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西坏不是一天坏下来的。物腐虫生，一棵树是这样子，一个社会，一个阶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假如到时没有新的生命自救，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有的很快就完了，来时一阵风，去时一阵风。有的，那最多数的，磨人性子一直等到耗光了传统、制度和惰性的可能限度，这才像一只锅炉连好带坏爆炸得一个精光，那，就是说大革命来了。在法兰西大革命没有来，简直想不到要来以前，人民还在问贵族的权势讨生活的时候，远在路易十四文治武功彪炳之际，剧作家在喜剧之中已经开始以贵族的口吻教训贵族，说明贵之所以贵者，为人远比家世重要。什么是上流人?在君王统治之下贵族和上流人并无差别，但是法兰西的悲剧之父高奈叶 (corneille) 首先在他的《说谎人》提出了异议，父亲这样逼问不肖之子:
父: 你算上流人吗?
子: 啊! 真叫不巧! 既然是你生的，还有什么好疑惑的。
父: 你以为是我生的就够了吗?
子: 我相信全法兰西和我是一个想法。
父: 你真就不知道，自从祖先到我为止，其所以能在全法兰西争到这种尊称，完全是由于人品的关系?
子: 我也许忽略了没有人忽略的一点，那就是，人品把它弄到手，血统再往下传。
父: 血统不成功的时候，人品把它弄到手; 血统传下来的时候，罪恶又把它丢掉。一种方式生下来的东西，另一种方式就可以消灭; 所有一个人成就的事业，另一个人就可以毁坏;就你的无可饶恕的罪行来看，虽说你是我生的，你已经不是上流人。
这出戏上演的时候是在一六四二年。过了二十三年，莫里哀拾起西班牙的党璜 (don juan) 故事，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来听严父的申斥:
……你就不脸红，你这样不配你的身世?你倒说呀，你有没有权利拿你的身世对人夸嘴?你在人世干了点子什么来充上流人?你以为有名有姓有家徽就算数了吗?你以为血是贵族，人是下流也对我们算得了一种光荣?不，不，没有人品，才是不值一文。……最后，记住，一个行为不检的上流人在自然之中是一个怪物，人品才是贵族的第一个头衔，我看重的是人的行为，不是人签署的姓名，一个苦力的儿子只要人好，比一个国君的儿子像你一样胡闹，我尊敬得多了。
读过两位前辈重人品不重身世的打击贵族的讽劝，百年之后，我们再看包马晒(beaumarchais) 的《费嘉乐的结婚》(le mariage de figaro)，我们也就不至于因为拿破仑说“它就是已然革命在行动”而有所惊讶于它的突然。一七八四年上演，五六年后，政治上的大革命发动了。路易十六一直不要这出喜剧在巴黎公开演出，想想他后来上了断头台，他有理由顾虑。他没有坚持到底，因为王后要看，因为王公大人全要看，说实话，因为包马晒有本领把戏写得花样儿层出不穷，新鲜、活泼、热闹，让王公大人忘记□□□□□□□□□□[2]的存在。
背景放在西班牙。法兰西应当放心。费嘉乐在伯爵府里做门房，伯爵夫妇答应把丫环嫁给他，今天就是他们的大喜日子。费嘉乐往年曾经为伯爵把心爱的女孩子弄到手，伯爵当时许下将来费嘉乐成亲放弃贵族的特权——初夜权。岁月是爱情和感恩图报的仇敌。伯爵在外寻花问柳乏了味，发见府里——不是他的被冷落的太太，乃是她的丫环，也是一块好料。因为从前许下费嘉乐放弃初夜权，不好明着来，他便暗地里下手，他一方面拿丰盛的妆奁来买动丫环的心，不幸失败了，便另一方面利用费嘉乐的把柄来拆散他们的婚姻。费嘉乐是一个无赖，一个仗着才能往上爬的穷光蛋——十八世纪的文学几乎挤满了这种同型的男女，欠了一个娘姨的债，还不了，答应娶她。他永远没有想到还债，当然也永远没有想到娶她。伯爵以他的地主和法官的地位，由于泄愤，由于不能送他一顶绿帽子戴，当堂判他执行了清债务的义务，那就是说，娶那个老寡妇完事。戏到这里成了悲剧，然而这是喜剧，剧作人老早就安排好了一个出奇制胜的局面: 老寡妇当堂发现费嘉乐原是她的儿子，从小就叫人拐了出去，流落在江湖为非作歹。圣佩甫 (sainte beuve) 加以批评，说从这时候起，他就不欣赏这出戏了，太巧了，太是戏了。他的见解有道理，然而这才是第三幕，我们不免要和圣佩甫一样有些不很了然。
就表面看，第三幕的开庭应当是全剧的高潮，母子重逢，一家团叙，由于老寡妇变成了母亲，费嘉乐的婚姻的障碍也解除了，伯爵唯一的官面文章也做了，法律的靠山由于事情的突变也崩溃了。戏到这里的确是应当完了。然而剧作者硬要再添两幕。为什么?最后两幕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必须往深里追究一步。因为我们明白，停在形式的浮面，形式永远不会帮我们接近它的内涵，那真正重要的精神的意义。伯爵曾经许下他的听差放弃贵族不合理的特权，信义所在，他不能翻悔。然而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花花公子，为了满足他的欲望，同时又要保持他的既得的声望，父母传下来的姓名身世和地位，一句话，上流人的架子，于是他有两条小路好走: 一条是买动丫环的心，走暗路，人不知鬼不觉，达到他的玩弄少女的目的; 一条是明路，贵族世袭的承审权，拿法律来打击不随所欲的男女。法律，那为贵族服务的公道，那似公实私的铁面无情，成了戏剧进行唯一可用的恐吓，伯爵就时时往这最后一计上想。他可以放弃法律，假如能够瞒着费嘉乐，骗到丫环的初夜权; 但是骗不到手，恼羞成怒，他拉下脸来拿颜色给人看，他还有法律。法律是他的武器，正也是费嘉乐的弱点: 谁叫他从前瞎搞，欠债不还!
然而法律在最后也没有用，为了加深我们的认识，剧作人借重技巧，来了一个人人认为牵强的母子重逢，把武器从贵族的掌心夺去。没有武器的贵族，假如给他一个偷情背信的机会，他是要这个机会还是不要这个机会?伯爵遇到真正的试验了。费嘉乐没有把柄给他的时候，他如若因为丫环的挑逗 (其实是伯爵夫人的计策) 真正迎了上去，让我们往正确里明白，贵族本身的弱点完全呈露了，因为这时候，他再伤害他的听差，便是平等的人和人的问题，费喜乐的忿怒就有了理由:
因为你是大老爷，你就自以为是大天才! ……门第、财产、身份、地位，一切让你傲气声冲天! 你干了点子什么享到这多好处?你费的力气就是投胎而已，此外什么力气也没有费过……
可是费嘉乐浪荡江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有才有学，结局不过一个贵人的听差，这个贵人要割他的靴子，他连一个妻子都保护不了。天下还有比这不公道的事?所以前三幕是法律和人的对立，剧作家以喜剧特许的牵强的技巧拆了这个对立的台，然后搭了一个人和人对立的台，把事情搞个分明。等到一切变成人与人的比拼和斗争的时候，大家明白，革命到了，社会一定要换一个样子，于是不到五六年，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
三月廿二日
(载1947年3月26日《文汇报·笔会》第2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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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署名“刘西渭”。——编者
[2] 此10个字由于印刷不清，无法辨识。——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