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是在中学几年级了，国文先生给我们讲韩昌黎的《画记》。他告诉我们学生，想做一篇好记事文，必须念熟这篇文章。讲到淋漓所在，他唯恐我们不明白字面的意思，千方百计来比样子给我们看。例如，讲到“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他手脚乱动的情形，差不多赛过我们在新世界 (北平的新世界，后来沦为贫民窟了) 喜欢看的文明戏法。越讲越忙，忙到后来，他自己也似乎头为之晕晕然。方才做完赶羊的姿势，忽然变成大元帅颐使下人的神气; 一会儿他似乎要睡了，马上他提起脚要过河的样子，还没有跳过去，便仿佛坐在石头上脱鞋——一双永远不上鞋油的发灰的破黑皮鞋。学完人的行止，接着他就来学马。当然他不全学，因为有些词句让他想起他的尊严，例如“鸣者”，他便不鸣了。讲到马，他的困难最多。我不妨举两个例。一个是： “下者”和后面“降者”的区别; 一个是“行者”和后面“走者”的区别。看着他其其地口吃，一身汗一身汗在流，我们中间一位忽然动了灵机说： “上者，下者，行者，牵者。”四者之前全应该有一个“人”字，或者索兴不如看做消极的声音 (passivevoice)。所成为问题的，就是下面所有的什么“者”，全是马的动作。怎么韩愈就那么糊涂，在一个“于马之中”的大帽子底下，把“人”也夹杂在里面，看做马了。我们的先生过了这道难关，便恭维韩昌黎的算法精明。他叫我们从头细数一遍。我记得我们来回数了好几遍，终于弄对了韩愈的“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但是，不! “凡马之事”是二十有九。多两件! 先生睁大了眼睛，从“上者”一直数到“载狐兔者”，的确是二十有九。一位同学提议，前四件人的动作不算。另一位同学驳他，说那应该是二十有五，也不应该是“二十有七”。先生哑然了半晌，便说： 怕是油印的讲义把九错写成七了。这种情形太可能了，没有疑义。先生好容易喘了一口长气，忘记给我们解释“讹者”的“讹”字了。他马上跳到他得意的句子：，“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橐驼三头”，那么，驴是四头了。先生说： 韩昌黎造语变化莫测，像这里的驴，真可谓神乎其技了，因为，不然的话，造语就太质直了。说到这里，一位自作聪明的同学 (他是桐城派的信徒) 便说： 照先生的说法，“隼一”，真是质而又直了。坏处是： 这里紧跟着重复了上句的“一”字。一位打油同学便说，这样改最好： “隼如橐驼之数，而去其二焉。”
总之，我们全爱这篇《画记》。第一，先生的热情感动我们;第二，他引了许多古人的推崇，什么欧阳修尝言曰： “吾不能为《画记》。”什么苏东坡，什么秦少游，没有一位文人不把《画记》当做记事文的楷模。
如今，将近二十年了，谁要问我对于《画记》这篇文章的印象，我相信我的回答是正面的。但是我的理由却不是我二十年前先生的理由。不仅《画记》，韩愈所有的文章，从散文的立场来看，最是富有散文的节奏。他的行文不平板，他所追求的永远属于一种跌宕起伏的气势。为了得到这种珍贵的反乎诗的节奏，他会在一个冗长的句子下面来一个短促的句子，他会在单调的陈述之中，忽然呈出一种意外的奇突。意思并不多，也并非了不得的新奇。但是什么东西迷诱我们，不忍把他丢开。这不会是他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大家在《原道》一文已经领略够了。也不是因为他喜欢用几个古字，因为说实话，这只有给我们不文的读者添麻烦。他明白散文的诀窍，第一是脱离诗的音韵，第二是有它自己的节奏。《画记》便是他成功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但是，不瞒人说，我相信我的回答会是否定的，假如站在画的立场来看这篇为人讴歌的《画记》。因为，这里所记的人马等物，数目虽然详尽，其实毫无用处。它们是孤立的。请问，我们能够从“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晓得些什么主要关于画的? 这些人，这些马，加上那“二百五十有一”的器物，拼不出一个画面。这些人，这些马，虽说各有一个姿态，彼此之间缺少关联。这不是一帧画，我们从开篇第一句“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便知道。这一卷，我们从后面晓得并非真本; 而是一位赵侍御手摹的临本，即使是临本，已然把韩愈感动到“虽百金不愿易也”。韩愈得之于唐德宗贞元十年，约当纪元后七九四年。赵侍御摹于二十年前，约当七七六年。然而，有几幅画? 是谁画的? 假如不是一位画家，又有多少? 全都姓甚名谁? 我们无从知道。这还不要紧，可恨的是这些人，这些马，怎么分配在一幅一幅的画上，我们想象也不得而想象之。当年我们先生最爱的算法竟然无补于画面的组织。当做一册画卷的记文来看，韩愈简直失败到不堪饶恕的地步。
所以，这不是一篇理想的记事文...，因为记画，而不叙明画面的组织，等于一无所记，因为我们无从把事物连成一个匠心的结构。
然而，话说回来，这是一篇好文章...，因为韩愈虽说在记画，其实在写文章，文和画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个东西： 这是两种艺术品，工具不同，方式不同，便是从事的心灵也迥不相同。对于韩愈，文章可以补足遗憾。他把画赠还故主，自己则“而记其人马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在他这就够了。他有记忆可以弥补他的简略。而且，情感留在心头，只要偶而一翻他的《画记》，他就汩汩而浸润于个中的甘美了。这是这篇小文章另一个成功的秘诀： 他是为自己写的。在叙写事物的时候，其实他在记录他情感的痕迹。这里散文的节奏具有一种内在的要求。
我们先生是对的，他有道理赞美这篇动人的《画记》，虽说他不明白他的道理所在。
韩愈文章的成功在乎他的热诚，如托尔斯泰所谓的艺术的真诚(sincerity)。一种内在的要求强迫他写。他是情感人; 他是一位被真理 (他所宣扬的道) 耽误了的热情者。他文章的吸力并不似胡适之先生常常谈论的那样简单，那样外在，他的巧妙不在“文从字顺各识职”，那只是一种方法。还有比宋人理学派的文章更为“文从字顺各识职”的吗? 然而它们别想有韩愈文章十分之一动人的力量。韩愈如果“文起八代之衰”，是因为他有一腔真诚的热情。他一扫虚伪的矫饰的词句 (六朝以来的把戏)，回到东汉以前的古文，那在古代起伏于人心之间的自然的语言——他喜欢用古字，因为他是一个书呆子，——然而已经失去了生命力量的过去的语言。他把他的生命灌输进去，他用他的热情复活了它。他真正回到的，如我前边所指，是回到那被热情激荡的生命的节奏。
热情做成力量，节奏做成美丽。因为节奏近乎节制，韩愈的节制 (犹如诗中的杜甫) 正是他的高贵所在。绝少美丽是漫漶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
(载1940年3月15日《学生月刊》第1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