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艺术制作需要仔细咀嚼! 最近我又遇见一个例子。它的线条那样细，它的色调那样匀，它的结构那样似有似无，人物即是气氛，气氛即是人，没有人工的特殊的凸出，缺乏舞台的技巧的紧张，然而一切是生活，浑然不分沙石，流过漫漫的长夜。这是我看了两遍的于伶先生的《夜上海》。

有人或许把这混称做素描，或者速写。例如于伶先生的《花溅泪》，我同意是。原因在那里面缺乏统一的深沉的性格。它有一个主题，然而主题盘旋在半空，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下来，牢牢实实附著在它所钟情的某个或者某几个显明的性格。那些人物只是些带着后加的意义的影子在跳动。我们一看《花溅泪》，就猜得出作者曾经在孕育期间彷徨来的。

《夜上海》不然。人物在这里是坚定的 (造型上的坚定)，我们或许感到若干暧昧，例如钱恺之，但是我们要注意，第一，性格本身即是模棱两可; 第二，环境不允许强烈的深入。然而这里，真正给了我们一些可爱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平常人物。他们活着，仗着演员的努力，我们一直把他们的形象带出剧院，洄旋在心头而久久不去。别瞧中间有一幕离开主线——其实是主线的暗面，因为始终没有走出主题。主题扣住这些可怜的渺小的生命，唯其这些生命过分渺小，一种无力的悲哀擒住我这看了两次的中小产观众。

苏联的文学工作者告诉我们，要写手头熟悉的材料。于伶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指示。他写的东西都是我们或者他的四周的事实。于伶先生好像一个海绵，把水全吸了进去。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夜上海》是一个胆大的尝试。我们方才所谈的，还没有旋到里面所供的中心问题。

第一个让我感到的是，《夜上海》的聪明的处理。我们明白，环境有所限制，一切必须避免质直地说出。但是怎样避免呢? 怎样用孤岛的题材，不落公式的臼窠，不触当道的忌讳，然而怎样把题材运用到还能够正面表白心头的义愤呢? 记得近日时常有些刊物提到表现孤岛的现实。诗歌小说散文仅仅承负文字的责任，我觉得只要有心人在，有天下在，并不十分困难。最困难的却是戏剧，那必须以行动，以具体的形态表达的舞台条件。但是，《夜上海》是一个光荣的例证。它的主题是明显的，它的人物是存在的，然而那切腹之感，那最动人的语言，我们必须记住，不在它的对话，而在它的沉默。最传情处是无言。作者和导演用暗示来做口号，没有笔直的撼人的力量，然而像佳句一样，给你一种启示的力量。

这不是象征，如《罂粟花》那样象征; 也不像《小英雄》，那类单纯到近似宣传的文章。站在演出者的立场，没有比那更容易的，但是，来到《夜上海》的暗示，没有比这更困难的。生活不是变态的，心理还是日常的，然而意义却是暗示的： 一切全看演出者的调理。手法稍有差误，便有晦涩或者歪扭的危险。

我看两次《夜上海》，第一次我带去的是看戏的心情，我以为《夜上海》失败了; 然而，什么东西留在我的意识，强迫我再尝试一番。我又去了。第二次走出剧院，我承认“我”失败了，但是，《夜上海》胜利了，因为人生胜利了。我在《夜上海》重新生活了一遍。它的戏就在生活的再现，而不在技巧的卖弄。

所以，第二个我必须指出的，是风俗剧的艰险。没有再比这类戏难演的了。看过新近《醉生梦死》的演出，加上今日《夜上海》的印象，我越发明白这个道理。它们缺乏高大的压力，因为生活本质 (一些渺小的人物的生活) 是灰色的。看戏的人必须具有切身的情趣，世故的体会，说一个字，味。观众好比那类自私自利的人，看不见自己，永远不了解自己，要看的只是锣鼓喧天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强迫自己，因为好的艺术制作并不强就我们。《夜上海》是那类提补元神的醇酒。它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把生活以暗示的力量正面摆在你的眼前，一切好风俗戏全应如此。

于伶先生的《夜上海》，尤其是胆大的尝试，是成功的。但是，他的成功正是导演的烦难。风俗戏是一个导演的试金石。做到平稳已然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没有过分夸张的讨巧的地方。一切要自然; 而“自然”这两个字，正是朱端钧先生获得的可贵的成绩。我不必指出我喜爱的那些个别的场面和演员; 我只要提醒一点： 扮鬼比扮人容易。人，近在身边; 鬼，无可参证。《夜上海》的演员的吃力就在这上头。他们的造诣是值得表扬的。连一个小孩子，都扮的那样逼真，那样富有人性，上海剧艺社真可谓人才济济了。“都是《夜上海》中人”，此言不假。有谁不在这黑暗的孤岛生活吗? 泪潸潸然下了。

(载1939年8月《剧场艺术》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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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章署名“沈仪”。——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