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兵制也发生了多次的变化。大概从隋至唐前期是府兵制由盛而衰时期；唐玄宗天宝年间是彍骑代替府兵时期；安史之乱以后是朝廷禁军和地方藩镇军长期抗衡时期。如《新唐书·兵志》说：“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未也，强兵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
兹将隋唐时代兵制变化概况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节 府兵制的充分发展
隋文帝改革兵制拉开了府兵制黄金时代的帷幕 从隋朝建立至唐初武德、贞观之际，创建于西魏、北周时代的府兵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西北关陇一隅推广到全国广大地区，兵农合一，亦兵亦农，构成了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军威远播，国势富强，唐人之名，震于世界，可以说是府兵史上的黄金时代。
隋唐之际，府兵制所以能得到充分发展，并非偶然，同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密切攸关，统一局面的出现、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以及均田制、租庸调制的推行等，都为府兵制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隋文帝、唐太宗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进行包括兵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中能够审时度势，适应时代要求，从而促进了府兵制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府乒史上的黄金时代。特别是隋文帝在兵制改革中，根据府兵制发展的趋势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完成了从兵农分离到兵农合一的转变，并采取集军权于中央的措施，对于唐前期府兵制的高度发展影响很深，起了承先后后的作用，正如《新唐书·兵志》所说：“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由此拉开了府兵制黄金时代的帷幕。
隋文帝开皇年间，继周武帝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先后在兵制上进行了两次规模大、影响深的重要改革，从而把府兵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在改革官制建立中央集权机构时，开始改革兵制。为了集兵权于中央，建立起十二卫，实行以卫统府的军事制度，通过这个机构，把征发、调动和指挥全国府兵的大权集中到日居深宫的皇帝手中。由于十二卫的设置和名称常有变动，所以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开皇元年设置的十二卫为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左右监门、左右领军十二府，其建置、执掌，据《隋书》所录：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各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并有长史、司马、录事、功、仓、兵、骑等曹参军，法曹、铠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左右卫、左右武候各六人；左右武卫各八人。
左右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又各有直阁将军六人。直寝十二人。直斋、直后各十五人，并掌宿卫侍从。奉车都尉六人，掌驭副车。武骑常侍十人，殿内将军十五人，员外将军三十人，殿内司马督二十人、员外司马督四十人，并以参军府朝，出使劳问。左右卫又各统亲卫，置开府，左勋卫开府、左翊一开府、二开府、三开府、四开府及武卫、武候、领军、东宫领兵开府准此。府置开府一人，有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等曹参军、法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三人。又有仪同府，武卫、武候、领军、东宫领兵仪同皆准此。仪同以下，置员同开府，但无行参军员。诸府皆领军坊。每坊（东宫军坊准此）置坊主一人，佐二人。每乡团（东宫乡团准此）置团主一人，佐二人。
左右武卫府：无直阁以下员；但领外军宿卫。
左右武候：掌车驾出，先驱后殿，昼夜巡察，执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师田，则掌其营禁，右加置司辰师四人，漏刻生一百一十人。
左右领左右：各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领千牛备身十二人，掌执千牛刀；备身左右十二人，掌宿卫侍从。各置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二曹参军事、铠曹行参军各一人等员。
左右监门府：各将军一人，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各置郎将二人，校尉、直长各三十人。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曹参军、铠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四人等员。
左右领军府：各掌十二军籍帐、差科、辞讼之事，不置将军，唯有长史、司马、掾属及录事、功、仓、户、骑、兵等曹参军，法、铠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十六人等员。又置明法四人，隶于法司。掌律令轻重。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担任京师和宫廷宿卫的，不仅有属于内府（驻京师府兵）系统的三卫（亲卫、勋卫、翊卫）开府府和仪同府所属内府兵，而且还有属于外府（原驻各州府兵）系统的武卫、武候、领军、东宫领兵开府和领兵仪同所属外府兵。
由左右武卫府“领外军宿卫”。同时，外州府兵与三卫开府和仪同府一样地领有军坊（府兵及其家属住扎的营房）和乡团（开府与仪同下属军事单位，每团约二百至三百人），其兵力虽不足与内府兵相比，但数目也不算少。由此可见，隋初外府府兵即各州府兵已在中央卫府的统率之下了。这段记载是隋代中央卫府统辖地方州府的铁证。周武帝建德年间曾经下令改府兵军士之名为“侍官”。“官”或“官家”是古代对天子的称呼，所谓“侍官”，就是侍卫天子。意思是说，府兵军士不分内外府，都有充当宿卫侍卫天子的义务，他们是天子的兵，而不是私家的兵，理应直辖于天子。在军权上高度集中，革除鲜卑部落制遗留下来的相对独立、权力分散的陋习，这就是周武帝改军士之名为“侍官”的深意。他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改革，未竟而卒。经过隋文帝的改革，他的宿愿终于实现。但是隋文帝继续完成周武帝未竟之业并不限于以卫统府、集中兵权，更为重要的是适应周隋之际府兵制逐渐从兵农分离走向兵农合一的新趋势，用政策法令把它巩固下来、发展下去，从一隅推广到全国，府兵制充分发展的黄金时代从此开始。
开皇十年（590），隋文帝在完成统一大业，并在政治、经济改 革中取得一系列成就之后，又一次下诏改革兵制，对西魏、后周时代创建的府兵制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革，令军人悉属州县，废除过去的兵农分寓制，推行与均田制紧密结合的兵农合一制。诏令说：“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离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边缘之地新置军府。”这一诏令明确地指出：过去字文泰初创府兵制时，由于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权置坊府，兵民分籍，乃一时权宜之计，并非永久不变的长治久安之策。如今灭齐平陈，形势变化，必须改弦易辙，弃旧图新，只有废除旧制，另立新制，才能长治久安。
隋文帝和周武帝都是当时善于审时度势并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他们对于府兵制的必须改革也都有深刻的共识。原来府兵制创立之初，是以鲜卑贵族子弟为主力的，利用鲜卑部落制密切兵将之间的关系，设立军坊，兵民分离，是有利于加强战斗力的；然而它的致命弱点就是权力分散，有相对的独立性，容易养成骄兵悍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兵制，势在必行，所以周武帝改之于前，隋文帝完成于后，其间经过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一成不变。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就曾经对宋代著名学者欧阳修、司马光、叶适等认为府兵制一成不变的观点提出批评说：“欧阳永叔（欧阳修）以唐之府兵为兵农合一是也。但概括府兵二百年之全部，以其初期亦与唐制同，兵农合一，则已谬矣。叶水心（叶适）以宇文（宇文泰）、苏绰之府兵为兵农分离，是也。但亦以为其制经二百年之久，无根本之变迁，致以唐高祖、太宗之府兵仍是兵农分离之制，则更谬矣。司马君实（司马光）既误用家传（李繁所著《邺侯家传》）以唐制释西魏府兵，而欧阳、叶氏复两失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误认府兵之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同时又指出：“周武帝既施行府兵扩大化政策之第一步，经四年而周灭齐，又四年而隋代周，其间时间甚短，然高齐文化制度影响于战胜之周及继周之隋者至深且巨，府兵制之由西魏制而变为唐代制即在此时期渐次完成者也。”上述对司马光等的评论，可谓卓识高见，深中要害；惟所谓高齐文化制度对周隋改革影响甚深之说，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隋文帝统治时期，通过改革兵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以兵农合一为特征的府兵制，不仅在我国兵制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是府兵制高度发展的里程碑；而且由于府兵制和均田制的密切结合及其推广，既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大大地加强了隋朝的军事力量，出现了“天下储积（粮），可供五十年”，二十余年间全国户口从三百余万户猛增至九百万户的繁荣景象，以及“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今越南南部），东灭流求（今台湾），皆府兵也”，在军事上也取得重大胜利。由此揭开了隋唐盛世的序幕。
隋末唐初府兵制的缓慢发展 隋朝末年，隋炀帝对府兵制又有所变革。大业三年（607），“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是为十二卫。又改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依旧名。凡十六府”。“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总府事，并统诸鹰扬府”。
这次变革中，值得注意的，是鹰扬府的设置，它是隋朝后期统辖府兵的重要军事机构。隋初设置十二卫时，按照西魏、北周旧制，以左右工及其他诸卫的开府及仪同府直接统辖府兵，设在全国各州的军府也是如此。外州军府设置开府统率府兵之例，如开皇六年龙藏寺碑阴和碑侧题名所记： 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恒州左十七府兵、东燕县开国侯高子玉。
上仪同三司、邵州蒲源县开国伯副领右十八开府李平。
上仪同三司、恒州右十七开府、安德县开国公石元。
使持节、骠骑将军、仪同三司、恒州左十七开府永固公刘达。
仪同三司、恒州右十七开府副怀仁县开国伯曹明。
以上列衔中只有带有地名的开府、开府副（副开府）才是实际职务，其他都是勋官和爵位，正如《常山贞石志》所说：“据此列衔，则隋初外州府兵，亦以开府领之，如左右卫之制矣。”可见隋文帝开皇年间最初于中央卫府设置开府府、仪同府直接统辖内外府兵，后来又添设骠骑府、车骑府，各置将军一人，分掌其事。到了炀帝大业三年，为统一事权，并而为一，设立鹰扬府。下令“改骠骑为鹰扬郎将，正五品；车骑为鹰扬副郎将，从五品；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增置队副以贰之”。鹰扬府，每府“各有司马及兵、仓两司。……置越骑校尉二人，掌骑士、步兵校尉二人，领步兵，并正六品。外军鹰扬官并同”。各郡（隋炀帝改州为郡）军府亦改称鹰扬府。隋末农民起义中，马邑（今山西北部）鹰扬校尉刘武周曾率部反隋。唐时各州统辖府兵的折冲府，就是从隋代鹰扬府的基础上改置的。
唐朝建立后，立即着手设置军事机构。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在恢复均田、制定租庸调制的同时，下令仿照隋制设置军府。即《新唐书·兵志》所说：“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由于当时战争未息，仅在比较安定的关中地区设立军府，分关中为十二道，各立一军，予以嘉名，以壮军威。十二军建制如下：万年（今陕西临潼）道为参旗军。
长安（今陕西西安）道为鼓旗军。
富平（今陕西富平）道为玄戈军。
醴泉（今陕西醴泉）道为井钺军。
同州（今陕西大荔）道为羽林军。
宁州（今甘肃宁县）道为折威军。
华州（今陕西华县）道为骑官军。
岐州（今陕西凤翔）道为严道军。
豳州（今陕西邠县）道为招摇军。
西麟州（今陕西麟游）道为苑游军。
泾州（今甘肃泾川）道为天纪军。
宜州（今陕西宜川）道为天游军。每军置将、副（副将）各一人，负责督率府兵，教以耕战，由骠骑、车骑两府总管其事。武德六年（623），高祖以天下未定，应当多注意文治，少从事武功，宣布废除十二军，改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将军为副统军。过了两年，因突厥屡次犯边，军务紧张，又恢复十二军的建制，每军设置将军一人，并扩建驻兵军坊，每坊设坊主一人，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唐太宗改革兵制与府兵制的高度发展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长于文韬武略，又能深察时弊，面临当时经过长期征战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调敝的状况，为了振兴国家，巩固封建统治，适应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鉴于隋文帝统治时期改革府兵制的成效，决心加以继承发扬。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制定出进一步发展府兵制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套周密而完备的府兵制度，训练一支强大的府兵部队，从而把府兵制推向高度发展的极盛时期。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改革兵制，分天下 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共三百余州。贞观十年，下令仿照隋朝鹰扬府和唐初十二道府兵建制，于全国各地设置折冲府，“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
唐朝继承隋制，集兵权于中央，在中央设十六卫，其职掌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左右卫：掌宫廷宿卫，凡五府三卫及折冲府骁骑番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职。
左右骁卫：掌同左右卫，凡诸府之翊卫、外府豹骑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武卫：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熊渠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威卫：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羽林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领军卫：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射声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金吾卫：掌宫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卫及外府饮飞番上者皆属之。
左右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及门籍。
左右千牛卫：掌侍卫及供给兵仗。
十六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此外，尚有长史各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各一人，正八品下。
上面引文所指“五府”，据《新唐书·百官志》云：“亲卫之府一，曰亲府。勋卫之府二：一曰勋一府，二曰勋二府。翊卫之府二：一曰翊一府，二曰翊二府。”所谓“三卫”，据《新唐书·百官志》云：“凡左右卫亲卫、勋卫、翊卫及左右率府亲卫、翊卫及诸卫之翊卫，通谓之三卫。”所谓“骁骑”，据《旧唐书·百官志》云：“凡兵士隶卫，各有其名，左右卫曰骁骑，左右骁骑曰豹骑，左右武卫曰熊渠，左右威卫曰羽林，左右领军卫曰射声，左右金吾卫曰佽飞。”十六卫除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外，其他十二卫皆统率内外府府兵。
唐朝继承隋朝以卫统府的政策，如《新唐书·兵志》所说：“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统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隶东宫内率。”《唐六典》所载与此稍有出入，但比较具体一些，其职掌如下：左右卫长史，掌判亲、勋、翊诸曹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之事。
左右骁卫长史，掌判诸曹翊府及永固等四十九府之事。
左右武卫长史，掌判诸曹翊府及凤亭等四十九府之事。
左右威卫长史，掌判诸曹之事，以阅兵仗，羽仪、兵马及官阳五十府。
左右领军卫长史，掌判诸曹翊府及万年、万敌等六十府之事。
左右金吾卫长史，掌判诸曹翊府及同轨、宝图等五十府之事。
左右卫率，领亲、勋、翊三府之卫及广济等五府之超乘。
左右司御率，领都城等三府之旅贲。
左右清道府率，领绎邑等三府。
以上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府率即所谓“东宫六率”。武安、武成、永固、凤亭、羽仪、万年等皆军府别名，即今之军名代号。兹将有关当时府兵制的各项规章制度择要概述如次：府兵的职责：府兵的任务，最主要的一项是到京城宿卫，多由距京城较近的关内、河南、河东诸道府兵担任，这几道府兵兵额已占全国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职责除宿卫宫禁外，还充当诸王府、各官府及京城警卫巡察等治安之责。二为戍边或留本地服役，则多由距京城较远的陇右、剑南、河北、江南、淮南、山南、岭南诸道府兵担任。戍边府兵，系分番轮驻，玄宗天宝年间以前，戍边的边防军有军、守捉、城、镇之别。留本地服役，则以从事警备及其他治安事务为主。另外，戍边的边防军有时也采取招募的形式。三为参加征伐，则随军事需要进行征发，没有固定的更番时间。
府兵的编制：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折冲府之下，二百人为团，上府辖六团，中府辖五团，下府辖四团，团设校尉一人。每团辖二旅，百人为旅，有旅帅一人。每旅辖二队，五十人为队，有队正一人。每队辖五火，十人为火，有火长一人。”
府兵的装备：据《新唐书·兵志》记载：每火“备六驮马”以及“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皆一，甲床，镰二”。每队备“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府兵每人准备“弓一，矢三十，胡禄（载矢器具）、横刀、砺石、大觿（解结锥）、毡帽、毡装、行（裹腿）各一，麦九斗、米二斗，皆自备”。自备物品连同发给的介胄（头盔、铠甲）、戎具（武器）藏于库”。以上各种装备，除自备者外，其余皆由公家发给，平时放在库内，战时发给出征的将士。“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
府兵服役的年限和兵种：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府兵的校阅：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府兵平时散习骑射，每年简校一次，即“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队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刀、匣刃；二通，旗矟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归）其人”。校阅的内容，就是平时训练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平时训练的情况，所以校阅对于训练起了督促的作用。贞观年间，规定定期教习必须严格。太宗曾亲率京师诸卫教习骑射，优者奖励，赐以弓刀绢帛，将帅也记功嘉奖；教习不精者，所属州府折冲都尉受罚，因此将士莫不发奋努力。经过多军训练、校阅，兵强马壮，大唐府兵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劲旅，在疆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巩固国防起了重大的作用。
府兵的调发与番上：府兵之制，亦兵亦农，无事耕稼，有事出征。调发时，由朝廷下达发兵符契，由地方州刺史和折冲府都尉勘合符契乃发，如《新唐书·兵志》所说：“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不全发）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其调发府兵，多是调到京城宿卫，其次是出征或戍边。由于当时府兵服役多采取轮番方式，所以调发府兵到京师或其他地区服役，称为番上，其情况如《新唐书·兵志》所载：“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即五人一组，互相轮番；或谓五年内轮番十二次，以下类推），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唐六典》则谓：“（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为七番，一千里为八番。”与此大同小异。除上项规定外，又规定：凡府兵出征、戍边，父子兄弟不并发；如身为单丁，祖父母、父母年老多病者，可以免除出征及番上；凡戍守边疆的戍卒，亦由诸州府发遣，每三年一更代。
对府兵的赏罚：对有功的府兵将士，视其功绩大小，分别予以免除赋役、赏赐勋官、爵位的奖励；其战死沙场或工作中以身殉职的，或追赠官爵。遣使吊祭，或赏赐死者家属以官爵金帛。反之，对于违令的府兵将士则严加惩处。如规定：应上番而缺席不到以及假满不归的将士，逾期一日，笞四十；四日者，笞五十；七日杖六十，十日杖七十，十三日杖八十，十六日杖九十，十九日杖一百；二十四日处徒刑一年，二十九日处徒刑一年半，三十日至六十日处徒刑二年。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自西魏文帝大统年间以来将近百年之久的府兵制于是臻于完备。在这种与均田制紧密结合的征兵制下，广大农民亦兵亦农，能文能武，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了国防建设；而且在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下，府兵“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既可减少国家的军费支出，又可防止将帅手握重兵专权跋扈的弊病；特别是唐初军府的设置，又是以京城所在的关内地区为中心，中央兵力足以控制全国，收到了内重外轻、如手使臂之效。所有这些，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也是享有成效的。所以改革府兵制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唐朝所以兴盛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节 府兵制的破坏和彍骑的兴废
府兵制的破坏 唐太宗在位时期是府兵制的极盛时期。但持续不久，高宗、武后在位时，便开始出现盛极而衰的征兆，如《新唐书·兵志》：所云：“自高宗、武后时，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土稍稍亡匿。”从此开始，经过中宗、睿宗时期的腐朽统治，更是江河日下，濒于瓦解状态。到了玄宗统治时代，创建将近二百年之久的府兵制终于一蹶不振，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唐初盛极一时的府兵制，为什么没能持续发展下去呢？
首先是由于均田制的遭到破坏。均田制是府兵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它的破坏，必然使府兵制发生动摇。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则是造成均田制破坏的主要原因。唐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为时不久，土地兼并之风又迅速吹刮起来。高宗、武后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朝廷贵族官僚、城乡豪绅富商们纷纷凭借其权势财力兼并土地，均田农民当然是他们兼并的主要对象。比如高宗时洛州（今河南洛阳）长史贾敦颐曾经括出豪门势家侵占的民田三千余顷；著名官商邹凤炽之“邸店园宅遍于海内”；武后、中宗时，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玄宗时，贵族官僚“皆有地癖”，即其例证。这股土地兼并的恶浪猛烈地冲击均田制，使其遭到破坏。唐朝廷虽然一再地下令禁止口分永业田的买卖，但收效甚微。唐玄宗曾经下诏说：
“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情之端，远近皆然，因循已久。”
这里所说的“章程”，就是唐政府关于均田制的口分永业田不许买卖的规定。“远近皆然，因循已久”，说明侵夺均田农民土地乃是追及全国、由来已久的严重问题，因而出现均田农户日益贫困，逃户日益增多，均田制和府兵制都岌岌可危的严重危机。
其次是吏治的逐渐败坏。吏治的好坏，关系到政令的是否贯彻和国家的治乱兴衰。唐太宗在位时，非常注意整顿吏治，除对中央机构严加整饬外，以州县官乃亲民之官，对整顿州县吏治尤为重视，注意选拔人才。如把各州刺史名单写在宫中，太宗亲自考核其是否称职；又令五品以上臣僚各举胜任县令人选推荐到吏部去，审查合格，然后召见委任。对地方政事如均田制推行情况等，必须每年申报一次。如此，下情得以上达，中央各项政策措施得以贯彻实行，有利均田制、府兵制的继续发展。但是太宗死后，继承者未能继续施行这项整顿措施，于是，吏治逐渐败坏下去，贵族官僚崇尚奢侈，官场贪污腐败之风又起，甚至达官贵人的奴仆也仗势勒索州县。朝廷对州县官吏的任用又不慎重选择，甚至把州刺史作为京官中犯了错误或是声望低下者贬官降职的职位，县令则多以衰老无能之辈充任。其情况如中宗景龙年间（约709年前后）一位正直的官僚韦嗣立所说： 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又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七十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捐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勋，始可分茅胙土。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二三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拢驱迫，不胜其苦。……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存择筒，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选人，衰耄无手笔者，方补县今。
府兵制政令的贯彻，特别是有关均田制和府兵制的一些要政，如户口清查、土地授受，贫富升降等，全由地方办理，如果州县吏治败坏，用人不当，执行不力，营私舞弊，必然会影响到府兵制的推行。另外，州县吏治的败坏，还表现在地方官吏贪暴残害人民上。如武后时右拾遗陈子昂上书朝廷，指出：“蜀中诸州百姓多逃亡，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剥夺既深，民不堪命。”后来陈子昂因父丧回故乡梓州射洪（今属四川）守孝，终于被地方官吏挟嫌投入狱中害死。陈子昂是朝廷命官，又是当时著名的文豪，尚被县令挟嫌害死，一般平民百姓的深受残害可想而知。这些百姓多是应服兵役的均田农户，他们因受地方官吏残害而大量逃亡，势必严重地影响府兵制的推行。
第三是由于当时军事部门的违法乱纪和赏罚不公。政治军事，息息相通，行政部门中吏治败坏之风必然波及到军事部门。高宗、武后之世，军事部门中已经出现军法军纪败坏和赏罚不公的现象。其情况正如当时唐军中一位戍守东北边疆的将领刘仁轨在上书中所说：
臣伏睹所存戍兵，疲赢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臣问以往在海西（渤海以西的唐朝州郡），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660）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谁问。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今朝鲜半岛南部）及平壤（今属朝鲜）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回入国境），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是以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
当时人魏元忠亦上书指出：“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士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
由此可见，早在高宗、武后统治之时，从直接统辖府兵的军事部门中即可看出府兵制已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因而削弱了军事力量，在武后、中宗之世的边疆战争中常遭挫败。到了中宗、睿宗之世，府兵制破坏更甚，原来的规章制度多已破坏无余。即以戍边年限而论，原规定三年而代，后来增至六年，玄宗时，戍兵还者竟至十无一二；而且戍兵们还备受边将虐待，白天服苦役，为边将生财，晚间系地牢，以防备逃亡，所以戍边被人们视为畏途，富裕农户常贿赂地方官吏，雇人替代。
第四是府兵制本身制度的不善。首先是府兵番役制太繁扰，既耽误农民生产，府兵番上道远者又多不便，如玄宗先天二年诏云：“（军士）多惮劳以规避匿。”所以《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引章氏云：“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如远在二千里外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其次是府兵宿卫番上负担过重，如宋代学者朱礼所说：“当唐盛时，天下户口八百余万，而府四十万，皆自食其力，不赋于民，凡民之赋租调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几，其一为兵，是以国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强也。均田既坏，府兵亦废，而唐有养兵之苦。”又云：“武后时，兵当番上者以贫不能致，则其远，故败吾法也。”他既充分肯定了府兵制在富国、裕民、强兵方面的作用，又指出了它本身存在的弱点，有其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方面；但把这个弱点看成是“败吾法”的致命弱点却是错误的，由于思想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导致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
唐朝著名诗人杜牧善于谈兵，在所著《原十六卫》一书中痛斥唐玄宗、张说君臣废府兵兴骑的失策。他说：“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他对于府兵制的废止非常惋惜，认为这是开藩镇割据之端。这种看法在唐朝士大夫中非常普遍。在此以前，唐德宗曾同宰相李泌商议过恢复府兵制问题，因为困难重重，没有实行。到了德宗曾孙穆宗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与杜牧大约同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多次上疏论其事，提出了复府兵、置屯田以分兵权，存戎备，助军食的建议说：“今关畿之内，镇垒相望，皆仰给于县官，且无用于战伐。若使反兵于旧府，兴利于废田，张以簿书，颁其廪积，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将也，命之以府官，始复于关中，稍置于天下，则兵权渐分而屯聚之弊日销矣，戎备渐修而训习之利日兴矣，军食渐给而飞挽之费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这一建议，当时人皆以为切实可行，但穆宗君臣习于苟安，竟不能用。
骑的兴废 唐玄宗即位之初，欲挽回府兵制衰败的颓势，先天二年（713）下诏说：“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意思想用减免服兵役年限的办法来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结果“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开元六年（718），又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即每隔六年校阅一次，以减少农民负担，但仍然没有见效，逃避兵役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宿卫兵员不足，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于是，宰相张说请求玄宗批准招募兵士担任宿卫，改征兵制为募兵制，玄宗只得应允。开元十一年，朝廷下令调集京城附近的京兆府以及蒲州、同州、岐州、华州各地府兵和无军籍的白丁，再加上玄宗过去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时的家兵家将和随从人等，总共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卫士每年二番，任命尚书左丞“萧嵩会同各州主管军事的官吏共同挑选。第二年，改“长从宿卫”的称号为“骑”。同时下诏：“诸州府马缺，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马。”给以官马，表示对卫士们的照顾。骑建立后，各地折冲府虽然仍旧保留，但是兵员缺少的，并不补齐，有出无进；折冲府将官又久不升迁，因此贵官子弟都以担任此职为耻。至此，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开元十三年（725），唐政府开始把骑十二万人全部编为正规军，分别隶属中央十二卫，每卫一万人，分为六番，担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及其附近各州的卫戍任务。其中驻扎在京城所在的京兆府的旷骑有六万六千人；其余驻地和人数：华州三千人，同州九千人，蒲州（今山西永济一带）一万二千三百人，绛州（今山西新绛一带）三千六百人，晋州（今山西临汾一带）一千五百人，岐州六千人，河南府（今洛阳一带）三千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一带）、虢州（今河南灵宝一带）、汝州（今河南临汝一带）、郑州（今属河南）、怀州（今河南沁阳一带）、汴州（今河南开封一带）六州各六百人。各地驻军中有长于骑射的弩手六千人。
关于骑的编制。规定选择“下户白丁、宗子、品子”中身体强壮、身高五尺七寸以上者充当骑；如人数不足，则选身高五尺以上的八等户子弟补充。中选者，皆授田，免除赋税徭役和征戌，留充宿卫。为四籍（军籍），由兵部、州、县、卫分掌之。其基层编制以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选择其中有材勇者充当番头。
骑代替了过去府兵的地位；但二者有显著的不同：府兵为按户征兵，在应征之前即已受田，其任务除宿卫之外，兼负征戍之责，应征时需自备一部分常用物品、粮食及部分兵器；骑则为自由应募，在应征后方能受田，其任务仅限于宿卫，应征时无需自备物品。另外，府兵分布全国各地，骑则常驻京城及其附近地区。
骑设置之初，颇能注意训练演习，特别重视弩射，要求严格，达到下列要求者方为合格：（1）伏道弩，“纵矢二百步，四发而二中”；（2）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3）角张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4）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完全合格，称为及第。为教习弩射，隶属各卫的骑都在靠近营房的地方筑有射堋（靶场），及第者有赏。
骑设置初期，由于注重训练，赏罚分明，又能及时授田，故士卒奋发练武，号称劲旅。到了天宝年间，玄宗君臣荒淫放纵，政事日益腐朽，军事亦逐渐败坏，士卒疾苦，无人过问，兵员短缺，应募者少，继府兵之后骑又呈现出衰败现象。到了玄宗天宝八载（749），“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粮粮并废矣”。在骑兴起时，原来统辖的折冲府已经名存实亡，只是有时还送去一些人到京师充当骑，如今骑已无人应募，无兵可交，过去交兵时上下往来的鱼书只得宣布作废。到了“宝应元年（762）四月十七日，畿县折冲府缺员，本县令摄判”。于是，徒有虚名的折冲府将官无人来做，政府也不委派了。
府兵、骑全盛时代，人们把参加宿卫的卫士称为侍官，羡慕他们有幸侍卫天子，对之表示敬意。到了后来府兵、骑相继衰败时，卫府官佐私下把卫士借给亲友充当奴仆，从此宿卫卫士的身份地位一落千丈，为人所不齿，以致京师人互相辱骂时，都称呼对方为侍官，以充当侍官为耻。
骑衰废后，为了补充宿卫兵员，唐政府采取就近招募办法，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二十七日，于京师招募十万众，号曰“天武健儿”。这时的形势外弛年张，安史之乱已迫在眉睫；但是被声色冲昏头脑的唐玄宗却以为“天下太平，修文教，废武备”。新招募的六军宿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觝（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受甲”。这年十二月，安禄山发动叛变，率领大军南下，先后攻下洛阳、长安，十万“天武健儿”，不战而溃，全军瓦解。于是，府兵、骑、健儿相继以破坏、瓦解告终，继之而起的，是朝廷禁军和地方藩镇兵。
安史之乱以前，除了封建国家的正规军府兵、骑之外，还有一支由地方州刺史管辖的非正规军——团练。团练兵，又称团结兵，史书对它的记载甚为简略，仅能从浩繁的史料中寻踪觅迹，略知其梗概。地方武装，历代都有；但由封建政府地方行政长官管辖因而具有非正规军队特色的，并不多见。团练之见于唐代史册，始于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5）。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七年（739）注中所说：“据旧志：上元后置团练使。余（予，注者胡三省）考唐制，凡有团结兵之处，则置团练使。此时，蜀有黎（今四川汉源一带）、雅（今四川雅安一带）、邛（今四川邛崃一带）、翼（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茂（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五州镇防团结兵，放置团练副使。安史乱后，诸州皆置团练使矣。”上元年间前后，吐蕃乘唐军东征高丽、百济时机入侵剑南道西部，黎、雅等五州首当其冲，一时之间，唐军无暇西调，于是，以当地人民为主力的地方武装遂联合起来团结一起奋力自卫，故当时称为团结兵。庸政府见其可资利用，作为辅助兵力，力图加以控制，置于地方政府管辖之下。关于团结兵内部组织情况及其与当地豪宗大族关系，史无明文记载；但从历代地方武装中豪宗大族及其私家武装多占支配地位来看，唐时很可能也有类似情况。唐政府与豪绅地主间既有勾结，也有矛盾，既要依靠他们，又恐其将团结兵完全化为私人武装，势力过大，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于是，于各州设置团练机构，令州刺史兼任州团练使。如《唐六典》关于在黎、雅等五州镇防团结兵注云：“并令刺史自押领，若须防遏即以上佐及武官充。”指出如无战事，地方团练平时由刺史管辖。
武后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契丹首领李尽忠等以反对武后篡唐为名，率部进攻河北诸州，武后派兵讨伐，并在河北各州设置团练。从此，河北也有团练兵。据《资治通鉴》考异所引《河朔春秋》云：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尝加（颜）杲卿五军团练使”，颜杲卿不受其笼络，安禄山“乃遣其将张献诚将上谷（今河北易县一带）、博陵（今河北博陵一带）、常山（今河北正定一带）、赵郡（今河北赵县一带）、文安（今河北文安一带）五郡团结兵万人围饶阳（今属河北，当时颜杲卿任唐常山太守，饶阳属常山郡）。贼将何千年为颜杲卿所获，千年献计以解饶阳之围曰：‘今且宜声言云：李光弼引步骑一万出井陉（今属河北），因使人说张献诚云：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西劲兵，献诚必解围遁去，此一奇也。’杲卿用其策，献诚遁去，其团练兵皆溃”。由此可见，团结兵的武器装备远逊于唐朝正规军。
安史乱后，藩镇势力兴起。唐政府为加强地方防务，原先仅在重要州区设置团练，令该州刺史兼任团练使，藩镇势力强大后，遂令各州刺史皆兼团练使，如《新唐书·李少良传》所云：“先是天下兵兴，凡要州权置团练刺史，（元）载用事，授刺史悉带团练，以悦人心。”以后遂成为定例，并进一步扩大其管辖范围，设置了都团练使，管辖数州团练事务，其地位相当于节度使、观察使，诏令中常是并列一起，如《唐会要·诸使杂录》所载：“（文宗）开成二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应诸道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使，请朝官任使。”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诏令中，除官衔并列外，还称之为“诸道帅臣”、“藩镇之任”，可见其品位同于节度使。终唐之世，未有变更。
第三节 藩镇兵的兴盛
安史之乱以前的边防兵 唐初集兵权于中央，推行府兵制，“及府兵坏而方镇（藩镇）盛”。“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这里所说的边将，就是节度使的前身——大部督，屯防的军队，就是受其统辖的边防兵。
唐代疆域辽阔，除海疆外，自东北至西南，长达数万里，唐于沿边设立据点戍守。“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唐初，戍边兵卒主要以府兵充任，三年一代，不足则就地招募。府兵制衰落后，则以招募为主，号为“长征兵”。
自高祖武德年间于沿边设立戍守据点，以后陆续增加，“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部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其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睿宗）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于是，边防军遂一变而为节度使之兵，军、守捉、城、镇诸使也随之成为节度使之将了。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十五道：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西、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每道置采访使，“检查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从职责上说，与太宗贞观元年（627）所分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大致相同；但与节度使相比，不仅职责截然不同，而且辖区也不一样，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
玄宗天宝元年（742），在沿边一带设置安西（约在今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并辖巴什喀什以西以南各都督府、羁糜州，节度使、都护驻龟兹，今属新疆）、北庭（约在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并辖葱岭以西、西南各都督府、羁縻州，节度使、都护驻庭州，今新疆奇台西）、朔方（约在今宁夏及内蒙西部，并辖大漠以北至贝加尔湖以东以西一带，节度使驻灵武，今宁夏灵武南）、河西（今甘肃西部北部及宁夏西北部，节度使驻凉州，今甘肃武威）、河东（今山西及内蒙呼和浩特以南，节度使驻太原，今属山西）、范阳（今河北及内蒙东部，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军（今辽宁及河北东部，并辖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及其以北各都督府、羁縻州，节度使驻营州，今辽宁朝阳）、陇右（今甘肃东部、南部及青海东部，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剑南（今四川、云南及贵州大部，节度使驻成都，今属四川）、岭南（今广东广西及越南东部南部沿海一带，节度使驻广州，今属广东）十节度使。另外，在沿海地区设置长乐（今福建福州东南）经略使，由福州刺史兼任；设置东莱（今山东掖县）守捉使和东牟（今山东牟平）守捉使，分别由莱州刺史和登州刺史兼任之。
当时各节镇所设驻防据点和兵马数目的分布情况如下：朔方节度 辖有经略军（驻灵武），兵二万零七百人，马三千匹；丰安军（今宁夏灵武南），兵八千人，马一千三百匹；定远军（城，今宁夏平罗），兵七千人，马三千匹；西受降城（今年蒙五原西北），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东受降城（今内蒙托克托南），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安北都护（今蒙古哈尔和林东北），兵六千人，马二千匹；单于都护（今内蒙呼和浩特南），兵九千人，马一千六百匹。总共驻防据点八处，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一万四千三百匹。
河东节度 辖有天兵军（驻太原），兵二万人，马五千五百匹；大同军（今山西朔县东），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今山西蔚县），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苛岚军（今山西苛岚），兵一千人；云中（今内蒙土默特右旗），兵七千人，马一千二百匹；忻州（今山西忻县），兵七千八百人；代州（今山西代县），兵三千人；岚州（今山西岚县），兵三千人。总共驻防据点8处，兵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
范阳节度 辖有经略军（驻幽州），兵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威武军（今河北密云），兵一万人，马三百匹；清夷军（今河北怀来东南），兵一万人，马三百匹；静塞军（今河北蓟县），兵一万一千人，马三百匹；恒阳军（今河北正定），兵六千人；北平军（今河北正定），兵六千人；高阳军（今河北易县），兵六千人；唐兴军（今河北保定东），兵六千人；横海军（今河北沧州东南），兵六千人。总共驻防据点9处，兵九万一千人，马六千五百匹。
安西节度 总共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
北窿节度 辖有瀚海军（驻庭州，今新疆奇台西），兵一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天山军（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兵五千人，马五百匹；伊吾军（驻伊州，今新疆哈密），兵三千人，马三百匹。总共驻防据点三处，兵二万人，马四千二百匹。
河西节度 辖有赤水军（驻凉州），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大斗军（今甘肃永昌西），兵七千五百人，马四千四百匹；建康军（今甘肃高台东南），兵五千三百人，马五百匹；宁寇军（今甘肃武威东北），兵八千五百人，马一百匹；玉门军（今甘肃玉门北），兵五千二百人，马六百匹；墨离军（今甘肃安西东南），兵五千人，马六百匹；豆卢军（今甘肃敦煌），兵四千三百人，马四百匹：新泉军（今甘肃景泰），兵一千人；张掖守捉（今甘肃天祝西），兵五百人；交城守捉（今甘肃永昌西北），兵一千人；白亭守捉（今甘肃民勤东北），兵一千七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一处，兵七万三千人，马一万九千四百匹。
陇右节度 辖有临洮军（驻鄯州），兵一万五千人，马八千四百匹；河源军（今青海西宁），兵一万四千人，马六百五十匹；白水军（今青海大通西），兵四千人，马五百匹；安人军（今青海湟源西），兵一万人，马三百五十匹；振威军（今甘肃乐都西二百里），兵一千人；威戎军（今甘肃大通北），兵一千人，马五十匹；漠门军（今甘肃临潭附近），兵五千五百人，马二百匹；宁塞军（今青海化隆西），兵五百人，马五十匹；积石军（今青海湟中南），兵七千人，马一百匹；镇西军（今甘肃临夏），兵一万二千人，马三百匹；绥和守捉（今青海贵德北），兵一千人；合川守捉（今青海乐都南），兵一千人；平夷守捉（今青海和政西），兵三千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三处，兵七万五千人，马一万零六百匹。
剑南节度 辖有益州团结营（驻成都），兵一万人，马一千八百匹；天宝军（今四川理县西北），兵一千人；平戎军（今四川理县西），兵一千人；昆明军（今四川越西东北），兵五千二百人，马二百匹；宁远军（今四川盐源），兵五百人；澄川军（今云南姚安以东五百里），兵二千人；南江军，兵二千人；翼州（今四川茂汶自治县西北），兵五百人；茂州（今四川茂汶自治县），兵三百人；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兵五百人；柘州（今四川黑水南），兵五百人；松州（今四川松潘），兵二千八百人；当州（今四川黑水），兵五百人；雅州（今四川雅安），兵四百人；黎州（今四川汉源北），兵一千人；姚州（云南郡，今云南姚安），兵二千三百人；悉州（今四川黑水东南），兵四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七处，兵三万零九百人，马二千匹。
平卢节度 辖有平卢军（驻营州），兵一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卢龙军（驻平州，今河北卢龙），兵一万人，马五百匹；榆关守捉（今河北山海关），兵三千人，马一百匹；安东都护（今辽宁沈阳北），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匹。总共驻防据点四处，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岭南经略 辖有经略军（驻广州），兵五千四百人；清海军（今广东思平），兵二千人；桂管（今广西桂林一带），兵一千人；容管（今广西容县一带），兵一千一百人；邕管（今广西南宁一带），兵一千七百人；安南府（今越南东部南部沿海一带），兵四千二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六处，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长乐经略 （今福建福州东南），兵一千五百人。
东莱守捉 （今山东掖县），兵一千人。
东牟守捉 （今山东牟平），兵一千人。
以上沿边十节镇共辖驻防据点八十处，加上沿海三处，总共八十三处。后来随着边防的日趋紧张，驻防据点也陆续增加，其中守捉和城、镇增加最多，《新唐书·兵志》中所载沿边戍守据点的增多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自从天宝元年设置十节度以后，随着边防戌所的日益增多，边防军数量和军费开支也相继猛增，如《旧唐书·地理志》所说：“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开元以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天宝中至于是数。”庞大的军费，加上统治集团的奢侈浪费，到了天宝末年，在国家财政经济上便陷入了府库空虚、民生凋敝的困境。
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军事上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天宝末年，唐玄宗在生活上更加腐朽，在政治上也更加昏愦，终日迷恋声色，寻欢逐乐，把政事交与利欲薰心的权臣李林甫、杨国忠，把镇守北方三镇的兵权交与野心勃勃的佞臣安禄山。他们既狼狈为奸，蒙蔽主上；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玄宗对此不仅熟视无睹，反而把他们视为大大的忠臣。由于安禄山素有骁勇之名，而且机智、诙谐，貌似忠厚，善于奉承，所以深得玄宗欢心，对他尤为宠信，极力加以提拔，从小将擢升为大将。天宝元年设置十节度时，任用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过了两年又命他兼任全国最大节镇范阳节度使，到了天宝十载（751），又命他兼任何东节度使，于是，一身兼三节度，手握雄兵近十九万，约占边防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而且所部都是强兵悍将。同时还任命他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大使，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开日后节度使包揽地方各项权力的先例，从而出现外重年轻、尾大不掉的局面，终于导致唐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兵 安史之乱前后经过八年（755—763）始告平息。经过长期战乱，中原地区满目疮痍，唐朝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尤为严重的，在平叛的过程中和平叛之后，由于唐朝统治者在政策上的错误，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割据势力，出现了长期藩镇割据的局面。从此以后，兵连祸结，从唐中叶经过五代十国直到北宋初年将近二百年之久，才又恢复统一的局面，作为藩镇割据势力支柱的藩镇兵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唐代藩镇兵的概况，分以下几个问题叙述之。
一、姑息政策与藩镇兵的兴起 藩镇兵是藩镇割据的支柱。唐代藩镇割据，起于玄宗的宠信奸佞、措施失当，成于肃宗、代宗的姑息养奸。
姑息政策在肃宗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志玄病死，部下裨将李怀玉擅自杀掉王志玄之子，煽动军士们鼓噪，推举其表兄侯希逸为节度使。肃宗不仅不问其擅杀和聚众要挟朝廷之罪，反而答应其无理要求，任命侯希逸继位为节度使，开藩镇将士拥立节度使的先例，大大地损伤了朝廷的威信，助长了藩镇专横跋扈的歪风。因此李怀玉更加有恃无恐，永泰元年（765），又唆使部下驱逐了侯希逸，不出所料，这位悍将的野心终于得到满足，当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朝廷的威信完全扫地。
代宗继位后，进一步发展了肃宗的姑息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了。代宗宝应二年（763）正月，唐朝平叛军节节胜利，向安史叛军巢穴合围，史朝义走投无路，穷蹙自杀，部下残兵败将已成瓮中之鳖，纷纷乞降。以代宗为首的唐朝君臣本应除恶务尽，趁此良机一举扫平安史余党；即使允许他们投降，也应解除其武装，收回其土地，永除后患；但是目光短浅的代宗君臣却贪图一时苟安，不顾百年大计，竟然答应安史余党通过平叛军副统帅仆固怀恩提出的投降条件，分过去为安禄山、史恩明窃据的河北地区为幽州（后改卢龙，今北京市及河北东北部，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成德（今河北中部正定一带，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魏博（今河北南部及山东东北部，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相卫（今河北西南部及河南东北部，治所相州，今河南安阳）四镇，任命安史降将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一切权力如安禄山时，朝廷所得只是名义上的统一而已。代宗君臣那里知道仆固怀恩怀有二心，深恐“飞鸟尽，良弓藏”，图谋挟安史降将以自重，从中渔利，所以极力为之保存实力，争取优厚条件，代宗贪图一时苟安，竟然采纳怀恩建议，对于束手待缚的安史降将，赐以高官厚禄，授以土地人民，其姑息养奸、养痈贻患达到了极点，如《新唐书·藩镇传》所说：“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置吏，以赋税自私，不献于朝廷。……以土地传子孙……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代宗对于河北安史降将虽然一味姑息，百般抚慰，但他们并未感恩戴德，反而视为软弱可欺。代宗时，首先倡乱、抗拒朝廷的，就是“河朔三镇”（指卢龙、成德、魏博，相卫节度使薛嵩死后，土地大部为魏博兼并）。他们“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名虽藩臣，羁縻而已”。“初（李）宝臣与李正己（即李怀玉，代宗赐名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不久，淄青（今山东东部、北部一带）、横海（今河北沧州一带）、淮蔡（今河南汝南一带）各镇相继效尤，所以代宗时藩镇割据已成定局。
德宗在位时，颇有振作之意，不许藩镇世袭，引起河朔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的反对。他们串通一气，联合出兵抗拒朝廷，互相称王称帝，德宗命禁军和拥护朝廷各节镇兴师讨伐，结果以失败告终，对于一些藩镇的世袭问题，只得不了了之。藩镇更加专横跋扈。
德宗之孙宪宗是中唐晚唐时期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在削藩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即位后，立即罢免主张姑息政策的守旧派官僚韦贯之、萧俛、钱徽等，任用主张削藩的大臣李绛、裴度、杜黄裳等为相，在削藩方面曾经取得很大的成功。这时，藩镇中积极拥护朝廷的藩帅田弘正奏清朝廷委派官吏接管魏博军政，宰相李绛劝宪宗对田弘正和魏博将士厚加赏赐；另一方面，集中兵力打击最跋扈的强藩，首先从当时势力最强也最跋扈的淮西（淮蔡）节镇开刀，由宰相裴度率领大将李愬等各路大军，经过三年征战终于平定淮西。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取得很大的成功，一些跋扈的强藩如成德藩帅王承宗、卢龙藩帅刘总等纷纷归顺，负隅顽抗的淄青藩帅李师道等也因孤立无援被擒，于是，在强藩统治下六十余年的河朔三镇宣告恢复，四分五裂的唐朝暂时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然而功业易堕，好景不长。宪宗被宦官杀害后，昏庸的穆宗继位，终日饮酒作乐，不理国事，所用宰相崔植、杜元颖等人又多是庸碌无能、苟且偷安之辈，于是，姑息政策重新抬头，藩镇又纷纷背叛，来之不易的削藩成果遂付诸东流，堕于一旦。长庆元年（821），卢龙兵变，大将朱克融作乱，驱逐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张弘靖。朝廷本应遵守宪宗时的成规不予承认，以免宪宗已经革除的由藩镇擅自逐帅立帅的积弊死灰复燃，不可收拾；但苟且偷安的穆宗君臣竟然承认既成事实，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本来刘总归顺朝廷时曾经把朱克融等一伙骄兵悍将送到京师，任凭朝廷处理，但穆宗听信崔植、杜元颖的错误主张，把他们送回幽州，不久就发生了兵变事件，兵变后又予以姑息，一错再错。
朝廷的姑息，引起了连锁反应，接着成德也爆发了镇州（即恒州，避穆宗讳改为镇州）兵变，节度使田弘正被害。当幽州兵变时，镇州军情不稳，朝廷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田弘正带领一部分魏博将士前往作为防卫；但必须由朝廷拨给军粮，度支使崔夓秉承宰相崔植等的旨意，刁难不与，结果魏博兵撤走后，成德大将玉廷凑发动兵变，田弘正被杀害。朝廷兴兵问罪，因担任监军的宦官瞎指挥并把精兵留在身边保护自己，以致遭到挫败，未能把讨伐继续下去。转而又采取姑息的办法，任命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后来又把公主许配其子，表示妥协。穆宗君臣对悍将的如此厚爱，竟然达到了忠奸不分、功过颠倒的程度，当时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愤恨，著名诗人、兵学家社牧在所著《樊川文集》中就十分愤慨地批评当时的姑息政策，认为姑息不过是“提区区之有，塞无涯之争”，只能“使逆辈益横，终倡患祸”。果然不出所料，姑息结果只能助长割据势力的骄横。长庆二年（822），魏博节度也相继发生了兵变，逼迫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背叛朝廷，田布自杀，朝廷不能讨，任命倡乱的大将史宪诚为节度使。于是河朔三镇尽失，终唐之世，不能复取。宪宗中兴给唐朝带来的一线生机，终于完全彼灭。
当时朝廷牛李党争兴起，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主张削藩，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则主张姑息。文宗太和五年（831），卢龙发生兵变，节度使李载义为部下大将杨志诚所逐。李载义系唐朝宗室，为卢龙将。朱克融死后，他乘机杀其子，以卢龙归于朝廷，敬宗大悦，即授以节度使之职。这年，卢龙大将杨志诚逐李载义而自立，文宗欲兴师问罪，宰相牛僧孺劝阻说：“安史之乱，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意思是留着杨志诚充当节度使为国家抵御突厥，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可笑，目的就是要对杨志诚采取姑息政策。姑息叛藩以御外患，其懦弱无能可想而知。与牛僧孺对立的李德裕曾辅佐武宗平定泽潞刘稹的叛乱，正欲复兴宪宗中兴功业；但不久武宗病死，宣宗继位，重用牛党，李德裕贬死崖州（今海南三亚）。从此削藩之议日益消沉，藩镇势力更加嚣张，腐朽的唐皇朝终于一蹶不振。
二、骄兵与悍将 藩镇兵是一伙骄兵悍将。节度使是藩镇兵的首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专横跋扈、争权夺位、兴兵作乱、祸国殃民，对于天子来说，他们是悍将。但是在他们手下有许多大将、小将，其中也有一些凶悍的悍将，还有骄兵。有时史书不分将和士，把节度使手下的将领和士兵笼统地称为骄兵，只把那些凶悍的节度使称为悍将。
那些凶悍的节度使所以专横跋扈，无非是拥兵自重，以武力要挟天子；久而久之，他们部下的将士相继效尤，凭借武力要挟主帅、拥立主帅、驱逐主帅，甚至杀害主帅，稍失控制，危害立至。如《旧唐书·罗弘信传附子威传》所云：“魏（魏博节度）之牙中兵者，自至德（唐肃宗年号）中田承嗣盗据相（相州，今河南安阳）、魏（魏州，今河北大名）、澶（澶州，今河北清丰）、博（博州，今山东聊城）、卫（卫州，今河南新乡）、贝（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寝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如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因而兵变常常发生，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说：“藩帅（节度使）既不守臣节，无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以河朔三镇为例，从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三镇五十四名节度使中，由唐朝中央政府主动任命者，仅有张弘靖、田弘正、田布和李愬四人，为部下所逐所杀者达二十二人之多。在中央政府任命的四人中，张弘靖被逐，田弘正、田布父子被杀，李想因病回到京师才幸免于难。虽然发生多次兵变，但朝廷对于由将士拥立或是子袭父位未经朝廷任命的，不闻不问，即授以节度使职位，甚至对于逐帅杀帅的也是如此。比如代宗时，卢龙将朱希彩擅杀节度使李怀仙，自称留后，朝廷即授以节度使职位；成德将王廷凑聚众哗变杀害节度使田弘正，也是自称留后，其结果也同卢龙一样，作乱者最后也是如愿以偿，获得节度职位。唐政府这种对骄兵悍将的姑息政策，不仅未能制止藩镇叛乱，改善骄兵悍将同朝廷的关系，缓和藩镇内部骄兵悍将之间的矛盾，恰好相反，姑息就是纵容骄兵悍将为非作歹，助长了他们的贪欲，其结果加深了朝廷与藩镇及其骄兵悍将之间以及藩镇内部骄兵悍将之间的矛盾，使之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由于藩镇内部节度使与将士间或是骄兵悍将间矛盾的尖锐化，唐哀帝天祐年间（904—907）曾经发生过节度使联合外军将其部下牙军（衙兵）全部杀死的严重事件。发动这次事件的就是魏博节度使罗威。
唐昭宗光化元年（898），罗威继承其父罗弘信官爵为魏博节度使。他少年时就多次听说过魏博牙军（节度使直辖的军队）凶悍异常，自安史之乱以来曾经多次擅自废立节度使，驱逐节度使，杀害节度使，堪称骄兵中的骄兵。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甚衔之”。他继位以后，虽也像朝廷姑息藩镇那样姑息自己部下将士，经常赐以财帛，但仍然坐卧不安，心怀危惧。
天祐二年（905）七月十三日夜，魏博牙军掉将李公佺作乱，图谋取罗威而代之；但这次兵变没有成功，公佺出奔沧州（今属河北）。罗威虽然幸免于难，更加恐惧不安，急忙派人星夜前往汴梁（今河南开封），求救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请其派兵助他消灭部下牙军。朱全忠与罗威素来友好，又是儿女亲家，立即派部下长直军校马继勋挑选精兵千人，协同威夹攻魏博牙军。不久，马继勋率部到达魏州，会同罗威把驻守魏州牙城（环绕节度使内衙之城）的魏博牙军一千人全部杀光，随后又把所有牙军家属八千家全部屠杀。其余驻在魏博各地的牙军也在朱全忠的协助下，经过几月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当然用这种办法对付骄兵，只能快意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骄兵悍将作乱的问题。到了宋初解除节度使兵权，绵延二百年之久的骄兵悍将之患才得到解决。
三、藩镇兵的几个组成部分 唐代藩镇兵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牙军和亲军。
藩镇节度使治所所在州（如卢龙节度使治所在幽州）的驻军为藩镇直辖部队，称为牙军，又称衙军，是当地藩镇兵的主力，因为驻扎在节度使所居内衙的牙城，故称为牙军；另外，还有一部分牙军分别驻扎在治所州城内外和藩镇所辖其他各州县商业繁华和地形险要等各要害地区。由于这一部分军队人数较多、装备较好，也比较精锐，故为藩军主力，有左右藩镇局势的雄厚力量，成为藩帅要挟朝廷、兴兵作乱和图谋割据的重要资本，因而受到藩帅的重视和优待，如驾驭无方，一味姑息，久而久之，遂养成骄兵悍将，经常要挟藩帅，废立藩帅，驱逐藩帅，甚至杀害藩帅。于是，在牙兵之外，有些节度使往往另设一支贴身卫队——亲军，以防牙军哗变。如晚唐时，“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奢不法，发六州（魏博管辖六州）民，人苦其役。其子从训尤凶险，既杀王铎，魏人恶之。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文下胡注云：“魏博牙兵始于田承嗣，废除主帅率由之。今乐从训复置亲兵，牙兵疑其见图，故不安。”
亲军经常住宿藩帅（节度使）内宅，“出入卧内”，故又称为“后院兵”、“后楼兵”，是一支保护藩帅的侍从卫队。这支卫队少则数百人，多至数千人，由带有兵马使衔的大将统率，如《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闰七月所云：当时泽潞（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留后刘稹召见部下都知兵马使郭谊，“谊拜谢稹已，出见诸将，稹治装于内厅。李士贵闻之，率后院兵数千人攻谊”。当时李士贵的职位，就是后院兵马使。《资治通鉴》卷二五六信宗光启三年七月又云：“镇海（今浙江西部杭州一带）节度使周保募亲军千人，号后楼兵，禀给借于镇海军；镇海军皆怨，而后楼兵寖骄不可制。”但是这些用厚禄养起来的骄兵并不完全可靠，后来镇海军作乱时，后楼兵也相继造反了。
第二部分为藩镇所属沿边各驻防据点（戍所）军、守捉、城、镇的驻军（戍兵）。
唐时除在节度使治所设置军外，其他要害地区也设有军、守捉、城、镇等驻防据点，有大量的驻军戍守。以卢龙为例，除直辖的经略军三万三千人驻防节度使治所幽州充当牙军外，其他驻防据点尚有威武、静塞等八军，每军人数多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个别最少的仅有数百人，各军的驻防长官由大将担任，称为军使或大使。每军军官的编制，据《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四年记载：“每军大将一人，别奏一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军务。奏、傔减大将半。判官三人，典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侯，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将（即小将）八人，资其分行阵。办金鼓及卫署，傔各二人。”这是安史之乱以前的情况。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如代宗大历十一年《妒神颂》所记：承天军（属河东节度使）设有：承天军节度副使、前水平军节度右厢兵马使、同山南东道副使一人，副使同经略副使一人，游奕副使一人，都虞侯一人，将三人，散将三人，判官、节度逐要官三人，节度随身官一人，副将三人，衙官二人，总官三人。当时藩镇治所所在地的军使皆由节度使兼任，其他的军使则多带节度副使的官衔。
第三部分是各支州（或支郡）兵。藩镇所属各支州都有一些地方军队。代宗大历年间“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支州兵由州刺史统辖，安史乱后的州刺史大都带有团练使、防御使、镇遏使、团练守使等官衔，如宪宗元和十四年诏令所说：“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本使，如无别使属军事。”
刺史统辖本州地方军队，其下设有专管军事的副使，协助刺史处理一切事务。如《金石萃编》卷九八《八关斋会报德记》所载：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等“设八关大会，饭千僧”。“州县官吏苗藏实等设一千五百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孙琳等设五百人为一会”。由此可见副使孙琳是协助刺史主管地方军务的将官。副使之下，还设有判兵马案、军粮案、甲仗案等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支州刺史和统辖兵马的大将往往兼带藩镇军职，如节度副使、同节度副使以及节度押衙等职务，如唐末杨行密任庐州（今安徽合肥）刺史时，节度使高骈曾任命他为淮南节度府的押衙。
第四部分为县镇兵。县镇兵又称镇兵，系藩镇所属各县地方部队。按照唐皇朝的规定：各县县令不得兼任县镇的镇遏使，无统辖镇兵之权，与州刺史得以统辖支州兵完全相反。但安史之乱以后，不服从唐朝廷法令的藩帅却各行其是，由县令兼管本县镇兵，如《册府元龟》卷一六五《帝王部·招怀》所载：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五月：“淄青伪署海州阳县令兼镇遏使梁洞，以县降于楚州刺史李聪”，即其例证。其在县中军事上或经济上占重要地位的县镇驻防部队则由各州或节度使直接管理。县镇兵于镇将之下，设有副将、押衙、虞侯、将虞侯、军判官、粮料官等。《金石续编》卷十一《河东节度高壁镇新建通济桥记》中曾记载了这些职位。在记中除记载以镇将为首的军事人员外，还有以县令为首的行政人员，说明县令并未兼任军事主管人员。这是因为河东虽是藩镇，但它长期隶属朝廷遵守朝廷规定的缘故。
关于唐代藩镇军将的职级，从《李文饶文集》卷十六《请准兵部式依开元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中可以略见其端倪。状文说： 开元格：每获一生，酬获人绢十匹。
右缘并无军将、官健等第，稍似不备。今请：获贼都头，赏绢三百匹；获贼正兵马使，赏绢一百五十匹；获副兵马使、都虞侯，赏绢一百匹。（都）虞侯己上，仍并别酬官爵，如是官健，仍优与职名；获贼十将，赏绢七十匹；获贼副将，赏绢三十匹；获贼赤头郎及刘稹新召宅内突将，赏绢十匹；获贼长行，赏绢三匹。如是土团乡夫之类，不在此例。
这是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朝廷讨伐泽潞叛将刘稹时，宰相李德裕奏请对俘获叛军将士的有功之臣应予论功行赏的状文。状文首先指出：开元以来的赏格太粗，一律按人头计算，不足以激励士气。然后提出应当根据被俘叛军职级高低定军功大小，赏赐厚薄，从中可以窥见唐代藩镇军将职级梗概：都头、正副兵马使、都虞侯是由大将担任的高级军职，都虞以下的十将、副将等则是中下级军职。其余长行官健为一般士兵，赤头郎、宅内突将则是刘稹临时召集的兵将，土团乡夫也不是正规部队，不应计算在内。
第四节 禁军的盛衰
兵权是政权强有力的支柱。安史之乱前后，由于唐统治者的错误政策，对兵权失去了控制。在强大的边防军被藩镇夺去转化为割据称雄的藩镇兵之后，又一错再错，把余下的一部分兵权即控制禁军之权拱手交与宦官，以致天子禁军转化为宦官控制下的禁军，形成唐朝后期天子外受制于强藩、内受制于家奴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以致于灭亡。
安史之乱以前的天子禁军 安史之乱前后禁军的构成和权力转移情况的巨大变化，如《新唐书·兵志》所说：“夫所谓天子禁军，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安史乱前的天子禁军，就是由南衙北衙两部分禁军组成的。其中南衙禁军即府兵十六卫，是禁军的主力，担任京师和宫廷的宿卫；十六卫以外的驻京军队则组成北衙禁军，协助甫衙禁军担任宿卫。当时的北衙兵，包括以下各部分禁军。
其一，元从禁军。这支禁军系随从唐高袒李渊进入关中的部分将士组成：“初，高袒以义兵起太原，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可见这支禁军是唐朝政府为安插唐初入关的有功将士及其子孙设立的，戍守在京师外围的渭北地区。
其二，飞骑。系贞观十二年（638）为在京师近郊田猎而设立的一支禁军，如《新唐书》卷五○《兵志》所说：“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号曰‘飞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于护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马，虎皮，为游幸翊卫。”
其三，左右羽林军。高宗龙朔三年（662），开始取府兵十六卫中善于骑射的越骑、步射两营设置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年仗。”武后末年，宰相张束之等就是劝说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兵变拥立中宗复位的。
其四，左右龙武军。武后天授年间（690—692）改百骑为千骑。中宗时又改千骑为万骑，分为左右厢。玄宗用万骑平定韦后之乱后，改万骑为左右龙武军，多以唐初功臣子孙充任之。当时一些躲避充当府兵出征或戍边的富豪子弟纷纷缴纳资财参加龙武军。玄宗末年，府兵、骑先后破坏，南衙禁军宣告瓦解，北衙羽林、龙武诸军尚存。安史之乱玄宗奔蜀时，北衙禁军从者仅千人，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扈驾，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权奸杨国忠和宠妃杨玉环，玄宗无奈，只得应允。尤武军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安史之乱以后宦官控制下的禁军 安史乱后，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为唐朝衰亡的主要原因。按照唐制，宫廷设置内侍省，由内侍、内常侍六人掌管省事。太宗贞观年间，鉴于前代宦官专政的弊病，规定内侍官阶不得超过四品，但后来并未遵守。玄宗时，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宫廷宫女宦官达到数万人，其中品官黄衣（七品）以上三千余人，衣朱紫者（三四品以上）一千亲人，“中宫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赡，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其中高力士尤为得宠，“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高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肃宗在春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官居极品，封为国公。宦官之干预政事，由力士开端；但尚未干预军事。宦官之取得兵权，掌握禁军，是从肃宗、代宗时开始、德宗时完成的。
当安史之乱时，玄宗率领梦军千人入蜀，分了一部分禁军扈从太子李亨（肃宗）赴灵武，集合朔方、陇右、河东各镇人马讨伐安禄山。肃宗在灵武即位后，曾调了一些兵马补充禁军，并任命宦官李辅国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兼掌禁军；同时又任用另一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后来又命他带领新成立的神策军。从此宦官势力渗入禁军之中。
同时禁军也在不断地扩充。肃宗至德二年（675），设置左右神武军，是以唐初元从禁军子孙以及安史之乱扈从玄宗、肃宗功臣的子弟为基干建立起来的，与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合称“北衙六军”。
不久，又从招募的军士中挑选一批善于骑射的兵丁设置衙前射生弓千人，称力“供奉射生官”，又称“殿前射生”，分为左右两厢，成立了另一支号称为左右英武军的禁军。这支禁军，代宗时以讨伐张后（肃宗皇后）迎立代宗有功，改为宝应功臣（宝应为代宗年号），后来又改为宝应军，德宗时又改为左右神威军。
肃宗上元年间（760—761）还设置了一支禁军，取名神策军，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节度使，镇陕州，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并兼任神策军监军。关于神策军的来历，如《新唐书·兵志》所载：“初哥舒翰（玄宗时陇右节度使）破吐蕃临洮（今属甘肃）西之磨环川，即以其军为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地陷蹙，神策故地沦没（为吐蕃侵占），即诏伯玉所部军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皆镇陕。其后伯玉罢，以郭英乂兼神策军节度。英乂入为仆射，军遂统于观军容使。”代宗时，神策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德元年（763），吐蕃入侵长安，代宗逃奔陕州，鱼朝恩率所部神策军和所有驻陕军队前往迎驾，都号称神策军，代宗进驻神策军营中。不久，吐蕃兵退走，长安恢复正常秩序，鱼朝恩遂率领神策军驻扎禁中。代宗永泰元年（765），吐蕃再次入侵，鱼朝恩又率神策军进驻御苑，由于多次保驾有功，受到朝廷重视，经过多次整顿补充，实力大大增强，遂分为左右两厢，兵力之强为北衙禁军之冠，成为禁军主力，扈从天子的亲军，鱼朝恩以观军容宣慰处置的最高军职兼任神策军兵马使。于是，德宗贞元二年（786）下诏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后又设左右神威军。如《唐会要·京城诸军》所载：“贞元二年九月二日，神策左右厢宜改为左右神策军。每军置大将军二人，秩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殿前射声左右厢，宜改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置大将军二人，秩正三品。将军二人，从三品。将军二人，秩从五品。其职田、俸禄、手料等，同六军（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十二卫。至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右射生军宜改为左右神威军。”神策、神威四军加上从前的六军共为十军。“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繁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矣。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
自从鱼朝恩有罪自杀后，一时之间，宦官群龙无首，缺少熟悉军旅带过禁军的人物，“内官不复典兵”，德宗遂任命大将白志贞为禁军帅，统率禁军。这本是就势剥夺宦官控制禁军掌握兵权的好机会，但是发生了意外事故错过了机会。这件事起源于白志贞接受贿赂。“志贞多纳豪民赂，补为军士，取其傭直，身无在军者，但以名籍取给而已。泾帅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窦文场、霍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昏庸的唐德宗勃然大怒，极其错误地认为所有的武臣老将都像白志贞那样不堪信任，宦官虽然不懂军事，却忠实可靠，于是又把收回的兵权拱手送给宦官：“（白）志贞贬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德宗还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贞元十二年（796）六月，特立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乃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右神咸军使张尚远为右神策中护军，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自文场等始也。时窦、霍之权，极于天下。”从此，统辖禁军大权全归宦官。可见宦官之控制禁军始于肃、代，成于德宗。为了加强宦官对神策军的控制，贞元十四年，下诏左右神策军设置统军，诏书说：“左右神策军，特为亲近，宜署统军，以崇亲卫。”因此神策军的地位在禁军中更加突出。“当时边兵衣粮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宦官）矣。禁军乃至十五万。”
宦官不仅通过控制禁军操纵兵权，而且还企图通过监军的方式干涉地方藩镇军务，掠取财物，因而加深了朝廷同藩镇之间的矛盾。比如代宗时，大宦官程元振继承李辅国担任知内侍省事，与鱼朝恩狼狈为奸，争夺兵权。鱼朝恩兼任神策军兵马使，把神策军抓在手中；程元振则兼任宝应军使，把宝应军据为己有。除此而外，他还利用权势，借假朝廷名义，干涉藩镇事务，并勒索财物，营私舞弊，如不从命则假公济私，加以诬陷。“元振尝请托于襄阳节度使来瑱，瑱不从。及元振握权，征瑱入朝，瑱迁延不至。广德元年（763），破裴茙，遂入朝，拜兵部尚书。元振欲报私憾，诬瑱之罪，竞坐诛。宰相裴冕为肃宗山陵使，有事与元振相违，乃发小吏赃私，贬冕施州刺史。来瑱名将，裴冕元勋，二人俱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
代宗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因宦官马承倩勒索，送与缣帛百匹，承倩嫌少，掷之道中，引起李宝臣的不满。
穆宗时，派裴度等率各路大军讨代成德叛将王廷凑，每军遣内官（宦官）一人监军。内官悉选骁健者自卫，以赢懦应战，以致兵多败北。
代宗纵容宦官接受贿赂，内官使四方者求赂不禁。
德宗建中二年（781），振武监军使刘惠光贪婪，军士共杀之。
德宗时，河东节度使严缓于贞元、元和时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使李辅光之手。
宪宗时，淮西之役，诸道皆有中使（宦官）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利辄先使献捷，不利则凌挫百端，裴度奏请罢去。
穆宗时，刘悟因功升为泽潞节度使，监军刘承偕常当众辱骂刘悟，引起刘悟不满。刘悟死后，神策军中尉和宰相李逢吉又接受刘悟之子刘从谏的贿赂，为奏请留后。
尤甚者，宦官在控制禁军掌握朝廷兵权后挟制天子，废立由之。如穆宗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拥立，文宗由宦官王守澄、梁守谦、杨承和拥立，武宗由宦官仇士良等拥立，宣宗由诸宦官拥立，懿宗由宦官王宗实拥立，僖宗由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拥立，昭宗由杨复恭、刘季述等拥立。有的宦宫甚至杀害皇帝，宪宗为陈弘志所杀，敬宗为刘克明等所杀。这些拥立或杀害皇帝的宦官，大都是掌握实权的神策军中尉。新皇帝登基时对神策军将士大部予以赏赐，如穆宗即位后，神策军将士每人赏钱五十千，六军将士每人三十千。敬宗之立，神策军将士每人赏绢十匹，钱十千，以答谢神策军的支持并表示庆祝。
宦官的专横跋扈，引起了朝廷中改革派人士的反对。顺宗永贞元年（805），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人士，在顺宗的支持下实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夺回被宦官把持的兵权，任用有声望的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由改革派韩泰充当行军司马掌握实权。但在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的策划下，守旧官僚和藩镇势力群起反对，“永贞改革”终于失败。
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禁军的建制略有变化。元和二年，宣布撤销神武军。第二年，又宣布撤销左右神威军，合为天威军。元和八年（813），又宣布撤销天威军，分隶左右神策军。
僖宗光启年间（865—868），唐朝内部发生多次争夺权位的斗争，唐僖宗逃往西川，掌管禁军的宦官首领田令孜招募神策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为十军，令孜自封为左右神策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都指挥使。每都设立都将一人，又称都头。五代十国时代割据川蜀建立前蜀政权的王建，当时就充当都头之职。
景福二年（893），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同大臣商议，决定改组禁军，由唐朝宗室诸王充当禁军首领，任用覃王李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都指挥使李副之。当时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干预朝政，昭宗任命宰相杜让能与神策中尉西门重遂等商议出兵讨代之。全军五十四都屯守长安以西的兴平抗击叛军。但这支神策新军毫无战斗力，不战而溃，李茂贞乘胜进犯京师。昭宗不得己，处死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茂贞才退回凤翔。乾宁元年（894），李茂贞又勾结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华州节度使韩建共同出兵攻打长安，逼迫昭宗将宰相韦昭度、李磎处死。太原节度使李克用闻讯发兵南下讨伐王行瑜等。事后昭宗命宗室薛王李知柔回长安收编逃散的神策军，得数万人，编为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四军，号称“殿后四军”，命覃王李允、延王李戒丕等统率之。乾宁三年，李茂贞率兵再次入侵长安，李允等率新编的殿后四军抵御，兵败，昭宗出奔华州（今陕西华县）。华州节度使韩建见宗室诸王统兵深感畏惧，奏请罢免诸王兵权，并率兵包围行宫。昭宗不得己，答应韩建请求摘除诸王兵权，新编四军全部解散。不久，宗室诸王皆为韩建杀害，昭宗用宗室诸王掌管禁军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
光化元年（898），昭宗从华州回到长安，因禁军星散，六军有名无实，又命人招募军士，恢复左右神策军编制，仅有六千人。宦官景务修，宋道弼分任左右神策军中尉，把持朝廷政事，与宰相崔胤争权。光化二年，崔胤依靠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出兵攻杀景、宋二人，由另外两名宦官首领刘季述、王仲先担任神策军中尉。由于昭宗把政事交与崔胤，崔胤又仗恃朱全忠势力抑制宦官，这年十二月，刘季述率神策军入宫发动政变，废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不久，神策军将领孙德昭反正，杀死刘季述、王仲先，昭宗复位。但这时宦官和崔胤等朝臣之间己势同水火，各自结交藩镇为外援。神策军中尉韩全海、张弘彦依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崔胤等则仍然依靠割据汴梁的朱全忠。天复元年（901），崔胤声称奉昭宗之命，派使臣前往汴梁，召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入京诛杀宦官，被宦官发觉，神策中尉韩全海等急忙把昭宗劫持到凤翔（今属陕西）。朱全忠率领所部大军跟踪追击，包围凤翔一年余，李茂贞出战不利，只得杀掉前来投靠的宦宫首领韩全海等数十人，同朱全忠讲和，昭宗也回到长安。于是崔胤与朱全忠诛杀宦官八百余人，左右神策军也同时宣告废除，与宦官同归于尽。不久，昭宗及其子哀帝先后为朱全忠所杀，唐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