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空头的荣誉”

鲁迅不要他的子侄去做空头文学家。解释可以各式各样，但是，我们的线索要是不过分谬妄，下面柏得尼依 (d. bednii) 的诗或许正是他的本意：

谁若喧噪地追求空头的荣誉，

谁若装腔作势夜郎自大，

在傲慢的宣言里放些屁话，

而成日的，

成日的，

成日的，

不事阅读，

那谁就是蠢东西。

苏联文学顾问会告诉我们，诗人有意讽刺那些把文学看做轻巧的工作的人们。在我们今日把任何纸上的东西夸做文学作品的时代，他的警告十分值得我们思味。鲁迅还要积极，进一步指点我们：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我们活在人世，必须有所作为，同时这些作为，也要能表示不是欺人欺己。我们待人要诚实，对自己要忠实。一个人难得是一个完人，缺陷不是一种耻辱，才能的限制反而形成我们良心的安宁，事业的光明。所以真正的工作者，尤其是在文学上，具有丰盈的自觉，体会一己的狭隘，希冀远大的造诣，不声不响，积聚精神的糇粮，时刻准备万里长征，要在足之所至，留下碑亭一样不朽的遗念。鲁迅便是这样一个榜样。到死也在苦苦译作，他却把自己说做“因为并未疲劳，也就是并未出力工作的缘故”。让我们学学逝者的谦虚和他的勤慎。他要求世人忘记他，我们不便预言他的作品是否全部永生，至少他精神方面的教训将要 (而且现在已然) 活在我们后生者的心头。

看看我们目前，写不上十个短篇小说，不等世人和时间的评价，便已然自命做小说家或者作家，其实顶多也只是短篇小说家而已。虚荣骗去我们的僭越，僭越把我们扮成了一个小丑。我们小心自己做了那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蠢东西”，一天到晚摆些“装腔作势”的姿态。

二 鲁迅和翻译

有些书为了自己而来; 来得恰好投在时代的怀抱。有些书是一种教训，慢慢把时代丢在后面，好像龟兔竞走。如此如彼，并行不悖，有的像一块真金，埋在土里，有的像一颗星，也许转眼消逝，全等待我们发见。然而在这文学商业化报章化的时代，真金和假金发出同样光辉，恒星和流星同样在刹那里存在。我们手酸了，眼花了，得到的往往只是厌倦。什么全沦落了，便是欣赏，一种鉴别和选择的机能，也降成一种如响斯应的接受。然后，一种普遍的焦急和失望，分头奔向各自的客栈。因为焦急，我们喊出孩提似的疑问： “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的作品?”因为失望，我们就自行其是，不再探索生命的新的形体。一者忽略学习，一者沉湎积习。然而口舌纷纭，随波逐浪，依然拦挡不住有屹然不动者在。

鲁迅便是这少数屹然不动者之中的一位。经过二三十载的摸索，怀着一种反抗的心情，企图一个比较合理的公平的社会，不能完全摔掉他阿q的时代，他知道他只是一个先驱者，应当尽他先驱者的任务。他开山辟路，把路留给他属意的青年，文学不是一片浮萍，无根自生。这里要有深长的孕育，适宜的晴雨，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本身要能吸收。一个民族需要新血，它的文学同样需要参考。历史如此，我们自然不能独为例外。鲁迅知道翻译的重要。他有一管犀利的文笔，可以创作，可以翻译。创作关乎他个人的毁誉，但是，翻译，把世界的杰作介绍给全国同胞，是一件为民族的未来着想的事业。我们有的是生活，苦到无法再苦的生活，然而我们缺乏有力的启示。他把翻译引为自己的职责。把他的勤慎和修养放在一旁，有一点格外显出他的超异： 他不为书局凑数。他为他认定的理想工作。他也许窄，然而我们爱他如此，因为他有他深厚的性格做根据，因为虽说政治的主张决定他的选择，所选择的杰作却跳出政治的主张，化入人人的心灵。

文学不是一个绝缘体; 一切人类的现象都是它的对象。在这些现象之中，政治是一块吸力最大的磁石。在我们这时代，出乎文学，入乎政治，出乎政治，入乎文学，早已不足为奇。奇的是文学变成一种工具，一种发泄，一种口号，单单忘掉了它自己。文学是一切，然而我们相信，绝不会单是口号。口号可以变成文学，文学原本就是一种发泄。然而文学不可以变成口号，发泄可不就是文学。所以，忽略文学的健全和关联，我们一再尝试，一再失败。我们不是缺乏生活，并非没有经验。我们有一切资源，然而木是木，石是石，架不成一座大厦。艺术是一个无情的女神，半心半意不用妄想她的青睐。苏联文学顾问会要她的学徒使用“艺术描摹的语言”，同时在要求避免“记录式的，干燥的议论”，以及“政治的杂音”之余，进而指示道： “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把表现往往代以议论，这是最大主要的一个缺点。”

一个对于文学有素养的人，例如鲁迅，虽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思想，明白文学和政治的关联同距离。他最好的说明便是他的翻译。

三 为什么鲁迅放弃小说的写作

爱护小说心切的人，往往责难鲁迅放弃小说的写作。但是，鲁迅，甚至于爱护鲁迅的人，却很少解说这有趣的现象。诽谤他的，每每以为他的想象枯窘了，所以他放聪明些，便不写了。因为他没有兴趣，也实在写不出来了。实际，如今鲁迅去了世，任谁猜谜说梦，都难免“小人”之讥。

不想坠入这种诽谤的恶例，我们暂且提出三个假设： 第一，他政治的见解不容他创作，文学出自深切的经验，而他的过去就他看来不值一文。他不能从正面下手。从正面下手，他首先缴械，热情洋溢，而世故把他的热情逼进去; 所以他冷酷 (因为太热情)，谩骂 (因为太爱惜)，讽刺 (因为太清醒)。他用《故事新编》结束他小说家的生涯，便是一个悲壮的证明。他把希望寄在有为的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不和他一样，不和别人一样，另一只脚踩在一个陈旧的世纪。他的光明映出他的影子。没有影子的光明属于那些为未来而在现时挣扎的生龙活虎的青年。第二，他以为杂文 (破坏的，修正的，建设的) 更切急需; 他的目标是人类的幸福，杂文的效验来得快，也来得广。结论就是他重视革命事业，甚于文学方面的成就。他特别提出章太炎的革命功绩，便是一个证明。第三，他的方面和视野太广，在他的内心形成一种冲突，不安定，因而互相抵消，其中胜利的便是杂文所需的力量，一种碎裂，仿佛地雷的爆炸。

这三种心理的解释，也许都无一是。其实为什么他放弃小说的写作，我们可以从另外两个问题找出相当的暗示。这就是： 为什么他从事写作杂文? 为什么他从事翻译小说? 把前面提出的三点揉搓在一起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一些线索。和一切先觉者的存在一样，这是一出悲剧。他是一个撒种子的人，收获留给未来。

他的传记者一定会说给我们知道的。

(选自《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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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1938年12月18日《星岛日报·星座》。——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