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到“新年”这两个字，我就想叹气。

因为从小，我对新年的印象总是天气寒冷、家里客人多到忙不过来的慌乱。

其实也不是说新年就是特别的寒冷，而是客厅打扫完，收拾掉一切不必要的杂物后显得更宽敞。趁着年底换新的榻榻米，踩在脚下的感觉僵硬而冰凉；看习惯泛黄起毛边的旧门，这时换上新糊的纸张，只觉分外雪白；连装饰在橱柜里的黄金财宝和水仙花也发出寒光。

算准客人来访的时刻得事先在客厅生好火盆，同时又得注意其他房间的温度不能太高，免得让年菜发馊变坏，说不定就是这样才会让我感到新年特别的冷。

也或许是因为平常总是穿着厚重的衣物，把自己包得圆鼓鼓的。但新年穿上漂亮衣服就不能如此，所以身体受不了。

吃完一家人团圆的年糕汤后，我便会在新衣上面罩件白色围裙，请祖母帮我在袖口绑上缠带以便做事，然后落坐在客厅的大火盆前。

打开草席包着的大酒桶或大瓶玻璃装的清酒，将家中所有的小酒瓶一字排开，依序将酒给斟满。等小酒瓶都装满酒后，拿张不用的废纸盖在上面避免灰尘进入，接着便开始调整火候，随时让温酒的水保持滚热的状态。别看我是个小孩子，温酒的本事却是一流，甚至还有亲友开玩笑说：“这孩子马上就可以嫁给开餐厅的人家当媳妇了。”

当时家里进出的客人很多，所以我想收到的压岁钱应该也不少。只不过以前的小孩不太有机会花钱，母亲也会帮我和弟弟把压岁钱存进各自的钱筒里面。我的存钱筒是二宫尊德，[4]弟弟的是楠正成。[5]

我想那应该是父亲任职的保险公司成立几十周年送的纪念品吧。仿青铜的制品，拿起来还挺重的。二宫尊德和楠正成的外貌跟真人很像，底座有开口，可以将所存的钱取出来。

我和弟弟都将存钱筒放在书架上，有一天放学回家时，看见母亲正从楠正成的底座掏钱出来。

那大概是发薪水的前一天，母亲说：“昨天晚上临时来了很多客人，不够钱付给寿司店的人，先跟你们借吧。”这种情形以前也常见。我母亲生性豁达，我们小孩子也觉得借钱给父母是件光荣的事，所以不以为意。然而当场看见大人掏钱的举动，感觉还是有点奇怪。

楠正成看起来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相对地，我的二宫尊德明明是个少年却长得一副老成的脸孔。而且我也不喜欢尊德的发音。[6]或许是小时候的印象很难抹去，如今我只要看见铜像，总觉得底座下应该装了不少钱！

有人以为《百人一首》[7]诗歌集中的作者之一赤染卫门是男性。

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就曾怀疑，“是吗？是女的吗？真的是女诗人吗？”

情知愿早眠，

胜若空候月东升，

一夜苦思量。

人生五十年，始终以为男性不会写出这种情诗的这个朋友，在新春时节获知事实，显得有些不太能够接受。

这么说起来，身为朝臣的藤原道信也写过以下的诗歌：

天明暮将至，

却恨曙光催人离，

相思苦难挨。

感觉不像个男人，太过痴情。

还有大江千里也是男性，他的诗歌如下：

观月心感怀，

万物皆享秋意浓，

独自伤悲秋。

这样的诗句说是出自女诗人之手也不足为奇。

据说《百人一首》的作者中有二十一位女诗人。是不是古今皆然呢？为文题诗的男性，个个温柔多情；而女性作家就充满了不让须眉的刚烈个性。似乎男性能够很自然地将人性中柔弱的一面表现出来，女性却很矫情，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逞强固执”吧。

我也到了理解什么是愁滋味的年纪了，常想在新年时应该好好品味诗歌的意涵，玩百人一首的纸牌游戏。但想归想，春节假期便这么结束了。

突然发觉自己并不曾有过在正月时分穿上新衣到庙里参拜，或是看过新春大公演的戏剧。

新年时，总得在家门口迎接来拜年的客人，帮他们将鞋子排整齐、接过他们脱下来的披肩或大衣挂好，然后回到厨房温酒，等父亲召唤时到客厅正式与客人寒暄问候。

或许是因为被酒气熏的关系，还是吸多了火盆中煤炭释出的一氧化碳，神情总有些茫然，当天傍晚肯定会患头痛。燥热的舌头吃橘子，是再好不过的了。

从我懂事以来，家里的新年就是这个样子。我也认为新年理应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埋怨过父母。然而从小在商店街长大、知道都市小孩的新年不该这么过的母亲却很同情我，在我小学三年级的那个新年，特意让我出门去玩。

“待会儿你爸爸的客人就会到家里来，到时候你就不方便出门了。”说着便连忙帮我换上新衣服，要我去找朋友玩。

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大年初一起便有许多客人来家里拜年，因而我们家的小孩是不可能找朋友来家里或到朋友家去玩的。突然间要我去找朋友玩，一时间我也想不出该去哪里才好。

呆立在门口好一阵子，只觉得天气冷得难受，好不容易才想起到同学玲子家看看吧。她们家是建筑承包商，房子盖得好大，被带到客厅时，我简直是吓呆了。

儿童房位于二楼，可以俯瞰整个中庭，是景观最好的房间。榻榻米上铺着红色地毯，面对庭院则是整片的落地窗。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七八个同学坐在里面。盛装的玲子正在弹钢琴。每个小朋友面前都摆着可爱的餐具和食物。玲子的父母忙着指挥女佣招待我们这群小朋友。宽阔的屋子里很安静，不像我们家飘散着酒气和嘈杂的人声。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另一种新年，安静而又丰盛的新年。我们玩了笑福[8]、双六[9]等游戏，虽然很好玩，我却渐渐坐不住了，心里总是担心起家里的状况——这会儿应该是家里客人最多的时候吧？祖母和母亲应该忙得人仰马翻了吧？父亲又大发雷霆了，可是新年期间不是不应该大声骂人吗？谁在负责温酒呢？

本来我若待到傍晚，玲子家便会开车一一将我们送回去。可是我放弃这项福利，一个人先告辞了。当时我们家住在中目黑，玲子家则是在旧赛马场的后面。如今那里房屋林立，二次大战之前却多半是空地。我像参加运动会般地跑步冲回家。

“你还在干什么？温酒上得太慢了。”回到家后，在父亲的斥责声中，我一边将快要烫伤的手指摸着耳垂降温，一边将冷酒温热。这时一位只有在新年会来家里的客人上完厕所顺便探头走进饭厅，跟我寒暄几句后，突然抱住正在配菜的母亲大喊：“经理不行啊！你们家全都是靠经理夫人在撑呀。”

这时也不知父亲是怎么看待这种场面的，他冷不防地冒出来说：“是呀，你说的对。”同时将喝醉酒的客人拉回客厅去。母亲的脸则因为生气而有些涨红。

由于人数比预定的多，祖母试着减少每个人的醋拌小菜，好增加两三盘。

酒醉的客人开始唱起下流的歌曲。每当歌词唱到危险的地方时，父亲为了怕坐在饭厅的女儿听到，便故意大声吆喝：“万岁！万岁！”

有时候听见脚步声，探头往走廊一看，原来是上完厕所的客人开错门，把储藏室当作客厅了。有时候其实没什么事的父亲会走过来，瞧见一边温酒的我偷偷捏菜吃，敲敲我的头后又回到客厅去……

这就是我的新年。

尽管嘴里经常抱怨着不喜欢，但其实我并不讨厌这样的新年。

那一天，跑步穿越旧赛马场的空地，即将抵达大马路之时，被裙摆绊住脚，跌了一跤。一个经过的老婆婆扶我站起来，并且坐在路边旧木头堆上帮我重新绑好腰带。

“你这孩子怎么了？”她边绑腰带时还边数落我：“新年是不可以跑的，这样子福气都会被跑掉的。”

我去算命，说我有驿马星动的运势。就职业来看，这种星象的人将会东奔西走，无法定住在一处，而是忙个不停。

旧赛马场，顾名思义就是以前赛马场的所在地，目黑纪念赛马会就是因此而命名的。当年我穿着新衣服在赛马场后面奔跑，似乎预告了日后会驿马星动。

那之后我吃了将近四十次的年糕汤，至今仍无法安静悠闲地过新年。

从杂志编辑、周刊执笔、广播剧幕后工作人员，从事的都是些像驿马般被时间追赶的工作，我不知道是因为脚步太匆忙福气跑掉了？还是为了追求跑掉的福气而加紧脚步？总之，忙碌的生活让我和安详宁静的幸福岁月无缘沾上边。

直到今天，如果在大年初一到初三的电视节目中听见钢琴演奏的乐音，我眼前就会浮现四十年前玲子在家弹琴的画面。

一如灰姑娘往赴人生中唯一一夜的舞会一样，那竟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走错门的新年聚会。

前面提到我从来没看过任何新春大公演的戏剧，其实我记错了。仔细回想，只有一次在新年时被带去看戏，戏码是《忠臣藏》。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因为是耍猴戏，所以我很不喜欢这段往事。

大概是我们还住在宇都宫时发生的事吧，我好像还没上小学，或是刚上一年级。

记不得是什么戏院了，是由两只猴子主演“阿轻与勘平”的角色。

演勘平的猴子穿着武士服、佩带刀子；演阿轻的猴子头顶着假发，穿着一身鲜艳的华服。虽然两只猴子常常会露牙鬼叫，被观众丢上台的花生米而吸引分神，但还是顺利地表演了私奔和切腹的场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演勘平的猴子习惯没事就向上跳。切腹切到一半时也高举着武士刀向上高跳了五十厘米，引得观众们哄堂大笑。生平第一次看戏的我只觉得很有趣，入迷得几乎都忘记了时间。

仔细一看，猴子们身上的衣服有些肮脏，大概是自己咬破的吧，有着粗糙的补缀痕迹。它们的身材瘦小，毛色也不是很好，演戏的过程中不时会偷空捡起台上的橘子、花生米来吃。尽管如此，不知饲主是怎么教他们的，当阿轻抱住勘平依依不舍时，还会用手掩面而泣；勘平在拿刀切腹时，竟会向后一仰，抖动着身体演出气绝身亡的模样。

因为演得太精彩了，我有些被吓到了，那一晚回到家便发了高烧。如今回想，那是我第一次欣赏戏剧。

请教同行的前辈们最早接触的戏剧是什么？大家回答的不是易卜生就是莎士比亚。没有人跟我一样是看猴子演的《忠臣藏》。

看来似乎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位，或是他所写的东西的格调了。

“人们总会遇到与其个性相符的事件。”这句话好像是小林秀雄说的吧。

说得真好，令我由衷敬佩。过去我以为人生中所遭遇的事件可以塑造一个人的个性，但其实不然，而是事件选择了人。

这么说来，我会去看耍猴戏的新春大公演《忠臣藏》，与我慌张冒失的喜剧性格正可说是绝配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