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全在上海发生，然而《夜上海》和《沉渊》却像两个完整的世界： 一个是表面复杂而实际单纯，一个是表面单纯而实际复杂; 一个有更多的生活，一个有更多的心理; 一个正常，一个反常; 一个平易，一个险巇; 一个如万籁齐鸣，置身其中而不复自觉，一个如幽灵独语，心有所怵而难以自拔。这里是两个境界，同时是两种力量，两种启示。

它们的对象是现实。什么是现实? 十九世纪的初叶把这看做丑恶的别名; 而天真的诗人往往把它叫做美丽。经验告诉我们，二者也是也不是。它是人生，有人在这里看见了丑恶，有人在这里看见了美丽。这第三者看见的是现实，没有歪扭和不走极端的现实。什么是现实? 它也许是时代和精神两个齿轮交相旋转之下的人生。它不等于时代，因为等于时代，结局只是现世 (actuality)，或者现时。现实是什么? 也许是经过选择的现世的色相。谁在选择? 精神。

在这广大人生色相里面，好比“众志成城”，精神是那推动的向上的意志。就一个作者和他的作品来说，精神应该是“海可枯，石可烂，此志不可移”的原则之下的智慧。

回到《夜上海》和《沉渊》，它们的对象是现实。那涵育未来，服役理想的现实。它们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却发出同一的光辉，照着这黄昏已去，黎明未届的孤岛。

犹如他们各自的作品，两位值得敬爱的作者——于伶先生和林柯先生——给我们两种不同的性格。有谁见过于伶先生吗? 见过的人帮我想想，没有见过的人可以根据他历来的制作。有人会奇怪为什么这里谈到人。我们不预备揭示私人的生活。有些小报在为我们做这种工作。做的那样坏，那样无聊，以至于那样居心不可问。假如我们说，为了奔忙剧运，活生生把一个小孩子牺牲掉，偏偏就在牺牲掉的那惨痛的一早晨，有人却歇斯特里地诬谤他，谁能相信我们吗? 是的，让我们把那些私事放开，因为对于朋友，尤其对于自己，那太神圣了，最大的敬意是沉默。我们所要谈的是人的基本的成分，最有影响于他的制作的物质和精神的作用。

这里没有多少纸墨容我们往细里推敲。而且，将来会有更适当的机会留给我们的。现在，我们略举一二，且供参考：

第一，贫弱的身体。

第二，诗情的心灵。

第三，锐敏的感受。

第四，乐观的信仰。

这末一点或许是于伶先生，在最恶劣的心情和最困难的环境之下，能以不断地创作的坚强的支柱。另外一点，我们应当指明的是，他没有清闲的时间做更长更细的推敲。匆促是他近年制作的一个平常现象。但是匆促虽说匆促，他抒情的心性却流灌在字里行间，形成作品一贯的情调，即令最俗浅的材料，也有它们感染的力量。

不怕俗浅，而且，有甚于此，从俗之中提炼惊心动魄的气韵，我们必须承认，是于伶先生敏感的灵魂的非常的成就。他懂得日常生活，熟悉他的材料，人情地熟悉。也就是这种奇怪的聚拢，诗和俗的化合，让我们不时感到一种亲切的情趣，为一般中小产阶级所钟爱。也正是这种特征，把他和另一位熟悉上海生活的剧作者分开，更其理智的夏衍先生。

所以，假如有谁问道，什么戏最能说出上海生活? 我们马上回答： 在“八一三”以前，有夏衍先生的《上海屋檐下》; 在“八一三”以后，有于伶先生的《夜上海》。

关于作品的批评，因为剧本没有发表，一切全看演出，我们愿意把批评最大的愉快留给观众自己。我们这里只是帮助观众了解。然而，话虽如此说，轮到林柯先生，我们还不便用分析于伶先生的无情的笔墨分析。这是一位新人，而且，《沉渊》是他第一次尝试。事先褒贬如今成了多余。让观众去发见这位新人和他的作品。快乐是双方的。有了观众的同情，作者会知道所以自励。

我们只能说： 上海剧艺社有光荣把一位一位的新人和一部一部的新作介绍给社会，希望它永久在这方面努力，为国家文化不断争取新的纪录。

民国廿八年八月

(载1939年8月上海剧艺社《夜上海》公演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