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一听见 “党” 字，就想起孔夫子所谓 “君子群而不党”。朱子注解 “党” 字，一处说是 “阿比”，另一处说是 “相助匿非”。所以，我国读书人脑中认为君子不应有党，只有小人才有党。同时，还有历史原因。历代都有党争，如汉末有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之争，宋朝有洛蜀之争，乃至明朝有东林复社之争。大家总认为党是一件不祥的事。但要知道，民主国家的政治一天都离不开政党。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一说政党的性质。在民主国家中，一定有一群人有共同信仰。譬如，有人相信自由贸易，有人相信保护贸易；有人要保护资本家利益，有人要保护劳动者利益。他们根据这种共同信念，发出政治纲领，让群众信仰。或者说，在一乡一市，甚至大到全国，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支持后，就把平日所信仰的理念，在政府中付诸实践。这时，他们就掌握了政权。
从这一段政党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中国所说的 “党” 与现代国家的所谓政党，完全不同。第一，中国古代所说的 “党”，是因人而起，不是因事而起。如汉朝的党有所谓 “三君八俊”，乃是当时的清流，反对汉末宦官外戚之祸，这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政党以政策为前提，如自由企业或社会主义等。这是不同之一。我国古代所说的 “党”，既然因人而起，所以容易流于私；而因事而起的容易流于公。既然以人作为前提，其攻击方向常集中在朝或在野的一二人身上，所以容易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执。而以事为前提的，无论所争的是一阶级利益，或是资本家的利益，或是劳动者的利益，但其利益既然属于某一时期，所以与攻击个人隐私的大不相同。两方的政党，既然以事或阶级利益为前提，所以其鼓动的对象是群众，方法是宣传和选举，这与我国古代专以皇帝的采纳与否为目的，大不相同。两方的所谓党争，既然在选举中进行，而政府对于政党的宣传及选举，又有种种法规来规定，所以其方法不能超乎国法之外，这与在君主面前争胜，成为个人荣辱问题，大不相同。两方的政争在选举、议会中进行，虽其同党谋取利益，类似朱子所说的 “相助匿非”，但不道德、不合法的行动，为法律所不许，所以匿非之事虽不能完全杜绝，但要为全国人所共见。而且要以国民是否赞成来决定胜负，所以虽能匿非，但不能不以民意作为前提。从这五项来说，可知现代的政党，与孔子、朱子心目中的 “党”，不可混为一谈。
就现代各国的政党而言，自有其执行的任务。
施行政治教育：将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通过报纸、小册子或演说等方式，向群众说明。例如，英国在第一次大战前，保守党主张保护贸易，自由党主张自由贸易；美国共和党侧重工商界利益，民主党代表南部、中部、西南部农民。在地方选举、州选举、国会选举与大总统选举时，各政党各以自己的政纲拥护自己、攻击他人。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对于各党在政治上竞争的要点，自然容易明白。
团结一部分群众，解决投票困难：民主国家离不开选举，选举的成败取决于投票。如果民众心中没有明确目标，那么选举时赞成或反对的票数就会分散在各方。一个选区以内所推定的候选人太多，投票就更容易分散。有了政党之后，两党或三党推定两三个候选人，那么民众投票的对象不外乎这两三个政党的候选人，谁胜谁败，一目了然。譬如说美国州长选举、大总统选举，若不以政党为枢纽，选举票要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谈何容易。
参加立法与行政机关，负起责任：无论是英国国会还是美国国会，两国中政府与国会的机构，均先假定两党的存在。美国国会中，除主席、秘书长外，主持议场议事的有两人，一是多数党领袖，二是少数党领袖，两党的发言均由这两位领袖安排。至于英国国会，执政党与在野党相对而坐，政府方面起立拥护政府政策，反对党起立批评政府政策，发言的人不外乎两党领袖。所以，论及英国议会的人有句话说：“英国议会以两党存在为前提。” 由以上几点来看，政党与民主政治关系密切，政党的作用不可小觑。虽有人深恶痛绝政党，但现代政治一天都离不开政党，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德国的公法学家瑞特里许博士（dr. t. redlich）说：“现代民主政治的有效施行离不开政党，英国议会之中，政党组织是一个预定的前提，而且政党存在的假定，已经移植到其他采用议会政治的国家。政党的发生，表明英国人士的成熟。”
英国名政论家博克氏（edmund burke）说：“政党是一群人以若干相互同意的原则为出发点，共同努力，以促进国家利益。在我看来，任何自信其政治见解合理的人，谁不愿意将自己认为合理的见解付诸实践。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在于确定国家的政党目的何在，政治家的任务 —— 政治家即行动中的哲学家 —— 在于发现正当方法，将自己认为正当的目的付诸实行。正因为如此，凡是与政党有关的人，都公开承认：他们的目的在于追求各种正当方法，使信仰他们政治见解的人，一旦掌握国家大权，就能将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践。这种权力与某种地位相关，所以他们的目的，不外乎争取这种地位，如部长、总理等。”
正因为如此，英美国家中热心政治的人，一天都离不开政党。假定有人问，英美两国的政党政治是否完善。一二百年来，英美两国的政党政治，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对国家都有贡献。但因为有政党，也出现了结党营私、造成分裂、互相包庇等弊病，这是各国学者所深深忧虑的。譬如英国的勃林博鲁克（boring broke）说：“公正人士所忧虑的，莫过于党争。因为有党争，引起仇恨，养成争吵，破坏国内和平，削弱国力，致使国家被外人轻视。现在正是这种情况。凡是公正人士，应协同努力，纠正国内的分裂，使偏狭的党见化为爱国的公心。”
可见，党争之弊，即使在英美也并非不存在。然而，英美之所以不致发生严重流弊，有几个重要原因。
富力发达：英美人加入政党的，除少数人外，不以政党为谋生工具。大多是自己出资捐助政党，以实现本党政纲。虽然党部工作人员未尝不依靠政党谋生，但这类人类似于衙署中的下级职员，不足为害。
守法奉公：英美人性情虽爱护自由，但同时极知守法，顾全大局。如战争时不分党派，一致对外，就是英美人公忠体国的表现。然而，也未尝没有一些重大问题，驱使政党各走极端，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劳动家与资本家的对立。但英美人到了不得不让步的时候，其特殊阶级也能放弃本身利益，迁就他人，以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如上院在 1911 年放弃其通过财政法案的特权。又如，保守党对于埃及撤兵一事，虽有所反对，但因是多数工党所提出，所以也迁就了事。可见，英美人虽反对他人政策，但为顾全国家全局，能够相互让步，所以相反的两党各能有所成就。而且两党交替，各有所成就，从而建设其大英帝国。
两大党对立的成因：为何英美能独独形成两大党对立，而不致出现小党分裂的情况呢？国外观察家常将此视为奇迹，总想探究其究竟。以我所见，英美人这种特性，源于其球场、操场的活动。体育方面的竞赛，必定分为两方，一方胜则另一方败，英美人深谙此理，所以政治上的竞争也分为两党。尽管甲乙丙等人对于甲党或乙党不完全同意，但常常能舍小异取大同，选择自己大致同意的政党加入，对于细节则置之不理。譬如说，保守党人常以保持大英帝国的权力为目的，自由党与工党则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然而，保护帝国光荣的人，未尝不知要爱护民生；爱护民生的人，也未尝不知应保护帝国光荣。虽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英国人平日能取大同舍小异，对自己不以为然的部分暂时搁置，不予深究。更重要的一点是，假定加入政党的人只注重发展个人功名，而忘记了结党的大目的，自然会流于小党林立，将政党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途径。法国政党之所以特别多，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有人说：法国政党虽名称与英美之党相同，但实际上不能称之为 “党”，只能称之为 “群”（group）。他们各有自己的旗帜，如有最右派的一部分人以保皇为目的，最左派的以社会主义为目的，中间还有共和党以及介于保皇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组织。法国以个人意见为重，以全国利害为轻。这次大战后，法国党派似乎与战前不大相同，因为已经有了三个大党：第一，人民共和运动党（天主教进步党）；第二，社会党；第三，共产党。将来是否会改变战前小党分立的局面，由这三大党占据政治舞台，目前还不敢说。但是从法国六七十年的政治史来看，政治中心从右派移到左派，这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不敢说法国政治能像英美一样安定，但是这次大战以后，分裂的不利与团结的必要，似乎已为法国政界所公认。
现在我要讲到政党同恶相济的问题。
我们知道，世上的事情，绝不会只有光明而没有黑暗，换句话说，就是绝不会只有善而没有恶。譬如说，美国的政治家有光明的一面，但是其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却是黑暗的。坦慕尼协会因为有组织、有金钱，所以能在政治上形成一种力量。而英国政治上没有这种情形，这是因为英国不是移民众多、流品不齐的国家，这种结党营私的现象在美国特别多，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各国实行政党政治的，也未尝不知道人类性质存在黑暗的一面，所以有种种方法防止舞弊。其中最容易发生的就是选举舞弊。英国 1883 年有《舞弊及不法行为法案》（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act of 1883），专门防止选举舞弊。所谓舞弊分为四类：
贿赂：指允诺投票人投赞成票后，酬以某种地位，这就是贿赂，并非仅指给予金钱。
款待：凡以饮食之类款待投票人，使其赞成本人的行为。
恐吓：即以暴力恐吓或欺诈手段使人投赞成票。
冒名顶替：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以上四种行为若被发觉，候选人要么罚款，要么监禁，要么剥夺公权七年，甚至可能永远不能当选议员。所谓不法行为，指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禁止使选举趋于下流的行为：
例如，选举事务所不得借用酒馆房屋之类。
不得以显著的徽章符号标志用于投票人身上，以免反对党人使用同样方法而引起争端。
不许用雇佣的车子为运输投票人之用。
每人的选举费用，限用于若干项目：
选举经理一人，投票所每所投票经理一人，书信或送信人，按人口比例规定若干人。所用之人，各尽义务，如其所用之人是领取俸给的雇员，则不许其投票。其代奔走游说之人（canvasser）若领取俸给，也不许投票。
其他费用，法律许可的，如广告、印刷、文件、邮费、会所及旅馆费用等。政府法规不但规定选举应支出金钱的项目，同时又规定每人应使用的数目。在乡村，如登记选举人不超过两千人者，其选举费为三百五十英镑，每增加选举人一千人，可增加三十英镑。在城市中，如登记的选举人不超过两千人，其费用为六百五十英镑，每增加一千人，可再加六十英镑。每一候选人如犯以上不法行为，即丧失其议席，而且在五年内不许当选。
英国自从颁布以上条例后，每次议员选举费用较该法律未颁布前，自然有所减少。
年份 选举费用
1883 年 1,736,781 英镑
1885 年 1,026,645 英镑
1900 年 797,429 英镑
以上所举 1900 年的选举费用，近年来因无统计表，只得从略。从选举风气而论，可以举罗威爾的话来证明：“现时的选举诉讼制度，不能说完全成功，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现时的选举舞弊已大为减少。在英国国内外，大家得到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对于选民的舞弊，已经完全杜绝了。” 凡是了解英国政治的人，知道这种情形不一定完全正确（1906 年选举，有一位议员因其经理行贿而丧失议席）。
选举贿赂在英国已近乎消失，大部分选区中已不见选举贿赂现象，甚至可以说选举是纯洁的。但仍有若干地方，这种习惯依然存在，在英国南部尤为多见，不过其他地方也不超过十二至二十四处。熟知英国选举情形的人，都知道这些具体地点。但随着选民增多，每次给予选民的贿赂金钱也在减少，可以说贿赂的习惯正逐渐消失。我们可以公开说，此种行为在英国各大党的中央党部方面，绝不会得到鼓励或嘉许。”
美国方面关于选举舞弊，也有同样规定，在此不必赘述，因为从英国制度就可以看出防止选举舞弊应采取何种方法。兹仅列举美国近四五十年两大党竞选费用如下：
共和党：
1860 年：100,000 元（林肯选举）
1876 年：950,000 元
1880 年：1,100,000 元
1884 年：1,300,000 元
1888 年：1,350,000 元
民主党因与工商关系较少，所以费用不多，比共和党少三分之一，有时甚至不到一半。
从 1912 年起，两大党应将选举竞争费用提交众议院秘书长。1924 年，共和党用 4,020,500 元，民主党同年用 1,108,000 元；1928 年，共和党 6,000,000 元，民主党 5,000,000 元；1936 年，共和党 9,000,000 元，民主党 5,000,000 元。
至于两大党以外，尚有其他小党的费用，以及州选举与地方选举的费用等，一切从略。
每一议员选举费用，法律也有规定。参议员不得用过两万五千，但个人实际花费多寡不一，有一文不花的，也有花到三万以上的，大概取决于其在本地的人望，决定花费的多少。其中最要紧的一点，即每党所花的金钱，或每人所花金钱，总统须向国会呈报，以表明其选举的合法与纯洁。选举并非仅仅为了当选的光荣，而必须使选举纯洁化。以我所知，1944 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人民捐助选举费用每人不得超过五千元。可见，大资本家的捐助，也是要受法律限制的。有一天我在大使馆吃晚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在座，还有一位据说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琼斯总裁。赫尔利这人讲话有时很粗俗。此时琼斯总裁之职已被罗斯福免去，赫尔利说：“听说你在选举罗斯福总统时，捐过五千美金。不但你如此，听说你的夫人也捐了五千美金。两人捐了一万块钱，反而被吃了个耳光。” 后来赫尔利觉得自己说话太粗俗，不好意思，又加了一句说：“假使你作总统候选人，我一定投你一票。” 从他这话中也可以看出五千元一人的规定，是大家非遵守不可的。此外，两党在竞争时的手段，也必须是公平的。譬如在广播电台上，罗斯福使用一小时，电台不得拒绝杜威也使用一小时，这是惯例所规定。简单来说，所谓政党竞争，离不开法律条文与道德原则。假定执政党只图自己胜利，不顾道德法律，无论其一时是否能取得胜利，社会的道德法律都将被破坏殆尽。社会的永久基础是法律和道德，而不是甲党或乙党一时的胜利。
我们再引用英国政治家沙司勃雷侯的话作为结束：“政党纪律，乃是达到大目的的手段。但是在某种情形、某种领袖之下，政党纪律可以妨碍其所标榜的大目的。惟有此项大目的，能促成政党的高贵，并超脱于党争之上。此高贵的元素，使一政党的党员共同努力，以达到大公无私的目的，大家的心，都是为了这一件大事。假定放弃这一件大目的，那么这个政党，不过是一个保持各人地位的合股公司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