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明代之宦官

1.宦官之职掌

明初设置宦官，供奉内廷。鉴前代之失，驭制甚严。

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明太祖即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官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序》）

宦官……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卫门也。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宦官》）

明宦官二十四衙门官制简表

成祖以后，渐加委任，权势日张，操持国柄，为祸之酷烈，侔于汉。

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盖明世宦官，出使、传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序》）

太祖……因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交移往来……成祖亦尝云：“朕一遵太祖训。”……顾中官四出，实始永乐时。元年（1403年），李兴等敕劳暹罗国王，此奉使外国之始也。三年，命郑和等率兵二万，行赏西洋古里、满剌诸国，此将兵之始也。八年，敕王安等监都督谭青等军，马靖巡视甘肃，此监军巡视之始也。及洪熙元年（1425年），以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遂相沿不改。敕王安镇守甘肃，而各省镇皆设镇守矣。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文书房，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而太祖不许识字读书之制，由此而废。赐王瑾、金英印记，则与诸密勿大臣同；赐金英、范弘等免死诏，则又无异勋臣之铁券也。英之王振、宪之汪直、武之刘瑾、熹之魏忠贤，太阿倒握，威福下移。神宗矿税之使，无一方不罹厥害，其他怙势薰灼，不可胜纪。而荫弟、荫侄、封伯、封公，则挠官制之大者。庄烈帝初翦大憝，中外颂圣。既而镇守、出征、督饷、坐营等事，无一不命中官为之，而明亦遂亡矣。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宦官》）

文书房。注，掌房十员，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宦官》）

甲　东厂

提督东厂。注，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无定员；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宦官）

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至宪宗时，尚铭领东厂，又别设西厂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东厂。自京师及天下，帝午侦事，虽王府不免。直中废复用，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势远出卫上……正德元年（1506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邱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瑾诛，西厂、内行厂俱革，独东厂如故。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领厂事，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以酷虐钳中外，而厂卫之毒极矣。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传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狷巧者，乃以拨充之。役长曰档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中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文皇即位，尽僇建文诸臣，怀疑不自安，特重锦衣为爪牙心腹……犹以外衙门，顾惜情面，口东厂主刺奸。督以内臣……设行事人员，专缉谋反、妖言、强劫、椎埋及盗仓库钱粮、私铸、私雕印信等事。下锦衣打问，刑部拟罪。其小小者，片纸密报，日有数次，谓之打事件。衙宇壮丽邃密，有狱，有理刑官，权出锦衣上……其祸绝不及缙绅，得相安无事。惟成化中西厂最著，汪直主之……其流毒甚广，大出理法之外。阁臣强争，废而复立。

（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二一）

永乐十八年（1420年），立东厂。命内官一人主，拨锦衣卫官校，刺诇大小事情。成化十二年（1476年），增立西厂，命御马监太监汪直主之，权出东厂上。正德三年，东厂有太监丘聚、西厂太监谷大用矣。复以荣府旧仓地为内行厂，司礼太监刘瑾自领之，得诇察一切，及二厂不法事。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二《增设三厂》）

乙　京营

提督京营。注，提督太监，坐营太监，监枪，掌司，佥书，俱无定员，始于景泰元年（1450年）。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宦官》）

正统四年（1439年），遣太监吴诚、吉祥监督诸军，讨麓川宣慰思任发，败绩。此内臣总兵之始也……十三年，宁阳侯陈懋为总兵官，率师讨邓茂七等。太监曹吉祥、王瑾监督神机火器。案，此监枪内臣之始也……十四年……虏入寇德胜门外，敕太监兴安、李永昌，往同武清伯石亨、尚书于谦，整理军务。案此内臣总京营兵之始也……景泰三年（1452年），总督少保尚书于谦、总兵武清侯石亨等，议选精兵十五万，分为十营。太监阮让、都督杨俊，提督四营；太监陈瑄、卢永，都督郭震、冯宗，各提督三营，俱听谦、亨及太监刘永诚、吉祥节制。案，此内臣坐营之始也……天顺八年（1464年），命太监周中于奋武营，右少监王亨耀武营，太监唐顺练武营，右少监林贵奉显武营，太监张温敢勇营，右少监赵永果勇营，奉御郑达效勇营，右少监米童鼓勇营，左副使高廉立威营，奉御王璇伸威营，右副使张璘扬威营，奉御张绅振威营。监神枪，仍听太监刘永诚节制。案，此内臣分坐十二营之始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丙　镇守

镇守。注，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宦官》）

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

（《明史》卷三○四《谷大用传》）

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酉，六科都给事中汪玄锡等言，先朝虽添设镇守等官，未尝许其巡历，惟逆瑾擅政，乃许接受民词。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六《中官考七》）

各镇戍镇守内官，竞以所在土物进奉，谓之“孝顺”。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

丁　采买

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于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其事目繁琐，征索纷纭……而最为民害者，率由中官……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于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世宗末年，岁用止十七万两，穆宗裁二万，止十五万余，经费省约矣。万历初年，益减至十三四万，中年渐增，几至三十万。而铺户之累滋甚。时中官进纳索赂，名“铺垫钱”。费不赀，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佥京师富户为商。令下，被佥者如赴死。重贿营免……至熹宗时，商累益重，有输物于官终不得一钱者。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上供采造》）

永乐初……内使之出，始于是时。工役繁兴，征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军器之需，尤无算……宣宗罢闸办金银，其他纸、靛、纻丝、沙罗、氁缎、香货、银朱、金箔、红花、茜草、麂皮、香蜡、药物、果品、海味、朱红、戗金、龙凤器物，多所罢减……悉召还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许辄遣……然宽免之诏屡下，内使屡敕撤还，而奉行不实。宦者辄名采办，虐取于民。诛袁琦、阮巨队等十余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罢诸处采买……正统八年（1443年），以买办扰民，始令于存留钱粮内折纳，就近解两京。先是仁宗时，令中官镇守边塞。英宗复设各省镇守，又有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宪宗时益甚。购书采药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孑遗。抑卖盐引，私采禽鸟，糜官帑，纳私贿，动以巨万计……孝宗立，颇有减省。甘肃巡抚罗明，言镇守分守内外官，竞尚贡献，各遣使属边卫搜方物，名曰“采办”，实扣军士月粮马价，或巧取番人犬马奇珍。且设膳乳诸房，佥厨役，造酥油诸物，比及起运，沿途骚扰，乞悉罢之。报可。然其后靡费渐多，至武宗任刘瑾，渔利无厌。镇守中官，率贡银万计。皇店诸名不一，岁办多非土产……世宗初，内府供应，减正德什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神宗……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钜万计。……至于末年，内使杂出，采造益繁。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熹宗一听中官，采造尤伙。庄烈帝立，始务厘剔节省，而库藏已耗竭矣。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采造》）

戊　管税

太监于经者，得幸豹房，诱上以财利，创开各处皇店，榷敛商贾。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七《中官考八》）

万历……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脧削焉。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1598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高寀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邱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于中官，辄给指挥千户箚，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诸所进税，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赢余。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帝以为能……三十三年，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而税使不撤。李道诡称有司固却，乞如旧便。帝遽从之……光宗立，始尽蠲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商税）

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

（《明史》卷三○五《宦官陈增附高淮传》）

己　开矿

万历十二年（1584年），房山县民史锦奏请开矿，下抚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台山还，言紫荆关外，广昌、灵邱有矿砂，可作银冶。帝闻之喜。以大学士申时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张世才，复言阜平、房山，各产矿砂，请遣官开矿。时行等仍执不可。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万历十二年，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于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邱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年至1605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坑冶》）

自矿税兴，中使四出，跆藉有司，谤书一闻，驾帖立下……皆幽系诏狱，久者至十余年……至士民幽系死亡者，尤不可胜纪也。

（《明史》卷二三七《华钰附王正志传》）

2.王振之祸

王振得宠于英宗，排挤三杨，遂揽大权，凌辱廷臣，导英宗亲征瓦剌，致有土木之变。而振亦以是败。

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懽……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然是时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惮之，未敢逞。至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

（《明史》卷三○四《王振传》）

宣宗崩，英宗方九岁……大臣请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曰：“毋坏祖宗法。”第悉罢一切不急务，时时勗帝向学，委任股肱。以故王振虽宠于帝，终太后世，不敢专大政。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中官王振，有宠于帝，渐预外庭事，导帝以严御下，大臣往往下狱。靖江王佐私馈荣金，荣先省墓归，不之知。振欲借以倾荣，士奇力解之，得已。荣寻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正统六年），遂大兴师征麓川，帑藏耗费，士马物故者数万。又明年（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辄执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尝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劾稷……复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翼日，遂列侍读学士苗衷、侍讲曹鼐，及愉名以进，由是愉被擢用。

（《明史》一四八《杨溥附马愉传》）

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铎，遇振不跪，谪戍铁岭。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振恶贱已同类，下璟狱……又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所忤恨，辄加罪谪……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谄擢本部侍郎；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久之，构衅瓦剌，振遂败。（事详域外经营瓦剌与鞑靼内。）

（《明史》卷三○四《王振传》）

败报闻……都御史陈监等廷奏振罪……郕王命……并振党诛之。振族无少长，皆斩。振擅权七年，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

（《明史》卷三○四《王振传》）

本朝中官，自正统以来，专权擅政者，固尝有之。而伤害忠良，势倾中外，莫如太监王振。然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自振秉内政，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而内官之权，振实揽之。不使泛滥四及，天下阴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陆容《菽园杂记》卷六）

英宗复辟，以曹吉祥有殊功，颇加宠任。吉祥怙势，大肆威焰，旋失帝欢，终以谋叛诛。

曹吉祥，滦州人，素依王振。正统初，征麓川，为监军。征兀良哈，与成国公朱勇，太监刘永诚分道。又与宁阳侯陈懋等，征邓茂七于福建。吉祥每出，辄选达官跳荡卒，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景泰中，分掌京营。后与石亨结，帅兵迎英宗复位，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嗣子钦，从子铉、铎、睿等，皆官都督……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进者。权势与石亨埒，时并称“曹石”……未几，二人争宠有隙。御史杨瑄、张鹏劾之，吉祥乃复与亨合，乘间诉帝。帝为下瑄等诏狱，而逮治阁臣徐有贞、李贤等……承天门灾，帝命阁臣岳正，草罪己诏，诏语激切。吉祥、亨复诉正谤讪，帝又谪正。焰益张，朝野仄目。久之，帝觉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贤力言夺门非是，始大悟，疏吉祥。无何，石亨败。吉祥不自安，渐蓄异谋，日犒诸达官金钱谷帛，恣所取。诸达官……皆愿尽力效死……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钦私掠家人曹福来，为言官所劾。帝令锦衣指挥逯杲按之，降敕遍谕群臣。钦惊曰：“前降敕遂捕石将军，今复尔，殆矣。”谋遂决。是时甘凉告警，帝命怀宁侯孙镗西征，未发。吉祥……择是月庚子昧爽，钦拥兵入，而已以禁军应之。谋定，钦召诸达官夜饮。是夜，镗及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达官马亮恐事败，逸出，走告瑾。瑾趣镗由长安右门隙投疏入。帝急絷吉祥于内，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门闭弗启。钦知亮逸，中夜……攻东西安长门，不得入……镗遣二子，急召征西军，击钦于东长安门，逐钦……归家拒战……镗督诸军大呼入，钦投井死……尽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于市……及吉祥姻党皆伏诛……英宗始任王振，继任吉祥，凡两致祸乱。

（《明史》卷三○四《曹吉祥传》）

3.刘瑾之祸

武宗时，刘瑾等导帝戏游，大得宠幸。阁臣刘健、谢迁，谋逐瑾而败。瑾专擅威福，戮辱廷臣，变更法度。

刘瑾，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已得侍武宗东宫。武宗即位，掌钟鼓司，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孝宗遗诏，罢中官监枪，及各城门盐局。瑾皆格不行，而劝帝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又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外廷知八人诱帝游宴，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骤谏不听……健、迁等复连疏请诛瑾，户部尚书韩文率诸大臣继之。帝不得已，使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至阁，议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执不可。尚书许进曰：“过激将有变。”健不从。王岳者素謇直，与太监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语告帝，且言阁臣议是。健等方约文及诸九卿，诘朝伏阙面争，而吏部尚书焦芳，驰白瑾。瑾大惧，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环泣。帝心动。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礼监，永成掌东厂，大用掌西厂，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净军。旦日，诸臣入朝，将伏阙。知事已变。于是健、迁、东阳，皆求去。帝独留东阳，而令焦芳入阁……时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也……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韩文职……瑾势日益张，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赡。因颛擅威福，悉遣党奄，分镇各边……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焦芳，泌阳人……既积忤廷臣，复锐进。乃深结阉宦以自固，日夜谋逐健、迁，代其位……擢为吏部尚书。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以告芳。芳阴泄其谋于瑾，瑾遂逐健、迁辈。而芳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

（《明史》卷○六《焦芳传》）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大臣则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部曹则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词臣则检讨刘瑞，言路则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朱廷声、刘玉等，皆海内号忠直者也……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遣使察核边仓……又察盐课……复创罚米法。尝忤瑾者，皆擿发输边。故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良弼，御史张津、陈顺、乔恕、聂贤、曹来旬等数十人，悉破家，死者系其妻孥。其年夏，御道中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明日，大学士李东阳申救。瑾亦微闻此书乃内臣所为，始释诸臣。而主事何釴，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暍死。是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又悉逐京师客傭，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辇下汹汹，几致乱……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孝宗实录》成，翰林预纂修者当迁秩。瑾恶翰林官素不下己，调侍讲吴一鹏等十六人南京六部，是时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皆为瑾腹心，变更旧制，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又遣其党，丈边塞屯地，诛求苛刻。边军不堪，焚公廨，守臣谕之，始定……又以谢迁故，令余姚人毋授京官。以占城国使人亚刘（《焦芳传》：本江西万安人，以罪叛入其国）谋逆狱，裁江西乡试额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余姚，以焦芳恶华（彭华）故也。瑾又自增陕西乡试额至百名，亦为芳增河南额至九十名，以优其乡士……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请编瑾行事，著为律令。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刘瑾……变易选法，任情黜陟。官谢薄者，随即革罢，加赂又辄用之。或径自传奉，或别本带批，惟意所欲，无复顾忌。各处镇守中官，辄假以便宜行事……官员坐事罚米，动至千百石。又钩致远年故牍，钱粮亏损，非侵盗者，概加倍追赔，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胜数。创为新例，罪无轻重，类决杖，永远戍边，或枷号发遣……瑾又欲私取天下库藏，及剥敛民财，以益其富，添设巡盐、巡捕、查盘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检核各边屯田，倍增其税。用是天下纷纷，民不堪命。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五《中官考六》）

瑾引用外臣为助。其党张彩，时进善言，禁抑贪冒。阁臣李东阳，为瑾所敬礼，弥缝其间，保全不少。惟气节之士多非之。

正德四年（1509年），命……御史查盘两直隶、各省钱粮。先是诸司官朝觐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余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所贮赔偿之，其名曰“京债”。上下交征，恬不为异。时张彩闻而言之，瑾不自安。谋差官查盘，盖欲掩其绩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彩衔瑾恩，见瑾擅权久，贪冒无厌，天下怨之，因乘间说曰：“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官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瑾大然之。会御史胡节巡按山东还，厚遗瑾。瑾发之，捕节下狱。少监李宣、侍郎张鸾、指挥同知赵良，按事福建还，馈瑾白金二万。瑾疏纳金于官，而按三人罪。其他因贿得祸者甚众，苛敛之害为少衰。中外或称彩能导瑾为善矣。

（《明史》卷三○六《张彩传》）

其党张彩曰：“今天下所馈遗公者，非必皆私财，往往贷京师，而归则以库金偿。公奈何敛怨贻患？”瑾然之。会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以故事入赂，瑾皆举发致罪。乃遣给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盘察。有司争厚敛以补帑，所遣人率阿瑾意，专务搏击，劾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初健、迁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故独留……瑾既得志，务摧抑缙绅。而集芳入阁，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尽……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礼敬。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东阳有言，时亦曲听。韩文之得免，杨一清以边费逮；平江伯陈熊以漕事几革世爵，亦得免，罚米输边仓者，就本地，皆其力也。

（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二五）

瑾与同辈构怨，其势已孤。及安化王寘鐇反，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往讨平之。永用一清策，执瑾而诛之。

张永……故与瑾在八党之列。瑾后嫉之，言于上，发往南京，榜禁门，勿使入。永知，径趋上前，诉己无罪，为瑾所间。上召瑾相质，语不合，永即奋拳殴之。谷大用为解，且置酒释憾，马永成欲升所厚邵琪锦衣百户，瑾持不可。丘聚主东厂恣肆，以它事忤瑾，奏发其事，调南京。王琇建新第大内，诱上居之，因奏贾人居积，瑾怒，罪其人得止。同辈多怨之。虽威行宫省，其势实孤。

（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二五）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安化王寘鐇反，檄数瑾罪。瑾始惧，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讨之。初与瑾同为八虎者，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谲免。及永出师还，欲因诛瑾。一清为画策，永意遂决。瑾好招致术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从孙二汉当大贵。兵仗局太监孙和数遗以甲仗，两广镇监潘午、蔡昭又为造弓弩，瑾皆藏于家。永捷疏至，将以八月十五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永虑有变，遂先期入。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永成等亦助之。遂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内阁，降瑾奉御，谪居凤阳。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廷臣奏瑾所变法，史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4.魏忠贤之祸

熹宗初，魏忠贤结帝乳媪客氏，并邀宠幸，挑逐异己，树立党羽，遂专擅宫廷，屠毒正士。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

魏忠贤，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又求为皇长孙母王才人典膳，谄事魏朝。朝数称忠贤于（王）安。安亦善遇之。长孙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光宗崩，长孙嗣立，是为熹宗。忠贤、客氏并有宠。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忠贤颛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谋杀之，尽斥安名下诸阉。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而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附忠贤……是时叶向高、韩方辅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皆力持清议，忠贤未克逞。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时东林势盛，被目为邪党者，争附忠贤，谋为报复。乃假汪文言狱以发端，及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再起封疆之狱。而杨涟、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魏大中六人，坐受熊廷弼贿，俱遭惨死。

忠贤谋结外廷诸臣，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忠贤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

（《明史》卷三○六《顾秉谦传》）

忠贤及其党……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其年（天启四年）六月，涟遂抗疏劾忠贤，列其二十四大罪……忠贤初闻疏惧甚，其党王体乾及客氏，力为保持，遂令魏广微调旨切责涟……自是忠贤日谋杀涟。

（《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

天启四年（1624年）……是时觝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文言者，歙人，初为县吏，智巧任术，负侠气。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输赀为监生，用计破齐楚浙三党。察东宫伴读王安贤而知书，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光熹之际，外廷倚刘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魏忠贤既杀安，府丞邵辅忠，遂劾文言，褫其监生。既出都，复逮下吏，得末减，益游公卿间，舆马尝填溢户外。大学士叶向高，用为内阁中书。大中及韩、赵南星、杨涟、左光斗，与往来，颇有迹。会给事中阮大铖与光斗、大中有隙，遂与陆儒定计，嘱櫆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险，色取行违。与光斗等交通文言，肆为奸利。疏入，忠贤大喜，立下文言诏狱……大学士叶向高，以举用文言，亦引罪求罢。狱方急，御史黄尊素，语镇抚刘侨曰：“文言无足惜，不可使缙绅祸由此起。”侨颔之。狱辞无所连，文言廷杖，褫职，牵及者获免……未几，杨涟疏劾忠贤，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大学士魏广微结纳忠贤，表里为奸。大中每欲纠之。会孟冬时享，广微偃蹇后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广微愠，益与忠贤合。忠贤势益张，以廷臣交攻，阳示敛戢，且曲从诸所奏请，而阴伺其隙……尽逐诸正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天下大权，一归于忠贤。明年（天启五年）,逆党梁梦环，复劾文言，再下诏狱。镇抚许显纯自削牍以上，南星、涟、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龙、袁化中、缪昌期、邹维琏、邓渼、卢化鳌、钱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李三才、惠世扬、施天德、黄正宾辈，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杨镐、熊廷弼贿，……矫旨俱逮下诏狱……此入镇抚司，显纯酷刑拷讯……文言之再下诏狱也。显纯迫公引涟等，文言备受五毒，不承，显纯乃手作文言供状。文言垂死，张目大呼曰：“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面质。”显纯遂即日毙之。涟、大中等逮至，无可质者，赃悬坐而已……始熊廷弼论死久，帝以孙承宗请，有诏待以不死。刑部尚书乔允升等，遂欲因朝审宽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贤杀大中，乃坐以纳廷弼贿云。

（《明史》卷二四四《魏大中传》）

杨涟等之下狱也，大化献策于忠贤曰：“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忠贤大悦，从之。由是诸人皆不免。

（《明史》卷三○六《霍维华附徐大化传》）

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不承为酷刑所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

（《明史》卷二四四《左光斗传》）

杨涟等五人既死，群小聚谋，谓诸人潜毙于狱，无以厌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诏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狱，由是涟等惨死状，外人始闻。此对簿，大章词气不挠。刑部尚书李养正等，一如镇抚原词，以移宫事，牵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书即上，忠贤大喜。矫诏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镇抚。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狱？”呼酒……和药，饮之不死，投缳而卒。

（《明史》卷二四四《顾大章传》）

忠贤意犹未已,复以风说，杀周起元、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七人。史所谓前六君子、后七君子是也。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复使其党李永贞，伪为浙江太监李实奏，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等。攀龙赴水死，顺昌等六人死狱中。苏州民见顺时逮，不平，殴杀二校尉。巡抚毛一鹭为捕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等五人，悉诛死。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六年二月，忠贤欲杀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昇、周宗建六人，取实空印疏，令其党李永贞、李朝钦，诬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矫旨，逮起元至，则顺昌等已毙狱中。许显纯酷掠，竟如实疏，悬赃十万，罄赀不足，亲故多破其家。九月，毙之狱中。

（《明史》卷二四五《周起元传》）

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已知为尊素所解，恨甚。其党亦以尊素多智虑，欲杀之。会吴中讹言，尊素欲效杨一清诛刘瑾，用李实为张永，授以秘计。忠贤大惧，遣刺事者至吴中。凡四辈，侍郎乌程演家居，奏记忠贤曰：“事有迹矣。”于是日遣使谯诃实，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

（《明史》卷二四五《黄尊素传》）

李实龌龊不识字，然非忠贤党。黄尊素时至湖上，不避形迹，与实往来。遂谓诸君子将以实为张永也。此语流传都下，忠贤疑之。实司房知其事，大惧，求解于李永贞。永贞代草此疏，司房出实空头本上之。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附忠贤诸佞，必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乃进点将诸录，借事摈斥。其实皆党人自相报复，特假手忠贤，以遂其私耳。

昆山顾（秉谦）相公等，因杨公疏有门生阁老字样，嗔之。南乐魏（广微）相公，于是年（天启四年）孟冬之朔，又失误享庙大典，遂与外廷大相水火。乃以己意，用墨笔，间点缙绅便览一册，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阁部词林叶向高、韩等……六七十员，密付逆贤，皆目为邪党，托逆贤于御前借事摈斥。而昆山居然首揆矣……又手写所欲起用之人黄克缵、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阮大铖等五六十员，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逆贤，目为正人，陆续点用。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一）

南乐相公之通内也，实自天启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太庙迟误，被台省参劾……始与逆贤通焉。凡有书札，皆用阁揭折子，亲笔行书，外贴南红纸签，题曰内阁家报，钉封钤曰魏广微印，送至惜薪司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识，画花押，差心腹官人，赍送逆贤直房，系李朝钦收掌……崔呈秀之通内也，始自呈秀之旧居停许秉彝导引。凡有字帖及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俱将原本付朝钦收掌。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

涿州去京师百余里。其涿郡娘娘，宫中咸敬之，中官进香者络绎。冯相铨，其里人也，少年词林，美容公子，人多慕之。值神庙静摄久，交通禁中，是以中官多请冯入皇城游赏。自此内官皆知有小冯翰林矣。天启甲子（四年）春，逆贤进香涿州。时铨被劾家居，跪谒路次，送迎供帐之盛，倾动一时。且涕泣陈盛明之冤，为东林陷害，逆贤怜其姣媚，已心许之。后杨都宪有参贤二十四罪之疏，贤窘甚。内营救于客氏、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而复求助于外廷。因具书于贤侄良卿，言外廷不足虑，教之行廷杖、兴大狱，以劫制之。又时时刺得外廷情事，密报逆贤，使为之备。贤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诏狱，冯与霍维华、李鲁生、杨维垣、崔呈秀等，朝夕计议，罗织多人，密付良卿，转送逆贤……暗授许显纯，显纯一一请教后行。冯又与大金吾田尔畊最暱……南乐通逆贤之后，思得后劲，念冯曲意承事，因属意焉。而李鲁生等又赞助之。冯亦将《纶扉故事》一册，密托良卿转致逆贤，间在上前点缀……初在讲幄时，日与良卿、傅应星深谈……机锋显露，南乐闻而忌之。冯入相后，渐闻其事，衔之。遂与呈秀、尔畊等谮南乐于逆贤，谓有二心。南乐从此谢政归矣……其害经略熊廷弼者，因书坊卖《辽东传》，其四十八回内，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极耻而恨之，令妖弁蒋应旸，发其事于讲筵，以此传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其实与贵池相公无甚与也……呈秀与逆贤看工之际，屏人谮之。冯知之，谋于李鲁生、霍维华、杨维垣等，乃造三案以锢诸贤。书成，逆贤见有呈秀姓名，无已称美，心逾恨之。而从来爱缘尽释矣，冯遂不能立朝，张我续始骎骎乎起用矣。

（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四）

忠贤……又从霍维华言，命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极意诋诸党人恶。御史徐复阳，请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御史卢承钦，又请立东林党碑，海内皆屏息丧气……凡忠贤所宿恨，若韩、张问达、何士晋、程等，虽已去，必削籍，重或充军，死必追赃，破其家。或忠贤偶忘之，其党必追论前事。激忠贤怒，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畊、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所有疏，咸称厂臣不名……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浙抚潘汝祯，首建忠贤生祠，诸方效尤，海内几遍。士大夫廉耻，扫地无余。

生祠之建，始于潘汝祯。汝祯巡抚浙江，徇机户请，建祠西湖。（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而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上林一苑，至建四祠。（朱）童蒙建祠延绥，用琉璃瓦。诏建祠蓟州，金像，用冕旒。凡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而阁臣辄以骈语褒答，中外若响应。（黄）连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已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还就班，复稽首如初礼。连泰请以游击一人守祠。后建祠者必守。（许）其孝方建祠扬州，将上梁，而熹宗哀诏至，既哭临，释缞易吉，相率往拜。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司业朱之俊辄为举行，会熹原崩乃止……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曳其像……无何，忠贤诛，诸祠悉废。凡建祠者，概入逆案云。

（《明史》卷三○六《阎鸣泰传》）

庄烈帝即位，首斥忠贤。忠贤惧诛，自缢死。客氏亦被笞杀。后定逆案，士大夫牵连者数百人。

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岁数出……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客氏居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忠贤故，无他长，其党日夜教之。客氏为内主。群凶煽虐，以是毒痡海内。（天启）七年（1627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崇祯帝）。王素稔忠贤恶，深自儆备，其党自危。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崔呈秀以尝帝。主事陆澄源、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论忠贤，帝犹未发。于是嘉兴贡生钱嘉征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疏上，帝召忠贤，使内侍读之。忠贤大惧，急以重宝啗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帝知之，斥应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内。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八　明代之党争

1.台谏之横

明初广开言路，许中外臣僚与草野布衣，皆得上书言事。而台谏小臣或居风宪，或掌封驳，职任雄峻，言路始横。

明自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寮，建言不拘所职；草野微贱，奏章咸得上闻。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逢掖布衣，刀笔掾史，抱关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陈封事，夕达帝阍，采纳者荣显其身，报罢者亦不之罪……宜乎慷慨发愤之徒，扼腕而谈世务也。英、景之际，实录所载，不可胜书……宪宗季年，阉尹擅朝，事势屡变。

（《明史》卷一六四《传赞》）

迨至中叶，宰相尝结言官，以锄异己。阿党比周，清议始淆。

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虽然所言之是非，阁臣之贤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恶之所得而加，亦非可尽委之沽直好事，谓人言之不足恤也。

（《明史》卷二三○《传赞》）

始而沽名。继而挟私。群臣结党。门户以成。而台谏遂为党之眉目。

江陵在位，大小臣工，咸以保留献媚为事……迨江陵殁，而后来之权势，远不相及。于是气节自负者，咸欲以建白自见。顾九列大老，犹仍向前陋习。群指为跃冶，合喙以攻之。而大臣与小臣水火矣。辛（自修）海（瑞）两中丞，挺然独立，南北两院之席，俱不暇暖。是大臣与大臣水火矣。又有奔走权门，甘心吠尧者，小臣复与小臣水火矣。水火不已，遂至分门角户，而党以成。

（文秉《定陵注略》卷二《大臣党比》）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张四维、（申）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论多称之。然是时内阁权积重，六卿大氐徇阁臣指，诸大臣由四维、时行起，乐其宽，多与相厚善。四维忧归，时行为首辅。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先后同居政府，无嫌猜，而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舒。以居正素暱时行，不能无讽刺。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虽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众以此望时行；口语相诋，诸大臣又皆右时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愤。时行以此损物望。（万历）十二年（1584年），御史丁此吕言，侍郎高启愚以试题（舜亦命禹）劝进居正。帝手疏示时行。时行曰：“此吕以暧昧陷人大辟，恐谗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书杨巍因请出此吕于外。帝从巍言。而给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时行意，蔽塞言路。帝寻亦悔之，命罢启愚，留此吕。时行、巍求去。有丁、国言：“大臣国体所系，今以群言留此吕，恐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尤不胜愤，专疏求去，诋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陆光祖，亦以为言。帝乃听巍，出此吕于外，慰留时行、国。而言路群起攻国。时行请量罚言者，言者心益憾。既而李植、江东之以大峪山寿宫事撼时行，不胜贬去。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然是时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纪渐不振。时行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评事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帝大怒……将重谴。时行请毋下其章，而讽于仁自引去……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自后，言官与执政，水火薄射。党论纵横，以至不可究诘。

赵用贤……万历初，授检讨。张居正父丧夺情，用贤抗疏……疏入，与（吴）中行同杖除名……居正死之明年，用贤复故官，进右赞善。江东之、李植辈，争向之，物望皆属焉。而用贤性刚，负气傲物，数訾议大臣得失，申时行、许国等忌之。会植、东之攻时行，国遂力诋植、东之，而阴斥用贤、中行，谓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于是用贤抗辨求去，极言朋党之说，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国，词甚激愤。帝不听其去。党论之兴，遂自此始……（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王锡爵复入内阁……用贤复以争三王并封，语侵锡爵，为所衔。会改吏部左侍郎，与文选郎顾宪成，辨论人才。群情益附，锡爵不便也……用贤遂免归。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复力诋用贤……都御史李世达、侍郎要桢，疏直用贤，斥两人谗谄，遂为所攻。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辈，皆坐论救褫职。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益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明史》卷二二九《赵用贤传》）

神宗怠政，章奏留中。大臣居位者，言路一攻，其人自去。去留之权，几尽操持于此辈，国事乃益不可问。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罢……明年二月，乃召继之代焕。继之久处散地，无党援。然是时言路持权，齐、楚、浙三党尤横，大僚进退，惟其喜怒。继之故楚产，习楚人议论，且年八十余，耄而愦，遂一听党人意指。

（《明史》卷二二五《郑继之传》）

（万历）四十五年……帝久倦勤，方从哲独柄国，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则其人自去，不待诏旨。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其时考选久稽，屡趣不下，言路无几人，盘踞益坚。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必钩致门下，以为羽翼。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明史》卷二三六《夏嘉遇传》）

万历四十年……时神宗怠于平事，曹署多空。内阁惟叶向高，杜门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焕在，又兼署吏部，吏部无复堂上官。兵部尚书李化龙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户礼工三部，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温纯罢去，八年无正官。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过十人。焕累疏乞除补，帝皆不报。其年八月，遂用焕为吏部尚书，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而考选命下，补给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称盛。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

（《明史》卷二二五《赵焕传》）

2.嘉靖议礼

世宗隆其所生之议，发之张璁、桂萼，以迎合帝意，骤得柄用，与宰相杨廷和暗相构陷，而有群臣伏阙固争大礼之事。世宗严罪首事者以惩之。编《明伦大典》一书，颁行全国。然廷臣结党角立，实开端于此。议礼为一事，党争为又一事，实则杨廷和与张、霍争相位而已。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乙亥，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本生之称。戊寅，廷臣伏阙固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

（《明史》卷一七《世宗纪一》）

先是大礼议起，孟春在云南闻之，上疏……及孟春官吏部，则已尊本生父母为兴献帝、兴国太后。继又改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从初诏，皆不省。于是帝益入张璁、桂萼等言，复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气，列上礼官欺妄十三事，且斥为朋党。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遂发十三难，以辨折璁。疏入，留中。其时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大理行人诸臣，各具疏争，并留中不下。群情益汹汹，会朝方罢。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复相号召。于是九卿则尚书献民及秦金、赵监、赵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刘玉，都御史王时中、张润，寺卿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祺，通政张瓒、陈霑，少卿徐文华及张缙、苏民、金瓒，府丞张仲贤，通政参议葛禬，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则掌詹事府侍郎贾咏，学士丰熙，侍讲张璧，修撰舒芬……凡二十有二人；给事中则张翀……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则王时柯……凡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则郎中余宽……凡十有二人；户部则郎中黄待显……凡三十有六人；礼部则郎中余才……凡十有二人；兵部则郎中陶滋……凡二十人；刑部则郎中相世芳……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则郎中赵儒……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属，则寺正母德纯……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顺门。帝命司礼中官谕退，众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八人，并系诏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系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编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谪戍……帝怒不已，责孟春倡众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从轻夺俸一月，旋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

（《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嘉靖三年……十二月，方献夫言：“大伦已明。纂辑张璁等五臣所奏，首以礼官之初议，终以近日之奏章，编成上下卷，刊行天下。”许之……七年，《明伦大典》书成，颁布天下。加恩纂述诸臣，敕定议礼诸臣之罪，杨廷和罪魁，革职为民。

（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二七《大礼》）

夏言复奏郊天之礼，廷臣集议，各有所主。虽门户显然划分，而未兴大狱。然夏言遂以此进身柄用，夺张璁之位，特借议礼为名而已。

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上有事于南郊。（夏）言……因上疏，请举亲蚕之礼。言按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亲蚕于北郊，以供纯服……臣以为农桑之业，不宜独缺耕蚕之礼，不宜偏废。”疏入，上方以大礼恚廷臣，将大有更易，得之甚悦……夏言复议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宜奉太祖配天于圜邱，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礼部集上廷臣议，言主分祭者，都御史汪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上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李承勋等二百六人……疏入，上令再议。而自为说示礼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当遵皇祖始制，露祭于坛，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行事，俱以高皇帝配，盖报本之意也。仍于岁首享帝大祀殿，以文皇配，盖为民祈谷之意也。朝日夕月，各以春秋仲月，行礼于朝阳、阜成二门，建坛。”……时上意持之坚矣。

（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二八《更定郊祀》）

世宗既分祀天地于南北郊矣，其后以太祖、太宗竝配天为非礼。遂省去太宗之祀，盖阴为献皇地也。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谀臣丰坊言：“请仿古明堂之制，加献皇宗号，以配上帝。”上意甚惬。遂以其年九月，举明堂大享礼于大内，尊献皇称睿宗，更上昊天帝号为皇天上帝，而以睿宗配享。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配天配上帝》）

大礼尊崇所生及郊礼分祀天地，既经议定，复议先师祀典。去像设主，终有清之世不改。明代事事法祖，不敢丝毫变异，独礼不然，为明史中一极可注目之事。

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言：“先师祀典，有当更正者。叔梁纥乃孔子之父，颜路、曾晰、孔鲤乃颜、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庙廷。纥及诸父从祀两庑，原圣贤之心岂安？请于大成殿后别立室，祀叔梁纥，而以颜路、曾晰、孔鲤配之。”帝以为然。因言“圣人尊天与尊亲同，今笾豆十二，牲用犊，全用祀天仪，亦非正礼。其谥号、章服，悉宜改正。”璁缘帝意，言“孔子宜称先圣先师，不称王；祀宇宜称庙，不称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毁；笾豆用十，乐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号宜削，止称先贤先儒。”……初洪武时，司业宋濂，请去像设主，礼仪乐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至是以璁力主，众不敢违。毁像，盖用濂说。

（《明史》卷五○《礼志四•先师孔子》）

3.请立太子

党争之烈，以请立东宫为始。争之者皆东林党人，故有大东、小东之目。大东谓太子，小东则东林也。盖以攻讦时相，兼欲以爰立邀异日之恩。初神宗久不立太子，诸臣疑郑贵妃有夺嫡之意，交章上言，辄逢帝怒。时论遂归咎首辅申时行、王锡爵依违其间，无所救正，举朝哗然。

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

（《明史》卷一二○《福王常洵传》）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光宗年五岁，而郑贵妃有宠，生皇三子常洵，颇萌夺嫡意。时行率同列，再请建储，不听。廷臣以贵妃故，多指斥宫闱，触帝怒，被严谴。帝尝诏求直言，郎官刘复初、李懋桧等，显侵贵妃。时行请帝下诏，令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众多咎时行者，时行连请建储。十八年……下诏曰：“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时行因戒廷臣毋激扰。明年（十九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具册立仪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内阁中亦有疏入，时行方在告……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给事中罗大纮劾时行，谓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中书黄正宾复论时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责。御史邹德泳疏复上，时行力求罢，诏驰驿归。

（《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王锡爵……（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还朝，遂为首辅。先是有旨，是年春，举册立大典……及是，锡爵密请帝决大计。帝遣内侍，以手诏示锡爵，欲待嫡子，令元子（光宗）与两弟（福王常洵，瑞王常浩）并封为王。锡爵惧失上指，立奉诏，拟谕旨，而又外虑公论……同列赵志皋、张位，咸不预闻。帝竟以前谕下礼官，令即具仪。于是举朝大哗。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群诣锡爵第力争。廷臣谏者，章日数上。锡爵偕志皋、位，力请追还前诏。帝不从。已而谏者益多。而岳元声、顾允成、张纳陛、陈泰来、于孔兼、李启美、曾凤仪、钟化民、项德祯等，遮锡爵于朝房，面争之。李腾芳亦上书锡爵。锡爵请下廷议。不许。请面对，不报。乃自劾三误，乞罢斥。帝亦迫公议，追寝前命。

（《明史》卷二一八《王锡爵传》）

或作《忧危竑议》，大旨言郑贵妃欲夺储位，牵连多人，几兴大狱。

陈矩……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提督东厂……尝奉诏收书籍。中有侍郎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帝以赐郑贵妃。妃自为序，锓诸木。时国本未定，或作《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大旨言贵妃欲夺储位，坤阴助之，并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语极妄诞。

（《明史》卷三○五《陈矩传》）

初坤按察山西时，尝撰《闺范图说》，内侍购入禁中。郑贵妃因加十二人，且为制序，属其伯父承恩重刊之。（戴）士衡遂劾坤。因承恩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坤持疏力辨。未几，有妄人为《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略言，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闻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其言绝狂诞，将以害坤。帝归罪于士衡等，其事遂寝。

（《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

吕新吾司寇初刻《闺范》一书，行京师未久，而皇贵妃重刻之，且为之序……亦渐有潝訾，而无敢昌言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首发大难……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县樊玉衡者继之，举朝骇愕。盖以首篇明德马后进封一事，不免稍碍眼耳。其时有为图说跋者，又专攻吕司寇，其语深文，且杂引在事知名大臣数人以实之。于是与张新建（位）相左者，遂指及之。前二年，吕与秀水沈继山争为少宰，俱不得，而沈独见逐。沈与新建素厚，吕遂疑新建为沈报复矣。吕先有疏，其朱语为直陈天下安危，而疏尾云，敬上忧危之疏。以故跋语之前，又标名云，《忧危竑议》，以讥切之……又书本名《闺范》，易名《闺鉴》，不知出自何人。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戊戌谤书》）

嗣又有《续忧危竑议》，史所谓妖书者，亦挟私报怨之作。而廷臣即欲假之以相倾轧。是时沈一贯当国，即所谓“四明相国”。东林诸人目为浙党之魁，积衅已深，欲借题逐之。而一贯反借之以陷沈鲤、郭正域，终以皦生光当罪，勉强结案。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各有匿名书一帙，名曰《续忧危竑议》。言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祯，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矩获之以闻，大学士赓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锦衣卫大索，必得造妖书者。时大狱猝发，缉校交错，都下以风影捕系，所株连甚众。之祯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属矩。矩正色拒之。已而百户蒋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国泰及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讯不承……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当死，且狱无主名，上必怒甚，恐辗转攀累无已。礼部侍郎李廷机亦以生光前诗与妖书词合，乃具狱。生光坐凌迟死。鲤、正域、嘉庆及株连者，皆赖矩得全。

（《明史》卷三○五《陈矩传》）

皦生光，原顺天府学生员也。先年曾诈包继志，以害郑皇亲。其捏名印造妖书诗云：“五色龙文照碧天，谶书特地涌祥烟；定知郑主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其下曰“松风狂客”题。又跋云：“偶从郊外贵家庄舍，得前诗，读毕，忽痛哭失声。左右惊觉夺去。臣归叹曰，渠家阴谋羽翼成矣。独访所谓‘松风狂客’为谁，则豪商包继志也。包氏握镪资金宝，明以金钱行间。语曰，巨防容蚁，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烟，而焚庐烧积。则皇长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谁不疾首？故直书之，或散其党云。”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贴郑皇亲门下及各巷口，以恣诈害。时当光庙尚未膺册立，所以称皇长子也。事发，革衣巾，拟戍大同……是时生光已从戍所赦回……又刻有《石轩集》、《岸游稿》，此皆皦犯踪迹可据者也。

（刘若愚《酌中志》卷二）

神宗晚年，悚于浮议，乃立皇储。而不遣福王就国，群臣疑犹未释，迨伏阙力请，不得已而许之。而党局纠结不可复解矣。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封常洵福王……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

（《明史》卷一二○《福王常洵传》）

孙慎行……（万历）四十一年五月……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皇太子储位虽定，福王尚留京师，宵小多窥伺。廷臣请之国者愈众，帝愈迟之……最后贵妃复请帝留王，庆太后七旬寿节，群议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诸臣，伏阙力请。大学士叶向高亦争之强。帝不得已，许明年季春之国，群情始安。

（《明史》卷二四三《孙慎行传》）

4.京察

明制考核百官，以京察分黜陟。中叶以后，廷臣结党相轧，每用之以为报复。盖中察典者，即终身不复起用，计甚狠毒。主之者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御史及吏部文选司郎中，故此数官，为党人必争之地。

任官之事，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尤重。吏部凡四司，而文选掌铨选，考功掌考察，其职尤要……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己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谓之“京察”。自弘治时，定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丽以八法，而处分察例有四，与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废，谓之“大计”。计处者不复叙用，定为永制……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狥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丁巳……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巳。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

甲　癸巳大计

此为主察者与辅臣龃龉之始，亦即门户之祸所由始。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大计京朝官，力杜请谒。文选员外郎吕允昌，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赵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大学士赵志皋弟预焉，由是执政皆不悦。王锡爵方以首辅还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无憾。会言官以拾遗论劾稽勋员外郎虞淳熙，职方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议谪黄，留淳熙、于廷；诏黄方赞画军务，亦留之。给事中刘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当议留。乃下严旨，责部臣专权结党……帝以不引罪，夺其俸，贬南星三官。

（《明史》卷二二四《孙传》）

门户之祸，决裂于癸巳，燎源于乙巳。而皆自辅臣尸之……万历二十一年（癸巳）正月，大计京朝官。主计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郎中赵南星。而当国者，首辅太仓王锡爵也。往例，凡大计外吏，必先禀白政府，谓之“请教”。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成故事久矣。是年，冢宰、功郎，锐意澄汰，力更前辙。被黜者，大半政府私人矣。太仓大怒……太仓遂票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著令回话。上疏争之强，不认罪。有旨罚奉，南星降三级，调外任用。总宪李世达，礼部陈泰来、于孔兼等，相继讼言，并攻太仓。太仓随激圣怒，孙罢，南星、淳熙等皆削籍。泰来、孔兼皆降调。而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

（文秉《定陵注略》卷三《癸巳大计》）

乙　乙巳大计

此为沈一贯与沈鲤之争，台谏交章论一贯。此为东林党人明白攻讦浙人之始。

沈一贯……素忌（沈）鲤；鲤亦自以讲筵受主眷，非由一贯进，不为下，二人渐不相能。礼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气节著，鲤甚重之。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皆以清严自持相标置，一贯不善也……而党论渐兴，浙人与公论忤，由一贯始……乙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大察京朝官，纯与时乔主其事。（钱）梦皋、（锺）兆斗（皆给事中）皆在黜中。一贯怒，言于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尽留给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许纯致仕去。于是主事刘元珍、庞时雍，南京御史朱吾弼，力争之，谓二百余年计典，无特留者。时南察疏亦留中，后迫众议始下。一贯自是积不为公论所与，弹劾日众，因谢病不出。

（《明史》卷二一八《沈一贯传》）

冢宰李戴去后，上悬其缺不补。少宰杨时乔署部事。杨素非四明（沈一贯所喜），而总裁温纯曾特纠御史于永清。永清，四明客也，力庇之，得无恙。计典届期，四明欲揭请大司马萧大亨主计，归德（沈鲤）不可而止，仍用杨主计。及计典上，钱梦皋、张似蕖等皆被黜，皆归四明之门者。四明大怒，假中旨格弗下，反留用钱梦皋等……南北台省，相顾莫敢发。锡山刘郎中（元珍）首出疏，剖陈奸状。庞（时雍）主事、朱（吾弼）御史从而和之。士气未斩，公论昭明，计典终弗能格也。嗣此，公论日严，与庙堂之水火日甚。玄黄之衅既深，而国事亦不可为矣。

（文秉《定陵注略》卷三《乙巳大计》）

丙　辛亥大计

万历三十九年，秦党孙丕扬主察，东林与之合，借以逐齐、楚、浙、宣、昆诸党，而南察则尽斥东林。党争于斯为最烈矣。

万历三十八年……（郑）继芳巡按浙江，有伪为其书，抵（王）绍徽、（刘）国缙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斩断，吾辈可以得志。”福清谓叶向高，耀州谓王国、王图，富平即丕扬也。国时巡抚保定，图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与丕扬皆秦人，故曰秦脉。盖小人设为挑激语，以害继芳辈，而其书乃达之丕扬所。丕扬不为意。会御史金明时居官不职，虑京察见斥，先上疏力攻图，并诋御史史民事、徐晋芳，谓为图心腹。及图、缙芳疏辩，明时再劾之，因及继芳伪书事。国缙疑书出缙芳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手，因目为“五鬼”。五人皆选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当是时，诸人日事攻击，议论纷呶。帝一无所问，则益植党求胜，朝端哄然。及明年（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大计京官，丕扬与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领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兆京协理，御史乔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及（汤）宾尹、（顾）天埈、国晋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绍徽、（乔）应甲于外，群情翕服，而诸不得志者深衔之。当计典之初举也，兆京谓明时将出疏要挟，以激丕扬。丕扬果怒，先期止明时过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议罪，而明时辨疏，复犯御讳。帝怒，褫其职。其党大哗，谓明时未尝要挟，兆京祗以劾图一疏实之。为图报复，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扬，为宾尹、大化、国缙、绍徽、应甲、嘉言辨。时部院察疏犹未下，丕扬奏趣之。因发聚奎前知绩溪、吴江时贪虐状，帝方向丕扬，亦褫聚奎职。由是党人益愤，谓丕扬果以伪书斥绍徽、国缙。且二人与应甲尝攻（李）三才、（王）元翰，故代为修隙。议论汹汹，弘纲闻而畏之，累请发察疏，亦若以丕扬为过当者。党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扬。礼部主事丁元荐甫入朝，虑察疏终寝，抗章责弘纲，因尽发昆宣党构谋状。于是（朱）一桂、（郑）继芳、（周）永春、徐兆魁、（姚）宗文争击元荐，为明时等讼冤，赖向高调护。至五月，察疏乃下。给事中彭惟成，南京给事中高节，御史王万祚、曾成易，犹攻讦不已。丕扬以人言纷至，亦屡疏求去，优诏勉留。

（《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王图陕西耀州人，繇馆选历官吏部左侍郎。先是富平孙丕扬为冢宰，秦人几满九列。而江南之讲学者，遥相应和。群小忌而谋间之。会锡山（顾宪成）驰书救淮抚，乃嗾富平发单谘访，廷辩东林、淮抚是非，以为钩党之计。王叹曰：“秦人与东林，一网尽矣。”亟言于富平止之。群小知其所繇解，皆怀恚恨。庚戌（万历二十九年）王主会试，宣城汤宾尹与崇仁吴道南，争论闱事，盛气相诟谇。宣城门人王绍徽行间构崇仁于王，王正色拒之，宣城之党皆不悦。又王之子淑忭，为宝坻知县，贪酷淫虐……而王舐犊情深，力加护持。巡按金明时露章入告，王甚恨之。及是大计京官，王以少宰佐计。明时知必不免，飞疏纠王。刘国缙等复倡“五鬼造书”之说，曲肆阻挠。王杜门求去，上不允，仍出佐计。而明时以要挟为富平所参，众咸谓事繇宝坻秦聚奎，聚奎遂有舍死报国之疏。嗣是，日寻干戈，党隙愈深，而不可收拾矣。

（文秉《定陵注略》卷九《辛亥大计》）

万历三十九年，大计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史部侍郎史继偕，齐楚浙人之党也。与孙丕扬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

（《明史》卷二三六《金士衡传》）

丁　丁巳大计

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郑继之、李鋕主察，为报复辛亥大计，东林党人，一时斥逐殆尽。

时……李鋕以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亦浙党所推毂。四十五年（丁巳，1617年），大计京官。继之与鋕司其事，考功郎中赵士谔、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绍吉等意，继之受成而已。一时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大僚则中以拾遗，善类为空。

（《明史》卷二二五《郑继之传》）

迨甲、丙之际，福清谢政于倦勤，崇仁负疚于铜臭，亓、赵、官、吴辈，纠齐、楚、闽、越、燕之众，角秦、晋、西江而胜之。丁巳之察，正人屏逐殆尽。

（文秉《定陵注略》卷十《丁巳大计》）

戊　癸亥大计

天启三年，东林党人赵南星为左都御史主察，为报复丁巳大计，复尽逐齐、楚、浙、宣、昆诸人。

光宗立……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大计京官，以故给事中元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先朝结党乱政，议黜之。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论》，卒与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谨，他所澄汰，一如为考功。

（《明史》卷二四三《赵南星传》）

5.东林及齐楚浙宣昆

顾宪成削籍里居，讲学东林书院。慕风者遥相应和，东林之名大著。而攻东林者，则有齐、楚、浙、宣、昆诸党。

甲　东林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擢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及南星被斥，宪成疏请同罢。不报。寻迁文选郎中，所推举率与执政牴牾……（王）锡爵将谢政，廷推代者。宪成举故大学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暨削籍里居……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既而淮抚李三才被论，宪成贻书叶向高、孙丕扬为延誉，御史吴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哗。而其时于玉立、黄正宾辈，附丽其间，颇有轻浮好事名。

（《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东林，无锡东城隅地名也。左有杨时龟山先生祠，道学之所聚，道学仕宦中名公也……东林之盛，始于万历中年。远则赵南星、李三才帜，近则顾宪成、高攀龙为主……天启委政，崔、魏专国，曰东林道学影附名也。为参语曰：“聚不三不四之徒，作不深不浅之揖，讲不痛不痒之话，啖不冷不热之饼。”相对片时，便云讲道学，名噪实鲜，迸逐其人宜也。拆毁之令，不容片刻留……当其盛时，门楹榜曰“东林书院”。入为“丽泽堂”,进为讲堂，凡六楹，榜曰“依庸讲堂”,后榜曰“燕居”。庙祀至圣，雍和肃穆，入焉志敬。廊后“精舍书室”,为游学孤寒饔飧斋宿地，鸡鸣风雨，读书声不少辍。坊外之榜，东曰“洛闽中枢”，西曰“观海来游”。讲学则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先两月启知，有事赴会者……自不爽期也。会必有一主，外则知宾二人，坐次会序，宾东主西，各以齿。坐定闻磬声，四书五经通鉴性理，陈说随意，启难寻源，亦随人答问，坐久歌鹿鸣章。时万历帝廿年不视朝，国是每求诸野，故东林讲堂，奔走天下。迨其败也，逆阉乱政，钩党隙兴……拆毁东林……礼乐道义之场，入则名高，出则影媿者，一旦化为瓦砾灰烬……崇祯改元，奉旨修复。诸生吴桂森重构丽泽堂三楹，视向日规模，十未逮一矣。

（花村《谈往》卷一《拆毁东林》）

乙　齐楚浙宣昆

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言、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征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明史》卷二三六《夏嘉遇传》）

诸党相攻，每假借题目。淮抚李三才，才气凌厉，居腥膻之地，挥霍金缯，发踪指示，俨然党魁，遂为一时弹射之的。

自东林与四明并峙，门户之水火所繇起矣。迨淮抚显为谢的，亥察复多纷纭。加以宣苕荆熊相继而起，株连蔓引，逐影吠声，朝端如聚讼，不复有纪法矣。福清（叶向高）强弩之末，急思卸担。而德清（方从哲）为政，一时浙人翕然扶以为重。亓诗教，齐人也，出德清之门。时掖县（赵焕）为冢宰，介掖县以交德清，于是齐、浙合。而楚、蜀、闽、粤和之，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

（文秉《定陵注略》卷十《门户之争》）

李三才……擢升淮凤巡抚、漕运总督，加户部尚书。时矿税诸奄，横行恣睢。陈增在淮尤无状，三才力与之搘拄。三才家在北畿（通州），不乏奥援。牢笼驾驭，权谲纵横，神庙用其言撤增，东南胥得安枕，而功高望重，颇见汰色。时议欲以外僚直内阁……意在推戴三才……遂为时目所议。兼以四明（沈一贯）妖书、京察二事，大拂公论，三才条陈国是，攻之甚力。又太仓（王锡爵）密揭，实自三才钩得之，（《定陵注略》卷八：时太仓奉再召之命，以子衡久病，辞疏屡上。上或缓或急，为姜士昌所劾，特具此疏，令干仆赴京投递。仆至淮安，淮抚物色得之，引至衙署，醉之以酒，将此揭密行挑开，抄写遍布。）播扬于众。于是四明之党，合谋驱除。邵辅忠首出疏劾之……攻者四起。锡山顾公宪成，贻书福清（叶向高），诸老，谓三才任事任劳，功不可泯，当行勘以服诸臣之心。一时攻淮抚者，并攻锡山……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

（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

韩敬者，归安人也，受业宣城汤宾尹。宾尹分校会试（万历三十八年），敬卷为他考官所弃，宾尹搜得之，强总裁侍郎萧云举、王图，录为第一。榜发，士论大哗。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欲奏之，以云举、图资深，嫌挤排前辈，隐不发。及延对，宾尹为敬夤缘，得第一人。后宾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称病去事三年矣。会进士邹之麟分较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有私。于是御史孙居相并宾尹事发之……初宾尹家居，尝夺生员施天德妻为妾，不从，投缳死。诸生冯应祥、芮永缙辈，讼于官，为建祠。宾尹耻之。后永缙又发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状。督学御史熊廷弼，素交欢宾尹，判牒言此施汤故智，欲藉雪宾尹前耻。又以所司报永缙及应祥行劣，杖杀永缙。巡按御史荆养乔，遂劾廷弼杀人媚人。疏上，径自引归。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孙玮，议镌养乔秩，令廷弼解职候勘。时南北台谏议论方嚣，各有所左右。振基……等持勘议甚力，而（张）笃敬……等驳之，疏凡数十上。振基及诸给事御史，复极言廷弼当勘斥。（官）应震等党庇。自是党廷弼者颇屈。帝竟纳玮言，令廷弼解职，其党大恨。

（《明史》卷二三六《孙振基传》）

与东林始终为仇不解者，浙党也。余则附从而已。沈一贯、方从哲，皆浙党之魁，故攻之不遗余力。其争以立储为主脑，三案为余波，察典特报复之具。而其线索，则为东林与非东林而已。人才以东林为最盛，自命清流，余皆不敌。故始则依浙以抗东，继则合浙以事阉，未尝非东林持之过甚，以致困兽犹斗，铤而走险。嘉靖以后，首辅权重，率由诈力以得之。兹录沈、方及叶向高之事，以见所针虽各有题目，而首揆之席实争中之争也。

外史氏曰：“……东林之名，遂满天下。推其名高之故，始于争立国本……当时政府不相济而相轧，于是遂目争者为党人。一斥不复，沈一贯阴为贼害；恃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高。东林君子之誉沸宇内，尊其言为清议，即中朝亦以其是非为低昂。门庭愈峻，而求进者愈众……自泾阳先生（顾宪成）救淮抚之书出，而东林之祸萌。未几，妖书狱起，梃击案兴，而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势矣，乃至摧遏正人，必欲一网打尽。辛亥京察，孙丕扬主之，于是攻东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郑继之主之，则尽攻东林者矣。世之所谓清流者，驱除殆尽。时台谏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号，士大夫有清誉者，莫不垂首丧气焉。迨光宗即位，叶向高、刘一燝执政，邹元标、赵南星、周嘉谟、冯从吾辈，皆班九卿，一时清流，稍有起色。奈诸君子持论太严，于是争红丸、移宫，而东林之祸炽矣。及夫熹宗，委命阉寺，熊、汪之狱既成，杨、左之祸遂烈。又假三案以媒孽东林，而正人君子，几无噍类。”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论》）

沈一贯，字肩吾，鄞人……一贯之入阁也，为（王）锡爵、赵志皋所荐，辅政十有三年，当国者四年。（万历二十二年入阁，二十八年当国，三十四年乞归。）枝拄清议，好同恶异，与前后诸臣同。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能解免也。一贯归，言者追劾不已，其乡人亦多受世诋云。

（《明史》卷二一八《沈一贯传》）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擢向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并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锡爵坚辞不出。明年（三十六年），首辅朱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向高请增置阁臣，章至百余上，帝始用方从哲、吴道南……四十二年……向高乞归……允其去。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然其时党论已大起……未几，又争李三才之事，党势乃成……会辛亥京察……向高以大体持之，察典得无挠，而两党之争，遂不可解……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还朝，复为首辅……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魏忠贤、客氏，渐窃威福……其时朝士与忠贤抗者，卒倚向高。忠贤乃时毛举细故责向高以困之……四年……杨涟上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忠贤虽愤，犹以外廷势盛，未敢加害。其党有导以兴大狱者，忠贤意遂决……向高以时事不可为，乞归……向高既罢去,韩、朱国祯，相继为首辅。未久，皆罢……忠贤首诬杀涟、（左）光斗等，次第戮辱贬削朝士之异己者，善类为一空云。

（《明史》卷二四○《叶向高传》）

方从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隶籍锦衣卫，家京师……（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向高去国，从哲遂独相……疏请推补阁臣，自后每月必请。帝以一人足办，迄不增置……向高秉政时，党论鼎沸，言路交通铨部，指清流为东林，逐之殆尽。及从哲秉政，言路已无正人，党论渐息。丁巳（万历四十五年），京察，尽斥东林，且及林居者。齐、楚、浙三党鼎立，务捕击清流。齐人亓诗教，从哲门生，势尤张。从哲昵群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熹宗即位……从哲力求去……遣行人护归……（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辑梃击、红丸、移宫三事，为三朝要典，以倾正人……从哲不出，然一时请诛从哲者，贬杀略尽矣。

（《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齐楚浙诸党，既附魏珰以攻东林，遂造天鉴诸录，加以恶名，并颁党人榜于全国。凡丽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

“七录”者，曰“天鉴”，曰“雷平”，曰“同志”，曰“薙裨”，曰“点将”，曰“蝇蚋”，曰“蝗蝻”。“七录”所载，或百余人，或二三百人，或多至五百余人。“党人榜”者，逆珰魏忠贤，于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乙亥朔，矫旨颁示天下，禁锢东林诸君，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或逮问，追赃之文告也。又有“前锋”及“后劲”二榜，皆载清流姓名……“七录”所载，不尽东林人也。“雷平录”或谓出于沈，本欲耸上尽逐诸贤，以罢去而辍。“蝇蚋录”则出于温体仁，“薙裨录”或谓出于陈演，或曰出自杨维垣，有孙党、昆党、秦党、楚党、齐党、赵党、邹党、东林党、浙党之目。“点将录”则出于魏广微，“蝗蝻录”则出于阮大铖。又有“续点将录”、“续蝇蚋录”，则并七录而尽归东林矣。或曰“续蝇蚋录”及“蝗蝻录”，乃复社诸君子也。计二千二百五十五人，惟两陕滇中无人。“七录”所载，有与东林毫无干涉者，以睚眦私忿而并入焉。

（陈鼎《东林列传凡例》）

乙丑（天启五年）之后，崔呈秀密付逆贤之“天鉴录”者，首列东林渠魁叶向高、韩……等，次列东林胁从孙鼎相、徐良彦……等，其后又列真心为国、不附东林顾秉谦、魏广微、王绍徽、冯铨……等若干人。“同志录”者，首列辅臣词林部院诸臣，卿寺则陈宗器……台省则黄尊素……部郎常博则贺烺……藩臬……武弁……等若干人。最狠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轻者一圈也。“点将录”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皂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一）

御史卢承钦疏：“……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民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谓之前锋；李朴、贺烺、沈正宗、丁元荐，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宜将一切党人，不论曾否处分，俱将姓名、罪状刊刻成书，榜示天下。”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6.三案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邪正两党肉搏之争。主者争者，各有是非。必指争者为别有用意，未免过甚之词。其争既烈，则各逞意气，而去事实愈远矣。兹分述如下。

甲　梃击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慈庆宫者，皇太子所居宫也。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按问。巡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名张差，苏州人……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癫。……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方从哲辈，亦颇关通戚畹以自固。差被执，举朝惊骇。廷元以疯癫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偕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讯，一如廷元指……疯癫具狱。之寀（时为刑部主事）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寀值提牢，散饭狱中，末至差，私诘其实……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遇人辄打死，死了我们救汝。”畀我枣木棍，导我由后宰门直至宫门上，击门者坠地。老公多，遂被执。之寀备揭其语，因（张）问达侍郎以闻……二十一日，刑部会十三司司官……再审，差供：“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喫有，著有。”小爷者，内监所称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谋凡五人……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帝心动，谕贵妃善为计。贵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它……二十八日，帝亲御慈宁宫，皇太子侍御座右。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入，责以离间父子，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无他及。

（《明史》卷二四四《王之寀传》）

甫还宫，帝意复变。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会讯保、成于文华门……不承罪……帝以二囚涉郑氏，付外庭，议益滋。乃潜之于内，言皆以创重身死。而马三道等五人，命予轻比坐流配，其事遂止。

（《明史》卷二四一《张问达传》）

乙　红丸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乃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帝已于乙卯得疾……辛酉，帝不视朝……时都下纷言，中官崔文升进泄药，帝由此委顿。而帝传谕，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语，群情益疑骇……戊辰，新阁臣刘一燝、韩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从哲、一燝、……等至乾清宫，帝御东暖阁……帝复问有鸿胪官进药者安在。从哲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药进，所谓红丸者也。帝服讫，称忠臣者再。诸臣出，竢宫门外。顷之，中使传上体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复进一丸。从哲等问状，曰平善如前……九月乙亥朔……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从哲拟遗旨，赍可灼银币。

（《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丙　移宫

光宗嗣位，郑贵妃以前福王故，惧帝衔之，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噉帝。选侍李氏最得帝宠，贵妃因请立选侍为皇后，选侍亦为贵妃求封太后。……丁巳，帝力疾御门，命从哲封贵妃为皇太后。从哲遽以命礼部，侍郎孙如游力争，事乃止……辛未，召从哲、一燝、……至乾清宫，帝御东暖阁，凭几……遂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复召诸臣，谕册封事……乙亥……帝崩……时李选侍居乾清宫。群臣入临，诸阉闭宫门，不许入。刘一燝、杨涟力拄之，得哭临如礼，拥皇长子出居慈庆宫。从哲委蛇而已。初郑贵妃居乾清宫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犹未迁。尚书（周）嘉谟，责贵妃从子养性，乃迁慈宁宫。及光宗崩，而李选侍居乾清宫。给事中杨涟及御史左光斗，念选侍尝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托也，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从哲欲徐之。至登极前一日，一燝、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乃移哕鸾宫。明日庚辰，熹宗即位。

（《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光宗崩，选侍与心腹阉李进忠等，谋挟皇长子自重。安发其谋于涟。涟偕一燝等入临，安绐选侍抱皇长子出，择吉即位。选侍移别宫去。

（《明史》卷三○五《王安传》）

次日，群臣立候上批。有旨，选侍着移仁寿宫，王安等从中恐喝。选侍遂不及侍从，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绸之属，俱为群阉所掠夺……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诒等，乘机窃盗内帑。王安发其事，追究牵及选侍之父。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魏忠贤擅权，诸党皆入阉，怂恿忠贤汇集三案谕旨及争执之词，为《三朝要典》。盖仿《明伦大典》之修，以王言定是非，兼为一网打尽之计。

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癸亥，给事中杨所修请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编次成书。从之。

（《明史》卷二二《熹宗纪》）

圣谕：“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纲；慈孝忠敬，古今之通义。有国家者，修之则治，紊之则乱。为臣子者，从之则正，悖之则邪。自古迄今，未有能易者。迺有乘宫庭仓卒之际，遂怀倾危陷害之谋，抅朝家骨肉之嫌，自为富贵功名之地，其为乱臣贼子，可胜诛哉！洪惟我皇祖神宗显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国本，父慈子孝，厚无间然。而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我皇考光宗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称圣，因哀得疾，纯孝弥彰。而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维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憾。迨皇考宾天，朕躬缵绪，父子承继，正统相传。而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将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以待封之宫眷，视若寇仇，臣子之分谓何？敬忠之义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礼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诬者，皆次第赐环，布列在位。嘉言罔伏，朝政肃清。特允部院科道诸臣之请，将节次明旨，并诸臣正论，命史官编缉成书，颁行天下，使三朝慈孝，灿然大明，天下万世，无所疑惑。其凡例、体裁，一仿《明伦大典》故事，即于新春开馆纂修。特命辅臣顾秉谦、于绍轼、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官，施凤来、孟绍虞、杨景辰、姜逢元、曾楚卿为副总裁官，徐绍吉、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翀、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芳为纂修官，乔炜、秦之垣、李桐为誊录官，郑崇光、姜云龙为收掌官。卿等受此委任，须同心协力，研精殚思，采集周详，持议明核。凡系公论，一切订存，其群奸邪说，亦量行摘录，后加史官断案，以昭是非之实。务在早完。书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灵，用副朕觐光扬烈之意。钦哉。故谕。天启六年正月十五日。

（《三朝要典•圣谕》）

魏珰既诛，倪元璐请毁《三朝要典》一疏，持论颇为平允。

倪元璐……崇祯元年（1628年）……进侍讲……四月，请毁《三朝要典》。言“梃击、红丸、移宫三议，斗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兴，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总在逆珰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篪，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巳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其翻局。崔魏诸奸，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议上，遂焚其板。

（《明史》卷二六五《倪元璐传》）

7.复社

东林书院既毁，而不可复。崇祯以后，学子以砥励举业为名，纷结文社。而以复社为最著，创立条规，数举大会，隐操政治之柄，实东林之变相。而党羽之众，交结之广，有过之无不及。盖东林所以讲学，而讲学者尚限于达官，复社则以论文，入社者皆有入学科举之望，此所以从之者如水之赴壑也。

东林弓河书院，毁于逆珰。高景逸、顾庸菴两先生，移建于锡城东门内，更名“道南”。终崇祯朝讲学甚盛，从游者益众，主席者亦不一其人。而其分则为复社，又分而为几社，数千人。然讲者听者，或无功业于世，或鲜道德于身，徒事口舌，讲论诵说。乃或偶踵东林之门，或偶听讲于东林，或出些微少资于东林，或假肄业于东林以博科第，或附影射于东林以求名高，或执役服于东林志求食，或入乡贤名宦而不可得借足于东林，或甘阿势求荣以趋承而邀福于东林者。

（陈鼎《东林列传凡例》）

复社之眉目，实为二张（溥、采）。声势之盛，与崇祯一朝相终始。至操宰相进退之权，其与东林异者，东林之人自窥台鼎，复社则假手外人，预为要约，务求有济，操术为较工。故当时如温体仁诸人力与之持，虽以严旨临之，而终不能遏制。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与同里张采（字受先，号南郭）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元年，以选贡生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乞假归……四方噉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里人陆文声者，输赀为监生，求入社，不许。采又尝以事抶之。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方枋国事，下所司，迁延久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言复社无可罪。三人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闽人周之夔者，尝为苏州推官，坐事罢去，疑溥为之，恨甚。闻文声讦溥，遂伏阙，言溥等把持计典，己罢职，实其所为，因及复社恣横状。章下，巡抚张国维等，言之夔去官，无预溥事，亦被旨谯让。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溥已卒，而事犹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党薛国观系狱，未知溥卒也，讦溥遥握朝柄，己罪由溥。因言采结党乱政，诏责溥、采回奏，采上言……当是时体仁已前罢，继者张至发、薛国观，皆不喜东林，故所司不敢复奏。及是至发，国观亦相继罢，而周延儒当国，溥座主也。其获再相，溥有力焉。故采疏上，事即得解。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复社之盛，乃由各社合并而成。

夏允彝，弱冠举于乡……是时东林讲席盛，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松江华亭人）、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

（《明史》卷二七七《陈子龙附夏允彝传》）

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励，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吴江令楚人熊鱼山开元……慕天如名，迎至邑馆，巨室吴氏、沈氏诸弟子，俱从之游学。于是为尹山大会。苕霅之间，名彦毕至。未几，臭味翕集，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比年而后，秦、晋、闽、广，多有以文邮致者。是时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能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又申明词曰：“毋从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守之。”又有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天如于是裒十五国之文而诠次之，目其集为国表（七百余人，文二千五百余首），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云。

（陆世仪《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

入复社者几遍全国。滇、黔僻壤，亦趋赴恐后，唯北方较少。

崇祯庚午（三年，1630年），乡试，诸宾兴者咸集，天如又为金陵大会。癸酉（崇祯六年）春，溥约社长，为虎邱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复值岁科试，辄私拟等第名数，及榜发，十不失一。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其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俊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羶之徒，亦多窜于其中矣……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职任在外，则代之谋方面；在内，则为之谋爰立，皆阴为之地，而不使之知。事后彼人自悟，乃心感之。不假结纳，而四海盟心。门墙之所以日广，呼应之所以日灵，皆由乎此。

（陆世仪《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二）

文社之结，明亡未已。至清顺治时，加以厉禁，其势始杀。

文社始天启甲子（四年，1624年），合吴郡、金沙、槜李，仅十有一人。张溥天如、张采受先、杨廷枢维斗、杨彝子常、顾梦麟麟士、朱隗云子、王启荣惠常、周铨简臣、周钟介生、吴昌时来之、钱栴彦林，分主五经文字之选。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兴府学生孙淳孟朴也。是曰“应社”。当其始取友尚隘，而来之彦林谋推大之，讫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贵池刘城伯宗、吴应箕次尾、泾县万应隆道吉、芜湖沈士柱昆铜、宣城沈寿民眉生，咸来会。声气之孚，先自应社始也。崇祯之初，嘉鱼熊开元宰吴江，进诸生而讲艺。于时孟朴里居，结吴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于时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复社始于戊辰（崇祯元年，1628年），成于己巳（崇祯二年）……孟朴渡淮泗，历齐鲁，以达于京师。贤大夫士，必审择而定衿契，然后进之于社……先后大会者三，复社之名动朝野……十年正月，苏州民陆文声，疏陈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庶吉士张溥，知临川县事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思陵下提督学政御史倪元珙察核。倪公言：“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文声以私憾妄讦，宜罪。阁臣以公蒙饰，降光禄寺录事。苏州推官周之夔者，与溥同年举进士，初亦入社，至是希阁臣意，墨绖诣阙，复讦奏溥等树党挟持。案久未结，谗言罔极，至有草檄以声复社十罪者。大略谓，派则娄东、吴下、云间，学则天如、维斗、卧子，上摇国柄，下乱群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关、五鬼。外吾党者，虽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虽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学究智囊，或号行舟太保，传檄则星驰电发，宴会则酒池肉林。所云行舟传檄，殆指孟朴言之。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给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后福藩称制，阮大铖怨戊寅（崇祯十一年）秋南国诸生顾杲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乱公揭也，日思报复。爰有王实鼎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一疏。大铖语马士英云，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至欲陈兵于江，以为防御，心知无是事，而意在尽杀复社之主盟者。时昆铜暨宜兴陈贞慧定生辈，皆就逮系狱，桐城钱秉镫，宣城沈寿民，亡命得脱。假令王师下江南少缓，则复社诸君子，难乎免于白马之祸矣。”

（《复社姓氏传略》卷首引《静志居诗话》）

社事以选文及会盟，为有力之结合。徒党既盛，而内讧起，遂有周之夔之攻讦。之夔亦曾预社盟也。

于是天如、介生（周钟）有复社国表之刻。复者，复兴绝学之义也。先君子（杜麟征）与彝仲（夏允彝）有几社六君子会义之刻（允彝、麟征、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两社对峙，皆起于己巳（崇祯二年）之岁……自辛未（崇祯五年，1632年），至辛巳（崇祯十四年），娄东之局，几比尼山。举天下文武将吏、朝列大夫、雍庠子弟，称门下士，从之游者，几万余人……四方会吊毕，退而大集于虎邱，为复社最盛事……周公之夔者……奋身作难……虽门弟子日进，而局中之会盟，寝以少息……三吴子弟，各自一宗，不敢齿及复社二字者数年……至西铭之变，海内会葬者万人。壬午（崇祯十五年）之春，又大集于虎阜……嗣后复社之大会，无复再举矣。复社之大局虽少衰，而吾松几社之大会，则日以振。

（杜登春《社事始末》）

往者邑子不快于社事，谓先生（溥）以阙里自拟，曰配，曰哲。傅会指目先生门下士……又有无名氏，诡托徐怀丹，檄复社十大罪……之夔入京师，执二书为左验。

（吴传业《复社纪事》）

时浙人温体仁以清刚得君，专柄七年，力与众正为难。周延儒本与体仁合，复社张溥力间之，使相携贰。藉延儒以逐体仁。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引疾归……（温）体仁遂为首辅矣。始延儒里居，颇从东林游，善姚希孟、罗喻义。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及主会试，所取士张溥、马世奇等，又皆东林也。至是归，失势，心内惭。而体仁益横，越五年始去。去而张至发、薛国观相继当国，与杨嗣昌等并以媢嫉称。一时正人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皆得罪。溥等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溥友吴昌时，为交关近侍。冯铨复助为谋。会帝亦颇思延儒，而国观适败，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中外翕然称贤……又信用文选郎吴昌时……昌时，嘉兴人，有干材，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吴应箕以一诸生，而倡发留都防乱揭，以攻阉党余孽阮大铖，亦为复社一大公案。后来马、阮当国，欲造顺案，且欲藉僧大悲兴党狱，以陷应箕等，兼罗织东林，会明亡不果。

吴应箕，字次尾，贵池人……阮大铖以附珰削籍，侨居南京，联络南北附珰失职诸人，劫持当道。应箕与无锡顾杲、桐城左国材、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长洲杨廷枢等，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列名者百四十余人，皆复社诸生也。

（《明史》卷二七《邱祖德附吴应箕传》）

时有狂僧大悲，出语不类，为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所捕。大铖欲假以诛东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纳大悲袖中。

（《明史》卷三○八《马士英传》）

8.逆案

庄烈帝既立，立诛客魏，定为逆案六等，颁示天下。自旧辅以至庶僚，获罪者三百二十余人，重则立决，轻亦禁锢终身。是时东林复响用，实借此为三案作报复。

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李标、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同恶者，亦当入。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伙。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上之，帝为诏书，颁示天下。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洌、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宽、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凤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

（《明史》卷三○六《崔呈秀传》）

逆案既定，终崇祯十七年，不能翻案。南渡后，马、阮当国，其案始翻。生者起用，死者追恤，复治北都从逆之罪，以胁东林旧人。一年之间，党争大起，驯至明亡。

案既定，其党日谋更翻。王永光、温体仁阴主之。帝持之坚，不能动。其后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内闲住通政使周维京，罪至谪戍。其党乃不敢言。福王时，阮大铖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闇，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

（《明史》卷三○六《崔呈秀传》）

福王时，杨维垣翻逆案，为维华等讼冤。章下吏部……追赐恤典、赠荫、祭葬、谥，全者，维华及刘廷元、吕纯如、杨所修、徐绍吉、徐景濂六人；赠荫、祭葬，不予谥者，徐大化、范济世二人；赠官祭葬者，徐扬先、刘廷宣、岳骏声三人；复官不赐恤者，王绍徽、徐兆魁、乔应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缵、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陆澄源，名不丽逆案，而为清议所抑者，亦赐恤有差。

（《明史》卷三○六《霍维华传》）

九　明之衰亡

1.满洲之崛起

甲　建州女真

清为女真之裔。明初设建州卫以统之，所谓建州女真是也。后为兀狄哈（即野人女真）所侵，渐次南徙。

女真，古肃慎之地，居混同江（即松花江）东。后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黑水靺鞨。靺鞨强盛，号渤海。渤海浸弱，臣于辽。避辽兴宗讳，更女真曰女直。至阿骨打始大，国号曰金。金亡归元，元改万户府五，以总摄之。

（《剿奴撮议附陈继儒建州考》）

国初定开元，改开原道，控带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东，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略有三种：自汤站东抵开原居海西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者，为“建州女直”；极东为“野人女直”。永乐元年，遣行人刑枢，招谕奴儿干诸部野人酋长来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舰，勒水军江上，召集诸酋豪，縻以官赏。于是……始设奴儿干都司。自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后置建州、毛怜、塔山等卫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其酋为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赐敕印，各统分部。复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领于卫所。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唯野人女直，避远无常期。诸部愿内附者，开原设安乐州，辽阳设自在州处之。已又海西、建州各夷，立马市开原，岁时赐予甚厚。终帝世，奉职谨，征调辄赴。建州卫指挥阿哈出，以功赐姓名李思诚。其子释家奴曰李显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内附领毛怜卫，累都督同知。久之，显忠死，子满住袭，求驻牧苏子河……宣德间，守臣务招徕，请居建州老营地……所名东建州乃是也……正统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走朝鲜，亡其印，诏更给。以童仓弟董山，袭建州卫指挥，亡何。凡察归，得故印。诏上更给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卫，剖二印，令董山领左，凡察领右。

（茅瑞澂《东夷考略•女真通考》）

建州、毛怜，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真。完颜之后，金之遗也，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居黑龙江省，曰生女真。其俗略同山寨，数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真野人，又一种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诸夷皆善驰射。

（《皇明九边考》卷二《辽东镇边夷考》）

建州三卫设置迁徙简表

明之中叶，建州豪酋董山强悍，虽能诱杀之，而屡临以兵，仅止羁縻。

正统末，董山与李满住等，并附也先为耳目，抄掠辽东。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谕归所掠，稍宁戢……成化二年……董山来朝，语不逊，纠毛怜海西夷，频盗边。三年，命武靖伯赵辅，充靖虏将军，……率汉番京边官军五万，往征之。山悔自归，诏羁广宁，寻伏法。九月，分三道捣其巢……刻日会剿，朝鲜亦……佐兵万人，遏东走路，俘斩千计，并诛李满住……遂班师……六年，建州夷窥边庾虚，谋作乱。巡抚御史彭谊……整师出辽阳，众溃匿。朝廷因示羁縻，以董山子脱罗为指挥……诸夷复贡，然往往声报董山仇，纠掠塞上。

（茅瑞澂《东夷考略•女真通考》）

继董山而起者有王杲，杀戮边将，其势复强，为总兵李成梁所击灭。

王杲，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也。生而黠慧，解番汉语言字义，尤通日者术，剽悍好乱，数盗边。嘉靖三十六年十月，窥抚顺，殪备御彭文洙，益骜恣。岁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无虚月。四十一年五月，副总兵黑春捣杲巢。杲设伏媳娣山，得春，磔之。由是视杀汉官如莽，常深入辽阳，掠孤山，卤抚顺、汤站，前后戮指挥王国住等甚众。

（茅瑞瀓《东夷考略•建州女真考》）

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故与抚顺通马市，及是诱杀备御裴承祖。成梁谋讨之。明年（二年）杲复大举入，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曹簠勒精骑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十年……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汎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匹。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二千三百，杲部遂灭。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迤东都督王兀堂继起，亦为李成梁所破。

去叆阳二百一十里，为王兀堂部，叆阳故市地。兀堂亦奉约唯谨……万历元年……总兵李成梁请展筑宽奠等六堡地……自是开原而南，抚顺、清河、叆阳、宽奠并有市，诸夷亦利互易，无敢跳梁。当是时，东夷自抚顺、开原而北，属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鸭绿江，属建州者，兀堂亦制之。

（茅瑞澂《东夷考略•建州女真考》）

万历七年……迤东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宽奠。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明年（八年）三月，以六百骑犯叆阳及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奠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其秋，兀堂复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海西女真王台，势强而得众，为明廷捍边。晚岁势衰，同部起衅，争战不息，而建州女真日强，始阴有吞并之志。

永乐初，挹娄夷来归，置塔山、塔鲁诸卫，备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真始入寇，寖勾建州剽掠。正德间，祝孔革等为乱，阻朝贡。嘉靖初，夷酋速黑特捕杀叛夷猛克，修贡谨，赐金带大帽。其后王台益强，能得众，居开原东北，贡市在广顺关，地近南，称南关。其逞加奴、仰加奴，居开原北，贡市在镇北关，地近北，称北关云。开原孤悬，扼辽肩背。东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谋窥中国。而台介东西二夷间，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顺。因听袭祖速黑忒右都督，为之长，东陲晏然，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万历二年，西虏小黄台吉，以五千骑，压海西新寨请婚。台以女许之，因约必无犯开原塞。明年（三年），台缚送建州逆酋王杲，加勋衔，晋二子都督秩。当是时，台所辖东尽灰扒、兀刺等江，南尽清河建州，北尽二如，延袤几千里，内属保塞甚。盖晚岁而北关二奴之衅兴，始逞仰二奴父。都督祝孔革，为台叔王忠所戮，夺贡敕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结婚西寨虏哈屯慌惚太，潜为乡导，势渐张。欺台老，日伺隙修怨。会台子虎儿罕，好残杀，部夷虎儿干、白虎赤，先后叛归加奴。因尽夺季勒寨，调兀刺江上夷，与虎儿罕构兵。是后仰加奴十三寨，止遗把吉把大哥五寨属台，它如灰扒、兀剌及建州夷，各云翔不受钤束，南关势渐蹙。十年七月，台竟以忧愤死。

（茅瑞澂《东夷考略•海西女真考》）

北关清佳砮、杨吉砮素仇南关。王台没，屡侵台季子猛骨孛罗，且藉土蛮煖兔慌忽太兵，侵边境。其年（万历十年）十二月，巡抚李松，使备御霍九皋许之贡市。清佳砮、杨吉砮，率二千余骑，诣镇北关谒松。九皋见其兵盛，谯让之，则以三百骑入。松先伏甲于旁，约二人不受抚则炮举甲起。顷之，二人抵关，据鞍不逊。松叱之，九皋麾使下，其徒遽拔刀击九皋，并杀侍卒十余人。于是军中炮鸣，伏尽起，击斩二人，并其从骑，与清佳砮子兀孙孛罗，杨吉砮子哈儿哈麻，尽歼焉。成梁闻炮，急出塞，击其留骑，斩首千五百有奇。余众刑白马，攒刀，誓永受约束，乃旋师。……十五年……北关既被创后，清佳砮子卜寨，与杨吉砮子那林孛罗，渐强盛，数与南关虎儿罕子歹商构兵。成梁以南关势弱，谋讨北关以辅翊之。明年（十六年）五月，率师直捣其巢。卜寨走与那林孛罗合，凭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炮击之，碎其外郛，遂拔二城，斩馘五百余级。卜寨等请降，设誓不复叛，乃班师。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王台孽子康古陆，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儿罕殁，即来归。已并妻其父妾温姐，分海西业，与猛骨孛罗、歹商鼎立……以仇虎儿罕故，甘心歹商，为北关内应……而猛骨孛罗以母温姐故，亦助康古陆……会游击黄应魁，勒兵执温姐、康古陆，已念戮温姐则猛酋携，释之，囚康古陆胥命。而猛骨孛罗竟为北关诱胁，从那酋攻歹商……并劫温姐去……大将军成梁，决策进剿……释二酋不诛……并释康古陆……亡何康古陆死……温姐以乳疮亦死。兵备使成逊因令北关卜寨、那林孛罗，南关猛骨孛罗、歹商，相结释憾……是后卜寨亦以女许歹商，那林孛罗妻则歹商姊也。而歹商酗酒好杀，众稍贰。（万历）十九年正月，往卜寨受室，因过视姊。中途，那卜二酋，阴令部夷……射商殪……自此以后，猛骨孛罗修贡唯谨，然南关势孤且弱。而建州奴儿哈赤日益强……阴有窥海西意。

（茅瑞澂《东夷考略•海西女真考》）

乙　清太祖之兴起

太祖之祖叫场与父他失，为李成梁向导，以讨王杲之子阿台，旋亦被误杀。成梁以太祖方幼，留置帐下。及长，助之还建州，统一诸部，遂雄据东方。

万历十一年春，阿台复纠虏大举……成梁闻阿台有婿曰他失，其父曰教场，乃使教场绐阿台，而潜以兵袭之……直捣古勒寨……射阿台死……已而并杀教场、他失于阿台城下。他失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十四年……初清太祖多智，事成梁甚恭。成梁悉以所得诸部畀之，遂雄东方，蚕食诸小夷。

（《明史》抄略《李成梁传》）

奴儿哈赤，王杲之奴，叫场之孙，他失之子也。（《清太祖实录》：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先年，叫场、他失，皆忠顺，为中国出力……大兵征剿阿台，围寨攻急。他失因父在内，慌忙救护，混入军中，叫场寨内烧死，他失被兵误杀。因父子俱死，时镇守李总兵，将他失尸首寻获……又将寨内所得敕书二十道、马二十匹，给领今奴儿哈赤，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

（《筹辽硕画卷首》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

臣等谨案……明臣黄道周博物典汇……谓我显祖宣皇帝……遇害时，太祖高皇帝方四岁，李成梁……迎太祖高皇帝及弟……厚致饩养。高皇帝稍长，读书有谋略，十六岁，始出之建地。故兵端动，以复祖父仇为辞……此道周记明政之不纲，边臣之召祸，与实录可互证也。

（《开国方略》卷一）

太祖以保塞功，进秩龙虎将军。既并海西南关地，其势益张。既知辽防空虚，渐不相下，隙端屡启，遂不可复制。

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段十五匹。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奴儿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斩克十五有功，得升都督，制东夷……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旋以保塞功，（万历）二十三年，得加龙虎将军，秩视王台时矣……二十九年……当是时，奴酋新并南关，势张甚。益结西虏啮灰扒、黑龙江诸夷，宽奠新疆居民六万余口逼奴酋穴，住种参貂市易，渐狎。李成梁再出镇，乃……徙还故土。弃新疆为瓯脱，复困……请金缯。即于叆阳清河诸沿边田土，摊派给赏，维时三十三年……成梁等以招回华人叙功……奴儿哈赤得赏，志益骄。明年八月，沿清河边，强裁参价索价，已复争入贡车价，语狂悖。边吏始仓皇请增兵。而朝鲜亦报奴酋席卷江上，并吞及海夷……三十六年，海建修贡，礼部议吾儿忽答（南关猛骨孛罗子）羁建州，冒敕领赏，宜折其谋。寻奴儿哈赤日治兵，声略北关。三十七年，遣子莽骨太，以万骑修南寨；已又勒七千骑声言围猎，入靖安堡……又勒五千骑往抚顺关胁蟒段牛酒；已又勾西虏宰赛暖兔等，窥开原辽阳。边吏日夜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请添募兵万……急抚北关，且收宰暖，以携其交。顷之，奴儿哈赤请遵谕减车价入贡……三十九年……复耀兵侵兀刺诸酋。而江夷卜台吉，竟驱投北关。其婿也，因与北关金台失、白羊骨二酋修怨。四十一年三月，益垦南关旷土，图窥伺，并纠西虏宰煖……二十四营，尽甲驰清河间。辽告急。征蓟兵五千赴援，并禁籴及参貂珠宝。而奴儿哈赤亦已好语谢都御史张涛，谓抚安等区，耕牧日久，请奉约，新垦概罢……四十二年……益勾西虏图北关……复垦前罢耕地。开原参议薛国用，力主驱逐……援兵……至者，道相望……奴闻震恐……遂遵谕退地定界……南关边外四堡，曰三岔，曰抚安，曰柴河，曰靖安……及白家冲、松子二堡，共立碑六……姑给柴河秋获，遂将六堡俱退，大书番字碑阴，自明年永不敢越种……四十三年，白羊骨竟许婚暖兔，遣谕不听……奴儿哈赤亦讫无变动。

（茅瑞澂《东夷考略•建州女真考》）

臣复勘得，自抚顺关起，至东州堡迤东，清河所属，以至叆阳一带，为成化中副总兵韩斌所定之旧界，内惟孤山一堡。又迤东新、宽、大、永、长五堡一带，为万历二年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旧分矣……不可谓其尽建夷地，今尽弃与夷……此弃地之大略也。卷查居民告垦者，自万历十三四年间已有之……无故赶回……而人众数万。不借此先声以劫之（谓奴酋将以兵索地），人岂肯入……自是烧毁人房屋，剽掠人财物生畜，自是驱逼人渡江潜避，而溺死千余人，冻馁而死者万余人，余皆流离殍死，不知处所。此驱回人口之大略也……奴酋既安坐而得数百里之疆土矣。其心以为界碑不立，则抚顺以南新得之地尚未定，抚顺以北南关之地尚无名……会阁臣以车价通夷事发，谋同赵楫等，急求入贡，以完通夷之局……而奴酋曰：“必为我速立碑，我始贡。”……毕竟碑立而后起贡也。自此碑一立，我民即不敢于碑外拾取一草……此界碑之大略也。万历二十三年，夷人奏讨赏银五百两、蟒段纱各五匹，向未议给。二十九年，委官潘仲礼等，议以汉人不必收回，量于种地人户，派凑额赏，充前犒赏（前文，于东西新地，派银三百八十两，合抚顺原有额赏一百二十两，凑足五百两）为存吾地耳。其后地既归夷，前项赏赐……而楫复疏将宽奠、清河、抚顺沿边一带，未曾起科田土，摊派充赏，见今查议，无处摊派。然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奴酋已三不贡矣。而所许赏银，则已俱借库银，逐年支给，不敢迟缺。此抚赏之大略也。以上四略，臣绝不作一风闻影响语，皆翻阅卷案而总括之，可按而覆者。

（《筹辽硕画卷》一《辽东巡按熊廷弼抚镇弃地啗虏疏》）

当太祖初起之时，女真诸部方各争雄长，不相统属。

太祖起兵也……是时诸国分裂。满洲国部五，曰苏克素护河，曰浑河，曰完颜，曰栋鄂，曰哲陈；长白山国部二，曰讷殷，曰鸭绿；东海国部三，曰渥集，曰瓦尔喀，曰库尔喀；扈伦部四，曰叶赫，曰哈达，曰辉发，曰乌拉……各主其方，争相雄长，强陵弱，众暴寡。而扈伦四部最强。在满洲之北（惟乌拉当满洲东北）皆以所居之河得名。乌拉、辉发二河入松花江，哈达、叶赫二河入辽河。即明之海西卫与建州卫、野人卫而三。海西亦谓之南关、北关。南关哈达，北关叶赫，逼处开原、铁岭，乃明边之外障也。东海三部，则皆野人卫，在宁古塔以东，濒海岛屿，距明边绝远，羁縻而已。而满洲五部，长白山二部，则皆建州卫，处辽沈之东。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太祖起兵，以复仇为名。先讨尼堪外兰，以其唆杀祖父也；继服栋鄂、哲陈、完颜诸部，遂奄有建州之地。

明万历十一年，太祖年二十有五……以景、显二祖之仇，起兵讨尼堪外兰，率甲十三，袭之于图伦城（苏克素护河部）。尼堪外兰仓卒遁……又讨之于嘉班城，于抚顺边外，皆不获……尼堪外兰远遁，筑城于鄂勒珲，恃诸部中隔，我兵不能往讨。太祖乃先自近部始。万历十二年，以兵五百攻栋鄂部之翁鄂洛城。万历十三年，攻浑河之界藩城、栋嘉城、萨尔浒城……十四年，复攻苏克素护河之爪兰佳城，浑河部之贝珲城，哲陈部之托摩和城，皆克之……万历十五年，命巴图鲁额亦都攻哲陈部……克之。万历十六年，复克完颜部。时满洲环境五豪部皆服，全有建州，遂与海西部为敌国……十七年，又遣兵收服长白之鸭绿江部，尽有其众。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时海西四部正强，见太祖之势渐盛，恐为所制，乃合九部之师攻之。转为太祖所败。

于是遐迩詟忌……遂协而图我……万历二十一年，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讷殷（长白山二部），九国之师三万来侵，营浑河北岸，国人皆惧。太祖酣寝达旦，诘朝，率诸贝勒……启行。至古呼山，据险而阵，谕将士曰：“乌合之众，其心不一，殪其前锋，必反走。走而乘之，必大克。”时敌方攻赫济格城，命额亦都以百骑挑之。敌罢攻来战，叶赫贝勒布斋（一作卜寨）、科尔沁贝勒明安，身先督阵。布斋马触木而踣，我兵斩之。明安马陷淖，弃鞍跨骣马遁，众军遂溃。乘胜逐北，斩级四千，获马三千，铠胄千，并擒乌拉贝勒之弟布占泰，军威大震……万历二十五年，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遣使来乞明缔姻。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海西内部交哄。太祖计并哈达，攻灭辉发、乌拉、叶赫，遂奄有海四诸部，所以剪明之羽也。

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那酋又攻猛酋，猛酋力不能支，因质妻子求援于奴酋。奴酋利其妻妾部落，悉兵以出，袭而执之。猛酋寄命奴寨几二年，奴酋乃伪以女许妻猛酋，而阴纵其妾与通。徐以私奸外母，射杀之，尽得其所有。此二十八年事也。及我中国切责……奴酋因悔罪，许妻猛酋子吾儿忽答以女……遂吾儿忽答归南关……三十一年，那林孛罗与白羊谷（卜寨之子），又纠庄南抢杀吾儿忽答。吾酋穷迫无归，因投奴寨自存。自后吾酋不返，而南关之敕书、屯寨、土地、人畜，尽为奴有矣。

（《筹辽硕画卷首》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

万历三十五年，辉发贝勒以所部多叛归叶赫，遣子质我而树援焉。已又信叶赫贝勒之诳，索还其子，以质于叶赫。所约之昏，亦背不来取，而筑重城以拒守。是年……太祖征之，辉发以亡。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万历四十年，征乌拉。初布占泰阵获于我，旋释归，使主其国，妻以宗女……三十五年，其所属之瓦尔喀部来归，太祖遣褚英、代善、费英东，以兵四千迎之。布占泰以兵万人阻之，为我军所败……师还。又遣褚英、阿敏，以兵五千，克其宜罕山城。布占泰惧不敢战，执献叶赫之人以和，并求昏。上亲女许之。四十年，复背盟，再侵我渥集部之虎尔哈路，欲娶我国所聘叶赫之女，又以鸣镝射公主。太祖亲临乌拉河，克其沿河五城，尽焚其庐舍糗峙，许盟而还。布占泰复以其子质叶赫，怒我师。师至，布占泰以兵三万逆战。太祖身陷阵，败其军。先伏兵夺其城门，尽树纛帜，布叶泰收败卒，不能入，遂奔叶赫，乌拉以亡。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万历四十一年……是秋，遂以兵四万征叶赫。叶赫尽敛其乡民保城，使诉明曰：“扈伦四国，满洲已灭其三。今复侵我，必及明矣。”明使游击马时相，率火器千，助叶赫。太祖服其七城十九寨旋师。叶赫恃明之援，遂以所许我国之女归蒙古……太祖既誓师仇明……遂以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而自将六师深入叶赫，克二十余寨。叶赫告急于明，于是明有四路之师。太祖覆其军二十万。是秋克开原，克铁岭，拊叶赫之背。遂围其贝勒锦台什（一作金台失，那林孛罗弟）于东城，围其弟布扬古（一作白羊谷）于西城，攻东城之军……陷之。锦台什登台自燔死，布扬古以西城降，遂歼守叶赫之明兵千。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复以其间出兵攻略野人女真，拓地日广，兵力日加。

瓦尔喀部者，沿瓦尔喀河入鸭绿江，濒海两岸，皆其部落，在兴京之南，近朝鲜。万历二十六年，遣长子褚英，以千卒征之，取其安楚库路屯寨二十余，招降万余。三十六年，瓦尔喀部优斐城长，以五百户越乌拉境来归……三十七年……以瓦尔喀部落之流寓朝鲜者，请于明。明为我谕朝鲜，遣还千余户。太宗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大兵征朝鲜。我瓦尔喀之在其国者，二百余户皆来归。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命武巴海等，以兵四百，自宁古塔往征瓦尔喀，收丁壮五百有六十。以其地多岛屿，明年复分兵四路，每路兵二三百，各携乡导，造海舠，先后共取还岛丁千余……崇德五年，命朝鲜以舟师攻瓦尔喀之叛入熊岛者来献捷，是为征瓦尔喀之师。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虎尔哈部者，居虎尔哈河。出吉林乌拉界，经宁古塔城，北行七百里至三姓城，入混同江，唐书渤海王都临忽汗河者也。万历三十九年，命额亦都以兵二千攻东海虎尔哈部之札库塔人，三日克其城，俘斩三千，并招降其附近五百户。天命三年，东海虎尔哈路长，率百户来朝……于是争乞留，且转招其族属……天命四年，遣卒征虎尔哈部，收其丁壮二千。其路长来降者，驾出城亲欵之……崇德八年，遣阿尔津等征虎尔哈于黑龙江，凡克三屯，招降四屯，获男妇二千八百余，牲畜貂皮虎豹皮称是。是为征虎尔哈部之师。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渥集部者，在虎尔哈部之东，连山茂林。万历三十八年，以卒千征东海渥集部，取其三路屯寨，俘二千人，并降其虎尔哈路、瑚叶路而还。又有自归之绥芬路、宁古塔路，命额亦都以千人往迁之，为渥集之雅兰路人所掠，遂击收其众万余而还。三十九年，复以兵千，取渥集部之乌尔固辰、穆林二路，俘千余人。是为征渥集部之师。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外此东海小部，随时略服。天命元年，征东海萨哈连路，乘舟沿马勒简河，取屯寨数十。八月，至黑龙江岸……师遂济。及还……又招服南岸之诺罗路、锡拉忻路，及使犬部音达珲塔库喇二路。天命二年，遣兵四百，收濒海散处各部。其岛居负险者，刳小舟二百往，尽取之。天命十年，遣兵征东海卦勒察部，俘二千人。盖东海诸部……与我隔于乌拉，又贪乌拉布市之利，甘为其属。故自乌拉削平，而后威棱薄海表……至黑龙江等部……征之自太宗天聪九年始，时有入贡。索伦豪于骑射，乃命副都统霸奇兰，率兵逾黑龙江，收抚其未服壮丁二千四百有奇，余丁七千二百而还。崇德元年，索伦为科尔沁部落侵掠，命来朝之索伦部长速归防御。五年，遣穆什哈等征索伦，俘其壮丁三千百有五十。六年，并征蒙古兵，征已降复叛之索伦博木果，擒其众九百余。盖索伦当黑龙江极北，兴安大岭之麓，介俄罗斯及喀尔喀蒙古之间。挽强命中……雄于诸部。天命间，大兵虽一度黑龙江下游，未尝至索伦。天聪、崇德，始臣绝域，际东北海。于是辽金部落，咸并于满洲矣。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太祖武功既盛，内部制度亦渐臻完备，始建号称尊。

“创制满文”

已亥（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巴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也。”……上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

（《清高皇帝实录》卷三）

“八旗兵制”

辛丑（万历二十九年）……是年，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至是遂以名官。

（《清高皇帝实录》卷三）

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上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后改称牛录章京，即后佐领），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后改称甲喇章京，即后参领），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即后都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后称梅勒章京，即后副都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幅之黄白蓝者红绿，幅之红者白绿），共为八旗。行军时，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当兵刃相接时，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击，俾精兵立他处，勿下马，相机接应……破敌之后，察核将士战功必实。有罪者虽亲不贳，必寘之法；有功者虽仇不遗，必加之赏……将士各欲建立功名，每闻征伐，靡不欢忻效命，攻则争先，战则奋勇……所至无敌，丕昭列焉。

（《清高皇帝实录》卷四）

“理政大臣”

乙卯（万历四十三年）……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上五日一视朝。

（《清高皇帝实录》卷四）

“筑城寨”

丁亥（万历十五年），上于硕里口、虎栏哈达、东南加哈河两界中之平冈，筑城三层，并建宫室。

（《清太祖实录》卷二）

癸卯（万历三十一年）……上自虎栏哈达南冈，移于祖居苏克苏河、加哈河之间，赫图阿剌地，筑城居之。

（清高皇帝实录卷三）

寨在宁古塔内，城高七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窦，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内外见居人家，约二万余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东门外则有仓廒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

（《筹辽硕画卷首》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

“建元称帝”

天命元年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众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

（《清高皇帝实录》卷五）

万历四十七年……朝鲜方咨报奴酋移书声嚇，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东夷考略•建州女真考》）

万历四十七年……五月，奴酋僭号后金皇帝，改元天命。

（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卷一一《万历注略》）

丙　清太祖与明之战争

当清太祖崛起之际，辽东诸地，半为其所据。而明之防御，亦极空虚，所有兵马粮械，一无足恃，识者早已忧之。

辽西起山海关，东抵镇江，延袤二千三百余里，而临海一面不与焉。虏酋首以百计，控弦数十万，直前屯者为赖蟒等酋，直宁远者为獐兔、拱兔等酋，直广宁者为少歹青、以儿邓、黄台吉等酋。折而西北，则虎墩兔憨为虏王，而东西部皆属之；北则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东北，则卜言顾等；又折而东，则粆花等酋。此河西三面虏也。逾三岔河而东，则额伯革打大成等直海州西，孛儿败伯言儿等直辽沈西，暖兔、宰赛等直开原西，而北则恍惚太等。东北则北关，东则南关，辽沈之东，则奴速等酋。此河东三面之虏也。面面环绕，如处重围。而三岔由河界辽为两段，虏又插入其内，据其心腹而居之。盖无地无虏也……盖无地无时而不急虏焉。而又则地方居民，被虏几掠尽。自关以东至宁远，三百余里，不见村落。近广宁虽稍有村落，而两三落落如晨星。自广宁东至三岔河，一百八十里，黄沙白草，一望凄然。而河东，起东昌历辽、沈、开铁、清河、宽奠、镇江，近边一带，长亘千数百里，尽成瓯脱……是屯塞如此其寡少也。沿边墩台，大半塌，虽有存者又低矮……而所至城堡，更倾圮，甚且城多无门……是墩台壕堑城堡，又如此其废坏也。全镇军额，失亡几半，见在军虽八万余……人马精壮者，不过二万有奇。除三大营已得三分之一，其余又不过一万有奇，而以守二千数百里之边，散于两协守、七参将、十二游击、二十五守备之部下，能分几何。其步军皆不习弓马……一切器械皆朽钝……而买备马匹……亦四选之余。以我下驷当虏上驷，何以御敌……是兵马器械又如此其单弱而朽敝也。辽饷惟家丁差厚，其营堡军士，月止四钱，或二钱五分，每岁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仓旧储米豆，向因盐粮援例人等买票虚出，通关情弊，以致陈者不出，新者不入，浥烂如粪，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插和沙土糠秕等物。各军虽得粮票，多不愿关领，遇有前项买票者，则每票卖银四五分，无则付之水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帐，为将领所扣克，有经年不得分厘者，终岁嗷嗷，日见逃窜。是军士又如此其饥馁而无食也。当此无地无时无不急虏之日，而我之屯塞城堡墩台壕堑军马器械钱粮之类，一无足恃，于此而欲收绝漠之功，谈何容易……顾臣所尤虑者，不独在强虏，而又在饿军。何也？辽军自东征骚扰以来，复遭高淮（税监）毒虐，离心离德，为日已久。今又驱饥寒之众，置之锋镝之下，愤怨之极，势且离叛。尝密闻外间人言：“向特怕虏杀我耳，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我与其死于饥饿……死于兵刃……而无宁随虏去，犹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语，以为常谈，而近益甚，汹汹皇皇，莫保旦夕。及今不为设法处饷，速行救济，直待一旦内溃，为夷狄驱，而噬脐无及矣。

（《筹辽硕画》卷一《辽东巡抚按熊廷弼务求战守长策疏》）

太祖于建号之三年，始出兵攻明，首破抚顺、清河。

天命三年戊午（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夏四月……壬寅巳刻，上率步骑兵二万征明。临行书七大恨告天，其书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一木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即北关），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网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七也。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上拜天毕，焚其书。

（《清太祖实录》卷五）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奴儿哈赤佯令都夷赴抚顺市，潜以劲兵踵袭。十五日凌晨，突执游击李永芳，城遂陷。巡抚都御史李维翰，趣总兵张承胤移师应援。二十一日，奴儿哈赤暂退，诱我师前，以万骑回绕夹攻。承胤及副总兵颜廷相、游击梁汝贵死之，全军覆没……闰四月，奴儿哈赤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备述恼恨七宗……盖张儒绅等，系东厂差役，奴酋藉以闻帝座……五月十九日，奴儿哈赤统众，克抚安、三岔、白家冲三堡……七月……奴儿哈赤从鸦鹘关入，二十二日晨，围清河。参将邹储贤拒守，援辽游击张斾请战，不从。贼冒板挖墙……堕东北角，因积尸上城，斾战死。储贤遥见叛人李永芳招胁，大骂赴敌，亦死之……自三岔至孤山，并遭焚毁。

（《东夷考略•建州女真考》）

明加辽饷七百万，竭全国之力，费时一年。遣杨镐为经略，四路出师，以师期先泄，三路皆败。是为萨尔浒之役。明兵号称四十七万，实则八万人。诸将皆百战之余，杜松、刘綎皆战死。清兵号称八旗，而预战者不过万人。以少胜众，固由明师贪功深入，各不相救，以致将死兵歼；亦由明廷不习边事，不知彼己，叫嚣主战，已有必败之势。明清兴亡，实以此役为最大关键。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清兵起，破抚顺……远近大震。廷议镐熟谙辽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经略。既至，申明纪律，征四方兵，图大举。至七月，清兵由鸦鹘关克清河，副将邹储贤战死。诏赐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议进师……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以师久饷匮，发红旗日趣镐进兵。明年（四十七年），定议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总兵官马林出关原，攻北；杜松出抚顺，攻西；李如柏从鸦鹘关出，趋清河，攻南；东南则以刘綎出宽奠，由凉马佃捣后，而以朝鲜兵助之，号大兵四十七万。期三月二日，会二道关并进。天大雪，兵不前，师期泄。

（《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明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二十四万，四路深入，每路兵六万……合趋我都城……太祖尽征各路屯寨之兵，集城中，戒严以待。明将杜松，素勇轻敌，欲立首功，先期出抚顺关，日驰百余里。抵浑河，河流急，不结筏，策马径渡，军多溺死。而军营五百，阻水不克渡。三月朔，我各路侦卒，皆以明师告。太祖以南北二路皆山险且远，敌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时杜松以三万余众，屯萨尔浒山，而自引兵二万围界藩……太祖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以二旗兵援界藩，而亲统六旗兵攻萨尔浒。明兵恃火炮，甫战日未昃，忽大霾晦，咫尺不相辨。明兵列炬以战，我兵从暗击明，万矢雨集，发无不中。而明兵从明击暗，铳炮皆中柳林……遂乘晦逾堑拔栅，溃其军三万余。而右翼军渡河援界藩者，先遣千骑，合山上兵，据高驰下，与山下兵夹攻，冲敌阵为数队。杜松中矢死，逐北二十余里……明北路兵闻之，急据尚间厓，环营三濠，火器列濠外，而骑兵继后。又（监军）潘宗颜及游击龚念遂，各以万人分营数里外，相犄角……龚念遂军先与我军遇。四贝勒引千骑横冲之，步兵继进，专攻一隅，斫其车，破其楯。太祖驰赴尚间厓，明兵二万阵山麓……而马林营内之兵，出与濠外兵合……大贝勒即怒马直入其阵，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麾二旗兵继之。于是后至之六旗兵，皆不及布阵，驰马突入，人自为战。诸贝勒兵已贯阵，出其背，与大军表里夹击，呼声震天地，明兵瓦解……复破潘宗颜军于芬斐山。马林收残卒，走开原，而叶赫兵已于中途遁还，于是两路军皆破。明杨镐闻之，急檄止李如柏、刘二军。惟如柏得檄还，而军已涉险深入，距都城五十余里，尚未知西北路败信也。太祖移军御之……军连破寨，……分四万兵为四军，前二军皆其精锐，第一军阵阿布达里冈。四贝勒引右翼兵出其上，乘高击之，军殊死战。大贝勒又引左翼兵出其西，冒杜松军旗帜，被其衣甲，绐入营，大呼格杀，军遂溃。退入后军，未及阵，为我所乘，力战死。其康应乾步兵，合朝鲜兵二万……大败遁去。朝鲜副元帅姜功烈，遂以朝鲜余兵五千，降于我。是役，明倾天下之力，尽征宿将猛士，及朝鲜、叶赫精锐，同日深入，使我不能兼顾。我军不过四五万，并力破其一路，阅五日，而三路皆破……明与我朝之兴亡，肇于是战。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二》）

师期豫宣，东人得预备，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李如柏不遇敌，得以全师归，一时朝议喧然，谓李实通敌。

（夏允彝《幸存录•东人大略》）

万历四十七年……五月……户科李奇珍论李如柏，先纳奴儿弟素儿哈赤女为妾，生第三子。彼中有“女婿作镇守、辽东落谁手”之谣。

（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卷一一《万历注略》）

太祖乘胜，攻拔开原、铁岭而据之。辽、沈已成孤立。

奴儿哈赤遂乘胜窥开、铁，图抢金台失寨……六月从静安堡入，薄开原，北关为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被克（总兵马林、副将于化龙等死之）。……奴儿哈赤以七月从三岔堡入。克铁岭（游击喻成名、史凤鸣、李克泰等阵没）。铁岭、开原为辽重蔽，既并陷贼，则河东已在贼握中。北关与辽声息不属，而奴酋乘胜缚宰赛，胁暖兔炒花为助……八月，经略侍郎熊廷弼入辽，申军令，方慰抚北关为犄角。奴儿哈赤佯攻辽沈，缀我师，突引万骑，连破金台失寨及白羊骨寨，北关并没。

（《东夷考略•女真通考》）

明乃以熊廷弼为经略。廷弼严防守，人心复固。惟中朝结党，为言官丑诋，不得已乞去。代以袁应泰，恃蒙兵为守。及清兵至，蒙人内应，辽阳遂下，应泰死之。沈阳亦遂不守，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尽失。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四十七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代镐经略。未出京，开原失……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廷弼兼程进……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濬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乃上方略，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疏入，帝从之……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时兵燹后，数百里无人迹……所至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廷弼……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年（四十八年）五月，清兵略地花岭。六月，略王大人屯。八月，略蒲河，将士失亡七百余人……而给事中姚宗文，腾谤于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户科给事中，丁忧还朝，欲补官。而吏部题请诸疏，率数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徕西部名，属当事荐已。疏屡上，不得命，宗文计穷，致书廷弼令代请。廷弼不从，宗文由是怨。后夤缘复吏科，阅视辽东士马，与廷弼议多不合。辽东人刘国缙，先为御史，坐大计谪官。辽事起，廷用辽人，遂以兵部主事赞画军务。国晋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廷弼闻于朝，国缙亦怨。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国缙门下，两人益相比而倾廷弼……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袁应泰，代（熊）廷弼为经略……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划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议者言，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天启改年（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有二日，清兵来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门力战败还。明日，降人果内应，城遂破，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战死。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清兵……击败诸将，遂渡濠……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又明日（二十一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遂佩剑印，自缢死。

（《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辽阳既下，其辽东……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剃发降。

（《清太祖实录》卷七）

明再起熊廷弼为经略，建三方布置之策，主守。而巡抚王化贞与廷弼不合，主攻。清兵来攻，广宁复下，关外地尽失。廷弼、化贞皆论死。廷弼素有干略，为时所倚，以无罪被论，复以牵连党祸而罹极刑，任事者愈寒心矣。

天启元年沈阳破……辽阳破，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阁臣刘）一燝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帝乃治前劾廷弼者……乃复诏起廷弼于家，而擢王化贞为巡抚……至六月，廷弼入朝，乃建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一事权。遂进廷弼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七月，廷弼启行……又以京营选锋五千，护廷弼行。先是……化贞乃部署诸将，沿河设六营……划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设防。议既上，廷弼不谓然。疏言：“……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犄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疏上，优旨褒答……化贞以计不行，愠甚，尽委军事于廷弼……先是四方援辽之师，化贞悉改为平辽，辽人多不悦。廷弼言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自是化贞与廷弼有隙，而经抚不和之议起……化贞为人呆而愎，素不习兵……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张）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廷弼又显诋鹤鸣……鹤鸣益恨……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驰奏辨，且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二年（清太祖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清兵逼西平……围急。化贞信中军孙得功计，尽发广宁兵畀得功及祖大寿往会……二十二日，遇清兵平阳桥。锋始交，得功及参将鲍承先等先奔，镇武、闾阳兵遂大溃，（刘）渠（祁）秉忠战殁沙岭，大寿走觉华岛。西平守将（罗）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亦战殁。廷弼已离右屯，次闾阳……时清兵顿沙岭。化贞素任得功为腹心，而得功潜降于清，欲生缚化贞以为功，讹言敌已薄城。城中大乱奔走……化贞方阖署理军书，不知也。参将江朝栋排闼入……推之出……遂弃广宁，踉跄走，与廷弼遇大凌河。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入关……清兵入广宁，化贞逃已两日矣。清兵追逐化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还。报至，京师大震。鹤鸣自请视师。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四月……奏上狱词，廷弼、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及杨涟等下狱，诬以受廷弼贿，甚其罪……会冯铨亦憾廷弼，与顾秉谦等侍讲筵，出市刊《辽东传》，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弃市，传首九边。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天命七年……正月……上入广宁城驻跸……凡四十余城守御官，各率其所属百姓来降……二月……上还辽阳，留诸贝勒统兵守广宁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

（《清太祖实录》卷八）

孙承宗奉命督师，纳袁宗焕之议，主守宁远。清太祖屡攻宁远，崇焕皆固守不下。史谓太祖不怿而归，实即受伤，故未久即死。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天启）二年……清兵逼广宁，王化贞弃城走，熊廷弼与俱入关……遂拜承宗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办事……兵部尚书王在晋，代廷弼经略辽东……在晋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承宗请身往决……承宗乃议守关外，监军阎鸣泰主觉华岛，袁崇焕主宁远卫，在晋持不可，主守中前所……初化贞等既逃，自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声言助守边。前哨游击左辅，名驻中前所，实不出八里铺……还朝……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知请督师……尽驱哈喇慎诸部……乃复出关巡视。抵宁远，集将吏议所守。而崇焕……力请守宁远，承宗然之。议乃定，令祖大寿兴工。崇焕、满桂守之……当是时，魏忠贤益盗柄，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令刘应坤犒军中官等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五年……九月……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请……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

（《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天启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崇焕力争不可……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民怨而军益不振……清知经略易与，六年(清太祖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崇焕闻，即偕大将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大军进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崇焕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镇关门……至是坐失援。第、杨麒山海守将并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赵率教代麒……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天命十一年……二月，上至沈阳。上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归……七月……上不豫……八月……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

（《清高皇帝实录》卷十）

当清太祖之下辽阳也，即定为东京；旋迁沈阳，谓之盛京。基业已成，凌逼中原。而明廷方急于党争，熟视无睹，虽欲不亡，不可得矣。

天命六年……三月……辽阳既下……上曰：“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后必复烦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即与我，即宜居之。”贝勒诸臣皆曰善。遂定议迁都，迎后妃诸皇子……四月……后妃诸皇子至辽阳，及诸臣眷属皆迁至。

（《清高皇帝实录》卷七）

天命七年……三月……上曰……辽阳城大，年久倾圮……遂筑城于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创建宫室，迁居之。名曰东京。

（《清高皇帝实录》卷八）

天命十年乙丑……三月……上欲自东京迁都沈阳……曰：“沈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上自东启行……至沈阳。

（《清高皇帝实录》卷九）

太宗天聪八年……四月……谕曰：“……沈阳为天眷盛京，黑图阿喇城为天眷兴京。”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

丁　清太宗之制度

清太祖之死，以贝勒四人共掌国事。后太宗以事诛阿敏及莽古尔泰，而代善素驯谨，乃定于一尊。

太宗文皇帝，太祖第八子也……太祖建元天命，以上及次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第贝勒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上四贝勒。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上随侍证讨，运筹帷幄，奋武戎行，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士……自是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天命七年三月，谕分主八旗贝勒曰：“尔八人同心谋国，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国，七人共赞成之，庶几无失。当择一有才德能受谏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太祖……宾天……诸贝勒……遂合词请上即位……九月庚午朔，太宗……即位……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王先谦《东华录》卷一）

三聪三年……正月……先是太祖天命六年二月，太祖命上及三大贝勒，佐理国中政事，按月分掌。上即位，仍令三大贝勒，分月掌理。至是，上谕曰：“向因直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嗣后可令弟侄辈代之。傥有疏失，咎坐见直者。”三大贝勒皆曰善。遂以诸贝勒代理直月之事。

（王先谦《东华录》卷一）

天聪五年……十二月……先是上即位，凡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并随上南面坐，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礼部参政李伯龙奏：“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请酌定仪制。”……命代善与众共议。代善曰：“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皆曰善……奏入……上是之……天聪六年正月，受朝贺，行新定朝仪。

（王先谦《东华录》卷一）

天聪六年正月……上自即位以来，历五年，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同坐受。自是年更定，上始南面独坐。

（《满洲老档秘录》下编）

太宗徇诸臣之请，上尊号，史称改号为大清，其实所称者后金也。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四月己卯（五日），内外诸贝勒文武群臣上表，请上称尊号。是日……多尔衮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捧蒙古表文，孔有德捧汉字表文，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诣阙跪进……乙酉黎明，上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乃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丁酉，叙功，册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科尔沁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辛丑，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

初太祖创八旗，每旗设总管大臣（旧称固山额真，顺治十七年改称都统）各一，佐管大臣（旧称梅勒额真，顺治十七年改称副都统）各二，特设议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至是，太宗即位，上集诸贝勒定议，每旗仍各设总管大臣一……是为总管旗务之八大臣。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如前次之固山额真，兼议政大臣）。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赞理本旗事务，审断词讼（如前此之梅勒额真，兼理事大臣），不令出兵驻防。又每旗各设调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后为驻防副都统，暨前锋统领、护军统领诸职）。

（王先谦《东华录》卷一）

崇德二年……四月……命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每旗复设议政大臣三员……上集王贝勒大臣及新设议政大臣。谕曰：“向来议政大臣，或出征，或在家，有事咨商，人员甚少。若遇各处差遣，则朕之左右及王贝勒之前，竟无议事之人矣……如某事应施行，某事应入告，当先与管旗大臣公议，然后奏闻。”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

“增编蒙汉八旗”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载（明万历四十二年），始立八旗……六万人，然犹合满洲蒙古汉军为一也。其额满洲佐领（即牛录章京，又章京皆称额真，雍正元年始改之）三百有八，蒙古佐领七十有六，汉军佐领十有六，共四百佐领。每佐领编壮丁百有五十。及后归附日众，生齿日增，于是天聪九年，又分蒙古为八旗，兵万六千八百四十。崇德七年，又分汉军为八旗，兵二万四千五十。凡孔、耿、尚三王之天祐兵、天助兵，皆归入汉军。自后佐领愈增，无定额。又于满蒙汉八旗之外，设索伦、锡伯及察哈尔兵。

（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武事余记》）

蒙古旗……天命时分为二旗……天命九年，始编蒙古五牛录。天聪初时，分二旗，左翼蒙古固山额真……右翼蒙古固山额真……天聪九年二月丁亥，分蒙古为八旗，固山额真八员，梅勒章京十六员。

（松月堂目下旧见卷五）

汉军旗……汉军固山额真，天命时，总统汉人军民一切事务。都统总兵官施古礼，额附佟养性（天命四年归降，乃抚顺客游商人达尔哈齐之孙，佟佳氏，命总统汉人。六年加总兵，天聪五年正月乙未，命总统汉人军民，都统一切。六年卒，分为二旗），左右副将石廷柱、马光远。天聪九年，设新编汉人牛录，分入旗内。崇德二年七月乙未，分汉人为两旗。……左翼昂邦章京石廷柱（天命四年正月降，原明广宁守备），右翼昂邦章京马光远（天聪四年正月归降，原明建昌参将），照满洲编壮丁为牛录，纛元青色。崇德四年六月丙申，分汉军为四旗，每旗固山额真一员，左右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每旗设牛录章京十八员。两黄旗……纛元青镶黄色……两白旗……纛元青镶白色……两红旗……纛元青镶红色，两蓝旗……纛元青色……崇德七年六月甲辰，分为八旗，纛归本旗色。

（松月堂《目下旧见》卷五）

天聪八年……四月……谕曰：“朕闻国家承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凡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新易以满语，勿仍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旧名。”（天命五年，列武爵，分总兵官为三等。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牛录额真俱称备御，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嗣后赏册书名，定五备御之总兵为一等公；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三等总兵官为三等昂邦章京；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二等副将为二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将为三等梅勒章京；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二等参将为二等甲喇章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

“改文馆为内三院”

太祖……初创帝业，初设文馆，以亲近侍臣，在馆办事，名其官曰“巴克什”。至崇德元年，始改内三院，补满洲汉军大学士、学士等官。

（松月堂《目下旧见》卷一）

天聪十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记注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章奏，俱令编为史册，并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拟郊天告庙祝文、功臣诰命、诸贝勒册文。一名“内秘书院”，撰与外国书，及上赐敕书并谕祭文，录各卫门奏疏及词状。一名内“弘文院”，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崇德元年五月……以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范文程、鲍承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刚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

国初直文馆者，掌文字，学问优赡，则赐号“巴克什”……按天聪间，凡文臣前称“榜式”者，皆改称“笔帖式”。其特赐榜式者，仍称榜式。（榜式即巴克什，清语滚舌音。）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

“设六部”

太宗天聪五年，设六部，以贝勒掌各部事，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惟工部省蒙古汉军参政六员。崇德三年，六部各留承政一员，余皆改参政，有左参政、右参政。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

崇德三年……七月，更定六部官制五等（《东华录》：每衙门止设满洲承政一员，以下酌量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启心郎、额者库各官，凡五等）。睿王同希福、刚林、范文程等议定停止王领部院事，增设都察院、理藩院，始定部院各设承政一、参政二。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二）

“考试儒生”

天聪三年……九月……初考试儒生。先是乙丑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太祖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其时儒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皆拔出……俱免二丁差徭，并候录用。

（王先谦《东华录》卷一）

戊　清太宗之攻明

自明失全辽，赖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力守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以战为守，以和为用。清太祖之死，崇焕遣使吊之，屡次议和，不得要领。天启七年五月，清兵攻锦州，不克而归。自清兴以来，未有之挫也。未几，崇焕以不得于魏奄，罢去。崇祯元年，再召为督师，以恢复全辽自任，首诛奄党毛文龙，以一事权。二年，清兵大举入关，围京师。崇焕千里赴援。清人设间，谓与崇焕有成约，朝议遂以崇焕引敌胁和为罪，论死。实则仇东林者之报复，首具疏劾崇焕者，温体仁也。

天启六年……先是八月中，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以觇虚实。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清兵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清太宗天聪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兴兵渡鸭绿江南讨。朝议以崇焕、（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属崇焕……崇焕锐意恢复，乃乘大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书议和……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四月……时（总兵赵）率教驻锦州，护版筑……五月十一日，清兵直抵锦州，四面合围。率教偕中官用，婴城守……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尤世禄、祖大寿将，绕出大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世禄等将行，清兵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趋宁远。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满桂、世禄、大寿，大战城外，……大军亦旋引去。益兵攻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六月五日，亦引还，因毁大小凌河二城。时称宁锦大捷，桂、率教功为多，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崇焕遂乞休。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终不为所喜。七月，遂允其归，而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未几，熹宗崩，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廷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命……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崇焕入都……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八月初抵关，……崇焕遂留镇宁远……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清镇江守将。报巡抚王化贞……遂授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犄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时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糜饷无算……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崇焕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至是崇祯二年，遂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伏甲士幄外。文龙至……絷缚……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闻，即督（祖）大寿、（何）可刚等入卫……清兵越蓟州而西，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帝立召见深加慰劳……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范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崇焕既诛，明乃起用孙承宗督师，收拾军心，克复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以清关内，再筑大凌、右屯二城以为守。崇祯四年，清兵再攻锦州，败明兵于长山，大凌河遂失。言者论承宗筑城起衅，承宗遂引疾去。

崇祯二年（清太宗天聪四年），十月，清兵……将薄都城。廷臣争请召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祖大寿……偕崇焕入卫，见崇焕下吏惧诛，遂与副将何可纲等，率所部万五千人东溃……承宗闻……手书慰谕大寿……命承宗移镇关门……大寿敛兵待命……三年正月，大寿入关谒承宗……时清兵拔遵化……永平……迁安，遂下滦州……攻抚宁及昌黎，俱不下。当是时……承宗、大寿军在东，马世龙及四方援军在西……乃令东西诸营并进……五月……四城俱复……四年正月，出关东巡……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设兵戍守，后高第来代，尽撤之，二城遂被毁。至是（邱）禾嘉巡抚辽东，议复取广宁、义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广宁道远，当先据右屯，筑城大凌河，以渐而进。兵中尚书梁廷栋主之，遂以七月兴工。工甫竣，清兵大至，围数周。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宋伟往救。禾喜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在锦县东南）。至十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廷臣追咎筑城非策也，交章论禾嘉及承宗。承宗复连疏引疾，十一月，得请……归。

（《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

承宗上奏曰：“……右屯城已隳，修筑而后可守。筑之敌必至，必复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锦州。锦州绕海而居，敌难陆运，而右屯之后即海，据此则粮可给，兵可聚，始得为发轫地。”奏入，廷栋力主之。于是有大凌筑城之议……（崇祯）四年五月……（祖）大寿以兵四千据其地，发班军万四千人筑之，议以石砫士兵万人……工垂成，廷栋罢去。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责抚镇矫举令回奏。禾嘉惧，尽撤防兵，留班军万人，输粮万石济之。八月，清兵抵城下，掘濠筑墙，四面合围，别遣一军截锦州大道，城外堠台皆下，城中兵出悉败还。禾嘉闻之，驰入锦州，与总兵官吴襄、宋伟，合兵赴救……与清兵遇，大战长山、小凌河间，互有伤损。九月望，清兵薄锦州，分五队直抵城下。襄、伟出战不胜，乃入城。二十四日，监军张春，会襄、伟兵，过小凌河东五里，筑垒列车营，为大凌声援。清兵扼长山，不得进。禾嘉遣副将张洪谟、祖大寿、靳国臣、孟道等，出战五里庄，亦不胜。夜趋小凌河，至长山，接战大败。春及副将洪谟、杨华征、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执，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战殁。大寿不敢出，凌城援自此绝……大凌粮尽，食人马。清屡移书招之，大寿许诺，独副将可纲不从。十月二十七日，大寿杀可纲与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书约降。是夕出见，以妻子在锦州，请设计诱降锦州守将，而留诸子于清……大寿伪逃还……入锦州大凌城……亦被毁。十一月六日，清复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炮击，乃退……禾嘉知其纳欵状。具疏闻于朝……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弗罪也……禾嘉持论，每与承宗异，不为所喜，时有诋諆。既遭丧败，廷论益不容，遂坚以疾请。五年四月，诏许还京，以杨嗣昌代。

（《明史》卷二六一《邱民仰附邱禾嘉传》）

清兵既得大凌，后二年，复受耿、孔之降。初毛文龙之诛，分其部众为两协，其部将耿中明、孔有德为山东参将，将兵援大凌，惩于毛部多以事被诛，乃于崇祯四年中途叛明。翌年正月，攻据登州，明兵围攻，期年不克。六年二月，始降于清，是为清兵抚有汉军之始。内地虚实，得尽知之。明兵所恃者火器，耿、孔挟红夷大炮以降，以利器资人，明更无所恃矣。故耿、孔之降，清廷极所以优异之，足以知其关系于明之存亡者甚大。

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三月……明故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据登州，遣其党……自盖州登岸来降……五月，上命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迎之。孔有德、耿仲明者，辽东人也。太祖取辽东时，奔入皮岛，为毛文龙部下末弁，遂以毛氏称之。后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山东登州巡抚调有德为……参将，仲明亦为参将。辛未年（明崇祯四年，清天聪五年），上围大凌河。登州巡抚遣有德率骑八百，援大凌河，至吴桥县，遇巡抚所遣买马参将李九成。二人相议，始有叛志……遂陷临邑、陵、商河、青城等县，往攻登州。城中耿仲明……等为内应，内外夹攻，遂得其城……孔有德……乃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整饬兵马，攻取城堡，遇明兵，辄击败之。山东大乱。明总兵祖大弼率兵数万来攻登州……九成阵亡，兵寡敌众，度不能支，乃共议来奔我国，为旅顺口城守总兵黄龙水军截战。副将李应元、田良祚被杀，有德等欲从镇江登岸，朝鲜又以兵助明邀击之。济尔哈朗……率兵迎于江岸……明兵、朝鲜兵，见我兵势盛，遂退。于是数百船官兵家口兵器枪炮等物，尽抵江岸，不遗一物……六月……新附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等至，上率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迎至浑河岸……行抱见礼……八月，敕谕孔有德、耿仲明曰：“尔都元帅、总兵官，乃特专征伐之人……卿等携来红衣大小炮，已运至通远堡矣。到时即以付卿，枪炮弓矢，须令军士时时教演，不得间断，旗纛俱用皂色。”十月……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来约降……天聪八年……春正月戊子朔，上御殿，命孔有德、耿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于第一班行礼……二月……命贝勒多尔衮、萨哈廉往迎降将尚可喜……三月……副将尚可喜奏，率三岛官民……至海州。上降敕慰劳之……四月……降将尚可喜来朝，上出迎十里外……以尚可喜为总兵官，赐敕印……五月……谕……孔元帅兵为天祐兵，尚总兵兵为天助兵……天聪十年……四月……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部下官员，论功升擢，赏赍有差。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

崇祯四年……孔有德反山东……有德者，辽人也。与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辈，皆毛文龙帐下卒也。文龙死，走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官辽久，素言辽人可用。乃用承禄为副将，有德、仲明为游击，九成为偏裨，且多收辽人为牙兵。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围，部檄元化发劲卒，泛海趋耀州盐场示牵制。有德诡言风逆，改从陆赴宁远。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县人罢市，众无所得食。一卒与诸生角，有德抶之，众大哗。九成先赍元化银，市马塞上，用尽无以偿。适至吴桥，闻众怨，遂与应元谋劫有德，相与为乱……元化者，故所号善西洋大炮者也，至是亦主抚，檄贼所过郡县无邀击，贼长驱无敢一矢加者。贼佯许元化降。元化师次黄山馆而返，贼遂抵登州。元化遣将张焘率辽兵驻城外，总兵张可大率南兵拒贼……五年正月，战城东，辽兵遽退，南兵遂败。焘兵多降贼，贼遣之归。士民争请拒勿内，元化不从，贼遂入。日夕，城中火起，中军耿仲明、都司陈光福等，导贼入自东门，城遂陷……元化……及府县官悉被执……有德既破登州，推九成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贼益攻来，辇元化所制西洋大炮，日穴城，城多颓……八月，（朱）大典合兵救莱。兵甫接，贼辄大败，围解。有德走登州……大典围登，九成战死，城破追剿，有德、仲明入海遁，生擒承禄等。斩应元，贼尽平……元化……嘉定人，天启间举于乡，所善西洋炮法，盖得之徐光启云。

（《明史》卷二四八《徐从治传》）

崇祯三年……登莱巡抚孙元化，以刘兴治乱东江，请（黄）龙往镇。兵部尚书梁廷栋，亦荐龙为总兵，与元化恢复四卫。从之。先是毛文龙死，袁崇焕分其兵二万八千为四协，命副将陈继盛，参将刘兴治、毛承祚、徐敷奏主之。后改为两协，继盛领东协，兴治摄西协……兴治凶狡好乱，与继盛不相能……遂杀继盛……龙莅皮岛受事，兴治犹桀惊如故。四年三月，复作乱……杀参将沈世魁家众。世魁率其党夜袭杀兴治，乱乃定……耿仲明遂偕孔有德反，以五年正月陷登州，招岛中诸将，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急遣尚可喜、金声桓等，抚定诸岛……贼党高成友者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师。龙令游击李维鸾偕可喜等击走之，即移驻其地，援始通……六年二月，有德、仲明屡为巡抚朱大典所败，航海遁去。龙度有德等必遁，遁必经旅顺，邀击之。有德几获而逸……有德等大愤，欲报龙。会贼舟泊鸭绿江，龙尽发水师剿之。七月，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遂引清兵来袭。龙数战皆败，火药矢石俱尽……围急，知不能脱，自刭死……事闻……以副总兵沈世魁代龙为总兵官……七年二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于清，岛中势益孤。十年，朝鲜告急，世魁移师皮岛为声援。有德等来袭，世魁战败……阵亡……从子副将志科，集溃卒，至长城岛，欲得世魁敕印。监军副使黄孙茂不予，志科怒，杀之……遂率所部降清。诸岛虽有残卒，不能成军，朝廷亦不置大帅，以登来总兵遥领之而已。明年（十一年）夏，杨嗣昌决策，尽徙其兵民宁、锦，而诸岛一空。

（《明史》卷二七一《黄龙传》）

自后清兵于崇祯七年，入宣、大、应、朔等处。八年，入代、忻、应、崞。九年入居庸，破昌平，逼京师，南下保定。十一年秋，入通州，分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明年正月，破济南，执德王，二月北归。盖几无岁不用兵，然皆不能从山海关直入，得地不能守。故必欲取关外四城，以通孔道。而锦州为必攻之地，故于十四年筑长围困之。七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兵十三万往救，死守松山。翌年二月，城破，承畴降，锦州、杏山、塔山皆下。宁远关门劲卒尽丧，明只能凭关而守矣。

上(太宗)以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命睿亲王多尔衮……等攻锦州，期以必克……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往代，逼城筑长围困之，并扼松、杏援师之路……锦州告急……夏五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率王朴、唐通、曹变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总兵，军十三万，马四万，集宁远，刍粮支一岁。祖大寿遣卒自锦州逸出，传语毋浪战，但以军营徐逼出境。承畴亦议以兵护粮饷辎重，由杏山输松山，再由松山输锦州（松山、锦州城南十八里，杏山锦州城西南四十里），步步立营，以守为战。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师久饷匮，遣职方司郎中张若麒赴军。若麒素狂躁，日夜报捷，并请密敕趣战。承畴遂不敢坚持前议，留粮饷于宁远杏山，及塔山外之笔架冈（塔山、锦州城西南六十里），而以兵六万先进，诸军继之。骑兵环松山三面，而步兵据城北之乳峰冈，两山间列七营，卫以长濠。八月，太宗闻之，亲统大军赴援……六日而至，自山至海，横堑大路，断其杏山之饷。并分军败其塔山护饷之兵，遂获笔架冈积粟。明兵既失饷道，又不敢野战，遂撤其步兵七营，背松山城而阵，夜屡突营不利。太宗知明军自宁远至松山，所赍行粮不过五六日，势必走，乃夜布诸军潜伏塔山、杏山、小凌河诸要隘，邀其去路……而亲督大军横列以待。次夜初更，吴三桂等六总兵，果更番殿后，严阵迭退。而王朴所部先遁，诸军无复行列，争奔杏山。我追兵蹑其后，伏兵邀其前。明兵弥山亘野，且战且走，六镇兵皆溃入杏山。曹变蛟亦撤兵入松山城，与洪承畴、邱民仰、王廷臣等困守，突围五次，皆不遂……上又料明杏山兵必奔宁远，复遣精兵，一伏高桥，一伏桑噶尔斋堡，俟杏山军出，扼险掩杀。王朴等仅以身免，张若麒匿渔舟，由海遁还……先后歼敌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于是松山城中饷援皆绝。我军复掘外围困之。九月，驾还盛京。明侍郎沈廷扬，由天津海运粮饷，至松山济师，始延数月。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松山副将夏承德，密送质子为内应，我军入城，生擒洪承畴、祖大乐等，送盛京。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战死，纵祖大乐还锦州。锦州被围一载，闻松山失，亦降。旋克塔山、杏山。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

事闻，帝惊悼甚，设坛都城，承畴十六，民仰六，赐祭尽哀……寻命建祠都城外，与承畴并列，帝将亲临祭焉。将祭，闻承畴降，乃止。

（《明史》卷二六一《邱民仰传》）

自崇焕之诛，人不敢复言和事。清廷欲和，未必出于本意。然明廷除和而外，决无复全辽之力。惜其时皆持虚憍之论，谓中朝无事“四夷”之理，不能战而讳和。自松、杏既失，本兵陈新甲再申和议之请。明帝已允之矣，特不欲彰露其事，乃为周延儒所泄，言路大哗。明帝遂坚不欲和，以罪诛新甲。

陈新甲……崇祯十三年正月，代傅宗龙为兵部尚书……十五年……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当是时，“闯贼”蹂躏河南……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清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升。升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愕，交章劾升。升遂斥去。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帝愠甚……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七月……遂下狱……弃新甲于市……帝初甚倚之，晚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

（《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崇德七年三月，驻守锦州杏山王贝勒等……奏，明国差总兵二员、锦衣官一员、职方司官一员，至王贝勒前，欲求讲和，赍来伊主敕谕一道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屡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朝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明遣兵部职方司员外马绍愉、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鲁宗孔，游击，都司，守备八员，僧一名，从役九十九名，至宁远城，欲来见皇上求和。命遣使迎之……来使携有敕书一道云：“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昨据卿部奏称，前日所谕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确报，因未遣官至沈，未得的音。今准该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确探实情具奏。特谕。”……六月……遣还，命大臣送至五十里外，宴饯之，仍贻书明主曰：……“若两国各能审度祸福，矜全亿兆，诚心和好，则自兹以后，宿怨尽释……至两国有吉凶大事，须当遣使交相庆吊。每岁贵国馈兼金万两、银百万两，我国馈人葠千斤、貂皮千张。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自宁远双树堡土岭界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若我国人有越入，及贵国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处死。或两国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以黄城岛以东为界，若两国有越境妄行者，亦当察出处死。傥愿如书中所言，以成和好，则我两人民或亲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于是以书授来使，命……送来使至连山而还。

（王先谦《东华录》卷三）

清太宗四次入关，而时露欲和之意。说者遂谓清志在子女玉帛而已，明廷讳和，终以自误。及李自成破北京，清兵剑及履及，兴“吊民伐罪”之师，为明君复仇，且免三饷，以收人心。乃知其初言和，特多方以误明，兼伺机待动，使果与之和，遂能止其不加兵耶。

东人一犯宣府，一入山西，两由蓟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为祸至剧。我之兵力，每以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人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人，卒之二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闯“寇”逼都城，欲辍关外之兵，入关御“寇”。议不久决，而“寇”已破都门而入，烈皇帝身殉社稷……“寇”之发难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赋之故。然赋加于何年，皆以东人发难也。

（夏允彝《幸存录•国运盛衰之始》）

自万历后，岁征辽饷六百六十万。崇祯中，复加剿饷二百八十万，练饷七百二十万，先后共增赋千有六百七十万。竭天下兵饷大半以事关东，而中原“盗贼”蜂起……所至破城陷藩，东西交。明之诸臣，于“流寇”或多议抚，而于我朝反讳议和，又不图所以战守，盈廷筑室，蜩螗羹沸。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

明末辽东重镇失守经过简表

己　对朝鲜之用兵

清太宗以朝鲜助明，于即位之始，遣兵攻之，所以绝东顾之忧也。

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明兵二十四万，四路来侵。朝鲜遣其将姜宏立，以兵助明……太祖上宾，亦不遣使吊问。而明总兵毛文龙，招辽遗民数万守皮岛，亦名东江，在鸭绿江口，去朝鲜及我朝东境各八十里，屡出师袭沿海城寨，牵制我朝，与朝鲜犄角……太宗文皇帝天聪元年……当明天启七年，朝鲜国王李倧嗣位之三年也。正月，命贝勒阿敏等率师征朝鲜，渡鸭绿江，先败文龙兵于铁山，文龙遁还皮岛。遂克义州，定州及汉山城……长驱而进……进师平壤……逼国都。倧挈妻子遁江华岛，复遣使诣军谢罪。江华岛在开州南海中，我军无舟不能渡也，乃遣使赴岛宣谕……三月……和议成，约为兄弟之国……乃分兵三千，戍义州，振旅而还……是秋，从倧请，召还义州之兵，并许赎所俘人民，定议春秋输岁币，互市中江。是年，明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于双岛……五年，将乘虚征诸岛，征兵船于朝鲜，使至其国，三日乃见。倧曰：“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自是渐渝成约。

（魏源《圣武记》卷六《国初征抚朝鲜记》）

至太宗改元称尊，以朝鲜败盟，统军亲征，鲜兵溃败，其王纳降，乘胜下皮岛。明人自是不复守岛，东忧尽绝。

天聪十年，当明崇祯九年也，四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是时我朝已臣蒙古，破明军，无内顾忧，乃于十一月……亲征，驰檄朝鲜官民，讨其败盟之罪……豫亲王前锋马福塔等以三百骑潜袭王京，败其精兵数千。倧仓皇遣使迎劳城外款兵，而徙妻子江华岛，自率亲兵逾江（汉江）保南汉山城……我军入其都城……合军渡江，围南汉山城……明年二年正月……初倧遣使告急于明，并檄国中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时明国方急流“寇”，不暇恤邻……国中东南诸道援兵，相继奔溃，西北援兵，逗挠……不进，城中食且尽。我军四路并出，分略诸道……倧再上书请成。上太宗降敕切责，令出城亲觐，并缚献倡议败盟之人。倧始奏书称臣，乞免出城。适其妻子及大臣家口在江华岛者，我睿亲王……小舸径渡，败其岛枪兵千余，遂入岛城，获王妃王子宗室七十有二人，群臣家口百有六十六人……倧乃献出倡议败盟之宏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及台谏官洪翼汉诣军前。上敕令纳明所给诰命册印，委身归命，质二子，奉正朔，岁时贡献、表贺，一如明国旧制，有征伐，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人，则三百年宗社，数千里封疆，保尔无恙。倧顿首受命……从数十骑出城，先于汉江东岸三田渡，筑坛设黄幄，上陈仪卫，渡江登坛……倧率其下伏地请罪，诏赦之……赐燕毕，还其君臣家属于王京。二月，召回诸道之兵，振旅而西……四月，倧送质子、淏等至。五月，攻明皮岛，以明降将孔有德等为向导，乘朝鲜兵船，尽俘岛众数万而还，明人自是不复守岛。

（魏源《圣武记》卷六《国初征抚朝鲜记》）

庚　内蒙古之平定

太祖初起时，内蒙察哈尔部，最称强盛。诸部不堪其扰，纷来归附。及太宗出兵攻察哈尔，遂一举而定之。

内札萨克蒙古……东抵吉林、黑龙江界，西至贺兰山，南界长城，北拒瀚海，络雍、冀、幽、并、营五州北境，袤数千里。明初悉攘诸漠北，中叶复荐食漠南，边患遂与明代相终始。我朝龙兴，首臣科尔沁，继平插汉（即察哈尔），于是诸部先后来庭……初元太祖起和林，削平西北诸国，建王驸马等世守之……而仲弟哈萨尔以射闻，季弟勒格图以勇闻，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阿巴哈纳二部，皆勒格图后也。两科尔沁及札赍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刺善、青海和硕特九部，皆哈萨尔后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者，建庭和林，支裔繁布于漠南北，若奈曼、巴林、敖汉、苏尼特、乌珠穆沁、鄂尔多斯、克什克腾、喀尔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后也。翁牛特则太祖弟谔楚因之后，札鲁特及土默特右旗，则太祖十八世孙之后。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为太祖功臣济拉玛之后。余皆元子孙，皆以插汉部为大宗。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

“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东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索伦，本元太祖弟哈萨尔之后，明初置兀良哈三卫之一也。后自立国曰科尔沁，明洪熙间为厄鲁特所破，东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鲁科尔沁，因号嫩江科尔沁以自别。其札赍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三部，皆科尔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皆属插汉部。我太祖初年，科尔沁与叶赫、哈达、乌拉、辉发、锡伯、卦尔察、珠舍里、纳殷，共九部之师三万来侵……陈兵古哷山。太祖亲御破之。逾数年，复征乌拉部，败科尔沁来援之众，于是科尔沁与诸部遣使来乞好。天命九年，插汉林丹汗，以兵侵陵诸部，诸部或北徙瀚海依喀尔喀，或东走依科尔沁。科尔沁怨插汉之暴，思归我朝，遂率之来觐，自是为不侵不叛之臣。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

“察哈尔部”

插汉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初顺帝北归和林，连易五主，始去国号，称鞑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乐初，本雅失里可汗为阿鲁台所立。宣德中，脱脱不花可汗为瓦剌酋长脱欢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脱脱不花子，号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称。正德中，小王子尤强……嘉靖中，稍厌兵，徙幕辽东边外，称土蛮，而分诸部落留西北边……万历中，大清兵起，明人思用东部插汉小王子，欲以敌大清，而要挟岁赏，终无成效。末年，林丹汗士马强盛，横行漠南……天命四年来聘书称，统领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青吉斯汗，致书水滨三万众满洲国主，且恃其虓劲，冯陵诸部。诸部先后驱归大清，请师援救。天聪六年四月，太宗统大军，尽征各部蒙古兵征察哈尔……出其不意，逾内兴安岭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谋拒战，而所部解体，遂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青海之大草滩。我大军至归化城，收其部落数万而迁……九年其子额哲，奉所部传国玺来降，封亲王。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

虎墩兔者，居插汉儿地，亦曰插汉儿王子，元裔也。其祖打来孙，始驻牧宣塞外……四传至虎墩兔，遂益盛……（万历）四十六年……清兵起，略抚顺及开原，插汉部乘隙拥众挟赏……四十七年，清兵灭宰赛（喀尔喀部酋），及北关金台什、布羊古等。金台什孙女为虎墩兔妇，于是蓟辽总督文球、巡抚周永春等，以利啗之，俾联结炒花诸部以捍清兵，给白银四千，明年为泰昌元年，加赏至四万。虎乃扬言助中国，邀索无厌。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天聪二年二月……蒙古喀喇沁部塔布囊苏布地……等，以书来奏曰：“察哈尔汗不道，伤残骨肉，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陵，夺去妻子牲畜”。我汗与……喀尔喀诸部落前来至土默特部落格根汗赵城地方，将所驻察哈尔兵四万剿杀之。我汗……回时，值察哈尔兵三千人，赴张家口请赏于明，未得而回……又尽杀之。左翼阿鲁阿霸垓三部落，及喀尔喀部落，遣使来约，欲与吾合力兴师，且有与天聪皇帝同举兵之语……观伊等来约之言，察哈尔汗根本动摇，可乘此机……同嫩阿霸垓喀喇沁土默特兴师。

（王先谦《东华录》卷一）

2.人民之举义

甲　十三家

始发难于延绥之边兵，饥民纷起应之，固由天灾所致；而延饷自万历末，至崇祯初，欠至一百三十八万，兵民皆饥，所以揭竿而起。

“流贼”所由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是也。天下形势，莫强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斗，故六者之乱，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流贼”初起》）

秦以延绥、宁夏、甘肃为三边，延绥据河为塞……分险列戍，沙碛不生五谷，军民计口，仰食县官。承平忨愒，算崇祯改元，上距万历四十七年，延饷缺额者，至一百三十八万。天启中，秦抚乔应甲、延抚朱童蒙，皆奄党也。应甲贪婪狂易，法纪溃弛，四封之内，攻亭长，杀长史，而莫禁。童蒙朘削军廪，助三殿大工，兵民侧目。始祸实自两人。秦地所出新饷，均输、间架三者，专以备他急，数日增。吏因缘为奸，羡余辄倍。西安镇兵数万，率买闲占役，以空名隶尺籍（宗室乡绅，以供役使）。民不堪，复无所惮，以此纠合边人为“贼”……崇祯己巳（二年），秦大旱，粟踊贵，军饷告匮。总督杨鹤、甘抚梅之焕，分道勤王，是年复以稽饷而哗。其溃卒畏捕诛，亡命山谷间，倡饥民为乱。时东事急，朝议核兵饷，各边镇咸厘汰，裁额至数十万，乘障兵咸噪而下。而兵科给事刘懋疏请裁定驿站，岁可节金钱数十万。上喜，著为令，有滥予者，罪勿赦。懋意谓苏民也，而河北游民，藉食驿糈，至是遂无所得食……溃兵乘之，而全陕无宁宇矣。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渑池渡》）

崇祯元年……先是辽左用兵，逃军惮不敢归伍，相聚剽虏，至是关中频岁祲。有司不恤下……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当是时，承平久，卒被兵，人无固志。大吏恶闻“贼”，曰“此饥民，徐自定耳”。明年，总督武之望死……遂拜鹤兵部右侍郎，代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而继起者益众。鹤素有清望，然不知兵。其冬，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亦哗，惧诛，并合于“贼”，“贼”益张……鹤匿不奏，而给降“贼”……免死牒……“贼”淫掠如故，有司不敢问，“寇”患成于此矣。

（《明史》卷二六○《杨鹤传》）

己巳，清兵薄畿，征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溃，余亦多中路逃者，因与饥民合势，啸聚山泽。秦中镇将守臣，议蹙“贼”于险，据隘歼之，可一鼓尽也。三边总督杨鹤独力主招抚议，“贼”出险，遂横不可制。

（邹漪《明季遗闻》卷一）

起兵者受欺就抚，旋复引去，由晋而东，转至河南，大会于荥阳。所谓十三家，分途攻取，其势浸盛。

“流贼”始乱，大抵皆秦晋间人也……其首乱者，则王子美、苗顺、张圣、姬三儿、王嘉胤、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得水、混江龙、掠地虎、上天猴、孟良、刘六等，其目甚众。而神一元、高应登为最。自副将张应昌斩高应登、神一元后，其弟一魁领其众，勾西人，陷城堡，其势益强。督抚讨之，久无功。（崇祯）四年，总督杨鹤招抚之，群目皆降。既而鹤杀茹成名，群“贼”疑惧，遂拥一魁复叛去。鹤被逮拟戍，时则有李老柴、一条龙、独头虎、独行狼、上天龙、马老虎、李二、田近庵、翻山鹞、蝎子块、浪天猴之属，其势愈横。是时李老柴、一条龙、独行狼，共破中部县，巡抚练国事围之，李老柴、一条龙出降，而独行狼溃围走。是冬，群“盗”皆降于总督洪承畴。承畴患神一魁之难制也，诱而杀之。其党十八寨大“贼”，皆叛入晋，由晋而东，渐逼畿辅矣。总督卢象升御之，“贼”遂入豫，犹在河北也。自……“贼”渡河而南……横行于秦、蜀、楚、豫之间，飘忽震荡，蹂躏荼毒。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崇祯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高迎祥、张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十三家简表

乙　李自成张献忠

人民倡义者，以张、李之势最强，驰逐之地最广。熊文灿主抚，固为无用；杨嗣昌四正六隅之策，实难尽行，亦等于空论。加以举国鼎沸，顾此则失彼，已疲于奔命。当时督抚中能任事者，卢象升死于清，洪承畴降于清，孙传庭则战死，诸将若左良玉之流，皆“养寇自重”，此所以愈“剿”而愈滋。其时纪纲大紊，政以贿成，民苦苛敛，赴义者如水之赴壑，衣冠之士，亦抵掌画策，争为新朝佐命矣。

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崇祯元年……白水“贼”王二……等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三年……延安“贼”张献忠，亦聚众据十八寨，称八大王……四年……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聚山西。自成乃与兄子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未有名……九年……孙传庭新除陕西巡抚……秋七月，禽迎祥於盩厔，献俘阙下，磔死。于是“贼”乃共推自成为闯王矣……十三年……杞县举人李信……卢氏举人牛金星……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减灭，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糧。”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十五年……入襄阳。十六年……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標营，领兵百队，曰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標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鬃大纛，银浮屠，左营帜白，右绯，前黑，后黄，纛随其色……自成善攻，汝才善战，两人相须若左右手。自成下宛、葉，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斩汝才……悉兼其众……牛金星教以创官爵名号，大行署置……凡五营二十二将，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要地设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于是河南、湖广、江北诸“贼，”莫不听命……献忠方据武昌，自成遣使贺，且胁之曰：“‘老’已降，曹操辈诛死，行及汝矣。”献忠大戄，南入长沙。当是时，十三家、七十二营诸大“贼”降死殆尽，惟自成、献忠存。而自成独劲，遂自称曰“新顺王”，集牛金星等议兵所向……顾君恩曰：“……关中，大王桑梓邦也……宜先取之，建立基业……”自成从之……冬十月，自成陷潼关……遂连破华阴、渭南……进攻西安，守将王根子开东门纳“贼”……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乾州宋企郊为吏政尚书，平湖陆之祺为户政尚书，真宁巩焴为礼政尚书，归安张嶙然为兵政尚书。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草檄，驰谕远近。指斥乘舆。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逮乎京师陷，其下争走金帛财物之府以分之，此其为利同也。始何以合，今何以散，若是其悬焉者，则以前之所招饥民，而后之所御骄兵也。兵贪则骄，骄则惰，惰则不战而溃矣……彼饥寒乞活之人，一旦见宫室帷帐，珍怪重宝以千数，志得意满，饮酒高会，有富贵归故乡之心，胠箧擔囊，唯恐在后，何暇同心胆共功名哉？所谓骄而难制者此也。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

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与李自成同岁生，长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崇祯三年，陕西“贼”大起，王嘉允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自号八大王。明年（四年），嘉允死，其党王自用，复聚众三十六营。献忠及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皆为之渠……十六年……陷武昌……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下令发楚邸金，振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时李自成在襄阳，闻之忌且怒，贻书谯责。左良玉兵复西上，“伪”官吏多被禽杀。献忠懼，乃悉众趋岳州、长沙……岳州……长沙陷。寻破衡州，吉玉、惠王、桂王俱走永州……自追三王于永……三王入广西……城陷……又陷宝庆、常德……遂东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抚州、永新、安福、万载、南丰诸府县，广东大震……“贼”有献计取吴越者，献忠惮良玉在，不听，决策入川中。十七年春，陷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已四月破涪州，败守道刘麟长、总兵曹英兵，（六月）进陷佛图关，破重庆。八月初九日……遂进陷成都……是时清兵已定京师，李自成遁归西安。南京诸臣，尊立福王，命故大学士王应熊督川湖军事。兵力弱，不能讨“贼”，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皆为将军（可望为平东，能奇为定北，文秀为抚南，定国为安西），赐姓张氏。分徇诸府州县，悉陷之。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之。自成发兵攻不克，遂据有全蜀。惟遵义王祥守一郡，及黎州土司马金，坚不下。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照得朱贼杨嗣昌，昔天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嗣昌幸早死，于吾忍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填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填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六）

闯、献纵横，名都隳突者，皆以“寇”得我火器。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二《虞渊沉》）

崇祯朝大事年表

3.明之亡

甲　北都之倾覆

李自成既得关陕，乃自山西出雁门。大同迎降，自居庸入昌平，破京师，庄烈帝自缢于煤山。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太监王承恩缢于侧。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贼”遂薄内城……更余，召太监王承恩入，整内员为出亡计。又传朱谕至内阁，命成国公提督内外诸军，来辅东宫。已而微服欲夺门出，不得，望见正阳门城上，悬白笼灯三碗，知大事已去，即刻还宫。白笼灯者，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缓急也……走煤山，缢死……御笔血诏云：“朕在位十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建虏”入内地四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祖宗于地下，将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邹漪《明季遗闻》卷一）

京师既破，畿辅、山东、河南悉定。自成乃改定制度，分设各官。

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升、张嶙然等，骑而从。登皇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者四十余人……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皆不屈，自成覊之宫中。长公主绝而复苏，舁至，令“贼”刘宗敏疗治。已乃知帝后崩……越三日已酉昧爽，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百官慑伏不敢动……大学士陈演劝进，不许……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尽改官制……召见朝官，自成南向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杂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职。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绍阳、杨观光等，无不污“伪”命。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德藻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时“贼”党已陷保定，李建泰降，畿内府县悉附。山东河南，徧设官吏，所至无违者。及淮，巡抚路振飞，发兵拒之，乃去。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李闯既入五日，建设“伪官”，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令职方司收缴前印，悉更铸之；更官名，六部更六政府，内门更天祐殿，翰林院更弘文院，文选更文谕院，巡抚更节度使，兵备道更防御使，六科更谏议，御史更直指使，太仆寺更验马寺，尚宝寺更尚玺寺，通政司更知政使，布政司更统会，知府更尹，知州更牧，知县更令，主事更从事，中书更书写房，正总兵更正总权，副总兵更副总制，五军府更五军部，守备更守旅，把总更守旗，其余皆如故。官服领帽，以云为级，一品一云，九品为九云……三月二十一日，文武官仪入朝者……牛金星执搢绅点名，不用者，发权将军、制将军处分；用者送吏部。既受职，止给小票，向礼政府领契，刻期赴任。

（钱《甲申传信录》卷五）

其不用者，令缴金宝，杀斩勋戚文武二百余人。

百官之投职名也，用者既分三等，授“伪职”；其不用者，每官用马兵二人，执刀随之，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铁案销五人一串，如逐羊豕然……顷之忽“伪”旨云，前朝犯官，送权将军刘处分……明日，……刘……以次论“赃”，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属以千计，勋戚无定数……能缴者立搜进之，不能者即严刑。

（徐鼒《小腆纪年》卷四）

二十六日……诸“贼臣”……匍伏午门前，合词劝进。其表文有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皆传周钟所作。

（管葛山人辑《平寇志》卷十）

方事急时，明廷议撤关宁吴三桂师，以救京师，皆惧负失地之咎，久之始决议。三月二十日，三桂行至遵化，京师已破，复驰回榆关。自成屡招之不降。自成知边兵劲，且虑清人出师，故自率大军征之。三桂已降清，清人初闻京师破，即出师观衅。以攝政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尚逡巡未入关，比三桂请讨“贼”复仇，其意乃决。

顺治元年四月辛酉（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摄政王启曰：“……盖明之劲敌，吾国与“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胜也。为今日计，我当任员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甲子（七日），以出师祭告太祖武皇帝、大行皇帝……命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爰代眇躬，统大军前往伐明……赐大将军勅印……统满洲蒙古兵三之一……庚午（十三日），洪承畴上启曰：“……‘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壬申十五日……师次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来致书曰：“……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闱，示大义于中外。则我国之报北朝者，岂但金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癸酉（十六日）……报吴三桂书曰：“予闻‘流寇’覆绝崇祯帝，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二则身家可保……”丁丑（二十日），三桂复……来致书曰：“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助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吾先帝……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禽。京之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已卯（二十二日），师次山海关……是日进吴三桂为平西王。

……（《初修世祖实录》卷四）

自成与三桂大战于一片石，清兵乘之，自成大败西归，仍以长安为都。

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刧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即陈圆圆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关，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清）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清）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坠，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清）兵，急策马下冈走。我（清）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成奔永平，我清兵逐之。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时牛金星居守，诸降人往谒，执门生礼甚恭。金星曰：“讹言方起，诸君宜简出。”由是降者始惧，多窜伏矣。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诘旦，挟太子二王西走，而使“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殿。五月二日，清兵入京师，下令安辑百姓，为帝后发丧，议谥号，遣将偕三桂追自成……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与战，斩谷可成。左光先伤足，“贼”负而逃。自成西走真定，益发众来攻。我兵复击之，自成中流矢，创甚，西逾故关入山西。会我兵东返，自成乃鸠合溃散，走平阳……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李岩请率兵往，金星……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自成归西安。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摄政王入京师，以讨“贼”为名，首为庄烈帝发丧三日，且免三饷，以收人心。

五月戊子朔……清国师檄其三桂西行追“贼”……初三庚寅……摄政王入居武英殿……令各官俱照旧……为先帝设位帝王庙，哭临三日……谥先帝为怀宗端皇帝……吴三桂追“贼”……及于真定，逐之出关而止……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十二己亥，三桂旋师入燕……十五壬寅，摄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贺。王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薙发，衣冠悉遵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内外，尽皆薙发。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吴三桂请兵始末》）

是时清兵次第分定畿辅、山西、山东、河南诸地。

摄政王……入燕京……时京北京东诸府皆降，惟京南保定、大名、真定等府，“溃贼土寇”蜂起。而山东、河南闻自成败窜，诸州县并杀其“伪”防御使牧令，复为明……六月，遗肃亲王豪格往定山东、河南，遣都统叶臣等往定山西，又命户部侍郎王永鳌招谕之。十月，清授吴三桂平西王勅印。寻议大举讨“流贼”，恐其阻关固守，又恐其西“窜”甘肃，乃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又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夹攻潼关，约会于西安。是冬，叶臣等兵出固关，进平三晋，所至迎降。擒“伪”伯陈永福于太原，败“伪”总兵李过于大同，巡抚马国柱进剿汾州平阳之“贼”，山西悉平。直隶巡抚卫国允、沈文奎，先后削平真定、大名、顺德、广平山寨之“寇”，畿南始定。肃亲王驻军济南，遣兵破青州，斩“贼”赵应元。应元前降复叛，杀侍郎王永鳌者也。又平满家洞之“贼”，地界四县，周二三百里，“巢窟”二百五十有奇……肃亲王遣尚书尔格等捣之。明年（顺治二年），饶余郡王阿巴泰继攻各“穴”……始破，山东诸郡，悉置官吏。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四）

然后英王自塞外，豫王自河南，分两路攻陕西。自成走湖广，溃于九宫山，部属降于南明，以图抗清。而清兵势锐，已席卷长江中游，豫王且先下江南矣。

顺治元年十月，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定远大将军，征“流寇”。英亲王纡道边外，从土默特鄂尔多斯部取驼马，复转入边，二年二月抵西安。时和硕豫亲王多铎（授定国大将军，帅师征江南）已移南征之师，以正月二日，克自成兵于潼关矣。英亲王既至，豫亲王转南下。英亲王乃建大将军鼓旗，蹑“贼”后，追之。时“贼”自西安收败卒，出蓝田，分道“鼠窜”。繇西而南，豫楚之间，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闻自成养子蒋鼐者，拥兵五千，卫“贼”家口，据湖广承天府。于是大将军令固山额真谭泰为帅，同贝子满达海薄何讬吞齐哈，暨诸将急击之，席忒库仍为前锋。比师至，鼐业分“贼”兵水陆两道遁去，我兵亦两道追蹑击……自成复从间道潜走荆州。大师疾趋荆，自成又遁去。大师由荆州循江而东，乏舟不得济，至湖口，获“贼”舰二百余，济江……自成走武昌……围武昌数匝，“贼”将“伪”刘侯、田侯，引兵五千人，出城迎敌，大败之，自成复遁去……乘胜蹑击至富池口……直逼庐帐，自成……潜越富池口而遁……自成走九江。大将军令谭泰等，率大师乘舟追之……“贼”军师宋献策……就擒……追及谷口，会“贼”方环山而阵。旋以精骑突入……自成复遁去……“贼”溃奔九宫山。大师薄山下，直摧中坚，入“贼”垒……生擒自成妻妾，及“贼”侯某。牛金星宋企郊皆遁亡，独索自成不得。有降卒言，自成败走时，领步兵才二十人，路为乡民所困，自缢而死。遣人往视其尸，朽不可辨。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是役也，大小战凡十余合，所过下河南、湖广、江南、江西六十三城，收降“贼”众二十余万……师次九江，明总督袁继咸，御史黄澍，司道李猶龙，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总兵十二员，马步十万人，俱舣舟江中，悉招降之，获其船四万余艘。

（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

李自成死，众拥其兄子锦（原名过）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骤至沣州，拥众三十万，言乞降，远近大震。允锡议抚之。总督何胜蛟亦驰檄至，乃躬入其营，开诚慰谕……别部田见秀、刘汝魁等，亦来归，唐王大喜……授锦御营前部左军，一功右军，并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号其营曰忠贞，封高氏贞义夫人……然赤心书疏猶称自成先帝，称高氏太后云……明年（清顺治三年）正月，腾蛟大举，期诸军尽会岳州，独赤心先至……

（《明史》卷二七九《堵允锡传》）

当李自成据北京时，张献忠入蜀，建号称帝。蜀中杨展等十三家起而与抗，蜀愈纷乱。清兵既得关中，下江南，移师入蜀。献忠死之，其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先后皆降永历帝以抗清。后唯可望降清。定国崎岖滇、缅间，发愤以死，尤为忠义卓绝。

顺治三年正月，诏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等，征张献忠于四川……肃王以三月至西安，时明旧副总兵孙守法，郧阳总兵王光恩，固原副将武大定、贺珍，起兵兴安汉中，屡破“流贼”，遂陷凤翔，围西安，受唐王封伯爵。关中响应，总督孟乔芳，都统和洛辉，屡败其众，复渭南、蒲城、武功、同州。至是肃王遣兵分剿邠州、庆阳、延安之“寇”。五月，进军汉中，破贺珍等于鸡头关，遂解汉中兴安之围。七月，分大军之半进四川……是冬，大破张献忠于西充，斩之。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四）

甲申……献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伪位”……覊縻全川，惟遵义一郡不下。献忠侈然有帝蜀之心矣。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起合州，王祥起遵义，杨展起犍为，曹勋起黎州，大学士王应熊缟素誓师……传檄讨“贼”……献忠之去重庆，本不置兵，故英一鼓而巴渝复为国守……诸蜂起之魁，或称四家，或称十三家，袁韬、武大定……次有天字城之谭文、谭诣、谭宏，巫山之刘体纯，鄷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卫之王光兴，皆甚著。其王有进、呼九思、景果勒、张显、刘惟灵、白蛟龙、杨炳英、李世杰等，莫可稽考，总所谓夔东十三家者也。……献忠闻兵起，顾刘文季曰：“杨展不足忌。重庆要害地，不可失。”文秀往，而李占春逆之多功城，于大海并力夹击，文秀大败。其别将攻嘉定者，亦为两人所挫衂，“贼”大沮。“贼”初谋自蜀入秦，平东（孙可望）先破马于汉中，自谓秦陇可唾手得。李自成迺以贺珍易马，而趣之进兵，平东与战而败……献忠……渐以出兵数败，士众反覆，攘袂瞋目，有咀嚼蜀人之心……在诸将中，多用川民为兵，无如都督刘进忠，将执之而坑其众……会本朝大兵至汉中，进忠因而归命。王问以献忠所在，进忠曰：“在顺庆之金山铺，为西充盐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驰五昼夜可及。”献忠以进忠守朝天关，殊不意有大兵。前驱至而未信，进忠已入营中，与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献忠也。”发一矢中额，讶曰：“果然。”逃伏积薪之下，执近侍询之而得，乃曳出斩之。献忠不得志于汉中，谋东下吴楚而不果者，有曾英以为之沮也。

（吴传业《绥寇纪略》卷一○《盐亭诛》）

顺治元年，福王立于南京……时张献忠已据全蜀，惟遵义未陷。樊一蘅与王应熊避其地，（一蘅于崇祯十六年冬被命总督川陕军务，福王复申前命，并命应熊总督川湖云贵军务。）檄诸郡旧将，会师大举。会巡抚马乾复重庆，松潘副将朱化龙，同知詹天颜……复龙安茂州，一蘅乃起旧将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明年（二年）三月，攻叙州，应试、朝宗先登，展等继至，“伪”都督张化龙走，遂复其城。一蘅乃犒师江上。初乾复重庆，“贼”将刘廷举，求救于献忠。献忠命养子刘文秀攻重庆，水陆并进。副将曹英，与参政刘麟长，自遵义至，与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夹击，破“贼”兵数万，英威名大振。诸别将皆属兵二十余万，奉一蘅节制。杨展既复叙州，“贼”将冯双礼来寇，每战辄败。孙可望以大众援之……朱化龙……率番骑数百冲“贼”兵，“贼”惊溃，死者满山谷……他将复连败“贼”于摩泥滴水。一蘅乃命展、应试取嘉定邛眉，故总兵官贾连登及其中军杨维栋取资简，天锡、高明佐取沪州，占春、大海守忠涪。其他据城邑奉征调者，洪雅则曹勋及监军副使范文光，松茂则监军佥事詹天颜，夔万则谭弘、谭诣。一蘅乃移驻纳溪，居中调度，与督师应熊会沪州，檄诸路刻期并进。献忠颇惧……明年（三年）春，展尽取上川南地，屯嘉定，与勋等相声援。而应熊及王祥在遵义，乾英在重庆，皆宿重兵。“贼”势日蹙，惟保宁顺庆，为“贼”将刘进忠所守，进忠又数败。献忠怒，遣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等攻川南郡县……连战不利，又闻清兵入蜀境，刘进忠降，大惧。七月，弃成都，走顺庆，寻入西充之凤凰山。十二月，清兵奄至，射杀献忠……可望等率残卒南奔，骤至重庆，英出不意，战败，死于江。“贼”遂陷綦江。应熊避之毕节卫。逾月（四年正月），“贼”陷遵义，入贵州，清兵追至重庆，巡抚乾败死。遂入遵义，以饷乏旋师。王祥等复取保宁二郡，一蘅再驻江上。为收复全蜀计，乃列上善后事宜及诸将功状于永明王（永历帝）……时应熊已卒，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抚李乾德，并以总制至，杨乔然、江尔文以巡抚至，各自署置……诸将袁韬据重庆，于大海据云阳，李占春据涪州，谭诣据巫山，谭文据万县，谭弘据天字城，侯天锡据永宁，马应试据芦卫，王祥据遵义，杨展据嘉定，朱化龙、曹勋仍据故地，摇黄诸家据夔州夹江两岸。而李自成“余孽”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县。一蘅令不行，保叙州一郡而已。顺治五年，容藩自称楚世子，建行台夔州，称制封拜。时乔然已进总督，而范文光、詹天颜巡抚川南北。吕大器以大学士来督师，皆恶容藩，谋诛之。六年春，容藩遂为占春所败，走死云阳……乾德利展富，说韬、大定杀展，分其赀……诸镇亦皆愤，有离心。（七年）秋九月，孙可望遣白文选攻杀祥，降其众二十余万，尽得遵义、重庆……（八年十月）可望又使刘文秀大败武大定兵，长驱至嘉定。大定、韬皆降，乾德投水死，文秀兵复东，谭弘、谭诣、谭文尽降，占春、大海降于清。明年（九年）正月，文秀还云南，留文选守嘉定，刘镇国守雅州。三月，清兵南征，文选、镇国挟曹勋走，文光、天颜、化龙相继死。

（《明史》卷二七九《樊一蘅传》）

戊戌（顺治十五年）……清兵大举取滇。平西王统满汉官兵，由四川一路进，自渝抵遵。所至之处，莫不迎降……总督李国英总统镇将，“攻剿”夔东刘李……等十三家，困围一载，始拔其寨而降其众，地悉平。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大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计九府，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继则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遇且相食矣。

（李馥荣《滟滪囊附欧阳氏遗书》）

自甲午（顺治十一年）以后，蜀地渐归版图，而诸“贼”之负固者，犹出入重夔巴峡间。及顺治十六年，谭宏谭诣……来降，未几，大兵取重庆叙州马湖等属。时三郡为“贼”将卢名臣（孙可望部将）所据。我……水陆并进，攻破佛图关，直抵“贼巢”，擒斩无数……献“逆孽”之扰蜀者尽矣……初“闯贼余孽”李赤心，窜死广西南宁间，其子来亨代领其众，走川东，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而先溃出关之郝摇旗，名永忠，袁宗第及刘虎等，共依结之。时献党虽尽，永忠、宗第尚据巴东。康熙元年壬寅冬十二月，我总督李国英奉旨统秦豫广三省兵将，会四川进“剿”，师驻万县……二年癸卯，……宗第败走巴东。大兵追及巫山，遂据其城……郝永忠、刘体纯数合众攻巫山甚急，我兵出战，体纯等败走……体纯自缢，大兵乘胜追至黄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来亨居茅麓山，高险难攻。我兵四面围之……来亨力穷势迫，（三年）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自缢。茅麓破，马腾云、拓天宝、王光兴俱纳款投诚，至是“闯孽”之在蜀所谓西山“寇”于是尽。

（彭遵泗《蜀碧》卷四）

乙　南明之支撑

“南都之亡”

北都失守，南京推立福王由崧为帝。以马士英为大学士，居中用事；出史可法督师于外。建四镇于江北，合之左镇，岁糜饷三四百万，岁入仅足取给，将帅骄横，已露倾覆之端。

“福王……”圣安皇帝，神宗显皇帝第二子福恭王之长子，讳由崧……崇祯十六年七月，嗣封福王。十七年三月，京师失守。四月己巳，烈皇帝凶问至南京……南京诸大臣闻变，仓卒议立君……以福王告庙……五月戊子朔，驻跸于内守备府。己丑，群臣劝进，王辞让，遵景帝故事，以福王监国……庚寅，王行告天礼，升殿，百官行四拜礼……壬辰，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入阁办事；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总督凤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军务……可法请分江北为四镇，以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四人分统之……可法乃奏设督师于扬州，节制诸将……戊戍，群臣劝进……壬寅，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顾炎武《圣安本纪》）

南明江北四镇简表

福王既立，马、阮当国，立意报复，与东林为难，首诛北都从逆诸臣。时有伪太子、童氏、大悲僧，亦称三案。群臣交哄不已，皆指摘马、阮。先是左懋第请和于清，清人拒之，致书史可法，责其不为故君复仇，为兴师南下藉口。南都党争方急，一不为备。

马士英，贵阳人，字瑶草。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成进士……崇祯十七年三月，京师陷，帝崩，南京诸大臣闻变，仓卒议立君。而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时士英督师庐凤，独以为不可，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结。而公致书于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可法意未决……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王监国时，廷推阁臣，刘孔昭攘臂欲得之。可法折以勋臣无入阁例。孔昭乃讼言：“我不可，士英何不可？”于是进士英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与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士英大愠，令高杰、刘泽清等，疏趣可法督师淮扬。而士英留辅政，仍掌兵部，权震中外。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阮）大铖，日事报复……初（史）可法、（高）弘图及姜曰广、张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将以次引海内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铖……中旨起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明年（弘光元年）二月，进本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仍阅江防。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皆与士英龃龉，先后罢归。士英独握大柄，内倚中官田成辈，外结勋臣刘孔昭、朱国弼、柳祚昌，镇将刘泽清、刘良佐等，而一听大铖计，尽起逆案中杨维垣、虞廷陛、郭如、周昌晋、虞大复、徐复阳、陈以瑞、吴孔嘉，其死者悉予赠恤……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助正人引凶党为务。初举朝以逆案攻大铖，大铖憾甚。及见北都从逆诸臣，有附会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以李自成“伪”国号曰顺也。士英因疏纠从逆光时亨等，时亨名附东林，故重劾之。大铖又诬逮顾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狱，劾周镳、雷演祚，杀之。时有狂僧大悲，出语不类，为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所捕。大铖欲假以诛东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姓名，纳大悲袖中，海内人望，无不备列……大铖……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兴大狱，乃当大悲妖言律斩而止……先是，左良玉接监国诏书，不肯拜。袁继感强之，乃开读如礼。而属承天守备何志孔，巡按御史黄澍入贺，阴伺朝廷动静。澍挟良玉势，当陛见，面数士英奸贪不法……澍……还湖广……士英……削澍职，寻……逮澍……澍遂匿良玉军中，良玉与士英由此有隙。及伪太子狱起，良玉遂假为兵端。太子之来也，识者指其伪，而都下士民哗然是之。时又有童氏者，自称王妃，亦下狱。督抚镇将交章争太子及童妃事……众论益籍籍，谓士英等朋奸，导王灭绝伦理。澍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良玉……又以士英裁其饷，大憾，移檄远近，声士英罪……遂引兵而东。士英惧，乃遣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刘孔昭等御良玉，而撤江北刘良佐等兵从之西……淮扬备御益弱。会良玉死，其子梦庚连陷郡县，率兵至采石，得功等与相持。

（《明史》卷三○八《马士英阮大铖传》）

史可法与马士英不协，建空名于外，四镇强横，不奉号令。不待清师南下，识者已知其不可为矣。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大兴籍，祥符人，世锦衣百户……可法……举崇祯元年进士……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都既陷……南都议立君。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为然。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王监国……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议分江北为四镇……得功、泽清、杰，争欲驻扬州。杰先至，大杀掠，尸横野，城中恟惧，登陴守。杰攻之浃月。泽清亦大掠淮上，临淮不纳。良佐军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泽清皆听命，乃诣杰，杰……旦日朝可法帐中……可法坦怀待之，接偏裨以温语。杰大喜过望。然杰亦自是易可法……为具疏，屯其众于瓜洲，杰又大喜。杰去，扬州以安，可法乃开府扬州。六月，清兵击败“贼”李自成，自成弃京师西走。青州诸郡县，争杀“伪官”，据城自保。可法请颁监国登极二诏，慰山东河北军民心……杰居扬州，桀骜甚。可法开诚布公，导以君臣大义，杰大感悟，奉约束。十月，杰帅师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诸镇分汛地。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最冲要，可法自任之……顺治二年正月……河上告警，诏良佐、得功率师扼颍寿，杰进兵归徐。杰至睢州，为许定国所杀……清兵已取山东河南，北逼淮南。四月……还扬州。

（《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传》）

左良玉藉口伪太子之狱，以为真故君之子，忽起清君侧之师，实则欲就食安庆。马、阮急撤备北之兵以防之，故清兵渡淮入江，如入无人之境。良玉死于军中，其子竟率部降清。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人……崇祯十七年正月，诏封良玉为宁南伯……福王立，晋良玉为侯……以上流之事，专委良玉……湖广巡抚何腾蛟，及总督袁继咸，居江西，皆与良玉善，南都倚为屏蔽。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良玉自朱仙镇之败，精锐略尽，其后归者，多乌合，军容虽壮，法令不复相慑……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东林也。马士英阮大铖用事，虑东林倚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筑板矶城，为西防……会朝事日非，监军御史黄澍挟良玉势，面触马阮。既返，遣缇骑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踌躇弗应。亡何，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良玉疾已剧，至九江，邀总督袁继咸入舟中……继咸正辞拒之，部将郝效忠，阴入城，纵火残其城而去。良玉望城中火光曰：“予负袁公。”呕血数升，是夜死，时顺治二年四月也。诸将秘不发丧，共推其子梦庚为留后。七日，军东下，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诸军自彭泽下，连陷建德，东流，残安庆城，独池州不破……诸将乃议旋师，时清兵已下泗州，逼仪真矣。梦庚遂偕澍以众降于九江。

（《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清世祖于顺治元年入燕京，十月即皇帝位，建号曰大清。乃遣豫亲王南征。二年五月六日，破南京，擒福王，诸臣迎降。马士英奉福王太后走浙江，清兵追之，遂定江、浙。

顺治元年……六月……丁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应建都燕京……奏迎驾……八月……乙亥……车驾发盛京……十月……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诏曰：“……于今年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

（王先廉《东华录•顺治》卷一）

顺治元年……七月，招抚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密奏江南情形，言南中拥立福王，改元弘光，史可法为阁部……摄政王多尔衮遗书可法谕之降，可法旋报书，语多不屈。十月丁卯……晋多罗豫郡王多铎为和硕亲王，旋拜定国大将军……将师下江南。

（张文《贞公集》卷七《纪平定江南事》）

顺治二年……二月……命豫王移师征江南（转师入关，同英王破西安，逐李自成之后）。豫王南下之师，三月……会于归德府，时开封汝宁间，列寨百数。刘洪起长之，南阳列寨数十；萧应训长之，洛阳列寨亦数十；李际遇长之，各拥兵四五万……时明……以江北分四镇……议画淮而守……及大兵南下，于是明睢州总兵许定国诱杀高杰，遂与李际遇先后纳款我军，为乡导，河南诸郡邑，望风悉下……我兵二道并进，一出淮北，一出淮南……出淮北者，为都统准塔山东之兵。五月，降高杰部将李成栋于徐州，败刘泽清兵于宿迁……追至淮安，泽清及总漕田仰，皆遁入海。我兵徇通州泰州皆下，其出淮南者，豫王自将之，由归德趋泗州……渡淮。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将督以援泗，至中途，泗州已失守，淮扬告急。福王方手书趣其入援，拒左良玉，及浦口，始命回扬……豫王大军，自天长六合水陆并进，距扬州二十里而营……拒守七昼夜，发炮伤城外军数百。豫王怒，令精兵大炮专攻城西北隅，崩声如雷，守陴不退。我兵践城下积尸而登，遂陷……可法死之。我兵留十日，屠之而南。五月初，师至扬子江……我兵乘雾夜渡……遂陷镇江，自丹阳、句容抵南京，营于郊坛之北。而福王已先三日……走芜湖，马士英、阮大铖亦率亲兵数千由溧水走杭州矣。明诸勋戚文武大臣迎降……遣贝勒尼堪……等，追福王于芜湖。明靖南侯黄得功中流矢死，总兵田雄马得功拥福王出降，江南悉定。而英王上游追“流寇”之兵，亦至九江……遣章天于偕降将金声桓徇江西，又遣兵分守荆州、武昌，尽败湖北……豫王六月……令贝勒博洛等，追明潞王常淓于杭州，沿途徇所过郡邑，并分兵徇松江、太仓下之。明大学士马士英、总兵方国安等迎战败走，渡钱塘江。我军营于江岸……开门降……浙西亦略定。豫王承制，改南京为江南省，其郡邑以城降者即使为守，奏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七月，俘福王凯旋。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都统叶臣等镇守江南；下令海内薙发易衣冠；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招抚南方。

（魏源《圣武纪》卷一《开国龙兴记》四）

南都既破，清兵入浙，潞王迎降。浙东奉鲁王监国，不用闽中之命。而其部将争饷互攻，并舟山而不能守，鲁王崎岖海岛以死，葬于金门。唯余张名振、张煌言，与郑成功结连，为海上抗清之师。

“闽粤滇之继溃”

继福王而帝者，为唐王聿键，改元隆武，都于福州，号福京。时鲁王以海监国绍兴，颇相龃龉。唐王受制于二郑，不足有为。大学士黄道周出师被执，清兵入闽，二郑降，唐王不知所终。史称被执而诛，未足为信也。继唐王而立者，为唐王聿，立于广州，改元绍武，未几即亡。桂王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拥有粤、桂、湘、赣、滇、黔之地，其势渐振。清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师征之，命洪承畴为经略。桂王穷蹙入滇。吴三桂自蜀率师入滇，追至缅甸，擒桂王杀之，明始亡。自北都之覆，至是历年二十。当清兵之下江南，薙发令下，义师蜂起，不久皆败没。独郑成功据思明，时扰漳、泉，入长江，攻金陵，声势颇盛；复据台湾，与滇、黔遥相呼应。桂王既亡，成功亦卒为明祚一线之延，台湾始终奉永历年号，至永历三十七年始亡。兹略纪三王之立，而大事则备列于表。

“唐王”……帝讳聿键……太祖高皇帝九世孙，封国河南之南阳府……崇祯五年壬申……帝袭位……九年丙子八月，京师戒严，帝率护卫军勤王，又杀其两叔……前锋值“寇”，亡其内竖二人，乃返国。十一月，下礼部议……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弘光登极大赦，帝出高墙，遣官送寓广西，道杭州而南都陷，帝劝潞王监国。三日，潞王出降。时靖卤伯郑鸿逵自京口，户部主事苏观生自南都，胥会于杭，遂奉帝入闽，闰六月七日监国。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于福州……以福建省为福京，福州府为天兴府，布政司为行在大明门……改是年乙酉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进靖卤伯郑鸿逵为定卤侯，南安伯郑芝龙为平卤侯，以黄道周为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苏观生为礼部右侍郎，张肯堂少保吏部尚书，吴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黄宗羲《行朝录》卷一《隆武纪年》）

绍武皇帝，讳聿，思文帝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祀，闽败，浮海至广州。时大学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监国于肇庆。隆武大学士苏观生从赣入广，故与魁楚有隙，以为由隆武而言，则宜及其弟。乃与大学士何吾驺，布政司顾元镜，在籍侍郎王应华，于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请王监国……初五日，王即帝位，以广州都司署为行在，改明年为绍武元年。自旧辅观生而外，何吾驺仍为大学士，顾元镜、王应华皆为东阁大学士，以军国事专属观生。

（黄宗羲《行朝录》卷一《绍武之立》）

“鲁王”……王讳以海，太祖十世孙……崇祯十七年春二月甲戌，嗣鲁王位。北都之变，诸王皆南下。乙酉夏四月，弘光帝命移驻台州。五月，南都不守。六月，浙中潞王亦降。闰六月已丑，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同起兵于余姚。其明日，诸生郑遵谦应之绍兴……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东阳。又明日，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于鄞……奉笺赴台，请王监国，同时以兵以饷来归者。总兵王之仁自定海，黄斌卿遣将自舟山，张名振自石浦，沈宸荃、冯元飗亦应之慈溪，声势震兴。二十八日，再奉笺劝进……即日移驻绍兴，以分守署为行在，进肃乐右佥都御史，加督师衔，以张国维、朱大典、宋之溥为东阁大学士，国维督师江上，大典镇守金华，之溥司票拟……列兵江上，画地戍守。总兵方国安，自浙西来。

（徐鼒《小腆纪传》卷七《监国鲁王纪》）

“桂王”……永历帝，神宗之孙，桂端王常瀛少子也，讳由榔。崇祯九年，封永明王。十六年，张献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粤西……隆武帝立……端王薨于苍梧，长子安仁王由袭封，居肇庆……安仁王薨，隆武帝以王袭封……隆武二年丙戌八月，驾陷汀州。变闻，总督丁魁楚，（巡抚瞿）式耜与巡按御史王化澄、郑封，知府朱治，锦衣卫佥事马吉翔，太监庞天寿等，议监国……乃以冬十月十四日丙戌，监国肇庆……以府署为行在，颁诏楚滇黔蜀，以魁楚为东阁大学士兼戎政尚书，（吕）大器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式以大学士兼吏部右侍郎……十八日庚甲，即皇帝位，仍称隆武二年，以明年为永历元年……进督师何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式耜为文渊阁大学士。

（徐鼒《小腆纪传》卷四《永历纪上》）

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称永历二年……是月癸亥，降将金声桓偕其党王得仁，以南昌……来归……夏四月，明闰三月……乙亥，降将李成栋，以广东……来归，遣洪天擢、潘曾纬、李绮，奏赴南宁迎驾。时……乍闻成栋来归，惊疑百端。天擢等力陈成栋忠诚，且述江西金声桓事甚悉，人心始安……闰四月（明四月）乙未遣吏部侍郎吴贞毓，祥符侯侯性，劳李成栋军，封成栋惠国公。

（徐鼒《小腆纪传》四《永历纪上》）

金声桓使人间道赍佛经置密疏其中，赴南宁输款……六月，广东李成栋使亦至。成栋自广西回，击杀陈子壮、张家玉等，擢授提督。巡抚佟养甲为总督。李成栋自负功高，不欲受节制，又得金声桓密书，遂反。使至，封李成栋惠国公……金声桓豫国公，及王得仁、佟养甲……等侯伯有差……顺治六年（1649年）己丑（肇庆称永历三年），大兵围南昌久，金声桓告急，使李成栋、何腾蛟、堵允锡等，分道援之。未至，南昌已破，乌金王大兵南下湘潭……何腾蛟被执，不屈死之。二月，李成栋兵亦败于信丰，坠水死。事闻，赠何腾蛟与李成栋、金声桓皆王爵。

（冯苏《刼灰录•永明王始末》）

永历三年（1649年）己丑……七月，楚降将李赤心等，兵败入广。初，李“贼”部典之降于何腾蛟也。李过（一名锦）赐名赤心，封兴国公。高必正封郑国公，营名忠贞。腾蛟死，为大学士堵允锡所抚。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郴桂竟趋梧州，欲入广东，允锡力主其议。李元胤曰：“我辈做鞑子时，公不来复广东。今反正后，乃来争广东乎？皇上在此，他来何为？”允锡语塞而止。

（黄宗羲《行朝录》卷三《永历纪年》）

李定国者，陕西延安人，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俱少从张献忠为“贼”，张献忠儿畜之……丁亥正月，陷贵州。三月，入云南……庚寅，定国受封为西宁王，东攻靖州、江岗，皆克之。遂陷广西，败定南王孔有德，执陈邦传等；北取永州、衡州，楚粤间归附者日众，不复受孙可望约束……永明王使封定国为晋王，召之入卫……丙申十二月，定国败于新会，驰回安隆，奉永明王入滇……于是定国与蜀王刘文秀，并居云南，而事权专归定国……性亢直，与人无私，回滇矫孙可望之失，事永明王尽礼，进奉极丰；不以威凌士类，人以此多之……永明王入缅甸，定国伏兵于磨盘山（原名高黎贡山），大战不胜，走至铜壁关结营，招集散失士马……率众驻孟定土府，闻白文选在木邦，移兵南岛，与之会……定国知白文选不与同心，亦移屯猛缅。（辛丑）八月十八日，与白文选俱引还洞武……遂率所部东向九龙江而进……缅酋竟献永明王于平西王吴三桂军前。定国在九龙江闻报，东走景线。壬寅五月，至猛腊，士马死亡日众。定国乃置醮，自述平生所为，如天命已绝，愿速死，毋徒苦众人。未几，云南四月二十五日上崩之信亦至，定国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军。

（冯苏《刼灰录•李定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