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 | 火车载来的远方一代人共有的情结
正如“月亮”长期占据古典诗人心中的c位一样，火车，作为大多数人现代交通工具的首选，则同样畅通无阻地驶入了汉语新诗的疆界，它的身影不断出现在诗歌文本当中，百年来经久不衰。
为何火车能够成为汉语新诗的宠儿？动车、高铁等更多的新交通工具是否会取代火车在新诗中的地位？火车的形象又是如何从未来象征到怀旧象征的转变？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述，火车与诗歌是如何碰撞出诗意的火花。
“火车”的现代诗学形象
作者 | 杨碧薇
提到现代交通工具，恐怕没几人想不到火车的。自汉语新诗诞生伊始，火车就以春风得意的速度，畅通无阻地驶入了汉语的疆界。百年间，词与物双重视野下的“火车”灵活地伸展着各个侧面的柔韧性，以适应不断更迭的汉语语境；在汉语新诗走向成熟的道路中，它的形象也日渐充实、丰满。相比飞机、快艇、宇宙飞船等“家庭成员”，火车无疑是汉语新诗的宠儿；在现代汉语的倾情抚育下，它所回馈给汉语新诗的，亦是累累硕果。
在汉语新诗中，火车的车轮滚滚向前，在每一个时空交叉点上，以更新的力，推动着人们对民族、国家、现代性、世界、自我等多个维度的认知与想象。有趣的是，这个过程中，火车的形象经历了从未来象征到怀旧象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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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路的信息，早在19世纪30年代，便经传教士与西方商人传入中国。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1911年的保路运动，催生了辛亥革命。与此同时，酝酿中的新文学也即将临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事物里，火车是当仁不让的超级明星：它庞大的外形引人注目；配套的铁轨建设，须得大兴土木；如此浩大的工程及其运营维护，必须有国家机器作为保障；它飞驰的车轮更是对个体生命有致命的威胁。因此“火车”又自带暴力属性。人们从它身上感受到的多义性，正如对现代性的想象一样——既期盼，又惧怕，同时因需要而难以抗拒。
这一时期的火车，在寻找一个入口，以进入变革中的中国文学。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上刊出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一种新的文体诞生了。[1]如刘德江所说，“在新的艺术体裁的帮助下，火车有了被‘言说’的可能”，[2]它满载国富民强的期盼与现代性想象，带着新世界的通行证，迫不及待地开进汉语新诗里。它就是速度、力量、现代性、新世界，是通往黄金时代的所罗门飞毯：“汽笛一声声的吹着，/车轮慢慢的转着；/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受着。”[3]（郑振铎《追寄秋白、颂华、仲武》）
那一时期，在新文学自带启蒙诉求的话语逻辑里，代表着“新”的火车，被理所当然地镶嵌到一个二元框架中。这个框架的另一极，是代表着“旧”的田园美学系统及它背后的整套古典生活方式。正如刘呐鸥所说，在火车上，“人们是坐在速度上面的”，火车所带来的现代速度，正剿灭着旧中国缓慢流淌的时光；旧的生活方式被更新，无法更新的部分，则被历史抛弃处理。“新”与“旧”的矛盾处处发生，最终，“旧”失败了。“旧”的屈服与灭亡，加之“新”的不确定性，给新文学抹上伤惘的色彩。五四热潮后，新诗的书写者们，也不免在轰隆的车轮声中，惋惜古老田园的荒芜与旧有和谐的消逝：“车轮在铁轨上辗出重复的繁响，/天上没有星点，一路不见一些灯亮。”[4]（徐志摩《车上》）
如何妥善安置“旧”？在汉语新诗的国度中，古典诗歌曾创造的辉煌当真会沦亡吗？幸好，二元对立的双方还存在着互相学习、互相转化的可能。就汉语新诗而言，这种趋势尤为明显。1926年春起，《晨报副刊?诗镌》开始大量刊登新月派诗歌，明确了对诗歌“建筑美”的要求，提倡新格律诗，意在反拨早期新诗散漫、无节制的风格趋向；1930年代中期以后，林庚等人也积极进行新格律体的实践，从古典诗歌中寻找可更新使用的资源。
但这种趋势并未在短时期内见效。内在的紧张、冲突依然存在于“新/旧”的龃龉里。此时的汉语新诗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要与古典汉诗进行进一步的争夺。其中，诗意的争夺是一个重点。早期新诗受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便是浅显、直白、缺乏诗意。将新诗写出诗意，会是解决新诗合法性问题的一个有效策略。古典诗歌自带田园性，天空、烟渚、轻风、残月……自然界的万物，富含无限的诗意。而面对新的时代更迭，如何有效地吸纳新事物，并赋予其诗意，是汉语新诗的一个难题。火车适时地帮了忙。它虽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但行驶时又常常远离城市，长时间地与田野、乡村为伴。新一代的都市人乘坐这个现代交通工具，透过窗户去眺望早已遗忘的自然风光，必然会被一种陌生化的美感所打动：
“火车开着，车窗摇着，//一闪一闪地把窗外的自然，移成电影：/近一点的树，/展成几折的小围屏；/远一点的山，/簸成几叠的小波纹：/云、水、城、屋，/都不是平常形景。”[5]（刘大白《车中的一瞥》）
借着对风景的发现，汉语新诗放下了“缺少诗意”的包袱，其合法性焦虑也被暂且悬置。它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新事物中，同样有大片大片的诗意落脚处。经过这次对垒，汉语新诗对未来的呼唤愈加急迫、大声，现代性所应许的美丽新世界，吸引着人们为之奋斗和疯狂。穆旦的《玫瑰之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样一个蝶变过程：汉语新诗带着满满的自信，坐上崭新的火车，义无反顾地朝未来进发：“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6]（穆旦《玫瑰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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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年代，“火车”成为配合宣传的需要。一个时期呐喊嘶吼的冲洗后，火车，这百变的尤物，在汉语润物细无声的滋养里，并没有喊坏嗓子，也没有将自身轻易地标签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大环境的转变及文学的解冻，火车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符号化，重新在汉语新诗的原野上奔跑起来。新的世界打开了。
从这时起，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欲望又活跃起来。火车天生的流动与运载属性，带来一种新的空间/未来想象：它到过无数的地方，在不同的生活里穿梭；它有能力送走人们，去开拓别样的生活、未知的精彩。在压抑中寻求反弹的汉语，再也经不起远方的诱惑，也坐上火车，去寻找遥远的处女地。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远方，远方也是诗歌最本质的属性之一。在火车的竭力鼓动下，远方，终成为汉语新诗挥之不去的情结。
1985年，诗人王小龙写下《远方》：“都怪这横穿城市的老铁道/使我们总是幻想出发/去那从没去过的地方。”[7]（王小龙《远方》）是的，附加着未知色彩的火车，在对远方的想象里，意义还在持续发酵。居住在北方的诗人普珉，坐在火车上，忍不住想象即将抵达的南方：“我坐火车去南方/好多的夜晚破空而来/白桦树闪过虚虚实实。”[8]（普珉《思绪》）
而居住在广西梧州的诗人盘妙彬，则用他诗性的感知方式去触摸远方的本质——远方，因灵魂的饥渴而起。在远方的对面，此岸世界只有永恒的荒芜和无趣：“这是一个贫穷的黄昏/马车远去，旧式汽车走了，二十世纪初的火车站空着/人民稀少，雀儿成群飞过无云的天空。”[9]（盘妙彬《某年，某个黄昏，某少年》）
托马斯?摩根说，“火车是逃离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火车，对此岸世界的逃离就成为可能。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里有这样一个场景：随着背景音乐《站台》响起，山西小城的一群年轻人跑过蜿蜒的山路，一直来到铁轨上。火车正呼啸而去，他们追着火车，一边止不住喘息，一边振臂高呼，跳着、叫着，眼里带着兴奋，也带着追不上火车的落寞。对远方的向往，在这个片断里达到极致。像是对《站台》的一个回应，湖北诗人张执浩，也回忆过追火车的行为：“明天，焦枝铁路开通了/我们爬上山顶眺望火车里的人/一列火车在浓烟中飞奔/车轮滚滚却不见车轮。”[10]（《蜈蚣与火车》张执浩）
张执浩诗里的“眺望”与《站台》里的“追赶”分享着某种类似的经验：火车飞奔的身影，给生活一成不变的人们带来了新的体验。这种体验与未来有关，既有对远方的好奇，又有因求之不得而产生的落寞。一个隐秘的等式成立了：只要有火车，我们就还有远方，还有未来。老诗人曾卓，即使是晚年卧病在床时，也抱着这样的信念：“此刻在病床上/口中常常念着/‘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耳中飞轮在轰响/脸上满是热泪/起伏的心潮应合着列车的震荡。”[11]（曾卓《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远方充满诱惑，也充满未知和不确定。不管幸运与否，盘妙彬诗中的少年总算是选择了乘火车离去，在“贫穷的黄昏”映照下，他开始了远方的生活：“不知哪一年，少年走下山坡/他一定在黄昏坐上火车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黎明出现。”[12]（盘妙彬《某年，某个黄昏，某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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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的歌《火车》里这样唱：“想欲予阮出外的人，飞向一个繁华世界。”火车载来的远方，已成为一代人共有的情结。但很快，远方不再遥不可及。这些年，中国大地上的高速公路越修越多，民用航空也越来越普及。汽车、飞机与火车共享远方，火车走进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我少年时，曾去姑姑工作的小镇天星度暑假。小镇沿金沙江而建，原本偏安一隅，但因新修的铁路经停这里，便逐渐热闹起来。旅馆、饭店、商店等扎堆冒出。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只能乘坐汽车一路颠簸去的地方，现在只需一张廉价的火车票，便可以舒舒坦坦地坐到。休闲方式也更新了：晚饭后，三两同伴相约，沿着铁轨散步，直到夜色阑珊。
陌生化不再是火车的专属，日常性却成为它的附庸。在电影《周渔的火车》里，周渔常常坐着火车去看望她的情郎。后来，甫跃辉的小说《安娜的火车》，也写了几个女人与火车有关的爱情故事。对她们而言，火车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交通工具。可巧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日常写作也成为汉语新诗的一大趋势。山东诗人还叫悟空这样书写每天传过耳边的火车汽笛声：“远远地听到火车的笛声，长长短短，像是自问自答。/它们怀抱灯火而来，还将怀抱灯火而去—— ”[13]（还叫悟空《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列车乘务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通工作，诗人吴小英安于这样的生活方式。作为广州客运段列车乘务员，她写下了大量与火车有关的诗篇，其中一些就写于火车上。在这些诗里，她直接越过了社会身份的限制，去探究更加普遍的存在意义：“看大地松散/向遥远处展开/田畴生长/都在钢轨悠长之处/但那不是我暖暖的心空/我的栖息在哪儿。”[14]（吴小英《寂寞和火车说话》）
因为大量的时间都与火车相处，在吴小英的切身体会里，早期汉语新诗里火车所具有的现代感消失了，它不再是未来、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正如朴树在《火车开往冬天》里唱的“疲惫的火车，素不相识的人群，哪里是我曾放牧的田野”，在日复一日的运行中，火车确实变得疲惫不堪。“疲惫不堪的火车/载着沉重的乡愁”。[15]（吴小英《乡愁，在铁轨上奔跑》）
这种疲惫，是火车形象过渡到怀旧的一个前兆。百年前，人们惊叹于火车的速度，是因为它的快；百年后再感叹其速度时，却是因为慢了。诗人霍俊明就有这样的体会，“记得九十年代的火车速度很慢，人满为患，”而如今“如此快的速度和生活，却让我没有一刻安闲的心来看看这些物旧人非的地方，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刻面对那些永远稳坐的青山和不息的流水”。[16]
新的速度势不可挡地袭来了：“站在中国高铁株洲制造工厂/我的思绪一下折回到人类速度史/从驴车马车轮船汽车到火车飞机/我的心一路加速，如绷紧的子弹头/以二十一世纪的高速迅速发射出去。”[17]（李少君《后现代意象》）
作为火车的“后代”，高铁的速度是传统火车望尘莫及的。“它只习惯于速度，拽着时间奔跑/甚至把前景甩在身后/所以它高，高明、高超/目中无一物，容得下全部。”[18]（徐南鹏《高铁》）
其实不妨说，高铁是火车的同构物，多年以后，今天它所带给我们的震惊也会渐渐消失，新的交通工具又会取而代之。好在，作为一种低成本的交通工具，传统火车在短时期内不会消失。正如霍俊明说，“无论是直接意义上火车作为工业时代的象征，还是作为光阴的寓言和生存的境遇，这一切都呈现了难以言说的青春的挽歌，时光的骊歌和生命的胎记”，[19]人们还保存着关于火车的记忆，其中既有千差万别的个体记忆，又有某种共性的集体记忆。正是这些记忆，为绿皮火车注入了绵绵不断的温情。当记忆与温情相拥时，怀旧情结自然产生：
“所有的花朵都神秘。/所有的列车都忧伤”[20]（路亚《我见过——》）“多响亮啊我的情欲也是忧伤的风声涌进来/一辆火车开向我”。[21]（衣米妮子《绿皮火车》）
火车的速度之梦破碎了，它不能再作为未来的象征。人们恍然一惊，曾让人无限向往的绿皮火车竟是那样简陋，没有自动感应门，没有空调，没有可调节靠背的座椅……。不管你承不承认，火车，尤其是绿皮火车已悄然成为旧事物的代表。幸运的是，这一转变对汉语新诗而言并不是致命一击，心性敏感的诗人们，早已醉心于火车身上旧的一面。在对绿皮火车的诗性书写中，诗人们用流逝的时光，小心地保存起复古的美：“雪下到一尺厚的时候，你赶过来/你不要坐高铁，高铁太快了/你要坐绿皮车，摇摇晃晃地来，咣咣当当地来。”[22]（还叫悟空《爱上一个俄罗斯女人》）
而人们，终会对传统火车的慢习以为常。缓慢也许另一种难得的坦然。现代生活的节奏已经越来越快了，正如学者敬文东所言，连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在相互抛弃。因为有绿皮火车，我们还能保有一点回忆，一点缓慢，一点温情，一点难得的心性：“一辆绿皮火车将是我四小时的容身地/列车缓缓向前，终点是山海关……”（霍俊明《回乡途中读保罗?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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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汉语新诗似乎还来不及建构现代性的某些侧面的传统，但它对新事物的吞吐是极为迅速也极为灵活的。从火车到高铁，生动地证明了除古典诗歌里的一整套田园意象外，现代事物亦可以入诗，亦可以在诗歌里精彩绝伦。它们已持有进入诗歌的通行证，等待着被汉语新诗进一步哺育。汉语新诗的这种弹性和开放性，不正显示了它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吗？
另一方面。百年前，汉语新诗用火一样的热情接纳了火车，将其视为未来的象征。百年后，火车形象在汉语新诗中一变再变，却始终风雨相携。诗人们对火车的鼎沸书写，不管是未来想象、远方渴望，还是怀旧象征——数不清的诗歌文本，都显示了汉语新诗处理现代物象的卓越能力，也显示了汉语新诗不断摸索道路、革新自身的自主意识。这就是汉语新诗合法性的极好明证。
万变不离其宗，火车在我们心里激起的情感是美好的，正如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期待一样。来自陕西商洛的聋哑诗人左右，也对火车情有独钟。他出过一本名为《迟火车》的诗集。通过想象火车的声音，他想象着自己恢复听力：“我听见火车流泪的样子/就像牵牛花开出蓝苞时露珠颤动的裙子/那是很多年以前。蓝色的耳朵，到处流着声音的雨水。”[23]（左右《再听见》）
火车带来的，远不止是未来、远方和怀旧，还有对无尽星空的仰望。在哈尔盖的火车站旁，西川写下著名的诗句：“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这对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24]（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心怀向往又充满迷惘的此时此刻，惟愿我们不会迷失。