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政治协商会及宪法小组中，有一个争执问题，即今后宪法中的行政权应如何组织。说得更明白些，就是：“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讨论之中，我曾向朋友说：“各国制宪时都有一个难题。如德国于 1870 年议宪之际，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关系如何，换言之，即普鲁士王如何能在德意志联邦中仍居于主要地位，一面普鲁士作为德意志联邦主体，一面在德意志联邦中把各机关的关键权力握在自己手上，这是俾斯麦苦心解决的问题。美国制宪之际，一方面要造成美洲合众国，另一面各州仍要保持各州之平等地位。不论纽约州占全人数十分之一（除），或内华达州人口不过 77407 人（根据 1920 年统计），但各州所选参议院议员同额，每州两名。同时各州，不论大小，同样对总统行政有干预之权。此种制度无非是要使各州仍保持其州权，同时参加美国的联邦，这是美国宪法上一个难题。日本伊藤博文议宪之际，为保存天皇大权起见，其旧法中第十一、十二、十三条等规定：（一）天皇统率海陆空军；（二）天皇编制陆海军并决定常备兵额。天皇这种大权，是与议会政治两不相容，后来军事三长官之地位（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即由天皇行使军事大权中得来的。彼等的地位可以造成内阁，毁坏内阁，是从这三条文夹缝中建立起来的。日本之所以强大在此，日本之所以战败亦在此。虽然在当时伊藤博文匠心独运，得到解决，但是从这次战争来看，结果是不好的，这是日本宪法的难题。这次在政协协会中我们同样碰到这么一件事。虽然这问题并未表面化，但国民党中确有一部分人为拥护蒋主席大权起见，赞成总统制。虽没有人拿出坚强的理由为总统制辩护，但对于各党派责任政府制度之主张，常用内阁风潮的话来反对。我们可以说这次协商讨论之中分两派：一派主张责任政府；一派偏于总统制，反对责任政府。第二派的意思即要将总统权限扩大。这种对立阵势，虽不明显，但暗流潜伏是很有力的。
我要劝告国人：我们为何不预先摒弃一个对人的观念，或曰‘因人立制’的成见，而要从中国长久发展考虑，应采用何种制度来打算。民国成立已经三十六年，民国元年南京政府本来采用总统制，后来因袁世凯任总统时又采用内阁制，不免有‘因人而制’的毛病。每一大人物上台，先要变更条文，总是将条文迁就个人，个人却不迁就国家根本大法，这实在是件很奇怪的事。要知道条文规定虽然严格，但条文的方方面面可灵活运用之处甚多，只要对条文仔细推敲之后，加以灵活运用，自然个人能力本可以发挥，同时也不致破坏国家大法。试看美国上次大战后，国联盟约为参议院所反对，终未获得通过。这次罗斯福与杜鲁门遇到外交大问题，每先与参众两院内领袖互相协商，并且将两党领袖加入美国代表团之中，所以联合国宪章，便得到参议院多数人拥护。可见宪法条文若能以分析的头脑研究一番，自能将宪法的遵守与个人的运用两方面，归结为一。万不可逞一时意气，动辄蹂躏法律，迁就自己。如明白这道理，自然能避免重蹈三十余年来的覆辙，为国家寻求新出路。
我们应知世界上的制度，没有绝对好的，原可由自己创造，不必事事步人后尘。关于行政权，世界上有四种制度：（一）美国之总统制；（二）英国之内阁制；（三）瑞士之委员制；（四）苏俄之人民委员及其最高苏维埃制。此四种制度之中，瑞士制适宜于中立的小国，不宜于事务繁杂的大国。其部长由各委员自由选择，其总统每年轮流一次，其议事在七人委员会中常以一致精神行之。此种情形只能见于瑞士，不能见于他国。故此，这种制度决不宜于我国。苏俄之制，以人民委员会负行政之责，对苏联最高苏维埃负责，在最高苏维埃休会期内，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苏联此种制度，其人民委员会任免之权，操之于最高苏维埃会议，换言之，操之于最高主席团。苏联现在只许一党存在，所以甲倒乙起，不生多大问题。这种制度移植于我国，恐怕也未必能适合实用。所以剩下的，只有英美两国制度，或者采取英美制度而加以变通，另成一条第三条路。
现在我们对这问题分四段讲：（一）五五宪草中的行政制度；（二）美国总统制对于中国的适否；（三）英国内阁制对于中国的适否；（四）如何找到第三条路。
（一）五五宪草中的行政制度
五五宪草中的行政制度，可以说行政权集中于总统一人手上。虽然第五十五条规定：“行政院为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权之最高机关。” 但行政院各部部长官由总统任免。同时，院长及各部会长官又专对总统一人负责，故院长及各部会首长为总统的僚属，而非代总统负责的内阁阁员。照五五宪草行政权的规定，仅以总统一人为主体，行政院长及各部部长官，依总统的好恶或留或去。
此项总统权力之所以构成，不仅由于行政院是总统的僚属，此外还有其他两项原因。美国的国务卿及其他部长，也是总统僚属。但以美国总统与五五宪草上的总统来比，则美国总统的权力尚远不如五五宪草上我国总统的权力。因美国采用三权分立制，总统的用人权，参议院是可以牵制的；关于财政权，众议院又可牵制。因有此两项牵制，所以美国总统虽名为行政官长，但在行政立法两方面常遇到两院的反对，无法实行自己的意愿。五五宪草上的总统，丝毫不受其他机关限制。
从国民大会性质看：五五宪草第四十六条规定：“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但国民大会每三年召集一次，会期一月，即三十六 个月之中，仅有一月是会期，其他三十五个月是在闭会期中。试问国民大会会期如此短促，有何方法对总统的行政加以牵制或批评呢？即便国民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但国民大会既不能讨论预算，又不能议决法律，可以说国民大会对于行政无丝毫监督之权。就是年年开会，也谈不上监督。所以第四十六条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之规定，似乎总统是一个负责的总统，但是三十六 个月中仅有一月开会，除国民大会在三年中有一个月可以发发脾气外，哪有机会批评总统的所作所为呢？即便国民大会年年开会，因为国民大会无通过法律、议决预算之权，所以也无在实际行政上质问总统之权。
我们看来，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是一种门面语，虽有可质问总统责任之规定，但除总统犯法以外，恐怕负不了什么责任，所以这一条是空文。以上是从国民大会之性质上造成总统大权的第一种原因。
2. 从立法院性质看：立法院依中山先生之学说为治权机关，不称监督机关。就是说立法院与总统、行政院立于同一水平线上，换言之，同样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而不是对中央政府的监督机关。美国宪法关于国会权力，规定于第一条中，其文曰：“本宪法所授与之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合众国国会。” 法国宪法第一条曰：“立法权属于参议院与众议院。” 国会乃国民行使主权之具体机关，故应列在第一条，以示正本清源之意。现在五五宪草第六十三条中称：“立法院为中央政府行使立法权之最高机关。” 可见中央政府的机关，自成为政府中的一部分，而不成人民的代表机关。此其一。第六十四条规定：“立法院有议决预算、法律之权。” 他国宪法中视立法权为国民行使其主权之主要方法，非经国会同意，则法律不成其为法律。依上所言，如美法两国宪法均将立法权一项规定于第一条中，而五五宪草将立法权看做中央政府的一种职权，将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列在一起，与其他国家之以立法权交付国民代表的意义，迥然不同。此其二。他国国会之所以有权，不仅在于立法而已，还在于其能质问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部长并有对国会负责之规定。而五五宪草中但有行政院长及各部部长向总统负责之规定，则政府人员不对立法院负责可知。立法院既不能向部长质问其责任，则立法院除享有日本内阁中法制局之地位外，还有何种地位可言？此其三。更有离奇的一点，第七十二条云：“立法委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外不负责任。” 而第六十五条规定：“立法院对国民大会负其责任。” 试问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中除言论及表决外，别无其他工作，现在偏要他对国民大会负责，实际上就是说国民大会对立法院的言论有认为不当时，可行使其罢免权。立法院头上设了个上级机关，试问立法委员如何能自居为人民代表，本其良心所言，对政府充分发言呢？此其四。
（一）因五五宪草相关规定致总统权力扩大及修改缘由
因有以上四点，五五宪草中立法院的地位，不能与他国国会相提并论。我们把它当作法制局，原因就在于此。从上文所讨论的国民大会、立法院的权限来看，可以说这两个机关将各国所谓国民监督权分散之后，便成了两个不发生效用的机关，反而将总统权力极端扩大，人民代表除了举手赞成外，绝无其他权力可言。以人身来比喻，这是头重脚轻，或犯了脑充血之症。我们在政协协会中之所以毅然决然要将五五宪草中立法、行政两项加以彻底修改，原因就在于此。政协协会中政府代表如孙哲生先生，对于现有宪草并不坚持，赞成我们的修正，其态度可佩。立法院中曾有人问他，为何准许人家将五五宪草修改到这种程度。我曾听到哲生先生说：当时有人质问时，哲生先生答复：“人家修改得比我们好，自然应该赞成他们。” 哲生先生这种雅量，实在是可佩服的。值政协协会讨论根本大法之际，如果政府党坚持将五五宪草照原样施行，那恐怕不但不能促进民主，徒然造成总统大权独揽的局面，将来流弊所及，是不可胜言的。关于这一点，国民党当中除哲生先生外，还有不少人是与我们有同感的。
（二）美国总统制对于中国的适否
说到美国总统制，我们要声明一点。美国宪法成于 1789 年，而英国内阁制确定于 19 世纪之后。我提到这话，无非是说美国之所以规定总统制，并非因为英国内阁制不好，而是因为英皇专制的弊端。也就是说，假定美国制定宪法在英国内阁制度成立之后，美国政体是否像今天一样，也是不可知的。
美国之所以采用总统制，源于美国在邦联时代中央政府的无能，所以一定要建立有能力的行政机关，从而采用今日的行政制度。美国依现行宪法，有下列各项规定：
美国总统为陆海空军司令。
缔结条约，但须得参议院同意，即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同意。
任命大使、公使及法官等，但须得参议院的同意。
减刑与大赦之权。
法律的否决权。
每年国会开会时，总统提出咨文，列举应办之事项。
注意法律的忠实执行。
任命陆海空武官。
但我们知道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三权分立，即国会管立法，总统管行政，法院管司法。表面上看，似乎三权划分很明确，但从实际方面来说，三权是相互制衡的，其相互制衡的情况大致如下：
总统负法律执行之责，而法律的制定属于国会，因而总统受国会的牵制。
英美两国中所谓预算，即法律的一种，所以制定预算之权也属于国会，施行预算的责任虽在总统身上，但在议决时又受了国会的牵制。
办理外交、议定条约是总统的责任，但条约要经参议院批准，派大使亦须参议院同意，所以在外交方面又受国会的牵制。
任命文武官吏是总统的权力，但各部总次长及将官的任命，须得参议院同意。
从以上各种事实来看，美国宪法虽采用三权分立原则，可是除分权外，制衡原则（check and balance）占了重要成份。
我们从一百五六十年的成绩来看，可以说美国的总统制是成功的而非失败的。像杰弗逊收买路易斯安那州，是一件大事；林肯领导南北战争，是一件大事；威尔逊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均能妥善应付，并未损害国家权威。这都可说是美国总统制的成功之处。但这一制度一旦移植到中国，是否能取得同样好的效果，实在是一个疑问。
总统任命阁员方面：在总统任命阁员问题上，在美国虽然通过者多，否决者少，即便有一两个被否决，大家也淡然处之，不以为意，至多另外由总统再提出一人交参议院通过罢了。但像我国民国初年，总统提出阁员名单，为议会所否决时，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好像这种制度是绝对要不得的。总统因此想出办法，以次长代理部务，不再提出人选交议会通过，这就是一种破坏宪法的行为。
通过条约方面：以通过条约来说，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所订条约须得参议院的同意。上次大战末，巴黎和会中议定了国际联盟条约，竟遭参议院反对而不能成立。但美国远在大西洋彼岸，即便不签字于巴黎和约，在其外交上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假如我国有一中苏条约提出，国会未获通过，政府无法执行，那么我们的友邦苏联一定会起而质问并要求实行。所以参议院通过条约的制度，不是我们所能照抄的。
预算编制方面：再说到美国预算编制问题。全部预算分若干委员会处理，如海军、陆军、工商及司法等各委员会，彼此各司其职，互不干涉。从 1921 年后，另设一预算局，隶属于总统之下，将各部支出方面汇总成一种概算书，由总统提交国会。但关于收入方面（即租税）的决定权，还是在国会而不在总统手上。美国如此富有，稍有浪费，不足为大害。像我们这样的穷国，将决定支出、决定收入之权交托国会，恐怕不能使我国财政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
美国总统，自然有其独立的地位，不受国会牵制的地方。所以美国的总统，可以说是强而有力的。罗斯福在大战之中，关于扩张军备、增加工厂，并施行租借法，均能以极敏捷的手段来执行。但这是欧美国家战时的普遍情形，并非总统制下的特有情形。英国虽采用内阁制，在致力于战备方面，亦是如此。
现在我要说到美国所谓内阁。总统以下分设各部部长，1789 年华盛顿就职时仅设四部：一是国务院；二是财政部；三是陆军部；四是总检察官。后来陆续增加，1798 年设海军部，1829 年设邮务部，1849 年设内政部，1888 年设农业部，1903 年设工商部。合此九部构成今日的内阁。除各部之外，还有各种委员会，如联邦贷款管理处、改造财政公司等，其数量甚多，不详细叙述。
美国总统治下的内阁，虽名义与英国相同，但其性质却迥然不同。内阁的名称，不见于美国宪法条文之中，在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仅有一语与内阁有关，其文如下：“大总统得令其行政各部部长关于其所辖各部，以书面发表意见。” 其规定之文，如此简单，内阁的集合体如何，内阁中应设若干部，宪法中毫无规定。
以上所举各部，因事实上的需要逐渐增加而来。若将美国的内阁与英国的内阁比较一下，其不同之处非常明显。在美国内阁中，作为内阁总理之人，即为总统自身，国务卿的地位虽高于其他部长，但绝非内阁总理，因为决定政策的大权在总统一人手中，各部部长都无法企及。
内阁各部部长对总统个人负责，并不对国会负责。部长虽能出席于美国国会委员会中的讨论，但不出席答复国会议员的责问。
美国总统每周举行内阁会议一次，从报纸上可见会议时间或半小时或一小时。因为英式内阁由各部部长大家表示意见，形成总体的集体决议或政策，而美国内阁并非如此，各部部长各自独立，各部部长各以其意见对总统有所贡献，并非内阁各部部长的意见汇合而成一种集合体的意见。故蒲徕士在《美国平民政治》中有句话说：“美国所谓内阁，并不以一个全体性的资格来动作。” 换言之，美国内阁不是一个整体，仅是一群人，其中各个人各自对总统负责，去留由总统决定，所以无所谓联合政策，也无所谓连带责任。
假定我国宪法上所谓总统制，如上文所言，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第一，总统专管行政，但任命内阁与签订条约须得参议院同意；第二，预算上的出入多少由两院决定；第三，所谓内阁乃僚属式的内阁，以总统一人的好恶决定去留。此种制度移植到我国，能否带来福祉，我是深表怀疑的。
（三）英国内阁制对于中国的适否
内阁制发源于英国，后来传播到法、德、比等国。英国内阁制的精妙之处在于，虽上有英王，但英国人惯于保守，不愿将皇帝去掉，仅仅要使英王无权干预政治，而且处于无责任的地位。所以缩小英王权力的方法，在开始时有两种规定：一是非得议会同意，不得立法；二是非得议会同意，不得征税之类。其后将政治上的领导权完全交托于议会，或者说议会所拥戴的人物，也可以说是议会所选举的人物（议会并非以投票选出，但其人必为多数党领袖，如同选出一样）。以这种眼光看英国内阁制，可以说在世袭元首依旧存在之外，另有一个民选元首取而代之。英国内阁的精神，就在于此。仅从内阁总理的地位来说，好像内阁总理就是美国总统，但内阁的内容还不止于此。
英国内阁制有三个特点：
行政与立法的密切联系：凡内阁阁员必同时是国会议员，反过来讲，非议员不得担任阁员。内阁的总理或阁员所在的本党，在议会中是占多数的。但如果阁员自己在选举时落选了，如去年加拿大自由党得胜，而总理金氏落选。他的同党就会让出一个议席来，使他再去竞选，而且他很有把握，极容易当选，然后此人才能充当总理或阁员。正因为阁员就是议员，所以政府的方针提到国会去，极容易通过。而且英国议会中是两党对立的，在朝党一定是议会的多数党，所以容易得到议会的拥护，行政立法的联系当然很圆熟。
内阁的纯一性（homogenity）：阁员必出于同一政党，其政见必须大致相同，不可有歧异之处。换句话说，阁员不可在演说中表示甲阁员与乙阁员有何不同之处。假定在内阁中，甲乙两阁员政见真有不同，这两者不同的最后决定权属于内阁总理。但有一种公开的问题，阁员不妨表示其彼此不同之处。如第一次欧战之前，发生妇女参政问题，当时自由党内阁因该问题第一次发生，所以内阁中并无决定的政策，于是在议会中用试验方式讨论一番，甲阁员赞成，乙阁员反对，而反对党中亦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在这种情形下，阁员意见可以任意参差，但这是极少数的例外，就大体而言，阁员的意见还是要一致的。
阁员的连带责任：所谓连带责任就是内阁共同进退，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甲阁员所做之事原本与乙阁员无关系，但甲阁员的错误会影响其他阁员，因为内阁所负的责任是连带的。英国学者、政治家摩勒氏（morley）说明内阁的连带责任如下：“就原则言之，各部之重要政策，由全部内阁共同负责，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外交部一件失败的公事，可以将财政部长带下台；一个愚蠢的陆军部长的错误，又可以把一个好内政部长赶走。因为内阁对君主或议会来说是一个单位，内阁将其政见提到君主与国会前，如同一人的政见一样。他们提出他们的政见，在君主面前、在上议院、在众议院里面，都好像一个单独的整体（a single whole），内阁的特征，就是联合而不可分的责任。”
以上三种特点的背后，还有一种基础事实，即英国国会中，除去短期的例会之外，是两党对立的。一方是多数党，另一方是少数党。多数党在朝执政，少数党在议会中居于批评地位。正因为如此，多数党在朝的地位稳固，不致时时发生动摇，不像欧洲大陆上德、法等国内阁的情形。因为执政的政党自身是多数党，而且内部意见一致，自然不会授人以可乘之机。所以英国政府一旦上台，必能维持其地位至少四五年之久。至于大陆上的国家如德、法两国，国会中的政党是小党林立的，所以组阁问题发生时，必须各小党互相联合，然后才能组成政府。假定某党阁员有意见不同之处，这个内阁就要垮台，所以这种内阁是不易长久的，长则半年，短则一月或数日。我们要知道，英国的内阁之所以与大陆上各国不同，不在于内阁制度本身，而在于两党对立或小党林立的问题。
现在我还要把 “责任政治” 四字解释一番。英法两国同样采用内阁制，从内阁寿命来看，长短截然不同，有如天壤之别，但其责任内阁之制是一样的。
总统或英王处于不负责的地位，也就是说政府一切行动由内阁负责。
内阁负责的根源在于，政府所发命令须内阁总理或有关之部副署，副署之人，即为负责之人。
议会对政府认为不满时，即举行不信任投票，通过时则有关之部或全内阁因此辞职。
原来这种制度是国会为防止帝王专制而想出的办法，因为国家不能天天将皇帝革命，于是将皇帝行政的责任，寄于内阁身上。政府的错误不归罪于皇帝，而归罪于内阁。现在的国家，大多已废除皇帝，代之以民选总统。但总统有一定任期，而议员与内阁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在民选总统之下，仍旧保持责任内阁之制，以便国会的意思随时得以发挥。而内阁的存留与否，完全看议会对它的信任程度。所以责任内阁制，又与信任投票制有连带关系。政协协会中关于责任内阁有规定，同时也规定了信任投票制。但议会一旦实行议会投票制，自然容易引起内阁风潮。我认为责任内阁制与信任投票制，应该分作两件事来看。责任内阁的精神，在于政府有了错误，议会可以起而质问。如其错误不可饶恕，则阁员便应辞职。信任投票制的要点，在于议员表示不信任后，内阁立即辞职，这是议会倒阁最厉害的武器。在我看来，责任内阁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如果不采用内阁制，同时又不采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总统或内阁就可以独断专行、为所欲为，这就是专制而非民主了。正因为如此，责任内阁制必须保留，而信任投票制的尖锐性，不妨加以缓和。倘若因为信任投票制容易引发内阁风潮，因而排斥责任内阁，那就不免因噎废食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责任内阁仍应保留，而信任投票的行使，自应参以一种缓和之剂。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下段再详细说明。
（一）如何寻求第三条路
上文说到政协协会中有两派人，一派主张内阁制或责任政府制，一派主张美国式或中国式的总统制。主张总统制的人，怕小党林立、阁潮迭起，导致政府无法办事，认为若像美国一样采用总统制，不受议会干涉，国家大事总统便能放手去做。这派人之所以有此主张，是以法国阁潮为考量对象的。我认为，这派人希望行政高效，各部部长能长期任职，总统行动不受议会干涉，自然有他们的理由。但是要知道，美国总统制的由来，是鉴于 1789 年以前 “邦联” 时代中央政府的懦弱无能，所以惩前毖后，要有一个享受独立地位的政府，赋予其行政权力，使之负起行政责任，加强邦联的团结。因为当时美国的症结如此，所以开了这样一张药方。我们要问，当时美国所患的病症，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患的病症；美国所用的药方，我们是否也能适用。
十余年的局面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这十余年中经历内乱、抗战，是非常困难的时期。兹举蒋主席在庐山夏令营收训话词如下：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中国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内忧外患，交迫而来，迄于民国二十一年，国家民族的危机达于极点。其实国内人士大多数对于民族复兴的前途或革命事业的成功，都丧失了自信心，以为国家危机已无可挽救。正当这样国家存亡危急、人心萎靡不振的时候，我们在民国二十二年夏季，创办庐山训练团，从此每年一次，召集军政干部，研究国民革命的形势，讨论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励志养气，自强不息，准备与国内外一切反动侵略势力以及假革命、反革命者作总决战。最后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暑期，日寇侵略中国日益加剧，逼迫我们走到最后关头，忍无可忍，乃决定对日发动全面战争。于是本党领导军民，集中力量，再接再厉，愈挫愈奋，苦战八年。到了今天，卒能达到驱逐敌寇、光复国土的目的。”
这种抗战的功绩，自然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宪法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我们不能存有对人立法的观念。应该设想总统的地位应如何，不应认为今后担任总统的人永远和蒋主席一样。况且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不一定能作为平时宪政走上正轨以后的表率。我们大家既然热心于中华民国的法治，既然提到法治，我想人人都希望民意得到发挥，行政得以改善，政府各机关职责分明。八年苦战虽然胜利，但是法治的情况如何呢？第一，所谓五权宪法能发挥其效用吗？第二，主席与行政院长虽有通过预算之权，但立法院监督财政的效果在哪里？第三，行政院长与各部部长，是凭主席的意愿任免的，应该把所谓总统制的效用发挥出来，但是行政方面只见大家愁眉苦脸，没有一个人觉得能舒展自己的抱负。第四，行政院长，好像他国的内阁总理，但他自己觉得抱负长期不能施展，感到不快。同时，在同一政府中，如财政部部长、经济部部长，又能发挥他们的想法、实行他们的政策吗？第五，目前行政院及中央各部部长，绝对不是决策之人，因为部长之上有院长，有国民政府主席，换言之，他们是属员，而不是决策者。属员式的部长，还能适用于今后宪法时代吗？第六，目前财政金融政策，是主席决定吗？行政院长决定吗？财政部部长决定吗？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种种情形，就是我们目前所犯的病症。假定我们不以现有的病症为对象，而偏偏以法国式的阁潮迭起作为我们的考量对象，实在是 “药不对症”。
我们既然认为目前病症如此，所以我们认为今后行政机构方面，应如下设置：
总统：我们不赞成采用总统制，因为不愿意像美国一样将行政大权完全交付总统手中。我们也不赞成像法国一样规定大总统不负责任。大总统既然经过国民大会选举，他是国家元首，统帅陆海空军，而且能任命文武官吏，所以他在政治上不仅是摆样子的元首，而是一个负担国家责任的人物。但是，我们为求总统行事稳妥，为使他受到全国人民爱戴起见，须得有人对他的命令、处分加以副署，而因副署之故，产生责任。所以除总统外，另有负责的政府。
行政院：依政协协会之决议，其要点如下：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处理：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次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
这一段规定行政院为行政最高机关，与下一条 “总统召集各院院长会商不必明文规定” 有相关联之处，应加以解释。号称政府的机关，只能有一层楼，不能有两层楼。我的意思是，当部长的人聚在一起开行政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决策的地方。既执行事务，又有决策之权，那么有权力的人，就要负责任。假如当部长的人没有决策权，只是从旁人那里接受命令，或者他的提案拿到国民政府或最高国防委员会被人修改，他就可以对人说：“我原来提案如何，他们将它修改了，现在出了错误，这我不能负责。” 可见部长之上，不能有上级机关再来修正。如果上级机关可以修改，他就有借口说这事他不能负责。可见决策与执行应该合并一处，不能分开，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层楼不能有两层楼的意思。这个一层楼的政府，就是行政院，并不与其他四院再构成国民政府。简单地说，行政院就是政府。
这个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因为在宪政政治下的政府，必须是负责的政府。它做得好，议会拥护它；它做不好，议会可以质问它的责任，也就是说，或叫它改换政策，或撤换原来的部长，另以新部长代之。我们的意思只要国会对于政府的过失或失职，有可以纠正的方法，并不想时刻造成阁潮，引起政府更迭。所以政协协会决议中原有一条：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则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读者注意，这里用的是 “行政院全体” 五个字，就是说不信任投票，这无非是限制不信任投票的使用，以免阁潮发生。后来二中全会不满不信任投票方法，要求宪法小组修改，小组中经过多次协商之后，也就同意放弃了不信任投票之制，但并不是放弃了责任政府之制。
欧洲国家采用不信任投票之制，假定不信任投票通过，内阁应立即辞职。所以宪法上留下所谓信任或不信任字样，就是议会时刻有倒阁之权。现在去掉了信任或不信任字样，就是议会立刻倒阁之权没有了，但并不能说因此行政院对国会就不负责任。因为议会与行政院之间尚有别的方式，可以发生彼此的冲突。当时经过协商之后，曾经政府提出一种方式来解决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冲突如下：
立法院对行政院政策的处理：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重要政策不赞同，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行政院经总统之核可，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移请其复议，复议时，如经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该决议行政院长应予以接受或辞职。
行政院对立法院法律案的处理：行政院对于立法院通过之法律案（包括预算案、条约案），得经总统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出席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该法案行政院长应予以执行或辞职。
我们对这种所谓责任政府制，将其特点扼要地说明如下：
用人权方面：我们没有采行英美式的内阁制，各部部长不须同时为国会议员。总统用人权较为宽广，因为内阁阁员不必是议员，总统进而可在议会之外选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内阁与议会制度下的内阁迥然不同。未来的总统，其用人权比英王及法国总统宽广得多。如果总统选一位非国会议员担任部长，只要得到行政院长同意，此人便可担任部长。
连带责任方面：协商会议中说明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但我们没有按照大陆各宪政国家的惯例，特别要求连带责任的特别规定。英法内阁往往因一位部长的错误牵累其他部长，如上文摩勒氏所说。我们避免此种规定的用意，无非是希望不因一位阁员的辞职，牵动全部内阁。
不信任投票方面：至于放弃不信任制度的理由，上文已说过，这是国会倒阁最厉害的武器。我们为迁就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要求，共产党与民主同盟首先同意，青年党原本主张责任内阁制，故关于此点曾有保留的声明。后来在野党派特别感到内阁动摇有害无益，大家便不再坚持信任投票制度。
决议与复议方面：立法院对于行政院的重要政策不同意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但总统对立法院的决议得移请复议。如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该决议行政院长应予以接受或辞职。假定此项决议得不到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则行政院辞职问题自然不致发生。
综合以上四点而言，各在野党对于政府党做出了如此让步，由此可见。此种内阁制绝非英法式的内阁制，而是一种修正式的内阁制。换句话说，我们采取了美国总统制下行政权稳固的长处，而不忘掉民主国家中责任政府的精神。我们了解欧美民主制度已有数十年之久，但我们这次不甘心像小孩一样亦步亦趋，而愿意拿出一些创造的精神来。我们希望国民党平心静气，来考量宪法小组中已有规定而未完全解决的责任政府制。假定在野党做出如此让步而成立的政府责任制，国民党仍不肯同意，我们实在不知道政府想要的是何种行政制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