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刘生[12]晚年有一幅日本画作，叫做《鹄沼风景》。
大约是十年前吧，我在拍卖会上看见该作品而一见钟情。明知道跟我的身份不相配，却还是很想拥有，就在我坐立难安之际，终于因为喊价输给他人而含泪饮恨离去。
最近又发现了类似的作品，心里面又有声音鼓动自己询问价格，却还是我无法负担的高额。
那是一幅小品的挂轴，好像是刘生醉心于宋元画时期的作品，直立的画幅中有着整面流动的河水，水边是一群戏水的孩童。
为什么我对这幅画如此执著，甚至想动用为数不多的存款买下它呢？当时没有发觉，事后我才雾散云开般地领悟到原因何在——原来三十五年前我看过跟《鹄沼风景》同样的构图。
那不是风景或一幅挂轴，而是一条黑缎的和服腰带。
当时我住在四国的高松，还在读小学六年级。放学回家路上，我一定会去看看这个地方——那是一间面对马路、有着短小屋檐的房子，没有挂上任何招牌。好像是间做日本刺绣代工的工厂，透过细小木格子的窗户向内看，可以看见四五名绣花师傅坐在木架前穿针引线地工作。
昏暗的榻榻米上，缠在细木筒上的绣线闪烁着，不停地滚动，绣花师傅卖力认真地一针一线绣出马车、牡丹和彩蝶等图案。
师傅们几乎互不交谈，我甚至以为他们是一群聋哑人士。
尤其是坐在最靠窗边的男师傅从来不开口。他那没有光泽的皮肤和阴沉的表情，让我以为他的年纪颇大，但看久了才发现其实是很年轻的小伙子。
他负责绣“戏子图”的黑缎腰带。
那穿着鞋尖翘起的中国鞋、彼此踢着彩球或拿树枝追赶小狗的孩童，生动得令人无法想象是刺绣出来的。我观察他绣花时，他常狠狠地回瞪我。我虽然担心这是因为自己挡到他的光线，但还是受到每天两三个新绣好的孩童图案所吸引，一下课便背着书包躲在窗户边偷看。
他依然常常用力瞪我，但随着日子一久，他会移开身体让我看得更清楚。经过好几天，黑色腰带上布满了玩耍的孩童。某天，我心想今天就要完成了，一路兴奋地转进巷子时，他正好在马路边洒水。
他的身材意外的矮小，相较之下提着的水桶显得很庞大。他走路时肩膀左右摇晃，一条腿是瘸的。
他对着呆立在路边的我挥洒水瓢，泼过来的水量颇大，立刻溅湿了我淡蓝色的夏季水手制服，水滴不断地从裙摆滴落在脚上，我赶紧跑回家去。
第二天起我便不再去看他了。本来走到这条巷子来就是绕远路，放学之后我走另外一条近路回家。
暑假结束了，又是新学期开始。
我突然又想到绣花工厂看看，料想他应该不再生气了吧。可是坐在靠窗位置的已经不是他，而是别的师傅了。绣花师傅们难得边动手边聊天，话语中提到了“葬礼”“奠仪”等字眼。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得知，那名青年好像中元返乡探亲后，就死在乡下了。
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他那松垮的裤管下萎缩的腿，以及孩童们穿着色彩斑斓的中国鞋子踢球玩耍的健康双脚。他是自杀身亡的，也许是当时读了太多小说的关系吧，我幼小的心灵认定他一定是自杀的。隔天放学后我便立刻回家，最后我还是没有机会看到绣着戏子图的黑缎腰带的完成。
那是父亲调职到鹿儿岛没多久，我就读小学四年级、弟弟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弟弟的同学中有一个姓富迫的少年。由于弟弟个性内向，每次转学都不太容易交到新朋友，但这次很快地跟富迫建立了友情。
弟弟的身材矮小，富迫却比他还小一号，是个脸蛋、眼睛和声音都很小的小小孩，长相尤其像老鼠。
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放学回家，正要走进房间放下书包时，看见梁上有只老鼠探出头来。我大叫一声：“啊，是富迫耶。”弟弟二话不说便拿鞋袋抽我。
富迫没有爸爸，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看起来生活不是很宽裕，身上穿用的衣物也有些破旧。
父亲很疼爱富迫。他一向很自私，常常强迫我们费心招待工作上的客户，要他招呼我们小孩的朋友便觉得很麻烦，唯独对富迫是例外。也许父亲从富迫身上看见了自己从小不知道生父是谁、靠着祖母微薄收入过活的惨绿少年时代吧。
那是个闷热的季节，不记得是初夏时分还是夏末了。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和弟弟到吹上沙滩玩，富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富迫斜背着一个黑布包，里面装着他的便当。到了午餐时间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颗比他的头还大的饭团，外面裹着海苔。父亲要富迫将饭团让给他，请富迫吃我们家带来的海苔寿司卷，同时还亲自将水壶里面的红茶倒给他喝。
吹上沙滩位于萨摩半岛鹿儿岛市后面的沙丘上。
大大小小的纯白色沙丘一望无际地铺展开来，沙丘的尽头紧连着波涛层层的海浪。吃完便当的弟弟和富迫开始玩摔跤，两人抱在一起顺着沙丘的缓坡慢慢滚落下去。滚落到底下，两人还是一边笑着打来打去，一边拂去沾满光头的沙尘。
父亲笑着望向他们，突然间就拿出了手帕擦拭起模糊的眼镜，看来父亲哭了。
之后没多久，弟弟从学校回家，将书包递给母亲的同时告知家人：“富迫的妈妈过世了。”
那一晚，在父亲的交代下，祖母带着我和弟弟前往富迫家吊唁。
整间屋子里只有一间房间。将水果箱翻过来放，上面铺块布巾就成了简陋的祭坛。富迫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看见弟弟来了马上露齿一笑。祖母开始诵经念佛，跪在灵前双手合十祭拜了好长一段时间。坐在一旁的富迫头顶上方，有一个不知是谁用旧了的书包挂在墙上，角边都泛白翘起来了。
或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守灵夜，尽管我从没有见过富迫的妈妈，感觉却像是很久以前认识的亲友死别一样，有种想哭的心情。之后我们又踩着木板通过泥泞的夜路回家。
直到今天，只要听到守灵夜三个字，我脑海中就浮现在鹿儿岛这一夜的情景。那个没有鲜花也没有诵经、连祭品都无法供上的凄凉守灵夜，如今回想起来反而令人有种清新的怀念。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守灵夜和葬礼上装饰起冰冷的金银花饰，让祭坛显得热闹缤纷。然而那个祭坛空无一物的守灵夜虽然窘困，却更使人感受到生离死别的意义。之后我们家很快搬离了鹿儿岛，从此便再也没有富迫的消息了。
以前的女校跟现在相比，在气氛上显得十分散漫。然而在战争结束的当时，学校里还依然弥漫着一股紧张的空气。
应美军上缴所有武器的要求，学校将长刀整捆整捆地集中在礼堂存放。前不久还高喊这些长刀是我们女生的灵魂，要是有谁上下倒置或是开玩笑拿来当拐杖使，都会被大声斥责，如今却被捆成一团，像柴火般堆置在地上。
似乎宪兵也觉得接收这些用来玩曲棍球都派不上用场的长刀很困扰，最后校方只好将它们存放在体育用品的仓库中，摆了好长一段时间。
老师们的势力消长也有了新的变化。过去总是低声下气在一旁帮忙工厂动员事务的英文老师取代了走路有风的修身老师，[13]带着班长有说有笑地经过走廊扬长而去。
其中只有教西洋史的芹泽老师始终如一。
听说她是寡妇，带着中学生的儿子相依为命，年纪大约三十七八岁吧，有着一副不太像日本人的知性长相，脸上佩戴的眼镜很适合她。以现在的话来形容，算是很酷的人吧。不论是装扮或举止都无懈可击。我最喜欢听芹泽老师在课堂上突然穿插的闲话家常。
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次在上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时，不知道什么缘故，她突然提到了前一天晚上她儿子的披肩在澡堂被人偷了的事。
“我儿子的肩膀很塌，假日时走在人群之中，身上的披肩常常会滑落下来，必须很小心。”语气听起来显得相当惋惜。
由于平时老师很难得表现出激动的情绪，一时间教室里安静无声。或许是这个缘故，直到现在有人提起十字军，我就会想到一群带着十字架、身穿华服的少年，只是他们的肩膀都很塌。
我还记得学到航海家达迦马的历史时，因为迦马的发音很好玩，[14]一群年轻女生不禁哄堂大笑，搞得教室里闹哄哄地吵个不停。
于是芹泽老师用力合上课本，一本正经地教训大家：“你们不应该用日文的发音去联想西方人物的名字。这种态度让我无法继续教你们西洋史了。”说完她自己也噗嗤一笑。
这样的老师打起分数来自然很严格，可是相当受学生爱戴。运动会中只要有芹泽老师和别的男老师配对比赛两人三脚的项目，光是一出场便会让学生们高兴个老半天。
那个时候常常临时会有什么检查或是打预防针。有时为了驱除头虱或是预防斑疹伤寒必须喷洒ddt，因此经常看见全校师生在保健室前排队等候。
我忘记了那一次是打什么预防针，当我们站在走廊上等待时，传来了之前先打完针的芹泽老师突然身体不适、现正躺在保健室接受治疗的消息。
所有卷起一只衣袖的学生们彼此不安地对看着，议论纷纷地吵着打针太可怕，还是不要打算了。这时别班的班长田村跑了过来，她的身材比其他女生都要高出一个头。她站在走廊中间大声宣布：“芹泽老师刚刚过世了。”说完便放声大哭。
老师好像是因为体质的关系休克死亡。走廊上挤满了抱头痛哭的学生们，有些人跑回教室里，校园里一片慌乱。几乎有两三天，大家都无心上课。
我到现在还记得跟我相拥痛哭的青野节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身材娇小，红色的头发梳着一条老鼠尾巴般的辫子。另外一位松崎同学则是用橡皮筋绑着粗硬如钢丝的黑发，尾端还翘了起来。
有乐町上有一家“桥”咖啡厅。
十五年前，我是这家店的常客。由于白天在出版社上班，傍晚开始帮周刊写稿，闲暇之余还要写广播剧，日子很忙碌。因此这家只要一小时付五十块钱，就能不必看老板脸色而安心写稿的店便成了我的工作室。电视机下面的座位是我的固定位置。虽然很吵，还必须弯着脖子抬头才能看见棒球或摔跤比赛，但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噪音就像音乐一样，我其实并不在意。反而是坐在后面的情侣闹分手了，更会吸引我的注意力，所以我总是一个人坐在没有其他客人的电视机下面撰写兼差的稿子。
这家店雇用了十位女服务生，其中一位十分细心。年约十七八岁、身材娇小的她，会很仔细地帮我添新茶，也能正确无误地传达别人给我的留言。
有一次，我因为工作太累了，忍不住趴在桌上睡觉，结果桌巾上凹凸的玫瑰花样在我脸颊上印下了红色痕迹。她一边忍着笑，一边来来回回地帮我换热毛巾敷脸。
我心想，哪天该买条手帕私下送给她当作谢礼，却突然在某一天的午间新闻中看见成为被害人的她的照片出现在电视画面上。
她是被交往中的男朋友杀死的。电视主播以公式化的口吻说出她被杀害的理由——因为怀孕了而强烈要求对方结婚。当我听到她被勒死后还遭弃置在漂浮着旧木材的污水池中时，几乎无法继续用餐。
我所知道的她，是个笑脸无邪、待人亲切的少女，有说话时身体靠近人的习惯。那双露出在咖啡厅制服底下的细瘦长腿，令人觉得还有着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幼稚。在她那如同小孩般的扁平胸口里，居然怀抱着如此激烈的心性，看来看人眼光不够成熟的人，是我而不是她。
每次看到女服务生、护士等穿着制服工作的人时，我就会想，在那制服底下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所以我总是告诫自己千万不能以偏概全。
家里由于父亲工作常常需要调职的关系，也常常搬家。或许就是因为每个地方都住不久，我们家和扫墓、中元祭祖等活动都无缘。
所谓的“纸马灯笼”，对我来说不过是俳句上的季节用语，只是一些文字性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曾接触过。
然而有时在因缘巧合下，突然翻阅起记忆的旧账，便会想起：那时发生过这种事呀、原来有过这段小小的缘分、曾经受过难忘的恩惠……思忆起过世的人们。
回忆就像是老鼠炮一样，一旦点着了火，一下子在脚边窜动，一下子又飞往难以捉摸的方向爆炸，吓着了别人。
为什么几十年来遗忘的往昔会在这一瞬间涌上心头？惊讶之余，也能跟早已忘记脸孔和姓名的死者们有一段短暂的会面。这就是我的中元，就是我对死去亲友送往迎来的灯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