻造入官市……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矾，国朝旧制：晋州矾行于河东北，京畿、淮南矾行于东南九路。今独无为军昆山场为盛，岁额白矾六十万斤；韶州岑水场十万斤；信州铅山场青胆黄矾无定额。其法，自榷货务给引赴场，许客人算请，每百斤为一大引，输引钱十二千，头子市利雇人工墨钱二百七十六，又许增二十斤勿算以优之。五十斤为中引，三十斤为小引。引钱及加货，以是为差。十四年，以商贩利薄，减为十千。十四年，又增一千。昆山矾则民间自煮，官置场买纳，岁收息钱四万缗有奇。铅山矾则官自煎，以十分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货务焉。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香

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诏取赴榷货务，打套给卖，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榷货务都茶场者，旧东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扬州。明年，（三年）又置于江宁。绍兴三年，又置于镇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务。而行在务场随移临安，以都司提领。其始，岁收茶盐香息钱六百九万余缗。六年九月，诏岁收及一千三百万缗，许推赏，时以为极盛矣。休兵寖久，岁课倍增。乾道三年三月，诏以二千四百万缗为额，建康千二百万缗，临安八百万缗，镇江四百万缗。于是淮东总领所实在镇江，因指榷货钱三十万缗，为赡军之用。淳熙中，三务场官吏互争课赏，始禁镇江务钞引，不得至临安。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

官卖物品，与边防经费多有关连，辄因弊生而变革之。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太宗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按“入中”者，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至一定之地方，取一定之官卖品。“入刍粟”者，则商人纳刍粟于边塞，给以券，或至京师与其他积钱之地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

真宗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稅，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首考茶法……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说”之法。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至和二年（1055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

（《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弛茶禁，取租钱，谓之“嘉祐通商法”。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无甚改革。

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岁输县官……为损其半……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

（《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徽宗时，蔡京建议重行禁榷之法。

崇宁元年（1102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寖失。谓宜……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诏悉听焉……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政和二年（1112年），大增损茶法……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簿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仿蔡京都茶场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

（《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蔡京于盐法，亦有改革。

东南末盐钱，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池盐为陕西之备。其钱并积于京师，随所积多寡，给钞于三路。如河北粮草钞，至京并支见钱，号“飞钞法”。河东三路，至京半支见钱，半支银绢。陕西解盐钞，则支请解盐，或有“泛给钞”，亦以京师钱支给。为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郡…边境仓廩，所在盈满。自熙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法既屡变，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大抵……欺夺民利……初，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斛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而解盐通行地甚宽。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者甚众。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封带法”。季年，又变封带为“循环”。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下四》）

乙　辽

辽制不详，官卖品盐酒两项，尚可考见。

盐

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

（《辽史》卷六○《食货志下》）

酒

辽自神册以来，未有榷酤之法。自冯延休、韩绍勋建议，乃兴酒税，东辽之地与南京诸路一例。然诸税皆纳于头下军州，唯酒税课纳上京。

（《续通志》卷一五五《食货略四》）

丙　金

金制多沿仿于宋，其榷货之目有十：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

盐

海陵王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引”，公据三者俱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连司同鬻。其输粟于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牌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东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太宗天会三年（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鞠治……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承安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勺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人，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勺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泰和四年（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九月，省奏……宜依旧法，以八年通核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之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醋

醋税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茶

茶自宋人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为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远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丁　元

元制，屡于官卖者，约有盐、茶、酒、醋四种。

盐

太宗庚寅年（二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盐，所入尤广……凡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以其盐之半没官，半赏告者。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茶

世祖至元五年（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盐榷茶场使司掌之……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定“长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短引计茶九十斤……十七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褔广之税。而遂除长引，专用短引……三十年……每茶商货茶，必令赉引，无引者与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给卖零茶者……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

酒醋

元之有酒醋课，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额，为国赋之一焉……初，太宗辛卯年（三年），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仍以各州府司县长官充提点官，隶征收课税所。其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甲午年（六年），颁酒曲醋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诏免农民醋课。是年二月，命随路酒课，依京师例，每石取一十两。三月，用右丞卢世荣等言，罢上都醋课。其酒课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户自具工本，官司拘卖，每石止输钞五两。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酒醋课》）

4.杂税

甲　宋

宋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光宗、宁宗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而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检……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所税之物品，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先后蠲免者，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果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农器、衣履、谷粟、油面等等，殊近于苛敛。

互市舶法……太祖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瑇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苏木等物。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雍熙中，遣内待八人，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南海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值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置密州板桥市舶司……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寘于法。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送。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臣僚言：熙宁初立市舶，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输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迩来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以上国外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辽景宗保宁九年，977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秔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熙宁九年（辽道宗太康二年，1076年），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河北四榷场，自英宗治平四年（辽道宗咸雍三年，1067年），其货物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计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西夏自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仁宗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治平四年（夏毅宗拱化五年，1067）……乃复许之。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绍兴四年（夏崇宗正德八年，1134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十二年，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金人）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以上南北贸易。

坑冶

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宋初旧有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初隶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已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政和间，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地，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钦宗即位，诏悉罢之。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政和间，臣僚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于是户部言详度官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毋得私相贸易。从之。

（《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高宗建炎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乞依熙宁法，以金钗坑坊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江西运司相度江州等处金银坑冶，亦乞依熙丰法。从之。

（《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金银坑冶，湖广闽浙皆有之。祖宗时，除沙石中所产黄金外，岁贡额银至一千八百六十余万两。渡江后，停闭金坑一百四十二、银坑八十四。绍兴七年，诏江浙金银坑冶，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然民间得不偿课，本州县多责取于民，以备上用。三十年，用提点官李植言，更不定额。饶州旧贡黄金千两，孝宗时诏损三之一，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蜀中银每法秤一两，用本钱六引，而行在左藏库折银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间之直，又不满三千。高宗尝谕辅臣，以非刘晏懋迁之术，欲更革之，户部以铁钱折半为词而止。其实吴蜀钱币不能相通，舍银帛无以致远，故莫如之何。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牙契

税契始于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勅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其收息不得过一倍。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千贯，纳正税钱一贯……违限不纳，或于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间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后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和买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太宗太平兴国中……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冬输绢于官。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初预买绸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寖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夏税绸绢……每匹折输钱二千以助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大中曰：“有产则有税，于税绢而科折帛，犹可言也。如和买折帛，则重为民害。盖自咸平马元方建言，于春预支本钱，济其乏绝；至夏秋使之输纳，则是先支钱而后输绢。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今又令纳折帛钱，以两缣折一缣之直，大失立法初意。”

（《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传》）

和籴

和籴。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熙宁八年（1075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其后……有司议以岁和籴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毋更给钱。岁灾同秋税蠲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南渡，三边馈饷，籴事所不容已。绍兴间，于江浙湖南博籴，多者给官告，少者给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臣僚言：若将民间合输缗钱，使输斛斗，免令贱粜输钱，在农人亦甚有利。此广籴之良法也。从之。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按“和买”与“和籴”，其初乃官与民交易，预给民钱。其后弊病丛生，强配勒取，人民遂加重一层担负。至南渡后，和买变为“折帛钱”，竟成为一种税制矣。此外南宋创兴之税，又有“经总制钱”、“月椿钱”、“板帐钱”等，前于南宋兵费，略已论列，兹不复赘。

乙　辽

辽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储，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郡、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属。圣宗乾亨间，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易。又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为度者，不粥于市。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少，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二十三年（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时北院天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

（《辽史》卷六○《食货志下》）

开泰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诏始征商。

（《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坑冶

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又有曷术部者多铁……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地亦多铁。东平县……产铁丱，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丱，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丱，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秨，国家皆赖其利。

（《辽史》卷六○《食货志下》）

丙　金

金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二十年（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明昌元年，（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正月，勅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处。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对宋、夏、高丽，皆置榷场，互通贸易。

榷场，与数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熙宗皇统二年（宗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

（《金史》卷五○《食货志五》）

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

（《金史》卷五○《食货志五》）

兴定二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侍御史……完颜素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从之。

（《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

坑冶

金银之税。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禁铜，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

（《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

（《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苛敛

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金季……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盐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序》）

海陵军兴，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

（《金史》卷七三《宗尹传》）

世宗大定三年，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

（《续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丁　元

元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商贾之有税……太宗甲午年（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始立征收课税所。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产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输纳。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太宗初立，楚材……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世袓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元时海外贸易，较宋为盛。

自世袓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泉州、上海、广东、杭州、澉浦、温州、庆元七处）……时客舡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番货也，单抽者土货也……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二十九年，命市舶验货抽分……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漏舶物货，依例断没。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一条。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市舶》）

铁冶

世祖中统三年正月，诸王塔齐尔请置高丽铁冶，从之……四年正月，领部阿哈玛特请兴河南等处铁冶，从之。四月，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

（《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又置河东、山西铁冶提举司。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罢顺德广平铁冶提举司，听民自便，有司税之如旧。后各路所设铁冶官，或归中政院，或仍以其事隶有司，或以年饥而免其课，皆因时制宜，无定制也。

（《续通典》卷一四《食货一四》）

此外有额外课，名目至多，大半皆为苛税。

元有额外课。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课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额外课》）

5.币制

宋、金、元皆亡于钞法，大约钱少始用钞，钞弊遂通用银矣。

甲　银

宋史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诏福建、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此银为“岁赋征银”之始。绍熙中，臣僚言：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以旧例，银每锭重五十两，共直钱百贯，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官俸、军须，皆银钞兼支，此“朝廷用银”之始。宣宗兴定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省臣奏，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作钱二贯。今受通宝赃（钞也），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实觉轻重悬殊。遂准犯时银论罪，此“以银计赃”之始。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其后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并钱钞亦废矣。元宪宗五年，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以半输银，半折丝绢等物。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必责以输银，有破产不能办者。”乃诏民听输土物，不复征银。

（赵翼《陔余从考》卷三○）

乙　钱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熙宁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请以旧铜铅尽铸，诏听之。自是，“折二”钱遂行于天下……熙丰间，铜铁钱常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浸轻……蔡京当政……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铸“折十钱”……募私铸人一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崇宁四年，立钱纲验样法……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蔡京主行“夹锡钱”……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

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圣宗……铸“太平钱”，新旧互用……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寿隆”……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

（《辽史》卷六○《食货志下》）

金初用辽宋旧钱……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三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章宗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元之交钞、宝钞，虽皆以钱为文，而钱则弗之铸也。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其钱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明年，仁宗复下诏，以鼓铸弗给，新旧资用，其弊滋甚，与银钞皆废不行。所立院监，亦皆罢革，而专用至元中统钞云。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

当时使用之钱数目，虚而不足。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

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丙　钞

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神宗熙宁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遂……罢之。四年，复行于陕西……未几竟罢。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大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崇宁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大凡旧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高宗绍兴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请椿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六年……罢交子务，令榷货务储见钱，印造关子。二十九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孝宗隆兴元年，诏……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收回也）无策……诏封椿库拨金……度牒……官告、陵纸、乳香……收易旧会，品搭入输，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理宗淳祐七年，以……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以上宋之钞法。

海陵庶人贞元二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大定二十九年），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钱，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搯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以至泰和三年（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七年……七月……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濮王守纯……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二年（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三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寖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以上金之钞法。

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

至正十年（1350年），十一月……更定钞法，诏曰：“爰自世祖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厥后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民用匮乏。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可颁示天下。”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顺帝纪》）

中书左丞叶公亦愚（李），钱唐人，宋大学生，上书诋贾似道公田关子不便，专权误国。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饰斋扁不法。令狱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个麻糊”……遂遭黥，流岭南……归附后入京，上书言时相，并献至元钞样。此样在宋时固尝进呈，请以代关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别改年号而复献之，世皇嘉纳，使用铸板。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九）

以上元之钞法。

6.江浙官田

建炎元年（1127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诏见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既诛，金人讲解。明年（嘉定元年），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籍以给行人金缯之费……（理宗）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张睎颜等，言廩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有旨，从其言……丞相贾似道奏：“捄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有奉行不至者，提领刘良贵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缪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

（《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贾似道行公田，为一代大政，世多加以非议，独周密言其经制甚详，持论亦颇公允。

景定二年壬寅，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是时，刘良贵为都漕，尹天府；吴势卿饷淮东，入为浙漕，遂交赞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绪，则诸路仿行之。于是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等合奏，谓限田之法，自昔有之，买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御笔批“依”，而买田之事起矣。时势卿已死，良贵独任提领之职，以太府丞陈訔为检阅官以副之。且乞内批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然上意终出勉强，内批云：“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则上意盖可见矣。贾相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圣旨云：“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贾相内引入札，力言其便，御笔遵依，转札侍从台谏给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谨焉。贾相遂先以自已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嗣荣王继之，浙西师机赵孟奎，亦申省自陈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独礼书夕郎徐经孙一疏，力陈买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无和之者。先是，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独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遂檄府丞陈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杰往常润，任督催之职。六郡则又有专官：平江则知郡包恢，抚参成公策；嘉兴则知郡潘墀，抚干李补，寓公焦焕炎；安吉则知郡谢弈焘，寓公赵与訔，抚干王唐珪；临安察判马元演；常州则知郡洪穮，蜀刘子耕；镇江则知郡章坰，漕司准遣郑梦熊；江阴则知军杨珏，准遣谢司户黄伸。并俟竣事各转一官，选人减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衔。既而提领刘佐司劾罢嘉兴宰段浚、宜兴宰叶悊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长洲宰何九龄追毁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包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阴、平江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隶两浙漕司，常州、镇江隶总所，每岁秋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收数。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梦玉嘉兴，董楷安吉，黄震镇江、常州、江阴三郡。初以选人为之，任满理为须入州县乡都，则分差庄官，以富饶者允应，两年一替。每乡创官庄一所，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间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害。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责换于田主，其害尤惨。时中书刘震孙与京尹魏克愚湖旁倡和，词语偶犯时忌，则随命劾去之。甲子秋，彗见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叹不平于上。然至此业已成矣，贾相遂力辨人言，丐辞相位。御笔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论颇沮，而刘良贵以人言藉藉，遂陈“括田”之劳，乞从罢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罢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止令分司任责拘催。凡承佃之家，复以二分优之。且以既罢庄官，则分司恐难任责，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员，安吉嘉兴各一员，常州二员，镇江、江阴共一员，从各分司奏辟，时提领官编修黄梦炎也。既而常润分司刘子澄力陈毗陵向来多买虚数之弊，遂下提领所，径将常州公租，拨隶淮东总领所催纳。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总所又可催乎？当是时，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锡以入奏而罢言职，教授谢枋得以发策而遭贬斥。大社令杜渊、太常簿陆逵、国子簿谢章皆于轮对及之，或逐去，或补外。至乙亥春，贾既去国，北军已抵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祸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候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然则业主竟无与矣。只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况大于此者。然边遽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呜呼悲哉！昔隋凿汴渠，以召民怨，乃为宋漕运之利。今宋夺民田，以失人心，乃为大元饷军之利。古今害民兴利之事，于此亦可鉴矣，於戏悲哉！

（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

此种官田，至元时颁赐之于臣下。

江苏田粮之重……比他处独重……今检宋元二史，究其由来……元代所赐臣下之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庄田，即贾似道创议所买之公田也。《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干缗。后理宗又诏华亭奉宸庄亦助边费。景定四年，陈尧道……倡议买公田，贾似道主之，平江、江阴、安吉、常州、镇江六郡，其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德祐元年，又以阎贵妃集庆寺田、贾贵妃演福寺田皆入安边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领于官。其赏赐臣下，则有如世祖赐邓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又以王积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赐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亩；武宗赐琱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仁宗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百顷；英宗赐拜珠平江田万亩；文宗赐雅克特穆尔平江官地五百顷……又赐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三百顷；雅克特穆尔又奏“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增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萨敦”；顺帝以完者铁木儿苏州田二百顷，赐郯王徹徹秃，又赐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顷。此皆见于《元史•本纪》及各本传者……可见皆宋末官田，平宋后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赏赐……元时，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财赋都总管府。又籍朱清、张瑄等田，以供中宫，曰江浙财赋府。又籍朱国珍、管明等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领所。又有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田，并白云宗僧田，皆不隶州县。此又元时所增官田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

天下官田……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赃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窜。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7.物产

甲　农产最著者为茶与棉花。

茶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惟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

（《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棉

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线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瑯琊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元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

乙　矿产

“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及汾州之灵石县。“绿矾”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铜陵县。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秦、陇、兴元三州……“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铁”产徐、兖、相三州……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晋、磁、凤、沣、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朱砂”产商、宜二州。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广西诸洞产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麦片，则名“麸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寻常金色，复加二等，此金之绝品也。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

铜铁铅锡坑冶者，闽蜀、湖广、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时，天下岁产铜七百五万斤，铁一百十六万斤，铅三百二十一万斤，锡七十六万斤，皆有奇。渡江后，其数日减。至绍兴末，江东西、福建、广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岁产铜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两。江东西、广西、湖南、福建二十州，产铁八十八万三百二斤十三两。而蜀中所产不与焉。江湖、闽广、浙东二十州，产铅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十三两。湖广、四川，产锡二万五百四十八斤六两。视祖额，铁才及四分余，铅及六厘，铜及四厘，锡及三厘，皆弱。东南铁锡，输岑水、铅山、永兴、兴利四场，浸铜为泉司之用，惟川铁以铸钱云。旧婺州铜，融福峡州、南安军铅。赣宜州、南安军锡坑皆废。胆铜者，盖以铁为片，浸之胆水中，后数十日即成铜。凡铜场十四、铁场三十八、铅场二十四、锡场五云。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二　学术思想

1.理学

甲　理学之起源

周子太极图创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炼之术也……周子更为太极图，穷其本而反于老庄……但缀说于图，而又冒为易之太极，则不侔矣……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抟，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与僧寿涯。修以先天图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尭夫。修以无极图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寿涯。其图自下而上，以明逆则成丹之法。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二）

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序》）

按理学有表里二端，以儒家为表，而以释道为里。儒家自汉学琐碎、六朝空虚以后，孔孟之道已若存若亡。自王通、韩愈论道论性，其义稍彰。宋儒继之，究心修已治平之道，起于人伦，终于万物，舍传注而言经，以疑古为翻案，此其表也。论其里，则混合禅宗及《参同契》之说，以言心、言性，由致知格物而归本于太极、无极，标举主敬、主静之说，以为为学之方，冶儒释道为一炉，集中国、印度思想之大成。自宋迄清，理学之思想规律，深入上层社会，影响甚巨。

乙　理学派别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湖南道县）营道人……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濓溪以名之……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

（《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学者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颢之死……文彥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

（《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

程颐，字正叔……胡瑗问：“……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世称为“伊川先生”。

（《宋史》卷四二七《程颐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谒范仲淹……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反而求之六经……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

（《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

邵雍，字尧夫……河南人……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元祐中，赐谥康节……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

（《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又见程颐于洛……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豁然无疑……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既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朱嘉、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

罗从彥，字仲素，南剑人……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学焉……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

（《宋史》卷四二八《罗从彥传》）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闻郡人罗从彥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

（《宋史》卷四二八《李侗传》）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福建崇安县），后徙建阳（福建建瓯县）之考亭……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是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彥，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宫。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按宋之理学，向分濂、洛、关、闽四派。所谓濂、洛、关、闽者，周敦颐、程颢与弟颐、张载、朱熹也。周居濂溪，二程洛阳人，张载关中人，朱熹侨居建州，故云。其学说之主张，撮志如下：

宗羲案：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二）

唐一庵曰：“明道之学，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内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伦。务于穷神知化，而能开物成务。”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四）

宗羲案：明道伊川大旨虽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变其说。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亲切。大程夫子，当识其明快中和处。小程夫子，当识其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是自周元公主静立人极开宗，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为敬有伤于静，故时时提起。伊川则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义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又曰：“只守一个敬字，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然。”随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是敬之著，敬是义之体……”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详焉。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六）

横渠先生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事为己任。凡所议论，率多超卓，至于变化气质，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圣贤之所未发，警教后学最为切至者也。

（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三）

古人所以从事于学者，其果何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则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间也，则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国有一国之事……弗胜其事，则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则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顺乎天也。然则舍讲学，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视听、言动、周旋、食息，至纤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贯，则天性之陷溺也。然则讲学其可不汲汲乎？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也，虽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万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统纪。学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当然者。凡吾于万事，皆见其若是也，而后为当。其可学者，求乎此而已。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八）

与朱熹同时，有陆九渊一派，与之立异。

陆九渊，字子静……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还乡，学者辐凑，每开讲席，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江西铅山县），论辨所学，多不合……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

（《宋史》卷四三四《陆九渊传》）

按自程颐以下，大抵主格物、致知之说。至南宋朱熹，乃集此派学说之大成。陆九渊主张与朱氏不同，朱主道问学，陆主尊德性。朱以“穷理为始事，以理已明，则可以诚意正心”;陆欲“先发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应万物之变”。朱以陆为“太简”，陆以朱为“支离”，始终相诋而不能相容。世所谓朱陆异同是也。

丙　理学之变迁

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为异日之用。

（《吕祖谦《周礼说》》）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叶适《习学记言》卷二三）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兰溪人……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濓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干，而干亲承朱熹之传者也……会襄樊之师日急……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终莫能用。及后朱瑄、张清献海运之利，而所由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者。

（《元史》卷一八九《金履详传》）

按理学家之立说，多偏重修养，自朱陆好重事功。与朱熹同时友善之吕祖谦，讲理学而兼治史学，教人必以致用为事。其同受学程门之陈亮、叶适，则颇诋理学而昌言事功。金履祥固传朱子之学者，而有海道图燕之建议，是南宋学者之思想，一变北宋理学之面目，而趋于事功。盖因金元之逼，士大夫皆志切恢复，有以使之然也。吕、陈、叶皆浙东人，故后人谓之浙学或永嘉学。

丁　理学之影响

自理学创兴，人以传道自命，故又称为道学。皆自以为直接于孔门，而得其心传者也。

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

淳祐元年正月……诏以张、周、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不唯不受古经籍拘束，且发生疑义。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

（《欧阳修全集》卷七八《易•童子问三》）

又曰：“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于补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退《何彼秾矣》、《甘棠》，归之王风。削去《野有死麕》，黜郑卫淫奔之诗。又作《春秋发挥》。又曰：“《大学》致知格物章未尝亡，还知止章于听讼之上。”谓《中庸》古有二篇，《诚明》可为纲，不可为目;定《中庸》、《诚明》各十一章。

（《宋史》卷四三八《王柏传》）

五季风俗败坏，廉耻扫地，宋儒专讲修养，砥砺名节，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媕阿之习，始为之一变。妇人女子，夫死守节不嫁，亦自斯而盛，则为有伤人道。明清有旌表节妇之事，流弊实多。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响……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

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

（邵雍《皇极经世书》）

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

（周敦颐《通书》）

按宋儒主躬行实践，是其特长。然持论太过，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矫激沽名，此党祸之所由起。至于南宋胡安国《春秋传》一派，主张尊王攘夷，是又因外力压迫，发愤而兴者矣。

戊　理学之北传

元初，姚枢、许衡师事赵复，理学遂大盛于北方。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岁（七年），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复在其中……不欲北……枢晓以……“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复强从之。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杨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复家江汉之上，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

（《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少力学……从惟中……拔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朱熹之书……因弃官去，携家来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时许衡在魏，至辉，就录程朱所注书以归。

（《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也……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既长，于经传皆通之……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四方之士……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

（《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按姚许推衍朱熹之说，吴则颇融合朱陆。然元世祖笼络汉人之政策，皆自姚许诸人启之。

2.史学

宋代史学，最为发皇，学者多精于史学，考证与记载同重，故撰作极富。官修前史而外，国史亦有成书。南宋以后野史，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齐东野语》、《四朝闻见录》诸书，皆能记当代之事。《会要》一体，尤能贯串一朝掌故，其风播于元明。三史体例流传，旧闻不至放失，即缘公私留心史事，秉笔者得有依据，非近代知古而不知今者可得仰望也。

甲　正史

唐书

唐代屡经修撰国史，已具有规模。五季之际，历朝加以征集补缀，至后晋出帝时，书始告成。凡本纪二十、志三十、列传一百五，共二百卷，所谓《旧唐书》者是也。

开运二年六月……监修国史刘昫、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赐器帛有差。

（《旧五代史》卷八四《晋少帝纪四》）

至宋仁宗，以刘昫等所撰《唐书》多阙漏，命宋祁、欧阳修等重删撰之，历十七年而书成。凡本纪十、志五十、表十五、列传百五十，共二百二十五卷，世称《新唐书》。

祁，字子京……初，贾昌朝建议修《唐书》，始令馆职日供《唐书》所未载者二事，附于本传。命祁与王尧臣、杨察、张方平为修撰。又命范镇、邵必、宋敏求、吕夏卿为编修，而以昌朝提举。昌朝举王畴编修必以为史出众手非是，辞之。昌朝罢相，以丁度兼领。度卒，刘沆代之。沆罢，王尧臣代之。尧臣卒，曾公亮代之。《唐书》初修，而尧臣以忧去，方平、察相继出外，祁遂独秉笔，虽外官，亦以稿自随。久之，又命欧阳修刊修，分作纪、志；刘羲叟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将卒业，而梅尧臣入局，修方镇、百官表。祁与范镇在局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并各十年。

（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五《宋祁传》）

修《唐书》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

（《宋史》卷二八四上《宋祁传》）

奉诏修《唐书》纪、志、表。

（《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与修唐者，皆一时闻人，其可考者如下：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也。欧阳修……荐其学术该博，留修《唐书》。羲叟强记，于经史百家，无不通晓。至于国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律，皆知其要。其乐律、星历、数术，尤过人。

（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五《刘羲叟传》）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也……所撰《唐载》二十六卷，多补正旧史阙谬，乃命编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

（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五《梅尧臣传》）

敏求，字次道……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

（《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传》）

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

（《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赵邻几，字亚之，郓州须城人……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孜孜访求遗事，殆废寝食。会疾革，惟以书未成为恨。至淳化中，参知政事苏易简因言及邻几追捕唐实录事……太宗遣直史馆钱熙往取其书，得邻几所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

（《宋史》卷四三九《赵邻几传》）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日诵数千言。慕孙何为古文章……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唐史》藏秘阁。

（《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

陈彭年，字永年，抚州南城人……所著……《唐纪》四十卷。

（《宋史》卷二八七《陈彭年传》）

赵瞻，字大观……著……《唐春秋》五十卷。

（《宋史》卷三四一《赵瞻传》）

新旧两书，详略互见，要为不可偏废。新书志较详。

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知新书之“文省于前，而事增于旧”，有由然也。试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七《新书增旧书处》）

惟欧宋不喜骈文，删改诏诰章疏，使一代典制不传，是其失也。

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其他如章疏之类，有关政体治道者，或就四六改为散文，或节其要语存之。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八《新书尽删骈体旧文》）

五代史

宋太祖命薛居正等修梁、唐、晋、汉、周五朝史，逾年而成，凡本纪六十一、志十二、列传七十七，共一百五十卷，所谓《旧五代史》者是也。

薛居正，字子平，开封浚仪人……又监修《五代史》，逾年毕，锡以器币。

（《宋史》卷二六四《薛居正传》）

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凡本纪十二、列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年谱十、附录三及目录，共七十五卷，世称《新五代史》。

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宋史》三一九《欧阳修传》）

新旧二史撰修之经过，传布之显晦，与内容之特点，略记于下。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曰《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见《宋史》）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典》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转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

宋初记五代事者颇众，欧阳得以参用之，较旧五代史固为精核。然笔削自负，自立门目，学究气过重。其事亦嫌缺略，不足以尽五代之事也。

范质，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又述朱梁至周五代，为《通录》六十五卷，行于世。

（《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人……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曰《五代会要》。

（《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郑向，字公明，开封陈留人……五代乱亡，史册多漏失，向著《开皇纪》三十卷，摭拾遗事，颇有补焉。

（《宋史》卷三○一《郑向传》）

子融，字熙仲……又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以献。

（《宋史》卷三一○《王子融传》）

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人……又尝采五代末九国君臣行事，作世家、列传。书未成而卒。

（《宋史》卷四四一《路振传》）

此外，又有孙光宪《北梦琐言》、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刘恕《十国春秋》、龚颖《运历图》，见于宋艺文志，及晁公武《读书志》者，皆在欧公之前，足资考订。其出自各国之书，如钱俨之《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汤悦之《江南录》，徐铉之《吴录》，王保衡之《晋阳见闻要录》，又皆流布。而徐无党注中所引证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国志》、《五代春秋》、《鉴戒录》、《纪年录》、《三楚新编》、《纪年通谱》、《闽中实录》等书，又皆欧所参用者。盖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卷轶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一《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宋史

本纪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凡四百九十六卷。

辽史

本纪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传四十六，凡一百十六卷。

金史

本纪十九、志三十九、表四、列传七十三，凡一百三十五卷。

辽宋金三史，皆元人所修。《辽史》，至正四年三月，中书右丞相都总裁脱脱等表进。《金史》，至正四年十一月，中书右丞相领三史事阿鲁图等表进。《宋史》，至正五年十月，阿鲁图等表进。

（王鸣盛《蛾术编》卷一○）

初，元世祖立国史院，首命王鹗修辽、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仁宗年号）、天历（文宗年号）、之间，屡诏修之，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顺帝至正三年，命托克托（元史作脱脱）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元史》作铁木儿塔识）、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为总裁官。修之或欲如《晋书》例，以宋为世纪，而辽金为载记。或又谓辽立国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后，常称臣于金，以为不可。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一时持论不决。诏辽、宋、金各为史，凡再阅岁，书成上之。举例论赞表奏，多玄属笔云。

（《续通考》卷一六一《经籍考二一》）

元顺帝时，命托克托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许卷轶，成之不及三年……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纂成书。至克托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此《辽史》旧本也。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后据以修史，此《金史》旧本也。宋亡后，董交炳在临安，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遂以宋史馆诸记注，尽归志于元都，贮国史院。（见《元史•董文炳传》）此《宋史》旧本也。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寻又诏史天泽亦监修。其金朝卫绍王记注已亡失，则王鹗采当时诏令及杨云翼等所记足成之。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此元世祖时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阿鲁图、托克托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采金事于后。”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可见元世祖时，三史俱以修订。而《元史•托克托传》并谓延祐、天历间，又屡诏修之。则不惟修之于世祖时，而世祖后又频有修辑矣……其所以未有成书者……以义例未定……各持论不决故耳。至顺帝时，诏宋、辽、金各为一史，于是据以编排，而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辽金三史》）

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道宗寿隆六年……迁知枢密院事……封越国公。修《皇朝实录》七十卷……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尝出入禁中，俨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权宠益固。

（《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

好问字裕之……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阻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纪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

（《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顺帝至正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铁木儿塔识，字九龄，国王脱脱之子。资禀宏伟，补国子学诸生，读书颖悟绝人……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为总裁官，多所协赞云。

（《元史》卷一四○《铁木儿塔识传》）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读其所撰功臣列传，叹曰：“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誊吏牍尔。”……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齐，必反覆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至正四年，《辽史》成，有旨奖谕，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

（《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张起岩，字梦臣……诏修辽、金、宋三史，复命入翰林为承旨，充总裁官……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

（《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

欧阳玄，字原功……诏修辽、金、宋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

（《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人……总裁辽、金、宋三史。

（《元史》卷一八五《吕思诚传》）

乙　通史

通史之中，以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贯串古今，精博详审，为史家之创体。朱子《纲目》，不足道也。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

（《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光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初，光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以进。英宗命光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凡十九年而成。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赐名《资治通鉴》。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七《司马光传》）

攽，字贡父……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颂。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

（《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

刘恕，字道源，筠州人……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

（《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

（《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借以馆阁书籍。在外，听以书局自随。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上起战国（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赵韩为诸侯），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异同，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

（《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甫。”

（《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致堂胡氏曰：“司马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高氏纬略曰：“公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李焘仿《资治通鉴》之体，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不敢言续，自居于《长编》。其体既尊，事亦详尽，诚一代钜制。惟其书缺佚，使言宋事者无可据依，深为可惜。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人……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例，断自建隆，迄于靖康，为编年一书，名曰《长编》……淳熙七年，《长编》全书成，上之，诏藏秘阁。焘自谓此书宁失之繁，无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总目五卷，依熙宁修三经例，损益修换四千四百余事，上（孝宗）谓其书无愧司马迁。焘尝举汉石渠白虎故事，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上许之，竟不克就……张栻尝曰：“李仁甫……《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

（《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

《续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陈氏曰：“礼部侍郎眉山李焘仁父撰。《长编》云者，司马公之为《通鉴》也，先命其属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然后删之以成书。唐长编六百卷，今《通鉴》惟八十卷耳。焘所上表，自言未可谓之《通鉴》，止可谓之《长编》，故其书虽繁芜，而不嫌也。其卷数虽如此，而册数至余三百，盖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余。

（《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袁枢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分类排纂，各详起讫，而有《纪事本末》之作，于史家二体之外，自为一体，迄今不可磨灭。

袁枢，字机仲，建之建安人……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

（《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陈氏曰：“工部侍郎袁枢机仲撰……杨诚斋为之序。朱子曰：‘……司马温公受诏纂述《资治通鉴》，然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编年系日，如指诸掌……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今建安袁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

（《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元胡三省之《通鉴音注》，亦称博洽，为通鉴功臣。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释文辨误》二卷。

（《续通考》卷一六一《经籍考二一》）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学能文章，尤笃于史学，登宋宝祐四年进士……宋亡，隐居不仕，著《资治通鉴音注》及《释文辨误》百余卷，今行于世。其《音注序》曰：“……是书依陆德明经典释文，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因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正之，别著辨误十二卷。”……其《释文辨误序》曰：“《通鉴释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冯时行为之序；公休本（温公修《通鉴》，公休为检阅文字官）刻于海陵乡斋，前无序，后无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于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广都县费氏进修堂版行，《通鉴》于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间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谓之善本，号‘龙爪通鉴’。要之，海陵释文、龙爪注，大同而小异，皆蹈袭史炤者也，讹谬相传。而海陵本，乃讬之公休以欺世，适所以诬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四《胡三省传》）

郑樵《通志》，以通史自居，时有新论，以评泊见长。然其二十略，亦多及文献掌故。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钞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学者称“夹漈先生”。

（《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

自序略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以年包事，传以事系年，儒学之士，皆能为之……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曰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曰礼略、职官略、选举略、刑罚略、食货略，凡前五略，虽本诸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

（《通考》卷二〇一《经籍考二八》）

按郑氏此书，名之曰《通志》，其该括甚大。卷首序论，讥诋前人，高自称许，盖自以为无复遗憾矣。然夷考其书，则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所谓“出臣胸臆，非诸儒所得闻者，”诚是也；至于天文、地理、器服，则失之太简……若礼及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者……杜岐公《通典》之书，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贞元间，故其所记述，止于唐天宝。今《通志》既自为一书……天宝以后，则竟不复陆续。

（《通考》卷二〇一《经籍考二八》）

丙　政史

政史名著，有马端临《文献通考》，昔人以拟《通鉴》，谓为二通。其书虽录《通典》，而自具面目，缀辑宋事，尤足补《宋史》之阙。

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亡不仕，著《文献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补杜佑《通典》之阙，二十余年而成。其自序曰：“……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仿《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以己意附其后焉，命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则各以小序详之……”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寿衍寻访有道之士，至饶州路，录其书上进。诏官为镂版，以广其传。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四《马端临传》）

3.文学

甲　文

通行文字体裁，有古文、骈俪、制艺之区分，茲分别列叙之。

古文

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

（《宋史》卷二九五《尹洙传》）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既就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肖愈，字绍元。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范杲好古学，大重开文，世称为“柳范”。

（《宋史》卷四四〇《柳开传》）

穆修，字伯长，郓州人……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能称文者，必曰“穆参军”。

（《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

柳、穆提倡古文，排斥骈偶，然矫枉过正，而流于艰涩难通。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一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

自欧阳修起，法度细密，所谓古文者始盛。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也……博学有识度，通六经，尤深于《春秋》。为文章，简而有法。

（王偁《东都事略》卷六四《尹洙传》）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幼敏悟过人……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

（《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景祐初，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超然独骛，众莫能及……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

修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刻石，居颍一年而卒。

（王偁《东都事略》卷七二《欧阳修传》）

欧氏汲引后进，于是，曾、王、三苏之文风行一时。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

（《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

欧阳修得洵书二十篇，大爱其文辞，以为贾谊、刘向不过也……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时学者……皆学其文，以为师法。以其父子俱知名，号为“老苏”。

（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四《苏洵传》）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近。

（《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

南宋之文，皆不能纯。唯朱熹不以文名，而文自雄奇，效法韩、曾，毫无萎之气，实一大家也。

王十朋，字龟龄，温州乐清人，资颖悟，日诵数千言。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

（《宋史》卷三八七《王十朋传》）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为文藻思英发。

（《宋史》卷四三四《叶适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

（《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吕祖谦，字伯恭……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晚年会友之地，曰鹿泽书院，在金华城中。

（《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

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擅当世。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兼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

（《宋史》卷四三四《陈傅良传》）

金文大率取法苏轼。而以金石文字擅场者为大家，赵秉文、元好问其尤著者也。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珪博物，且识古文奇字……朝廷稽古礼文之事，取其议论为多。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八《蔡珪传》）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于是文风大衰……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

（《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子好问……字裕之……从陵川郝晋乡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金亡不仕。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晚年尤以著作自任。

（《金史》卷一二六《元德明传》）

元文更颓 不振，然纪事之文，常窥见元事。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州人。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稍长，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而辞骫骳，疲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

（《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传》）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后迁洛阳）……生三岁而孤，育于伯父枢。枢隐居苏门……年十三，见许衡于苏门。十八，始受学于长安，时未尝为文，视流辈所作，惟见其不如古人，则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稍就正于衡，衡亦赏其辞……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每来谒文，必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又稍广置燕乐，燧则为之喜，而援笔大书。否则，弗易得也。时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倾赀结朝臣。一日，欲求燧诗文，燧靳不与，至奉旨乃与之……然颇恃才，轻视赵孟、元明善辈……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

其门人最著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体裁议论一取法于表元者也。

（《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传》）

袁桷，字伯长，庆元人。幼学文，脱去凡近，长益留心典故。常谓宋末文缛滥，克自奋厉，希古作者。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二二《袁桷传》）

马祖常，字伯庸，世为雍古部，居靖州天山……父润，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既长，益笃于学。蜀儒张须讲道仪真，往受业其门，质以疑义数十，须甚器之……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有文集行于世。

（《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

赵孟，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赐第于湖州，故孟为湖州人……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前史官杨载称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传》）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孙也……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集学虽博洽，而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纶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乾淳风烈。尝以江左先贤甚众，其人皆未易知，其学皆未易言，后生晚进知者鲜矣，欲取太原元好问《中州集》遗意，别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游其门见称许者，莆田陈旅，旅亦有文行世。国学诸生若苏天爵、王守诚辈，终身不名他师，皆当世称名卿者。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杨载，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后徙杭，因为杭人。少孤，博涉群书，为文有跌宕气……初，吴兴赵孟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其文章一以气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

（《元史》卷一九〇《杨载传》）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梈天资颖异，所诵读，辄记忆……耽诗工文，用力精深……所著诗文，多传于世……持身廉正……吴澄以道学自任，少许可，尝曰：“若亨父，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为文志其墓（学者称“文白先生”）。

（《元史》卷一八一《范梈传》）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贯通百氏，早有文名……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云。

（《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黄溍，字晋卿，婺州义乌人……长以文名于四方……视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师道自尊……而来学者滋益恭……溍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于至精，剖析经史疑难，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多先儒所未发。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鱼鳖蛟龙，潜伏不动，而渊然之光，自不可犯。

（《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

同郡柳贯、吴莱，皆浦阳人，贯字道传……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作文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传诵之……与溍及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

（《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附传》）

吴莱，字立夫……辈行稍后于贯溍。天资绝人，七岁能属文，凡书一经目，辄成诵。莱尤喜论文，尝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为法度所缚，举眼之顷，千变万化，坐作进退击刺，一时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闻者服之。贯平生极慎许与，每称莱为绝世之才。溍晚年谓人曰：“莱之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所作，实非今世之士也。吾纵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为前辈所推许如此……卒……私谥曰“渊颖先生”。

（《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附传》）

骈体文

宋人继六朝唐后，别创四六一体，代言之作如制诰，述恩之作如笺表，以隶事为工，对仗为巧，亦自创一风格。工此者每能得盛名显位，杨、刘、二宋，称为首出，沉博艳丽；欧、王、苏轼，继以昌大，而意无不尽，语无不工，尤尽四六之能事。宋代最重宏词，所习者即此也。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人有片辞可纪，必为讽诵。手集当世之述作，为笔苑时文录数千篇。

（《宋史》卷三〇五《杨亿传》）

刘筠，字子仪，大名人……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

（《宋史》卷三〇五《刘筠传》）

宋庠（初名郊），字公序，安州安陆人，后徙开封之雍邱……自应举时，与祁俱以文学名擅天下。俭约不好声色，读书至老不倦，善正讹谬。

（《宋史》卷二八四《宋庠传》）

宋祁，字子京，与兄庠同时举进士……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曰：“庠明练故实，文藻虽不逮祁，孤风雅操，过祁远矣。”

（《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

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

（宋祁《笔记上》）

欧阳修以古文排奡之调为四六。

臣闻神功不宰，而万物得以曲成者，惟各从其欲；天鉴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动者，在能致其诚。敢倾虔至之心，再渎高明之听。

（《欧阳修全集》卷九三《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王安石，喜运经史语入文，谓之典雅。

懋昭贤业，寅亮圣时。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岂独后思；尔瞻之节岩岩，方当上辅。

（王安石《临川集》卷七九《贺致政赵少保启》）

苏轼制表，驱遣经史语文，如出诸己，在欧王二家之外，尤号雄杰，涵造化之妙，尽笔端之巧。南宋古文益衰，工四六者愈众，以流丽稳妥为能事，体乃愈卑矣。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皆赓进，惟藻和篇众莫能及。时胡伸亦以文名，人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高宗……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藻通显三十年，无屋庐以居，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

（《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

綦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幼颖迈，十岁能作邑人墓铭……太学诸生溺于王氏新说，少能词艺者。徽宗幸太学，崇礼出二表，祭酒与同列大称其工……高宗时，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诏命数百篇，文简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体……崇礼妙龄秀发，聪敏绝人，不为崖岸斩绝之行，廉俭寡欲，独覃心辞章。洞晓音律，酒酣气振，长歌慷慨，议论风生，亦一时之英也……楼钥尝叙其文，以为气格浑然天成，一旦当书命之任，明白洞达，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云。

（《宋史》卷三七八《綦崇礼传》）

洪适，字景伯（番阳人）……幼敏悟，日诵三千言……以文学闻望，遭时遇主。

（《宋史》卷三七三《洪适传》）

洪遵，字景严……从师业文，不以岁时寒暑辍。

（《宋史》卷三七三《洪遵传》）

洪迈，字景卢……幼读书，日数千言……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迈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跻贵显，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

（《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倅庐陵，因家焉……高宗读其策曰：“掌制手也。”……必大在翰林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

（《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

（《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景希，建之浦城人……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

（《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魏了翁，字华甫，卭州蒲江人……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进华文阁待制……上章论十弊……疏列万言，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

制艺文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造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学者俯就绳式，推敲揣摩，有害于学术文学者甚大。

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宋季有魏天应《论学绳尺》一书，皆当时应举文字，有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注》）

乙　诗

宋诗初学西崐、晚唐，欧阳修、王安石锐意学韩、学杜，苏王不主一格，巍然大家。宋诗体格，至是始成。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赋咏人多传诵……太宗亲试贡士，召禹偁赋诗，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有……诗三卷。

（《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名準，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平生著述，于章疏尤工，旨粹言简，多所开益……好为诗，警策清悟，有刘梦得、元微之风格；其气焰奇拔，则又过之。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

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人也……及长，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野不喜巾帻，无贵贱，皆纱帽白衣以见，出则跨白驴。过客居士往来，留题命话，累宿而去。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有《草堂集》十卷。

（《宋史》卷四五七《魏野传》）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

（《宋史》卷四五七《林逋传》）

杨亿，字大年……六岁学吟诗……年十一，以童子召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叹异……太宗观华后苑，召命赋诗。明年，苑中曲宴，亿复以诗献……有《西昆酬倡》等集……真宗尝谓王旦曰：“亿辞学无比，后学皆师慕之。文章有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旦曰：“后学皆师慕亿，唯李宗谔久与之游，终不得其鳞甲，谓其体弱，不宗经典云。”

（王偁《东都事略》卷四七《杨亿传》）

刘筠……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

（《宋史》卷三〇五《刘筠传》）

石延年，字曼卿……家于宋城。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于诗最工。

（《宋史》卷四四二《石延年传》）

苏舜钦，字子美……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其友人韩维责以……去离都下，隔绝亲交。舜钦报书曰：“……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以彼此较之，孰为然哉？”……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

（《宋史》卷四四二《苏舜钦传》）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为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由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讥刺托于时。晚益工。

（《宋史》卷四四三《梅尧臣传》）

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苏轼叙其文曰：“……诗赋似李白。”

（《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苏轼、王安石，叠为诗家宗主。苏门有黄、晁、秦、张诸人，尤盛。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庭坚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之语，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云。

（《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钜野人……父端有工于诗。补之聪敏强记，才解事，即善属文……十七岁，从父官杭州，倅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词，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

（《宋史》卷四四四《晁补之传》）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

（《宋史》卷四四四《秦观传》）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作诗晚岁亦务平淡，效白居易体，而乐府效张籍。

（《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少而好学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谒曾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元祐初，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其文行……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然小不中意，辄焚去，今存者才十一。世徒喜诵其诗文，至若奥学至行，或莫之闻也。

（《宋史》卷四四四《陈师道传》）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郓徙华……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又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

（《宋史》卷四四四《李廌传》）

南宋诗，以尤杨范陆为四大家。宋元之际，若真山民、汪水云为诗，凄凉感叹，虽为亡国遗音，而可窥见当时史事。

尤袤，字延之，常州无锡人……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上……使人密察，民诵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尝取孙绰《遂初赋》以自号。

（《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素有文名，尤工于诗……自号“石湖”，有《石湖集》。

（《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传》）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名读书之室曰“诚斋”……精于诗。

（《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

（《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

金诗多学苏黄一派，至元好问而大。《中州》一集，汾河诸老，稍嫌浅率，然征金事者，所不废也。

蔡松年……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

（《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

赵秉文……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

（《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

党怀英，字世杰……能属文……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上（章宗）谓宰臣曰：“郝俣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

（《金史》卷一二五《党怀英传》）

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

（《金史》卷一二六《刘昂传》）

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工诗，雄健有法……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

（《金史》卷一二六《李汾传》）

元好问……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

（《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元诗颇矫江西派粗犷之病，虞集以高亢胜，萨都剌以秾丽胜，末流或失之于纤。杨维桢读史乐府当行，别开一体，亦有足多。

虞伯生先生（集）、杨仲弘先生（载）同在京日，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先生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先生酒既酣，尽为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继……以所作诗介他人质诸杨先生，先生曰：“此诗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尝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曰：“伯生学问高，余曾授以作诗法，余莫能及。”……故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范即德机先生（梈），揭即曼硕先生（傒斯）也。尝有问于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

（陶宗仪《辍畊录》卷四）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留杭，又从仇远（字仁近，钱塘人）先生学。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翥长于诗，其近体长短句尤工。

（《元史》卷一八六《张翥传》）

萨都剌，字天锡，别号直斋，本答失蛮氏……有诗名……晚年寓居武林，每风日晴好，辄肩一杖，挂瓢笠，踏芒，凡深岩邃壑，人迹不到处，无不穷其幽胜，兴至则发为诗歌。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萨都剌传》）

诗社之集，以元时为最盛。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燕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饶介为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明史•文苑传》）……浦江吴氏，结月泉社，聘谢皋羽为考官……（注：见《怀麓堂诗话》）松江吕璜溪尝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请杨铁崖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赠遗。一时文人毕至，倾动三吴。（注：见《四友斋丛说》）又顾仲瑛玉山草堂，杨廉夫、柯九思、倪元镇、张伯雨、于彦成诸人尝寓其家，流连觞咏，声光映蔽江表。（注：见《元诗选》）此皆林下之人，扬风扢雅，而声气所届，希风附响者，如恐不及……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乃搢绅之徒，风流相尚如此。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〇《元季风雅相尚》）

丙　词

词至宋而极盛。宋人填词，皆能被之乐府。北宋多小令，而气格浑成；南宋多为长调，而不免失之堆砌。苏辛盛气汪洋，别为一体。周邦彦实为一代词宗，光前启后；其诗文亦有规律，故不同靡靡之作。

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调长调之目。自顾从敬编《草堂词》，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

（朱彝尊《词综》发凡）

晏殊，字同叔……有《珠玉词》一卷。

（朱彝尊《词综》卷四）

晏几道……殊幼子……有《小山词》一卷。

（朱彝尊《词综》卷五）

柳永，初名三变，字耆卿……有《乐章集》九卷……叶少蕴云：“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黄叔晹云：“耆卿长于纤艳之词。”

（朱彝尊《词综》卷五）

有客谓子野（张先字）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

（朱彝尊《词综》卷五）

晁无咎云：“东坡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陆务观云：“……东坡……词……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朱彝尊《词综》卷六）

贺铸，字方回……有《东山寓声乐府》三卷……妙绝一世……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谓之贺梅子……山谷有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为前辈推重如此。

（朱彝尊《词综》卷七）

周邦彦，字美成……有《清真集》二卷……张叔夏云：“美成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沈伯时云：“作词当以清真为主。”

（朱彝尊《词综》卷九）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

（《宋史》卷四〇一《辛弃疾传》）

刘克庄，字潜夫……有《后村别调》一卷。

（朱彝尊《词综》卷一四）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范石湖（成大）云：“白石有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黄叔晹云：“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张叔夏云：“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朱彝尊《词综》卷一五）

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姜尧章云：“邦卿词奇秀清逸，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张功甫云：“……妥贴轻圆，辞情俱到。”

（朱彝尊《词综》卷一七）

吴文英，字君特……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张叔夏云：“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沈伯时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

（朱彝尊《词综》卷一九）

张炎，字叔夏……有《玉田词》三卷……仇仁近云：“……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

（朱彝尊《词综》卷二一）

周密，字公谨……有《草窗词》二卷，一名《洲渔笛谱》。

（朱彝尊《词综》卷二〇）

高观国，字宾王（号竹屋）……张叔夏云：“竹屋、白石、邦卿、梦窗格调不凡，句法挺异。”

（朱彝尊《词综》卷一七）

朱淑真，钱塘人，有《断肠集》词一卷。

（朱彝尊《词综》卷二五）

李清照，字易安，格非之女，嫁赵明诚，有《漱玉集》一卷。

（朱彝尊《词综》卷二五）

4.通俗文学

唐时佛教流行，因以俗文敷衍教义。传播既久，用之以作传记。至宋，语体尤盛，出使专对则有口语，讲学则有语录，小说戏曲之作，则雅俗并陈。元人《水浒传》，纯以语体行之，遂成章回说部一体。自此以后，小说、戏曲深入人心，弥漫社会，风俗、思想为之一变。

甲　宋元人小说

《五代史平话》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于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汉史皆缺下卷，虽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脱去数叶，不能补矣。元忠于光绪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以压归装。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偶忆《梦粱录》小说讲经史门有云：“讲史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故目录及每卷首尾，辄大书“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也。

（曹元忠《五代史平话跋》）

《京本通俗小说》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按即冯誉骥家）庄奁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按，缪刻本存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凡七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按，词话与评话异，此说不然。）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使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阙卷上第一叶，卷中第一二三叶。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此云“中瓦子张家印”，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此书与《五代平话》、《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皆《梦粱录》、《都城纪胜》所谓说话之一种也。书中载元奘取经，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义》所本。

（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宣和遗事》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其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余于戊辰冬，得《宣和遗事》二册，识是述古旧藏……《述古堂书目》宋人词话门，有《宣和遗事》四卷……后检之高儒《百川书志》于史部传记类云：“《宣和遗事》二卷，载徽钦二帝屯泰二百七十余事。虽宋人所记，辞近瞽史，颇伤不文。”

（黄丕烈《宣和遗事跋》）

《水浒传》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乙　金人院本

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院本者，《太和正音谱》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为何语，后读元刊《张千替杀妻》杂剧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则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谓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云尔。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种，见于陶九成《辍耕录》（卷二十五）者，不言其为何代之作。而院本之名，金元皆有之，故但就其名颇难区别。以余考之，其为金人所作，殆无可疑者也。自此目观之，甚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而复杂过之。其中又分子目若干，曰《和曲院本》者十有四本，其所著曲名，皆大曲、法曲，则和曲殆大曲、法曲之总名也。曰“上皇院本”者十有四本，其中如《金明池》、《万岁山》、《错入内》、《断上皇》等，皆明示宋徽宗时事，他可类推。则上皇者，谓徽宗也。曰“题目院本”者二十本，按题目即唐以来“合生”之别名。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合生”条，言《唐书•武平一传》：“平一上书：‘比来妖伎胡人，于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舞蹈，名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即“合生”之原，起于唐中宗时也，今人亦谓之“唱题目”云云。此云“题目”，即唱题目之略也。曰“霸王院本”者六本，疑演项羽之事。曰“诸杂大小院本”者一百八十有九，曰“院么”者二十有一，曰“诸杂院爨”者一百有七。陶氏云：“院本又谓之五花爨弄。”则爨亦院本之异名也。曰“冲撞引首”者一百有九，曰“拴搐艳段”者九十有二。案《梦粱录》（卷二十）云：“杂剧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则引首与艳段，疑各相类。艳段，《辍耕录》又谓之焰段，曰：“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其所以不得为正杂剧者当以此。但不知所谓冲撞、拴搐作何解耳。曰“打略拴搐”者八十有八，曰“诸杂砌”者三十。案《芦浦笔记》谓街市戏谑有打砌、打调之类，疑“杂砌”亦滑稽戏之流。然其目则颇多故事，则又似与打砌无涉。《云麓漫抄》（卷八）：“近曰优人作杂班，似杂剧而稍简略。金虏官制，有文班、武班，若医卜倡优，谓之杂班。每宴集，伶人进，曰杂班上。”故流传作此。然《东京梦华录》已有杂扮之名。《梦粱录》亦云：“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当作纽）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则自北宋已有之。今“打略拴搐”中，有和尚家门、先生家门、秀才家门、列良家门、禾下家门各种，每种各有数本，疑皆装此种人物，以资笑剧。或为杂扮之类，而所谓杂砌者，或亦类是也。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丙　元人杂剧

曲至元而盛。曲本词之余，宋人间用俚语，金元愈臻浅俗，杂以胡语。南人所作，谓之南曲以别之。南曲两人对唱，北曲一人独唱，若易人必换宫，又南北之别也。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宋赵德邻取唐元微之《会真记》，或仍原文，或加删削，于吃聚处，则系以［蝶恋花］词，谓之诨词）。金有院本、杂剧、诸公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鞋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又有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

元人著北曲者至多，关汉卿、王实甫为最著。

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世称宋词元曲，然词在唐人，已优为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十七宫调……一时文人才士辈，所撰杂剧，计五百四十九种。皆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可以被管弦，协律吕……又曰“升平乐”。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关汉卿传》）

马致远，《汉宫秋》等十三本，如鹏抟九霄。白仁甫，《梧桐雨》等十七本，如朝阳鸣风。李寿卿，《临歧柳》等十一本，如春晓洞天。乔孟符，《金钱记》等八本，如神鳌鼓浪。费唐臣，《贬黄州》等三本，如三峡波涛……王实甫，《西厢记》等二十二本，如花间美人……郑德辉，《细柳营》等二十本，如碧汉晴云……并称杰构。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关汉卿传注》）

南曲以高则诚《琵琶记》为称首。

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辈，咸富有才情……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但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沈约四声，遂阙其一……复变新体，号为南曲。高拭则成，遂掩前后……凡曲北字多而调促……南字少而调缓……北宜和歌，南宜独奏。

（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一》）

高明则诚者，温之永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乙酉榜，授处州录事……方国珍聘置幕下，不行，旅寓明州，以词曲自娱……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即弃其妻，而赘于不花太师家。则诚恶之，故作此记以讽谏，名之曰《琵琶》者，取其头上四王，为王四云尔。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

（何元朗《曲论》）

5.书画

甲　书

宋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华阳人……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太平兴国二年，献八体书。

（《宋史》卷四四一《句中正传》）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

（《宋史》卷四四一《李建中传》）

陈尧佐……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老犹不衰。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

李行简……家贫……聚木叶学书，笔法遒劲。

（《宋史》卷三〇一《李行简传》）

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蒙，米元璋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及令书《温成后父碑》，则曰：“此待诏职耳。”不奉诏。

（《宋史》卷三二〇《蔡襄传》）

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纡徐婉转，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

（杨慎《升庵合集》卷一六九《书品》）

黄庭坚……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

（《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东坡《题鲁直草书尔雅后》云：“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

（赵德麟《侯鲭录》卷三）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特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宋史》卷四四四《米芾传》）

鲁公（蔡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字势豪健，痛快沉著。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晚……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

吴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

（《金史》卷一二五《吴激传》）

金

张即之……字温夫……其书当时所重。完颜有国时，每重购其迹。

（文徵明《文待诏题跋》卷下）

王竞……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皆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云。

（《金史》卷一二五《王竞传》）

赵公秉文……有才藻，工书翰……字画则有晋魏以来风调，而草书尤警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

（元好问《中州集》卷三）

赵沨……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

（《金史》卷一二六《赵沨传》）

王庭筠……书法学米元璋，与赵沨、赵秉文俱以名家。

（《金史》卷一二六《王庭筠传》）

元

巎巎，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

（《元史》卷一四三《巎巎传》）

赵孟……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传》）

揭傒斯……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必以命焉。

（《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虞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

乙　画

宋

荆浩山水，为唐末之冠。关仝尝师之……宋世山水超绝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宽三人而已。尝评之：“董元得山之神气，李成得山之体貌，范宽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曜古今，为百代师法。

（汤厚《古今画鉴）》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避地营丘……画师关仝，凡烟云变灭，水石幽闲，树木萧森，山川险易，莫不曲尽其妙。

（夏文彦《绘图宝鉴》卷三）

范宽，初名中正，字仲立……以其豁达，有大度，故以宽名之……北宋时，天下为山水者，惟范宽与李成称绝，议者谓：“李成之笔，近视如千里之遥；范宽之笔，远望不离坐外，皆造乎神也。”

（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八二）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病痺，遂致仕。既归老，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

（《宋史》卷四四四《李公麟传》）

米芾……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子友仁，字元晖……亦善书画，世号小米。

（《宋史》卷四四四《米芾传》）

米芾，字元章，天姿高迈……作画喜写古贤像。山水其源出董源，天真发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

米友仁，字元晖，元章之子，能传家学……烟云变灭，林泉点辍，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题其画曰“墨戏”。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苏轼，同之从表弟也。同又善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足相蹑于门。同厌之，投缣于地，骂曰：“吾将以为袜。”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

（《宋史》卷四四三《文同传》）

徽宗……好书画，兴学较艺，如取士法……尤注意花鸟，点睛多用黑漆，隐然豆许，高出缣素。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

金

赤盏君实，女真人，居燕城。画竹学刘自然，颇有意趣。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

蘧然子赵滋……画入能品。

（元好问《中州集》卷一〇）

元

赵孟……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子雍、弈，并以书画知名。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传》）

元四大家：赵孟，字子昂，号“松雪”。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老人”。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以画名家。

（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八二）

倪迂画……可称逸品……元之能者虽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圭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未洗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

（陈继儒《妮古录》卷一）

元人善画者多，其在大都，山水则刘融伯熙、乔达达之、韩绍晔子华、高克恭彦敬、李希闵克孝；竹石则李衎仲宾、于士行遵道、张德琪廷玉、李有仲方、刘德渊仲渊，及张敏夫、高吉甫、刘广之；花果则谢佑之；人物则李士传；传写则焦善甫、冷起岩。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二一九《补遗》引《粉墨春秋》）

按宋元画家辈出，大抵规范唐人。然自元黄公望、倪瓒等，以简逸为天下倡，画风乃一变。

6.印刷

五代雕板之术兴，官书家刻，同时并盛，印刷术日精。迨宋庆历间，活字版兴，文化臻进，裨益不少。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黏，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

今世刻书，字体有一种横轻直重者，谓之为“宋字”；一种楷书圆美者，谓之为“元字”……吾谓北宋蜀刻经史，及官刻监本诸书，其字皆颜柳体，其人皆能书之人。其时家墪书坊，虽不能一致，大都笔法整齐，气味古朴……光宗以后，渐趋于圆活一派……已近于今日之元体字。而有元一代官私刻本，皆尚赵松雪字，此则元体字之所滥觞也……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庸劣不堪。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

三　工艺制造

1.纺织

甲　宋

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视之如雕镂之象……单州成武县织薄缣，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如雾……泾州……能撚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

（庄绰《鸡肋编》卷上）

宋之锦标，则有刻丝作楼阁者，刻丝作龙水者，刻丝作百花攒龙者，刻丝作龙凤者、紫宝阶地者、紫大花者、五色簟文者（一名山和尚）、紫小滴珠方胜鸾鹊者、青绿簟文者（一名闍婆，一名蛇皮）、紫鸾鹊者（一等紫地紫鸾鹊，一等白地紫鸾鹊）、紫白花龙者、紫龟纹者、紫珠焰者、紫曲水者（一名落花流水）、紫汤荷花者、红霞云鸾者、黄霞云鸾者（一名绛霄）、青楼阁者（阁一作台）、青天落花者、紫滴珠龙团者、青樱桃者、皂方团白花者、褐方团白花者、方胜盘象者、毬路者、衲者、柿红龟背者、樗蒲者、宜男者、宝照者、龟莲者、天下乐者、练鹊者、方胜练鹊者、绶带者、瑞草者、八花晕者、银钩晕者、细红花盘雕者、翠色狮子者、盘球者、水藻戏鱼者、红遍地杂花者、红遍地翔鸾者、红遍地芙蓉者、红七宝金龙者、倒仙牡丹者、白蛇龟纹者、黄地碧牡丹方胜者、皂木者。绫引首及托里，则有碧鸾者、白鸾者、皂鸾者、皂大花者、碧花者、姜牙者、云鸾者、樗蒲者、大花者、杂花盘雕者、涛头水波纹者、仙纹者、重莲者、双雁者、方旗者、龟子者、方毂纹者、者、枣花者、叠胜者、辽国白毛者、金国回文花者、高丽国白鹫者、花者、余未及尽识，殊以为恨。

（董其昌《筠轩清录》卷下）

张贵妃又尝侍上元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

（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二）

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

（方勺《泊宅编》卷三）

乙　元

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错纱配色，综线絜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

燕人何失世，以织纱縠为业，与张进忠制笔齐名。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九《补遗》引《宋元诗会笺》）

2.雕漆

嘉兴斜塘杨汇髹工金银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或亭台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后用新罗漆，若金则调雌黄，若银则调铅粉。日晒后，用挑挑嵌所刻缝罅，以金薄或银薄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置金银薄在内。遂旋细切取，铺已施漆上，新绵揩拭牢实，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余金银都在绵上。于熨斗中烧灰置锅内镕锻，浑不走失。

（陶宗仪《辍耕录》卷三〇）

螺钿器皿，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宋朝内府中物……俱是坚漆，或有嵌铜线者，甚佳。元朝时富家，不限年月做造，漆坚而人物细，可爱。

（曹昭《格古要论》卷八）

髹漆器用蚌蛤壳镶嵌，象人物花草，谓之螺填。吕蓝衍言鲭谓牂牁蛮国，其王号鬼王，其别帅曰罗殿，在贵州界内，世用其蛤饰器，谓之罗殿。此说非也。今贵州水西一带，即罗甸鬼国……皆崇山峻岭，并无江河，安得有蚌蛤之属？此器多出自广东沿海一带。按方勺《泊宅编》，谓螺填器本出倭国，而蓝衍讹为罗殿而附会之，误矣。周密《驾辜张府记》：“宋高宗幸张循王府，王所进有罗钿盒十具。”又《幸杂记》：“王诌要以道，作罗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当国盛事，如鄂渚守城、鹿矶奏捷之类。贾相乃大喜。”则螺填当作螺钿为是。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三）

3.瓷器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

（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二）

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陆深《春风堂随笔》）

宋时处州章生兄弟者，皆作窑。兄所作者，视弟色稍白而断纹多，号白圾碎，故曰哥窑。

（王世贞《宛委余编》卷一五）

宋叶寘《垣齐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瑩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

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瓮诸色，几与哥窑等价。

（施闰章《矩斋杂记》）

4.塑像

鄜州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一对至直十缣，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予家旧藏一对卧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制。”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阿尔尼格，尼博啰国人也……善画塑及铸金为像……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有刘元者，尝从阿尔尼格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始为黄冠，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艺非一。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后大都南城作东狱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上髹帛，俨然成像云。

（《元史》卷二〇三《阿尔尼格传》）

5.建筑

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法堂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配基阶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为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

6.器用

甲　文具

笔

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

（叶梦得《石林避署录话》卷上）

纸

宋颜方叔，尝创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砑花竹鳞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

（陈继儒《妮古录》卷二）

“百硾纸”出高丽，以楮造，捣练极工，拟于茧。“凝霜纸”出黟歙。复有长纸，一幅可五十尺。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三七引《事物绀珠》）

天下皆以木质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牋纸有“玉板”，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玉板、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

（费著《蜀牋谱》）

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牋”。此纸冠天下。

（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一）

宋有……藤白纸、研光小本纸、蜡黄藏经笺（有金粟山、转轮藏二种）、白经笺、鹊白纸、白玉版匹纸、蠢茧纸。元有黄麻纸、铅山纸、常山纸、英山纸、上虞纸。皆可传之百世。

（董其昌《筠轩清录》卷中）

墨

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三七引《窗间纪闻》）

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数饼，故墨色艳发，胜用丹砂也。

（何薳《春渚纪闻》卷八）

潭州胡景纯，专取桐油烧烟，名“桐花烟”。其制甚坚薄，不为外饰以眩俗眼……每磨研间，其光可鉴。画工宝之，以点目瞳子，如点漆云。

（何薳《春渚纪闻》卷八）

陶九成载墨……宋张遇、潘衡、蒲大韶（款曰：书窗轻煤、佛帐余韵）、叶世英（尝造德寿宫墨）、朱知常（朱知常香剂）、梁果、李世英（款曰“丛桂堂李世英”）、胡友直、潘秉彝（衡孙）、徐知常、叶邦宪（尝造复古殿墨）、雪斋（款曰“雪斋宝墨”）、周朝式、李克恭（世英子）、乐温（亦世英子）、蒲彦辉、刘文通、郭忠厚、镜湖方氏、黄表之、齐峰、刘士先（尝造缉熙殿墨）、寓庵、俞林、邱攽、谢东、徐禧、叶茂实（三衢）、翁彦卿。元潘云谷（清江）、胡文忠（长沙）、林松泉（钱塘）、于材仲（宜兴）、杜清碧（武夷）、卫学古（松江）、黄修之（天台）、朱万初（豫章）、邱可行（金溪）、邱世英、邱南杰（并可行子）、可谓详矣。然……宋不载常和、沈珪、陈相、张孜、沈晏、徐铉、张谷、潘谷、叶谷、常遇、潘遇、陈瞻、王迪、苏澥、陈昱、关珪、关瑱、郭遇明、江通、朱觐、胡景纯、梅瞻、耿德真，何也。士大夫如苏子瞻、晁季一、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皆能制墨，见何薳《春渚纪闻》。

（董其昌《筠轩清录》卷下）

砚

宋欧阳文忠公砚谱云：“端石……以子石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盖精石也。”

（曹昭《格古要论》卷七）

作澄泥砚法，以墐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荫干，然后以利刀手刻削如法。曝过，间空垜于地厚，以稻穅并黄牛粪搅之，而烧一伏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亚于石者。

（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

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澡。世传……其瓦，俾陶人澄泥，以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

（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

砚品中端石，人皆贵重之，载于谱记凡数家，取予各异。或佳其有眼为端，或以无眼为贵，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则多眼，坚则少眼。石嫩则细润而发墨，所以贵有眼，不特为石之验也。眼之品类不一：曰鹦哥眼、曰鹆眼、曰丫哥眼、曰雀眼、曰鸡翁眼、曰猫眼、曰绿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绿为上，黄赤为下，谚谓“火黯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庙尝书翰墨数说，以赐曹勋，其一云：“端璞出下嵓，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潴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此上品也。中下品则皆砂壤相杂，不惟肌理既粗，复燥而色赤，如后历新，皆不可用。制作既俗，又滑不留墨。”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

乙　舟车

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庐道隆上“记里鼓车”之制，独辕双轮，箱上为两重，各刻木为人，执木槌……车行一里，下一层木人掣鼓……车行十里，上一层木人击镯。

（《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一》）

“龙肩舆”一名檐子，一名龙檐子。舁以二竿，故名檐子，南渡后所制也。

（《宋史》卷一五〇《舆服志二》）

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惟城北郭氏车最鲜华，为一城之冠，谓之郭家车子。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今之民间锱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二）

所乘车，置龙首鸱尾，饰以黄金。又造“九龙辂”、“诸子车”，以白金为浮图，各有巧思。

（《辽史》卷七一《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

召入商议中书省事，知枢密院事。大理国进象牙金饰轿，即以赐之。

（《元史》卷一二八《床兀儿传》）

建议选锐兵于乾宁军，挽“刀鱼船”，自界河直趋平州境，以牵西面之势。

（《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

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从海道至京师。

（《宋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叙州守将，横截江津，军不得渡。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与战，破其军。

（《元史》卷一五四石《抹按只传》）

丙　军器

熙宁七年……是岁，始造箭，曰：“狼牙”、曰“鸭觜”、曰“出尖四楞”、曰“一插刃鐅子”，凡四种，推行之。

（《宋史》卷一九七《兵志一一》）

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

郑华原……荐和铣于徽祖……铣因上制胜强远弓式，诏施行之。弓制实弩，极轻利，能破坚于三百步外，即边人所谓“凤凰弓”者。绍兴中，韩蕲王世忠因之，稍加损益，而为之新名曰“克敌”。亦诏起部通制，至今便焉。洪文敏《容斋三笔》谓，祖熙宁神臂之规，实不然也。

（岳珂《桯史》卷五）

度宗咸淳九年六月……沿边州郡，因降式制“回回炮”。有触类巧思，别置炮远出其上。

（《续通考》卷一三四《兵考一四》）

火枪……制以勅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

（《金史》卷一一六《蒲察官奴传》）

其攻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大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輙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

（《金史》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

尝制甲……以献。至元十一年，别制“叠盾”。其制，张则为盾，敛则合而易持，世祖以为古所未有。

（《元史》卷二〇三《孙威传》）

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萨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额将布格。王以阿喇卜丹、伊斯玛音应诏……二十二年，枢密院奉旨，改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以阿喇卜丹为副万户。

（《元史》卷二〇三《阿喇卜丹传》）

伊斯玛音……善造炮。至元十年，从国兵攻襄阳……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十八年……加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明年（十九年），改军匠万户府万户。

（《元史》卷二〇三《伊斯玛音传》）

丁　指南针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转运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玺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晦阴观指南针。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四　风俗

1.饮食

甲　宋

馔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

（百岁寓翁《枫窗小牍》卷上）

集英殿宴金国人使九盏：第一肉咸豉，第二爆肉双下角子，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白肉胡饼，第五群仙太平毕罗，第六假圆鱼，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鱼，第九水饭咸豉旋鲊瓜姜。看食：枣锢子、膸饼、白胡饼、饼。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

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庙幸清河郡王张浚第，进奉筵宴目，绣花高飣果垒八色：香圆、真柑、石榴、枨子、鹅梨、乳梨、榠楂、花木瓜。乐仙干果叉袋儿十二色：荔枝、圆眼、香莲、榧子、榛子、松子、银杏、梨肉、枣圆、莲子肉、林檎旋、大蒸枣。缕金香药十色：脑子花儿、甘草花儿、朱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史君子、缩砂花儿、官桂花儿、白术人参、橄榄花儿。雕花蜜煎十色：梅球儿、红消花、笋、蜜冬瓜鱼、红团花、木瓜大段、金橘、青梅、荷叶姜、蜜笋花儿、枨子、木瓜方花儿。砌香酸盐十二色：香药木瓜、椒梅、香药籐花、樱桃、紫苏奈香、菊花、柳儿葡萄、甘草花儿、姜丝梅、梅肉饼儿、水红姜、杂丝梅饼儿。脯肠十色：肉线条子、皂角铤子、云梦羓儿、虾腊、肉腊、妳房、旋鲊、金山盐豉、酒醋肉、肉瓜虀。垂手盘子八色：陈蜂儿、番葡萄、香莲事件、巴榄子、大金橘、新椰子、小橄榄、榆柑子。再坐进四时果八色：春藕、鹅梨饼子、甘蔗、乳梨肉儿、红柿子、切枨子、切绿橘、生藕铤儿。时新果十色：金橘、杨梅、新罗葛、切灵蕈、切脆枨、榆柑子、新椰子、切宜母子、藕铤子、甘蔗奈香、新柑子、梨五花儿。珑缠果子十二色：荔枝甘露饼、荔枝葵花、荔枝好郎君、珑缠桃条、酥胡桃、缠枣圈、缠梨肉、香莲事件、香药葡萄、缠松子、糖霜玉蜂儿、白缠桃条。下酒三十味：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妳房签、三脆羹、羊舌签、萌芽肚胘、肫掌签、鹌子羹、肚胘脍、鸳鸯煠肚、炒沙鱼衬汤、鳝血炒鲎、鹅肫掌汤虀、螃蟹酿枨、妳房玉蕊羹、鲜虾蹄脍、南炒鳝、洗手蟹、鲫鱼假蛤蜊、五珍脍、螃蟹清羹、鹌子水晶脍、猪肚假江、虾枨脍、虾鱼汤虀、水母脍、二色儿羹、蛤蜊生、血粉羹。插食八色：炙肚胘、炒白腰子、炙鹌子脯、润鸡、润兔、炙炊饼、脔骨。劝酒果子库十番：砌香果子、调花蜜煎、时新果子、独装巴榄子、咸酸蜜煎、装大金橘、小橄榄、独装新椰子。四时果四色：对装揀松番葡萄、对装春藕陈公梨。厨劝酒十味。江煠肚、江生、蝤蛑签、姜醋香螺、香螺煠肚、姜醋假公权、煨牡蛎、牡蛎煠肚、假公权煠肚、蟑蚷煠肚。（案元阙名《馔史》亦载此条，此下有对食十盏二十分：莲花鸭签、茧儿羹、三珍脍、南炒鳣、水母羹脍、鹌子羹、鲫鱼脍、三脆羹、洗手蟹、煠肚胘。对展每分时果五盘，晚食五十分，名件二色：茧儿小头羹饭、肚子羹、笑靥儿脯、腊鸡、脯鸭。）

（徐大焯《烬余录•甲编》）

茶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茶芽，古人谓之雀舌、麦颗，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惟芽长为上品，以其质干、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麦颗”者，极下材耳。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

子由煎茶诗云：“煎茶旧法西出蜀，水声火态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又云：“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仍以他物煎之。陈后山《茶诗》云：“愧无一缕破双团，惯下姜盐枉肺肝。”东坡《和寄茶诗》亦云：“老妻稚子不知爱，一手已入姜盐煎。”若茶品自佳，杂以他物，适败其味尔。茶性冷，盐道入下经，非养生所宜。山谷谓：“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以盐，勾贼破家。”薛能《鸟嘴茶》诗，亦有“盐损添当戒，姜宜著更夸”之句。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七）

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

（朱彧《萍洲可谈》卷一）

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晚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

（朱彧《萍洲可谈》卷一）

酒

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曰“洞庭春色”。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

东坡性喜饮，而饮亦不多。在黄州尝以蜜为酿，又作蜜酒歌。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

旧得酿法，极简易，盛夏三日辄成，色如湩醴，不减玉友。仆夫为作之。每晚凉，即相与饮三杯而散，亦复盎然。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上）

寿皇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分数旋取旨，盖酒户大小已尽察矣。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

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颕书，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郫人刳竹之大者，倾春酿于筒，苞以藕丝，蔽以蕉叶。信宿馨达于外，然后断之以献，俗号“郫筒酒”。

（赵朴《成都古今记》）

乙　辽

契丹主达鲁河钓牛鱼，以其得否，为岁占好恶……牛鱼，云生东海，头如牛……冯道使虏诗曰：“曾叨腊月牛头赐。”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三）

《渑水燕谈》载：契丹国产大鼠，曰“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尝。常以羊乳饲之……近世乃不闻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六）

辽于南京置栗园司，萧韩家奴为右通造，典南京栗园是也。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八引《析津日记》）

丙　金

饮食甚鄙陋，以豆为浆。又嗜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嗜酒好杀，酿米为酒，醉则缚之俟其醒，不尔杀人。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茶酒三行，虏法先汤后茶……旋供晚食，果饤如南方斋筵。先设茶筵，一般若七夕乞巧。其瓦垅、桂皮、鸡肠、银铤、金刚镯、西施舌，取其形，密和面，油煎之。虏甚珍此。（茶食谓未行酒，先设此品，进茶一盏。又谓之茶筵。）次供馒头、血羹、毕罗、肚羹、荡羊、饼子、解粥、肉虀羹、索面、骨头盘子。自后大同小异，酒味甚漓……洗漱冠栉毕，点心已至：灌肺、油饼枣糕、面粥，有供糕糜处……燕山酒固佳，是日所饷，极为醇厚，名金。盖用金水以酿之也。

（周辉《北辕录》）

丁　元

今以早饭前及饭后，午前午后晡前小食，为点心。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七）

迤北八珍：醍醐、麆吭、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即马妳子）。

（元阙名《馔史》）

国朝日进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

宫中以玉板笋及白兔胎作羹，极佳，名“换舌羹”。备载尤良《名馔录》。

（陶宗仪《元氏掖庭记》）

酒有翠涛饮、露囊饮、琼华汁、玉团春、石凉春、葡萄春、凤子脑、蔷薇露、绿膏浆。醋有杏花酸、脆枣酸、润肠酸、苦苏浆。盐有水晶盐、荟霜盐、五色盐。酱有蚁子酱、鹤顶酱、提苏酱。油有苏合油、片脑油、腽肭脐油、猛火油。

（陶宗仪《元氏掖庭记》）

2.衣饰

甲　宋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诏以士庶车服，颇有逾，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详定以闻。昉奏：“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请禁之。其私第便服，许紫皂衣白袍。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从之。“帽衫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东都士大夫交际常服之。“紫衫”本军校之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禁以戎服临民，自是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凉衫制如紫衫，亦曰“白衫”。孝宗乾道初以其似凶服，禁之。便服仍许用紫衫。深衣用白细布，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大带，缁冠幅巾，黑履，士大夫家冠、昏、祭祀、宴居、交际服之。“襕衫”，亦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襞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

（《续通典》卷五九《礼一五》）

端拱二年，诏：“……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政和七年，臣僚上言：“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丁瓘言：“衣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娼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塗饰金珠。尚多僣侈，未合古制……”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钩墩，今亦谓之袜袴，妇人之服也。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其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除命妇许服外，余人并禁……仁宗天圣三年，诏：“……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皇祐元年，诏：“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尺，梳长毋得逾四寸，仍禁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仿之，至谓之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至有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遂禁止之。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淳化三年，京师里巷妇人竞剪黑光纸团靥。又装缕鱼腮中骨，号“鱼媚子”，以饰面。

（《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

司马公……又说：“妇人不服宽袴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以便乘驴。其风始于都下妓女，而士大夫家反慕之。”

（江休复《醴泉笔录》卷上）

崇宁、大观间，衣服相尚短窄。宣靖之际，内及闺阁，外及乡僻，上衣逼窄称其体，襞开四缝而扣之，曰“密四门”。小衣逼管开缝而扣之，曰“便裆”，亦曰“任人便”。发髻大而扁，曰“盘福龙”，亦曰“便眠觉”。绍兴以后，此风稍息。景定以后，复若宣靖，识者知为服妖。

（徐大焯《烬余录•乙编》）

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汴京闺阁粧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扎垂肩。宣和已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橕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虏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

（百岁寓翁《枫窗小牍》卷上）

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粉点眼角，名“泪妆”。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或曰“鹁角”。

（《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

乙　辽

国母与番官，皆番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番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加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搖冠之遗象也。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服紫窄袍，加义襕，紫鞢带以黄红色绦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缀饰。又有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掩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带末缀珠。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带。丈夫或绿巾，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三）

丙　金

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旧俗。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纻丝四袖。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袴、袜皆以皮。至妇人衣白大袄子，下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衫皆极宽大。有位者便服立，止用皂纻丝，或番罗，系版绦，与皂隶略无分别。绦反插垂头于腰，谓之有礼。无贵贱皆著尖头靴。所顶之巾，谓之“蹋鸱”。

（周辉《北辕录》）

燕地……其良家土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塗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

（庄绰《鸡肋编》卷上）

丁　元

“质孙”，汉言一色服也。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只孙宴服者，贵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间，膺首服亦如之。

（陶宗仪《辍耕录》卷三〇）

《永乐大典》服字韵载蒙古冠服，引《析津志》云：“罟罟”以大红罗幔之胎，以竹凉胎者轻，上等大，次中，次小。用大珠穿结龙凤楼台之属，饰于其前后。复以珠缀长条，褖饰方弦，掩络其缝。又以小小花朵插带，又以金累事件装嵌极贵宝石塔形在其上。顶有金十字，用安翎筒，以带鸡冠尾。出五台山，今真定人家养此鸡，以取其尾甚贵。罟罟后，上插朵朵翎儿，染以五色，如飞扇样，先带上紫罗“脱木华”。

（胡敬南《薰殿图像考》卷下）

元朝后妃……皆带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汉人也）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〇）

3.嫁娶

甲　宋

公主下降，初被选尚者，即拜驸马都尉，赐玉带、袭衣、银鞍勒马、采罗百匹，谓之“系亲”。

（《宋史》卷一一五《礼志一八》）

诸王聘礼，赐女家白金万两敌门。（注：即古之纳采）

（《宋史》卷一一五《礼志一八》）

诸王纳妃……定礼……果盘、花粉、花冪、眠羊、臥鹿、花饼、银胜、小色金银钱等物。

（《宋史》卷一一五《礼志一八》）

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及其既长，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至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三注）

元祐大婚，吕正献公当国，执议不用乐。宣仁云：“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

（周辉《清波杂志》卷一）

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姻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贴，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吉，即制冥衣……媒就男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二座相并，各立小幡……奠毕……其相喜者，则二幡微动，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为动……两家亦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资以养生焉。

（康誉之《昨梦录》）

婚娶之法，先凭媒氏，以“草贴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贴问卜，或祷签，得吉无克，方回草贴。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过“细贴”，又谓“定贴”。贴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明开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贴子内。女家回定贴亦如前开写，及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贴，各以色彩衬盘。安定贴送过，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段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罇或八罇，装以大花银方胜，红彩销金酒衣簇盖酒上，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五男二女绿盛礼书为头合，共凑十合，或八合，用彩袱盖上送往。女家接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请女亲家夫妇双全者开合。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段匹、珠翠掠、皂罗巾段、金玉帕镮、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元送茶饼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辨以一半回之。更以空酒罇双投入清水，盛四金鱼，以筯一双、葱两株安于罇内，谓之“回鱼筯”。若以富家官户，多用金银打造鱼筯各一双，并以彩帛造像生葱双株，挂于鱼水罇外答之。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遇节序，亦以冠花彩段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宝帕环答之。次下则“送聘”，预令媒氏以鹅酒，重则羊酒，导日方行送聘之礼。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金帔坠者是也。若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耳。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又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亦用双缄聘启礼状。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加以鹅酒茶饼而已。若下财礼，则女氏得以助其虚费耳。又有一等贫穷父母、兄嫂所倚者，虽色可取，而奁具茫然。在议亲者，以首饰衣帛加以诸物送往，谓之“兜裹”。今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礼物答回，以绿紫罗双匹、彩色段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掠女工等，如前礼物。更有媒氏媒箱，段匹盘盏、官楮花缸礼合惠之。自聘送之后，节序不送，择礼成吉日再行。导日礼报女氏。亲迎日分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洗项画彩线果之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铺房挂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以至亲压铺房，备礼前来暖房。又以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须待新人，方敢纵步往来。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预令行郎，各以执色，如花瓶、花烛、香毬、沙罗、洗漱、妆盒、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涼伞、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雇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担子，或椶檐花藤轿，前往女家迎娶新人。其女家以酒礼款待行郎，散花红银楪、利市钱会讫，然后乐官作乐催妆，克择官报时辰，追催促登车，茶酒司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既已登车，擎担从人未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起担作乐，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克择官执花斗，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撒，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以压青阳煞耳。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行车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遂以二亲信女使左右扶侍而行，踏青锦褥，或青毡花席上行。先跨马鞍，蓦背平秤，过入中门，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迎入房室内，坐于床上，谓之“坐床”。富贵之家委亲戚接待女家亲家及亲送客，会汤次拂备酒四盏款待。若论浙东以亲送客急三杯或五盏而回，名曰“走送”。向者迎新郎礼，其婿服绿裳花幞头，于中堂升一高座，先以媒氏或亲戚互斟酒，请下高座归房。至外姑致请，方下坐回房“坐富贵”。今此礼久不用矣，止用妓乐花烛迎引入房。房门前先以彩帛一段横挂于楣上，碎裂其下。婿入门，众手争扯而去，谓之利市缴门，争求利市也。婿登床右首坐，新妇坐左首，正坐富贵礼也。其礼官请两新人出房，诣中堂参堂。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双同心结，倒行。女挂于手面，相看而行，谓之“牵巾”，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参拜堂次诸家神及家庙。行参诸亲之礼毕，女复倒行，执同心结牵新郎回房，讲“交拜礼”，再坐床。礼官以金银盘盛金银钱、彩钱、杂果“撒帐”。次命妓女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巹礼”毕，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次男左女右结发，名曰“合髻”。又男以手摘女之花，女以手解郎绿抛纽，次掷花髻于床下，然后请掩帐。新人换妆毕，礼官迎请两新人诣中堂，行参谢之礼。次亲朋讲庆贺，及参谒外舅姑已毕，则两亲家行新亲之好，然后入礼筵。行前筵五盏礼毕，别室歇坐，数杯劝色，以叙亲义。仍行上贺赏花，节次仍复再入公筵，饮后筵四盏，以终其仪。三日，女家送冠花、彩段、鹅蛋，以金银缸儿盛油蜜，顿于盘中，四围撒贴套丁胶于上，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谓之“送三朝礼”也。其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家广设花筵，款待新婿，名曰“会郎”，亦以上贺礼物与其婿。礼毕，女家备鼓吹迎送婿回宅第。女家或于九朝内移厨往婿家致酒，谓之“暖女会”。自后迎女回家，以冠花、段匹、合食之类送归婿家，谓之“洗头”。至一月，女家送弥月礼合，婿家开筵延款亲家及亲眷，谓之“贺满月会亲”。自此礼仪可简。遇节序，两亲互送节仪。若士庶百姓之家，贫富不等，亦宜随家丰俭，却不拘此礼。若果无所措，则已之。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

乙　辽

辽太宗会同三年十二月，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

（《续通典》卷五八《礼一四》）

统和十二年九月……行“拜奥礼”。（国语解：凡纳后，即族中选尊者一人，当奥而坐，以主其礼。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奥礼。）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

惕隐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车至便殿东南七十步止，惕隐夫人请降车，负银罂，捧縢履黄道行，后一人张羔裘若袭之，前一妇人捧镜却行。置鞍于道，后过其上，乃诣神主室三拜。

（《辽史》卷五二《礼志五》）

选皇族诸妇宜子孙者，再拜之，授以罂縢。

（《辽史》卷五二《礼志五》）

丙　金

金人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逾。婿纳币，皆先期拜门，亲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斻贮之，其次以瓦斻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指、小软指，如中国寒具（即饼也）……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好则留，不好则退。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婚，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用奴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每群九牝一牡，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那”，妻谓夫为“爱根”。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马为币，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逑娶欲纳之，则携而归。后方具礼偕来女家，经告父母。死则群母，兄死则其嫂；叔伯死，则姪亦如之。无论贵贱，人有数妻。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4.丧葬

甲　宋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命翰林学士李昉等重定士庶丧葬制度。昉等奏准后唐长兴二年诏：“五品六品常参官，丧辇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七品常参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京官及检校试官等，舁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许设纱笼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从之。

（《续通志》卷一一八《礼略八》）

今之士大夫居丧，食肉饮酒，无异平日。又相从宴集，靦然无愧，人亦恬不为怪……乃至鄙野之人，或初丧未敛，亲宾则齑馔酒往劳之。主人亦自备酒馔，相与饮啜，醉饱连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丧作乐以娱尸，及殡葬则以乐道轜车，而号哭随之。亦有乘丧即嫁娶者。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六注）

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燔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荣薿言：“比因臣僚陈请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诚为善政。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

（《宋史》卷一二五《礼志二八》）

董成二郎……殂既敛，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覆以甑，欲验死者所趋。旦而举之，二鹅足迹俨立于灰上，皆疑董堕畜类。

（洪迈《夷坚志•乙集上》）

乙　辽

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旺，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以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三）

丙　金

其疾病无医药，尚巫祝，病者杀猪狗以禳之，或用车载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亲友死，则以刀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槨。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5.令节

甲　宋

三元观灯……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然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路台，教坊陈百戏。

（《宋史》卷一一三《礼志一六》）

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

（《宋史》卷一一三《礼志一六》）

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服衣冥钱在上焚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

正月，“元旦”，天子受朝贺，俗谓之排正仗……三日，放士庶赌博……“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面茧，以肉或素馅……“立春”……自郎官、御史、寺监长贰以上，皆赐春幡胜，以罗为之，近臣皆加赐银胜……“上元”，自月初开东华门为灯市……妇人又为灯毬、灯笼，大如枣栗，加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十八日，谓之收灯……二月，一日，名“中和节”……“社日”……学生皆给假，幼女辍工夫……父母取已嫁女归家，名曰归宁……“寒食节”……今云断火三日者，冬至后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三月……国朝故事，唯自“清明日”，开集禧殿太乙宫三日……“上巳”，上开金明池、金水河、琼林苑……西重京多重此日……每于此月，当牡丹盛开之际，各出其花于门首及廊庑间，名曰“斗花会”。

（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

四月八日……“浴佛”之日……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阊阖门、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睦亲广亲宅前，皆卖此等物……六月，京师“三伏”，唯史官赐冰麨，百司休务而已，士大夫家不以为节。特吏人、医家、富商、大贾，聚会宴饮。其所尚者，食羊头签而已。七月，“七夕”，潘楼前卖乞巧物……其夜，妇女以七孔针，于月下穿之……八月，“中秋”，京师赏月之会，异于他郡。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九月，“重阳”，以酒果糕等送诸女家，或遗亲识。其上插菊花，散石榴子、栗黄，或插小红旗，长二三尺……十月，旧俗十月朔，开炉向火，乃沃酒及炙脔肉于炉中，围坐饮啗，谓之暖炉。至今民家送亲党薪炭、酒肉、缣绵，新嫁女并送火炉。十一月，“冬至”前一日，云冬至既号亚寒，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为“夜除”，大率多仿岁除故事，而差异焉。鄙人自冬至之次日数九，凡九九八十一日……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为三大节……冬至人多馈遗……人家是日多食馄炖，故有“冬馄炖、年饦之语……天子受朝贺，俗谓之排冬仗……十二月，“除夜”……人家图钟馗形，贴于门壁……京师民庶之家，痴儿呆女多达旦不寐，俗谚云：“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

（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四）

乙　辽

岁时杂仪：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国语谓正旦为乃揑咿唲。乃，正也。揑咿唲，旦也。立春，妇人进春书，刻青缯为帜，像龙御之。或为蟾蜍，书帜曰宜春。人日，凡正月之日：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日为人。其占晴为祥，阴为灾。俗煎饼食于庭中，谓之“薰天”。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国语是日为里尀。里，请也；尀，时也。读若狎，尀读若颇。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迦牟尼。以其觉性，称之曰佛。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语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簮之，谓之“长命缕”。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唲。讨，五；赛咿唲，月也。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遗。六月十有八日，国俗耶律氏设宴，以延国舅族萧氏。亦谓之里尀。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翼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国语谓之赛咿唲奢。奢，好也。八月八日，国俗屠白犬于寝帐前七步瘗之，露其喙。后七日中秋，移寝帐于其上。国语谓之揑褐耐。揑褐，大也；耐，首也。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臡，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尀。炒伍侕，战也。

（《辽史》卷五三《礼志六》）

丙　金

其节序，元旦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

（《金史》卷三五《礼志八》）

6.戏玩

甲　弈棋

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孝宗万机余暇，留神局，诏国手赵鄂供奉。由是遭际，官至武功大夫。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乙　叶子

今之叶子戏《消夜图》，相传始于宋太祖，令后宫人习之以消夜。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〇引《农田余话》）

钱制圆而孔方，取象于天，反数于空，故尊空没文。空者所以贮也，当其无，有贮之用，属波斯献焉。次称客，者，兽食之余，井上有李是也，里人目为枝花。枝花者，花未成果。故自一至九，咸呼为“果”，本枝花而得名。而文钱为最初之义，其数十一叶，而极于九索。以贯钱百文为“索”，极于一而尊于九，九者数之盈，十索则名贯矣，故去十为“万”始焉。叶凡九，万者，索之累十而得名者也。极一而尊九，不居其十，以十者有所总也。叶数亦如索，十举成数，一不必纪，而二首焉。以偶对百，百而千，千而万，示极而不孤，处尊而不汰，数之成也，叶得十一。野史赞曰：“履其成无忘其空，空以基之，成以息之，是四十张之所由作也。”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〇引潘之恒《叶子谱》）

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二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二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他牌名，类皆合伦理庶务器用。”表上，贮于御库，疑繁未行。至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〇引《诸事音考》）

丙　彩选格

彩选格（即陆官图）起于唐李邰。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

（徐度《却扫篇》卷下）

丁　象棋

显仁……后未知上（高宗）即位，尝用象戏局子，裹以黄罗，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掷，其将子果入九宫。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

局纵横路十一，棋三十二为两军。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九引《晁无咎序》）

戊　打马

长行、叶子、博塞、弹棋，世无传者；藏酒、摴蒱、双蹙融，今渐废绝。大小象戏弈棋，亦止可容二人。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杂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能通者少，难遇勍敌。打马简要，又若无文。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九引李易安《打马序》）

打马，用铜或牙角为钱样，共五十四枚，上刻良马名。布图四面，以投子掷打之。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九引《事物绀珠》）

已　鞬子

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鞬子，三四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之名色，亦蹴踘之遗事也。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〇引《事物原始》）

庚　双陆

双陆之制，初不用棋，俱以黑白小棒槌。每边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两只掷之，依点数行。因有客主相系之法，故赵抟《双陆诗》云：“紫牙镂合方如斗，二十四星衔月口。贵人迷此华筵中，运木手交如阵斗。”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七）

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洪皓《松漠纪闻续》）

辛　百戏

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分，丽正门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竿，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人、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理庙时，有路岐人名十将、宋喜常旺两家。有踢弄人，如谢恩、张旺、宋宝哥、沈家强、自来强、宋达、杨家会、宋赛歌、宋国昌、沈喜、张宝哥、常家喜小娘儿、李显、沈喜、汤家会、汤铁柱、庄德、刘家会、小来强、鲍老儿、宋定哥、李成、庄宝、潘贵、宋庆哥、汤家俊等。遇朝家大朝会圣节，宣押殿庭承应，则官府公筵、府第筵会，点唤供筵，俱有大犒。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且杂手艺，即使艺也，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毬儿、拶筑毬、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针、射弩、端亲、背攒壶瓶等、线包儿、撮米酒、撮放生等艺。淳祐以后，艺术高者，有包喜、陆寿、施半仙、金宝、金时好、宋德、徐彦、沈兴、赵安、陆胜、包寿、范春、吴顺、金胜等。此艺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术，则手法疾而已。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戏，或如崖词，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解围故事也。今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无二，兼之走线者尤佳。更有枚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数果奇。大底弄此多虚少实，如巨灵神姬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怜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